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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宗教地理研究回顾与进展
国外宗教地理研究回顾与进展
薛熙明朱竑
2012-7-2410:
46:
01 来源：
《人文地理》2010年03期
内容摘要：
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外宗教地理研究日益成熟，已成为文化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除传统文化地理学之外，国外宗教地理研究也出现了诸如新文化地理学、宗教生态学、社会学等研究方向；其研究内容也从最初对宗教与地理环境关系的单一研究逐渐趋向多样化，宗教的分布与扩散、宗教文化区和宗教景观研究都得到了充分重视。
新文化地理学由于融合了更多跨学科知识，而逐渐在宗教地理研究中占据主流。
总体来看，国外宗教地理研究仍处于一个边缘地位，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体系都有待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
宗教地理研究方向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国外
作者简介：
薛熙明（1972-），男，湖北十堰人，博士，西南林学院生态旅游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文化地理与旅游社会文化；
朱竑（1968-），男，甘肃临夏人，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文化地理和旅游地理。
一、引言
在文化地理研究中，宗教一直是重要研究内容之一。
“在所有形成和反映文化地域差异的现象中，很少有像宗教这样潜在和敏感的”[1]。
因而，在国外人文地理教材的编写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将宗教地理作为单章收录[2]。
宗教与地理学的联系由来已久，古希腊时代的西方世界观的建立很大程度上就依赖于宗教原则[3]。
在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框架体系内，逐步形成了一门对宗教传播地区和文化予以关注的学科，它在16—17世纪发展成为教会地理学和圣经地理学。
前者以研究基督教的世界分布为中心；后者则将研究视角集中在圣经时期（从史前时代至1世纪）的历史地理上。
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地理学[4]。
总体来看，在宗教与地理之间存在着三个紧密的关联：
在识别和理解社会集团的扩散、分布及其特性时，宗教形式起到了重要作用；宗教行为促发了人类行为，进而影响到自然环境；宗教形成或传达了空间的感知及其用途[5]。
而国内目前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多限于历史地理的追溯，或泛泛谈及宗教文化景观，以及地理环境对宗教产生的影响等论题，研究内容和理论方法都有待扩展。
国外宗教地理研究成果的引介对国内学界理论和方法的提升或有裨益。
而当今世界，异教文化间的不断冲突又引发了人们对以宗教为核心的地缘文明的再度关注，宗教文化的和谐共存成为全人类的共同渴望，这也为本研究赋予了充分的现实意义。
二、国外宗教地理的研究走向
国外宗教地理延续了基督教神学的研究传统，主要是对宗教现象与信仰习俗的空间关系、景观特征及其地理位置等进行描述解释[6]。
宗教地理研究的核心是宗教体系，包括宗教分布状态、空间构造和宗教体系在数量和领土发展上所利用的手段[7]；“有组织的宗教系统，文化铸造和制度化的宗教行为”是宗教地理的主要研究对象。
迄今为止，宗教地理学已出现了三类研究导向：
传统文化地理学、新文化地理学以及宗教生态学和宗教社会学的研究方向[3]。
传统文化地理学的研究方向强调宗教在文化景观形成过程中的超自然力量。
Sopher是20世纪以来宗教地理学的开创者，他率先确立了传统宗教地理学的研究框架[7]：
宗教体系及特定宗教制度发展的环境背景的意义；宗教体系及制度对改变环境的作用；宗教体系及制度占据地上空间的同时，进行各种组织化的途径；宗教的地理分布与宗教体系扩展的相互作用。
