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淮安河下徽州盐商研究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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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为着名的首推程量超一支。
据《淮安河下志》卷５《第宅·
程莲先生宅》记载：
吾宗自岑山渡叔信公分支，传至第九世慎吾公，是为余六世祖，由歙迁家于扬。
子五人：
长上慎公，次蝶庵公，次青来公，次阿平公，次莲渡公。
莲渡公即余五世祖也。
莲渡公诸兄皆居扬，公一支来淮为淮北商，居河下。
莲渡公叫程量越，字自远，是淮南盐务总商程量入的弟弟，“生子九人，俱成立，孙、曾蕃衍，旧宅渐不能容，分居各处，亦尚有一、两房仍居老宅”［］。
除了程量越一支外，歙县程氏还有不少人迁居河下。
清末时人李元庚曾指出：
“程氏，徽之旺族也，也由歙迁。
凡数支，名功、亘、大、仁、武、鹤是也。
国初时业禺策者十三家”［］，“皆极豪富”［］，当时有“诸程争以盐策富”［］的说法。
河下徽商程氏行盐各有旗号，大多依族谱中的名号取名。
据《讷庵杂着·
五字店基址记》记载：
“当时族人业盐居淮，有所谓公字店、班字店、大字店者，皆就主人名字中略取其偏旁用之，如亘字店则用朝宣公宣字之半，吾家五字店，盖用慎吾公吾字之半也”［］。
慎吾公是程量越的父亲，所以程量越“所居之宅，曰五字店，五字乃其旗号也”［］。
此外，还有俭德店，“俭德，旗名店者”，为盐务总商程易的宅名［］。
程世桂与其兄程云松“均习禺策，分行盐务，旗名观裕”［］。
这一点也与扬州非常相似。
据乾嘉时人林苏门记载：
“扬州运盐之家，虽土着百年，而厮仆皆呼其旗名，曰某某店。
故高门大屋，非店而亦曰店也”［］。
淮安河下地名中，有五字店巷、仁字店巷、文字店巷和亘字巷等，大多是“徽商顿盐之所，巷因此得名”［］。
除了程氏以外，汪氏自尧仙公由徽迁淮，三世至隐园公卜居于相家湾路南［］。
所谓尧仙公是清代着名官僚汪廷珍的曾祖父，“治家勤俭，赀产遂丰”［］，成为以盐业起家的ｃｕō＠①商大户［］。
吴氏“先世分运食盐，以金家桥为马头”［］，也是河下的淮北盐商。
此外，徽商曹氏在当地有相当大的势力，河下曹家山就是该家族的产业［］。
由于徽商的鳞集骈至，至康熙年间，河下一带徽商的人数已相当之多。
康熙三十年编审，因山阳历年水患，百姓逃亡，故缺丁１４９１３丁，缺丁银６４１７两。
县令“以土着无丁可增，乃将淮城北寄居贸易人户及山西与徽州寄寓之人，编为附安仁一图”［］。
其中的“徽州寄寓之人”，既有占籍安东或山阳的［］，还有的则仍占籍故土徽州［］。
二、徽商社会生活勾稽
徽商之间呼朋引类，紧密结合，最具有地域商人集团的色彩。
明人金声曾指出：
“夫两邑人以业贾故，事其亲威知交而与共事，以故一家得业，不独一家得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数十家、数家”［］。
歙人程朝聘，迁淮北安东，其子程增“移家山阳，使二弟学儒，而身懋迁，家遂饶。
父族四，母族三，死而无归者毕葬焉，余皆定其居，使有常业，设义田、义学以养疏族人而聚教之。
乡人叩门告请，未尝有难色，或急难以千金脱之”［］。
这种乐善好施的义行，不仅仅圃于宗族内部。
如盐务巨商程鉴，“振恤寒困，赴人之急如不及。
山阳曹师圣官彭泽令，逋公帑数千，且得罪，鉴予金偿之。
师圣卒，复为营葬事，周其遗孤”［］。
此种济急周乏的乡党之谊，反映了徽商的群体意识。
这从淮安会馆的设置过程中亦可窥其端倪。
据《梓里待征录·
建置记》载：
“会馆之设，京师最盛，吾淮初未之闻也。
当乾隆、嘉庆间生意鼎盛，而官、幕在淮者十居八、九，无一人创此事。
后有新安人在质贸易，借灵王库馆地启房为新安义所”，“每当春日聚饮其中，以联乡谊”［］。
此后才有各地商人踵起效尤。
徽商之间相互通婚，如汪氏侨寓清江浦数百年，家富百万，列典肆，“有质库在所居之南，曰字号萱，其息本乃太夫人钗钏之余，故曰萱字号，太夫人误呼之，遂有是名”［］。
广厦千间，俗呼为“汪家大门”。
主人汪已山好宾客，座上常满。
广结名流，筑观复斋，“四方英豢彦毕至，投缟赠ｚｈù
＠②无虚日”，与扬州的小玲珑山馆、康山草堂、天津的水西庄“后相辉映”［］。
汪氏擅长书法，能作方丈字，“得率更笔意”，性喜好客。
“吴门午节后，名优皆歇夏，汪则重资迓来，留至八月始归。
此数十日之午后，辄布ｑú
＠③ｓｈū＠④于广厦中，疏帘清蕈，茶瓜四列，座皆不速之客。
歌声绕梁，竹簧迭奏，不啻神仙境也”［］。
道光中叶，汪氏家中落，字号萱已闭歇，“其簿籍犹有以万金购之者”［］。
因此，在其极盛时期，夸奢斗富的程度决不亚于淮、扬盐商。
例如，他家的鳌山灯号称天下之冠，直到晚清时期当地人犹能津津乐道［］。
汪氏与本地人不通婚姻，只跟淮安河下盐商程氏互为陈朱［］。
其中，有一支迁往淮安河下。
奇闻记·
五世同堂》记载：
清河汪氏丁极盛，有一支名汲，迁居河下铁钉巷”。
五世元孙汪衍祥：
“请于官，为奏明圣旨，准旌其闾，钦赐七叶衍祥，给予‘五世同堂’匾”。
通过程、汪二人的婚姻，盐、典二业就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
这与扬州的情形也很相似，正象一首《望江南百调》所描述的那样：
“扬州好，侨寓半官场，购买园亭宾亦主，经营盐、典仕而商，富贵不归乡”［］。
汪垂裕在河下杨天爵巷开质库［］，徽商程氏也有从事质库的。
［］。
徽商很注意交结官府要人，无论是在京缙绅、过往名士，还是现任大小官僚，无不与之过从。
不少徽商都成了权贵们的入幕之宾，如袁枚在《随园诗话》卷７曾记录下这样一件趣事：
程鱼门多须纳妾，尹公子璞斋戏贺云：
“莺转一声红袖近，长髯三尺老奴来”。
文端公笑曰：
“阿三诫打！
”
程鱼门即徽商程晋芳，文端公是指当时的两江总督尹继善。
这段谐谑的插曲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已十分融洽。
除了程晋芳以外，被称为“禺策中之铮铮者”的盐商程易，也与漕运总督铁氏、南河总督徐氏和淮关监督某公过从甚密。
他曾与王勋辉、王绳武、徐临清、薛怀等为“五老会”，宴集于荻庄，备极一时之胜。