因此，“宗教地理学是以宗教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所构成的地域系统的空间秩序、时间序列和动因机制为核心”[8]。
这一被Peach称之为“严格实证研究”[9]的倾向目前仍是研究的主流。
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一批学者开始涉足新文化地理学的研究。
这些学者认为，社会中的文化是多元的，不同宗教文化、宗教与非宗教之间必然存在较多的冲突与融合。
因此，考察这其中的多元关系成为宗教地理研究的一个重点。
Kong则明确了新文化地理学框架下的宗教地理研究应包括：
宗教活动背后的含义；宗教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地域特性；对宗教形成的历史背景的文献分析；宗教对人类生活环境和地理环境变迁的影响；宗教伦理对于环境利用和空间开发的作用[10]。
其中，仍不难看到Sopher思想的影响。
因此，也可以说，新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并不是对传统的颠覆，而是传统研究视阈的拓展。
宗教生态学倾向自20世纪60-70年代就已经展露苗头。
White[11]认为，环境退化是基督教里上帝赋予人类主宰地球的思想所致。
对此，学者们提出不同看法，赞成者致力于寻找更适合于生态稳定的宗教形态，如改进基督教或以非西方宗教取而代之[11]，或是鼓励与西方神宗教相反的泛神论宗教[12]；反对者则极力在《圣经》中寻找基督教对环境关心的内容[13,14]。
实际上，无论东方宗教还是西方宗教，无论是一神论还是多神论，对于环境和生态都保留有不少积极的知识，这与当前全球倡导的可持续发展观是不谋而合的。
除此之外，由于宗教社会学和宗教学或神学被认为是宗教地理研究的基础学科[15]。
因此，宗教地理研究的社会性倾向也十分明显。
宗教组织或团体的空间结构、活动、精神态度、职业、社会结构、休憩行为等都成为宗教地理的研究内容。
三、国外宗教地理的主要研究内容
（一）宗教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对于宗教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历史上出现过三种观点。
一种是环境决定论观点，Sermple认为，宗教的形象和象征意义受其诞生地的影响[16]。
Huntington也指出，人们的崇拜物受到地理因素的影响[17]。
自然环境为宗教活动和宗教观念提供了物质基础，宗教仪式、信仰和神话也从不同方面利用了自然界[18]。
一般认为，宗教发源于自然环境较为恶劣的地区，这一地区的人们容易对超自然的力量产生幻想。
但在那些因人们克服了自然条件的困难而建立起早期人类文明的地区，原始宗教会逐步向高级形式的宗教发展；而文明程度始终不高的社会，将保持原始宗教形式。
这说明了环境决定论中的“非单一要素决定性”：
宗教在受地理环境作用时，也会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
Park指出，尽管宗教往往产生于文明的诞生地，但是其地理位置却是在文明的边缘，而非中心[19]。
这反映了宗教与文化之间某种复杂的关系。
第二种是宗教决定论观点。
20世纪20年代，针对环境决定论思想，韦伯提出，应强调宗教对社会、文化、经济、地理等方面的影响。
宗教地理学被定义为对人为景观改造中宗教所起作用的研究[20]。
宗教决定论是以上帝创世纪的圣经教义为要旨，认为大地是为上帝而设，其神学属性十分鲜明。
但在宗教的早期发展过程中，不同地域的自然地理特征却往往会成为宗教起源、扩散的重要影响因素。
第三种则是宗教与环境的互动影响论观点。
环境决定论或宗教决定论都是单向度的，而多要素的、互动的影响被认为是更符合事实的。
“宗教施之于驻地或景观的影响反过来也影响了宗教本身”[20]。
这一观点逐渐被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大多研究者所认可，也成为当代宗教地理研究的前提。
（二）宗教的分布与扩散
宗教的发展从来都是以教义的推广为第一要务。
因此，宗教传播势必从其源地向外部空间拓展。
不同历史时期的宗教空间分布反映了宗教的扩散过程。
Park指出，在考虑宗教的全球分布时，宗教的发源地和扩散过程应该是两个重要的要素[19]。
这在地理学者们所描绘的世界宗教分布图景上，几乎都可反映出来。
Park模仿文化扩散的类型，将宗教扩散也分为扩展扩散和以迁移为标志的重置扩散[19]。