这次耆绅雅集由漕运总督铁氏作序刻石以纪［］，远近传为佳话。
徽商殚思竭虑靠拢官僚，主要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并保护其专卖权益；
而官僚则通过这种交往，获得许多经济上的实惠［］。
徽商资本中就有一些来自官僚，日本学者藤井宏先生将之归纳为“官僚资本”［］。
据《清实录》乾隆十一年七月乙酉条谕，河道总督白钟山“巧宦欺公，暗饱私囊”，“与盐商交结往来，以资财托其营运”，也就是将宦资都寄存在淮北盐商家中。
据调查，淮北盐商程致中，收存白钟山银二万两；
程氏女婿、清江浦典商汪绍衣，收存白钟山银四万两；
另外，商人程容德和程迁益，各收存白钟山银二万两，“代为营运”。
除了交结官僚外，徽商与清朝皇室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康熙、乾隆数度南巡，淮北盐商极尽献媚邀宠之能事。
如康熙皇帝第五次南巡过淮安时，“百姓列大鼎焚香迎驾，数里不绝”［］。
这些活动，就是由鹾商组织和策划的。
当玄烨行至乌纱河，“有淮安绅衿百姓备万民宴，又盐场彩亭七座迎接”。
随后康熙在淮安寻欢作乐，“进宴演戏其一切事宜，皆系商总程维高料理”［］。
有一次，在淮安漕运总督衙门行宫演戏十一出，“系择选程乡绅家小戏子六名，演唱甚好，上大悦”［］。
上述的程维高，就是盐务总商程增。
他曾三次接驾，因供奉宸赏不遗余力，康熙御书“旌劳”二字赐之［］。
又如，乾隆四十九年春，弘历南巡过淮安，“盐宪谕诸商人自伏龙洞至南门外起造十里园亭，以获庄建行宫，开御宴”。
据估计，这一工程需银三万，“因盐宪经纪稍后，诸商筹款未充，而为时甚促，遂寝其事”。
但仍在“运河两岸周鹅黄步障，包荒中间，错落点缀亭台殿阁，间以林木花草。
时在春末夏初，林花萱草牡丹芍药绣毯，一一争妍，由西门至于府前，家家舒锦悬灯，户户焚香燃烛”［］。
为此，淮北众商纷纷得到嘉奖。
总商程易，在嘉庆元年应诏入朝，参与“德叟宴”，赏赐内府珍奇宝物，享受四品京官的待遇［］。
以布衣上交天子，成为远近歆羡的商界奇闻。
作为出自“东南邹鲁”的阙里人家，徽商与文人学士的交游也相当引人注目。
据黄钧宰的记载：
山阳“西北五里曰‘河下’，为淮北商人所萃，高堂曲榭，第宅连云，墙壁垒石为基，煮米屑磁为汁，以为子孙百世业也。
城外水木清华，故多寺观，诸商筑石路数百丈，遂凿莲花。
出则仆从如烟，骏马飞舆，互相矜尚，其黠者颇与文人相结纳，藉以假借声誉，居然为风雅中人，一时宾客之豪，管弦之盛，谈者目为‘小扬州’”［］。
由于晚明清代数百年淮北盐商的不断经营，淮安河下园林名胜鳞次栉比，“南始伏龙洞，北抵钵乾山，东绕盐河五带约十数里，皆淮之胜境地”［］。
竹歌画舫，游人骈集。
据山阳文人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记载，自明嘉靖间迄至清代乾嘉时期，河下构筑园亭共有６５例。
其中主要是盐商构筑的，尤其是程氏盐商为最多占三分之一强。
另一位山阳人范一煦在《淮需小记》卷３指出：
吾邑程氏多园林。
风衣之柳衣园、菰蒲曲、籍慎堂、二杞堂也，亭之曲江楼、云起阁、白华溪曲、涵清轩也，莼江之晚甘园也，亨诞人之不夜亭也，圣则之斯美堂、ｌù
＠⑤竹山房、可以园、紫来书屋也，研民之竹石山房也，溶泉之旭经堂也，蔼人之盟砚斋、茶话山房、咏歌吾庐也，曲江楼中有珠湖无尽意山房、三离晶舍、廓其有容之堂。
从园林规模上看，程退翁隐居石塘之中桥，买废田万亩，掘渠四千余丈，“灌溉其中，遂成沃壤，植牡丹、芍药，以环其居，号曰‘谁庄’”，极尽流连觞咏之事［］；
程嗣立的“菰浦一曲”，园有来鹤轩、晚翠山房、林艿山馆、籍胜堂诸胜；
程执金的“且园”，则有芙蓉堂、俯淮楼、十字亭、藤花书屋、古香阁、接叶亭、春雨楼、云山楼、方轩、亦舫计二十二所［］，假山曲折，林木幽秀，类似于此的园林佳构不胜枚举［］。
其中盐商程氏所有的曲江楼、菰浦一曲和获庄诸胜，尤负盛名。
曲江楼原是乡绅张新标依绿园中一胜，张氏“尝大会海内名宿于此，萧山毛大可预其胜，赋《明月河》篇，一夕传钞殆遍”［］。
其后，该园为徽商程用昌所得，易名“柳衣园”，中有曲江楼、云起阁、娱轩、水西亭、半亩方塘和万斛香诸胜。
乾隆年间，盐商程垲、程嗣立“聚大江南北耆宿之士会文其中”，他们互相切磋，“磨龙浸润，文日益上”。
其中以程氏为首的“曲江十子”所着的《曲江楼稿》风行海内，“四方学者争购其文”［］。
菰蒲曲在伏龙洞，主人是盐商程嗣立。
据《水南老人诗注》云：
“癸亥正月，霭后招集园中看演《双簪记》传奇。
晚晴月出，张灯树杪，丝竹竞奏，雪月交映，最为胜集”［］。
类似于此花晨月夕、酒ｋē＠⑥聚谈的文人雅集，不胜枚举。
荻庄是盐商程鉴的别业，园在萧湖中，有补烟亭、廓其有容之堂、平安馆、带湖草堂、绿云、红雨、山居、绘声阁、虚游、华溪渔隐、松下清斋、小山丛桂和留人诸胜，其子程沆致仕后，“于此宴集江南、北名流，拈题刻灯，一时称胜”［］。
园中的胜景，令过往文人留连忘返。
性灵派巨匠袁枚题诗曰：
“名花美女有来时，明月清风没逃处”；
赵翼则题云：
“是村仍近郭，有水可无山”［］，都画龙点睛地描绘出河下园林的概貌和盐商们的生活追求。
嘉庆年间，南河熊司马设宴于此，作荻庄群花会，备极一时之胜［］。
当时，曲江楼、菰蒲曲和荻庄，与扬州马氏的小玲珑山馆、郑氏休园和程氏筱园等南北呼应，成为江淮间着名的园林名胜，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文人学士。
他们与当地的盐商相互揽胜访古，文酒聚会，质疑访学，搜藏古籍，刊刻着述，等等。
通过盐商与文人间的宾朋酬唱，提风倡雅，徽商的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一时也文人辈出。
徽州是个文风极盛的地区，新安商人素有“贾而好儒”的文化传统。
这种乡土背景，在侨寓徽商身上也表现得极其明显。
河下姜桥、中街等处，均有文昌楼，二帝阁内供有文、武二帝，中有魁星。
另外，康熙年间徽商还集资在河下竹巷建有魁星楼，“虔祀魁星于其上，文光四射”，希望冥冥苍天福佑徽商子弟“弦诵鼓歌、科第骈集”［］。
河下徽商的确也不负重望。
据载，从明末到清代，“河下科第极盛者莫如刘氏”［］。
不过，与刘氏相较，侨寓徽商程氏也毫不逊色。
明清两代科甲蝉连，文人辈出。
程、刘二氏科目比较表
科目＼姓氏 程氏 刘氏