但实际上，某种宗教的扩散往往显示出多种类型特征。
如军事占领下的宗教扩散，就是传染扩散与重置扩散的混合体[19]。
Clark认为，理想的宗教扩散模型包括萌芽、扩张、衰退、停止四个阶段[21]。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宗教的扩散速度是不尽相同的。
Tyler对1940-1990年基督教在非洲和欧洲的空间扩散进程的比较研究则表明：
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内，同一种宗教在不同的地域上的扩散速度可能并不一致，甚至相反[22]。
影响宗教扩散的主要因素包括人口、地理、文化、政治、经济、族群以及宗教本身等多个方面[2,19,23]。
地理要素主要是指可进入性。
它受到距离和中间障碍的双重影响。
Jordan和Domosh在利用距离衰减规律对宗教扩散的研究时指出：
随着与源地（中心）距离的增加和时间的推移，宗教的影响会逐渐削弱[2]。
中间障碍也会影响宗教传播的速度，但一般来说，这种障碍是可渗透的[2,19]。
交通线路就是一种重要的渗透手段。
民族大迁徙的路线和古代商道，都可为宗教提供一个即成的传播途径[23]。
而交通线路和交通工具的变化对地区宗教格局还将产生深刻的影响。
如在当代美国，交通与联系方式的革新使得以近邻性作为核心要素的重力模型效用减弱[24]；相对便利的交通条件也可能会使新建教堂的必要性降低[25]。
同时，交通还与人口密度密切相关，交通枢纽往往也是重要的人类聚居地，这些因聚居而形成的城镇引导着宗教扩散的方向。
另外，与宗教诞生地自然和社会环境类似的区域，也容易成为该宗教的扩散范围[8]。
人口与宗教扩散的关联自不待言。
首先，人口密度与宗教的地域分布保持正相关。
宗教活动场所的选址往往在那些人口规模较大的社区。
其次，不同地域的族群特征是宗教扩散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不但今天宗教的分布几乎都可以“追溯到它们的族群起源”[26]；而且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导致了不同族群对同一外来宗教的接受程度也有较大差异。
第三，人口迁移对于宗教传播来说意义重大。
在移民对宗教的影响研究中，形成了几种模型。
区域聚合模型（RegionalConvergeModel）是指移民进入新的地区之后，宗教的混合性会增加，而地理集中性会减少[9]。
但是Newman和Halvorson的研究表明这个模式是可以被证伪的[27]。
变位模式（DislocationModel）是指宗教献身精神因移民“变位”而消失；而适应模式（AdaptationModel）是指移民在新区域里的宗教行为决定着他们宗教献身精神的增[19]。
这两种模式在澳大利亚[28]和美国[29]的抽样研究中都分别得到了印证。
Welch和Baltzell的研究显示，地理迁移率对于去教堂礼拜的人数并没有大的影响：
虽然迁移会割断移民与原有社区的联系，但是一旦他们移入新的社区后，又会迅速地去教堂建立新的社会联系[30]。
文化也是影响宗教扩散的重要因素之一。
宗教扩散源与接受地之间的文化相对势位，是决定新地宗教存在形态的决定因素[23]。
当两者之间文化势位差为零时，传入的宗教总要进行一定形式的更改；当外来宗教文化的势位高于接受地，则外来宗教将获得高于本地文化的优势地位。
基督教在中美洲地区的扩散[25]过程，就是反映出西方基督教文化较之本土文化更高的势位。
尽管今天的全球化浪潮将逐渐消除异质文化间的势位差，但Park也坦言，全球化与宗教传播之间似无必然之联系[19]。
（三）宗教文化景观
宗教景观是宗教文化最为明显的阐释物，向来为地理学者所重视。
Issac就认为应当将文化景观上的宗教印记作为宗教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20]。
宗教景观又可分为物质性的宗教景观和非物质性的宗教景观。
前者包括宗教圣地、祭典场所、丧葬场所等；后者则涵盖面较广，所有与宗教相关的仪式、语言、出版物、艺术、地名、宗教教义、宗教群体，以及各种宗教活动都包含在内。
在Sauer开创的景观地理学派[31]影响下，对于物质宗教景观的研究较为普遍，多数研究都集中在宗教建筑本身的形态上，宗派、教义、政治、文化、战争、自然和人文环境都对宗教建筑的规模、形制、色彩等外在表征产生影响[2,32-34]。
宗教圣地的选择无外乎是受教义因素的影响[20,35]。
而对于教堂选址和布局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却鲜有学者涉足[36]。
在宗教地理学中，墓地也通常被视为一种“空间利用现象”，公墓选址、地价、土地需求等是研究者关注的主要内容[3]。
但对于宗教景观的自然属性，大多学者除了空间定位研究之外并无新的拓展[24]。
对于非物质宗教景观的研究，则集中在阐释宗教信仰、宗教仪式、宗教群体和组织等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上。
对宗教地名的分布[37,38]，以及宗教组织的统合或分立与地域政治文化环境的关联[15]等方面均有一定研究。
也许是由于非物质文化景观的无形性增加了景观空间识别的难度，使得这一类型的研究较为薄弱。
20世纪80年代末，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勃发引起地理学界对文化景观背后的象征意义的探讨：
“传统的文化景观概念是指一个包含了可见的文化元素的地域实体，而现在的概念则表达了一种特殊文化的个体、社区、和社会价值的意义和象征”[39]；“景观是一种文化图像，一种描绘、组织或代表环境的图形表达方式”[40]；景观可以理解为“一种看的方式”——一个能使意义、价值和社会秩序的重新阐释被综合的沟通方式[41]。
宗教文化景观研究也受到这一思潮的深刻影响。
Duncan[42]和Harvey[43]的研究都表明了某些旧有宗教建筑正在向政治景观转化；Kong则对后殖民时代新加坡宗教建筑的意义作出了新的诠释[44]。
1990年前后东欧剧变为欧洲宗教景观赋予了更多的政治蕴含。
以前苏联解体来分段，芬兰的东正教教堂展现了作为可接受的国家精神象征和受挑战的异质文化景观两种完全不同的景观意涵[39]。
宗教景观不是一成不变的，人口迁移、人口增长大潮、宗教复兴等诸多因素都会使宗教景观发生变化。
在世俗化和现代化的影响之下，美国城市教堂已经与宗教源地在建筑形式、功能上发生了很大变化，多元宗教景观反映了美国文化中的例外主义（AmericanExceptionalism）[24]。
现代旅游业的发展也对宗教景观如何应对世俗化的冲击提出了挑战[45]。
这种增长—变位—衰落—循环利用的变化模式[19]恰为宗教地理研究提供了一个较长的考察时段。
宗教对其他文化景观的影响也是宗教地理研究需要关注的方面。
宗教对于定居点的形态具有重要影响。
在历史时期，印度教、犹太教和基督教都对区域村镇和城市布局产生过巨大影响[46-50]。
而在现代城市用地规划和城市设计上，宗教对城市景观的这种影响依然存在[51-54]。
在宗教社会学的影响下，诸如宗教改宗[15]、宗教的社会空间冲突[44]等空间行为研究也日益成为景观研究热点之一。
（四）宗教文化区
为了“在美国宗教特点中来理解地域变化的形态与意义”，Zelinsky率先在国家尺度上进行了宗教文化区的划分工作[1]。
他将美国大致可以分为七个宗教文化区和五个亚文化区，而外国移民的聚居是这些宗教文化区形成的关键因素。
Meinig在对摩门教文化区的演进的研究中，总结出一种“核心—边缘”模型，即：
在长期孤立、免受干扰、地域扩张没有阻力的理想条件下，宗教文化区会形成“核心—领地—外围”三个圈层[55]。
Zelinsky并不认同这一模型的普适性，他认为，除了摩门教文化区和得克萨斯文化区以外，这一模型在对其他北美文化区进行解释时几乎不起作用[56]。
宗教文化区的分区标准是学者们尤为关注的。
Zelinsky强调，自己对美国的宗教文化区划“仅仅是按照分组的教会机构中的某种松散的地域联合”来进行的，并不具备严格的可检验性[1]。
在他之后的众多研究者则试图探寻多因子的分区标准。
Meinig提出宗教分布是分区时要考虑的主要因素，但同时，诸如景观、经济和人口等文化因素也应被考虑进来[55]。
Jordan在北得克萨斯乡村宗教文化区的研究中，选择了民间建筑、方言、政党忠诚度、谋生手段和饮食等作为分区因子[57]。
Kent和Neugebauer的阿米什文化区研究除了将镇区信教人口数作为一个重要分区指标外，还提出了阿米什教区和门诺教堂的方位、地形图、地籍图等三个地理学的指标[58]。
不同的分区标准使得宗教文化区的划分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
四、国外宗教地理研究的方法和手段
（一）宗教地理的研究方法
关于宗教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观点的争论[3]。