进士 ６ ７
举人 １２ １２
贡生 １１ ４
武举 １ ０
资料来源：
《淮安河下志·
科目》
清代诗人袁枚曾经指出：
“淮南程氏虽业禺策甚富，而前后有四诗人：
一风衣，名嗣立；
二夔州，名ｙí
ｎ＠⑦；
一午桥，名梦星；
一鱼门，名晋芳”［］。
这四人是淮、扬一带提风倡雅最负盛名的人物。
程嗣立字风衣，号篁村，人称“水南先生”。
原为安东诸生，禀贡生，乾隆初举博学鸿词。
平素“善书法，好作画。
或求其书，则以画应；
求画，则以书应。
求书画时，则与之坐讲《毛诗》、《庄子》数则”［］，一副文人名士的派头。
上文提及的“柳衣园”，就是他所构筑的园林。
程氏在此“集郡中诸文士讲学楼中，延桐城方舟、金坛王汝骧、长洲沈德潜诸睿宿为之师，极一时切磨之盛”［］。
当时，他以“风流俊望”，倾倒一时。
过从交游者遍于天下，“凡人文逸士道出淮阴，必下榻斋中，流连觞咏，历旬月不少倦”［］。
程金字夔周，先世歙人，侨寓于扬州，“少即从方望溪游，制义外，古文尤有家法。
登癸已进士，为部郎有声，寻告归”。
他的哥哥程銮曾当过两淮总商，“家门鼎盛，筑别业真州，选订明代及本朝古文，次第付梓，嗜音律，顾曲之精，为吴中老乐工所不及，凡经指受者，皆出擅重名，遂为法部之冠”［］。
征歌度曲是当时富商大贾慕悦风雅的一种文化表达方式。
程ｙí
ｎ＠⑦就是以精谱工尺闻名遐迩的盐商巨擘之一。
程梦星，字午桥，工部主事。
康熙壬辰进士，“入词馆，有着作才，中岁假归”［］。
当时，歙县“程氏之在扬者最盛，梦星以清华之望负时名，江淮冠盖之冲，往来投赠殆无虚日。
筑筱园于湖上，诗酒敦ｐá
ｎ＠⑧，风流宴会，辈行既高，后进望若龙门”［］。
据载，程梦星虽然占籍仪征，但时常也居住在山阳［］。
举手投足，对淮安河下文风的兴盛，也起了表率的作用。
程晋芳，字鱼门，蕺园是他的自号。
歙人，业鹾于淮。
据载，“乾隆初，两淮殷富，程尤豪侈，多畜声色狗马，君独ｙīｎ＠⑨ｙīｎ＠⑨好学，罄共赀购书五万卷，招致方闻缀学之士与共讨论，海内之略识字能握笔者，俱走下风，如龙鱼之趋大壑”［］。
后来御赐举人，授中书，不久又进士及第，授吏部主事，四库馆纂修。
着有《周易知旨编》三十余卷、《尚书古今文释义》四十卷、《尚书古文解略》六卷，《诗毛郑异同考》十卷、《春秋左传翼疏》三十二卷、《礼记集释》若干卷、《诸经ｄá
＠⑩问》十二卷、《群书题跋》六卷、《桂宦书目》若干卷。
此外，还有不少诗文传世，可谓着作等身。
此外，盐商程增、程均、程坤、程銮、程钟、和ｊｉà
ｎ＠①①等“辈高文懿，行四世，凡十余人，皆为时所推”［］。
程氏之外，吴氏“门第清华”，为山阳望族。
自明代至清“凡十一世”，为茂才、掇巍科、登华朊、领封圻者，多有传人”［］。
盐商吴宁谔为邑痒生，与从兄宁谔“皆以文章名噪曲江楼”。
他们还与“三吴名宿分题角艺于梅花书屋，慎公先生称巨擘焉”。
其子吴玉ｒó
ｎｇ＠①②“承籍家学，淹贯群书”，孜孜好学，终成进士。
侄子吴玉ｊì
ｎ＠①③、吴玉揖、吴玉孙以及从孙吴初枚、吴次枚等，“皆以科第文章显名于世”。
其中，特别是吴玉ｊì
ｎ＠①③，“尤究心于六书，博通书籍”，着有《山阳志遗·
金石存》，当代金石专家翁方纲、朱ｊūｎ＠①④筠等，“皆就山夫相质证”。
秦蕙田所着《五礼通考》，也多出自他的手订［］。
此外，徽商汪氏、曹氏等也代出闻人［］。
综上所述，淮安河下盐商社区表现了与扬州河下相似的文化内涵，所谓“园亭之美，后先相望，又多名公巨卿、耆儒硕彦，主持风雅，虽仅附郭一大聚落，而湖山之盛播闻海内，四方知名士载酒问奇，流连觞咏”［］。
三、淮安河下徽商的衰落
淮北引岸除乾隆中期盐斤短暂畅销以外，历来为积疲地区，“各商虽有认岸之名，终年无盐到岸，小民无官盐可食，反仰给于私枭，私盐愈充，则岸商益行襄星”［］。
于是，“自正阳关以西，皆占于芦私，以东皆占于场私，北商十有一、二，岁运仅数万引，其滞岸则皆弃店罢市，逃避一空，十年无课”［］。
当时，淮北有“牵商”制度，就反映了盐商间相互推诿的情形。
据清人王ｓｈēｎｇ＠①⑤《清河王氏族谱·
先世述》记载：
嘉庆初，淮北鹾务有牵商之举，富户概不能免，商总司其事，堂叔祖经五公名在册。
公见鹾商豪侈为子孙累，亟避去，转暨邗上。
官檄雨至，本籍行查，以久无音耗，遂止。
有质库在郡城，道光元年迁居城内南门大街。
先祖廷选公亦被牵商，度急切不荻辞，投身自认口岸，试行两载，以亲老告退。
由于淮北盐务的衰落，许多商人都日趋式徽。
徽商程量越一支“越数传，事业凌替，宅舍圯毁”［］。
到乾隆五十一年以后，五字店后宅已圯，“惟大门及前厅等处尚存”。
康熙年间由漕运总督书写的“乐善不倦”匾额，竟因“宅小不能置”［］，而不得不送到城内报恩寺中托僧人代管。
其他的中小盐商也有类似的境遇［］。
揆诸实际，淮北盐务的衰弊，主要是由于不合理的“湖运旧章”所致。
原来，淮北盐斤在产地价格甚为低廉，但因场盐运到各口岸，中间须经淮安西北掣验改捆。
“各项工人赖此衣食，工价日增，浮费与之俱增，成本因之较重”［］。
每引成本多达十余项，至淮北岸埠“价不偿本，故官不敌私”［］。
有鉴于此，淮北大使林树保密谋改道以节省糜费，不料预先走漏了风声，酿成了一起不小的骚乱。
灾异记·
淮北工人烧淮所》记载：
工人恐失所，谋罢市。
一日午后，妇女以千百成群，由程公桥过河，先至花、茶巷、不准铺面开门。
众妇都皆手持香火赶赴淮所求赏饭。
大使林不面，众妇女率众至大厅，厅为柏木，众将香弃置厅内，一时火起，烟焰迷天，而香闻数里。
又欲扑工房，林携印逃行，被众妇女攒殴，不知官印何时失散。
城中闻之，协镇海德坤带兵弹压，两手出袖箭，众惧其舅，一哄而散。
林次日……通详火烧衙署，失落官印，酿成巨案。
大宪檄府拿人。
河北拟敷人出应，王朝举时病垂危，愿承认，此后凡走盐成提费赡其家，当即被逮，一鞠而得。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这场骚乱，显然是有组织的，很可就是由徽商怂恿而成的。
因为改革首先关系到鹾商的切身利益，他们绝不希望盐运改道。
如盐务总商程易“比盐务有改道之议，副使力持不可，所活亿万人”［］。
从史料上看，徽商在多次盐务变革之前就都冒预先获得过消息。
如道光年间淮南盐务首总黄潆泰在纲盐改票前夕前就预先得到通报，于是暗中卖掉根窝，逃过了一般商人所遭遇的破产厄运［］。
仪征在传闻盐课改归场灶，不再经由当场掣捆，于是“街市呼号，不约而会者千数人，奔赴县堂，齐声乞命，因而市井惊慌，铺面闭歇，日用货物不得流通”，“抢夺公行，民难安堵”。