Buttner和Isaac都认为，解释宗教现象需要了解宗教过程和惯例的背景知识，宗教地理也不例外[59,60]。
适用于宗教地理研究的宗教学方面的内容，主要包括对组织性和社会群体性宗教行为的研究，以及宗教史、比较宗教学和宗教现象学。
总之，这一派将宗教地理看作宗教学的分支，研究的主要方法也自然来自于宗教学。
另一派则认为必须首先从地理学角度入手。
因为宗教地理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同时具有地理学的属性。
这需要借助普通地理学与历史地理学的方法，运用普通地理学对宗教的世界分布现状进行描述，运用历史地理学来研究宗教的历史发展过程，在地域空间的传播，分布区域的流转，扩散途径的变化等。
而研究手段上也存在两派之争。
一种是实证主义研究，强调宗教和宗教变化的事实论证；另一种是宗教比较研究（Religionswissen-schaftler），关注宗教含义、信念和象征意义[61]。
两种研究方法之争也是传统文化地理与新文化地理的论辩。
相比较而言，在地理学侧重于综合的研究传统上，制度化、坚实的研究方法比抽象的、个别的研究方法得到了更广泛的支持[3]。
（二）宗教地理研究的理论和技术手段
Sopher[61]总结了宗教地理研究常用的研究方法包括：
空间相互作用模型、中心地理论和多元回归分析法。
在宗教地理的区域研究中，几乎无不涉及对地图分析工具的充分运用，在较早的对美国宗教文化分区的研究[1]中，已经很好地采用地图作为分析的重要手段。
GIS技术成熟后，由于其具备叠加和空间分析的功能，能够直观地反映出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布和扩散情况，被较为广泛地运用到宗教地理学的研究中。
如Bartkowski等对美国南部教堂焚毁事件所做的研究中，将GIS地图技术和回归分析相结合，对纵火案分布地的空间特征和相关因子进行的分析[62]。
具体而言，这些地图主要包括：
根据信徒人数、宗教场所数量所作的宗教分布图，根据不同历史时期宗教要素的变化所作的宗教空间扩散图，根据多要素归纳而作的宗教文化区划图，以及与其他类型地图的多要素叠加地图等。
五、结语
尽管宗教地理研究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但“仍属描述性研究，所运用的解释和推理都极为有限”[6]。
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多数为折中主义的、描述性的和经验主义的，理论性较强的研究较为少见[6]。
局限在传统文化地理学框架内和缺少对地方性宗教、神话和个人宗教经历的关注是既往宗教地理研究的主要缺陷[3]。
此外，由于对地理学其他分支的过多借助，宗教地理研究也尚未形成独立的方法体系。
新文化地理对传统研究领域的突破为宗教地理研究打开了一道大门。
Kong是新文化地理学的活跃人物之一。
她提出的宗教地、身份（Identity）及社区（Community）中的政治（Politics）和诗化（Poetics）[10]等几个主题，可以用来概括当代宗教地理研究中新的关注热点。
这即是：
圣地神圣性的构建过程、圣地实体和想象间的关系、社区与神圣空间之间的联系、宗教身份在宗教社区形塑中的作用。
她将现代新加坡社会置于一个后殖民语境中，借用人类学、比较宗教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神学等多学科的观点来解析新加坡独特的多元宗教文化。
其中，在宗教景观象征意义的形成过程和传达途径、宗教对社会关系产生影响的功能主义观点、宗教团体与官方利益之争的抵抗地理学（GeographyofResistantance）等多方面都颇有建树[3,44,63]。
此外，欧美学术界也对西方社会中的移民和少数族裔的宗教生活给予了充分关注。
但是，新文化地理学对宗教本身关注甚少也令人担忧[15]。
总体看来，目前国外宗教地理研究较之20世纪90年代之前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
实际上，除了传统的对宗教与环境之间互动关系的实证性研究仍在继续外，对宗教团体的空间结构、社会结构、心理和行为特征的跨学科研究，对宗教与世俗文化之间的空间冲突的研究，以及对宗教景观政治象征意义的研究都正在成为宗教地理研究新的拓展领域[64]。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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