由陶澍的奏折中可以看出，这些都是由盐商和乡绅鼓动而造成的动乱［］。
嘉庆年间的这场动乱虽然不了了之，但却“伏下票盐一节”［］，成为道光中叶淮北纲盐改票的先声。
道光十二年，淮北盐务疲弊已极，陶澍上疏改行票盐。
在酝酿变革的过程中，出自淮北盐商的三朝元老曹振镛起了一定的作用。
曹家原在淮北有许多根窝，而陶澍又是他的门生，推行票法颇有投鼠忌器的担心。
后者曾派人试探曹氏心曲，曹振镛很痛快地表示：
“恐有饿死之宰相家”［］，表示支持陶澍改革。
当时，因两淮应交广储司银两无法交割，而由粤海关每年拔解盈年３０万两充“广储司公用银”，道光皇帝大为震怒，取消了两淮盐政一职，并下令改革两淮盐法。
因此，两淮盐务变革如箭在弦，不得不发。
曹氏是官场上老官僚，一向以善于揣摩帝王心理着称，他这种“大义灭亲”的举动，当然也是事出无奈。
道光年间的纲盐改票，对淮北盐商的打击相当之大。
原先，河下一带号称“小扬州”，早在明代成化、弘治年间，邱ｈｕì
＠①⑥《过山阳县》诗就这样写道：
“十里朱旗两岸舟，夜深歌舞几时休。
扬州千载繁华景，移在西湖嘴上头”。
西湖嘴在运河东岸，即指河下。
及至清代，当地甲第连云，冠盖阂咽。
所谓“生涯盐策富连鏖，甲第潭潭二百年”［］。
改票后不及十年，“高台倾，曲池平，子孙流落，有不忍言者，旧日繁华，剩有寒菜一畦，垂杨几树而已”［］。
例如，着名的荻庄柳衣园，是淮北总商程氏的私家园亭，盐务极盛时，“招南北知名之士宴集其中，文酒竹歌，殆无虚日”［］。
道光中期北鹾改道西坝，盐商失业，售拆此园，夷为平地。
转眼之间，只剩老屋三椽，紫藤一树，令人叹息不已。
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
据山阳人黄钧宰描述：
“自程氏败而诸商无一存者，城北井里萧条矣”［］。
于是，“里之华堂广厦，不转瞬间化为瓦砾之场；
巷陌重经，溪迳几不可辨”［］，聚落景观与畴昔迥异，整个河下触目皆是圯墙、破寺和废圈。
盐商既已困窘不堪，淮安河下夸奢斗富之习，大有力不从心之感。
以元夕观灯视之，“淮、扬灯节最盛，鱼龙狮象家禽鸟螺蛤而外，凡农家渔樵百工技艺，各以新意象形为之，颇称精巧”［］。
道光中叶以后，虽然“火树银花，人影衣香，犹见升平景象”，但却因“盐务改票以来，商计式微，不及从前繁丽”［］。
由于盐商衰落，河下的商业也骤然萧条了下来。
淮安河下原本是“万商之渊”，“富有无堤，甲于诸镇”［］，由于富商大贾的纷至沓来，成了当时的一个金融中心。
嘉庆二十五年以后，“河下钱铺约有三、四十家，大者三万、五万，本小者亦三、五千不等。
上自清江、板闸以及淮城并各乡镇，每日银价俱到河下定，钱行人鼎盛，甲于他处。
加以河工、关务漕务生意特输，有利可图”，因此十分繁荣。
起初河下银价每两仅９００余文，道光初年略有上涨，但也不过１１００－１２００余文。
纲盐改票后，因淮北实行场下挂号验赀之法，“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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