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整理中国共产党简史学习材料Word格式.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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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国际环境，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指明了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特点。
宣言分析了帝国主义侵华的最新动向，揭露了华盛顿会议的阴谋，强调指出国际无产阶级正在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形成共同反抗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新趋势。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反帝运动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共同的压迫者——国际资本帝国主义。
宣言第二部分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以及革命的对象、动力。
宣言认为，中国社会是受帝国主义操纵的、军阀把持的社会，指出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
宣言认为，中国革命的直接敌人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革命的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
因而，宣言提出了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
宣言在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及中国革命性质、对象、动力之后，于第三部分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
党的最高纲领是：
“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
党的最低纲领是“
（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
（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党的最低纲领，即是民主革命的纲领，它的中心内容是反帝反封建。
二大的各项决议案中，还提出了建设民主联合战线的政策和加强党的建设的原则，为贯彻民主革命纲领制定了策略方针和组织保证。
第二章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1923.6——1927.7）
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主要议题是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决定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
这次会议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
第三章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8——1937.7）
3、党和红军的建设
由于中国革命斗争的特殊性，中国共产党的党员队伍和所领导的红军都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如何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把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把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成为亟待解决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1929年12月，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即古田会议）。
会议认真总结红军创建以来党在同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的经验，统一了思想认识，一致通过了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中心思想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
在军事建设方面，决议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从根本上划清了新型人民军队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
决议阐明军队同党的关系，指出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全心全意地为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
决议再次提出红军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三位一体的任务。
决议还规定了红军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的重要地位。
同时规定了红军处理内外关系的准则，提出要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要建立官兵一致的新型关系。
在党的建设方面，决议着重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并从红四军党组织的实际出发，全面指出了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和纠正的办法。
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决议强调要注重调查研究，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
强调必须“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
为有效纠正各种错误思想，决议提出要加强党内教育特别是党的正确路线的教育和开展党内的正确批评。
决议在着重强调党的思想建设的同时，又指出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必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反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等错误倾向，并提出了加强各级组织的工作要求。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它结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初步回答了在党员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
初步回答了在农村进行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
古田会议所规定的基本原则集中体现了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这一独特的党的建设道路，对以后不断加强党的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4、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提出
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过程中，毛泽东先后撰写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著作，深刻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特点，第一次从理论上系统地分析和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所以能够在中国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全面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内容及其意义。
经过红四军进军赣南、闽西的实践，毛泽东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
1930年1月，毛泽东在后来题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一封党内通信中更加明确阐述了走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思想。
1936年12月，毛泽东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年11月又撰写了《战争和战略问题》，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这一革命理论。
1939年，毛泽东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对这一理论又做出了新的阐述和发展。
毛泽东阐明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学说的重大发展。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选择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完全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必须把工作重心首先放在乡村，不仅是由于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主力军，而且敌强我弱的形势也决定了中国民主革命的长期性，因此必须在反革命力量相对薄弱的农村建立根据地，以积蓄革命力量，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才能逐步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
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它反映了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规律，指明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三、革命运动曲折发展与红军长征
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
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决定常委再进行适当分工；
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红军在会后的转战途中，于2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党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
决定由毛泽东协助周恩来实行军事指挥。
3月中旬，为便于统一指挥，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在战争环境中，这是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举行的遵义会议，没有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也没有探讨造成军事指挥错误的深刻的政治原因。
但是遵义会议明确回答了红军的战略战术的是非问题，指出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同时改变了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从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逐步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开始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红军在新的中央领导下，扭转了以往的被动局面，采取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术，四渡赤水，巧妙摆脱了优势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充分显示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到达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合。
22日和23日，红二方面军同红一方面军会师。
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宣告了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
第四章全民族抗战时期（1937年7月—1945年8月）
五、延安整风运动
全党范围内普遍性的整风运动从1942年2月开始，至1945年4月结束，历时三年多。
1942年2月上旬，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全面阐明整风的任务和方针，在全党引起热烈反响。
毛泽东指出，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是整顿“三风”：
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整风运动的方针是：
“惩前毖后”和“治病救人”，就是要揭发以前的错误、批评缺点，使以后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
整风运动的方法步骤是：
认真阅读文件，联系个人思想和工作，自我反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认识，总结经验，逐步取得思想认识的一致，增强党性，改进工作。
从1943年9月起，中央领导层的整风进到深入讨论党的历史问题阶段，对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党成立二十余年来的几次严重错误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深入研究党的历史、认清路线是非。
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系统总结了党在各个时期的经验教训，对党的历史上若干重大问题作出正式结论后，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整风运动既是一次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也是破除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错误倾向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
对全党同志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
第五章全国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8月—1949年9月）
四、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与夺取全国胜利
1948年秋，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及时把握就地歼灭国民党军队大兵团战略决战的有利时机，先后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3个战略性战役及其他几个重要战役。
三大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到1949年1月31日结束，历时142天，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54万余人。
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摧毁。
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全国解放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的基础。
1949年4月20日，人民解放军兵分三路开始实施渡江战役计划，于23日解放南京，宣告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至6月2日，渡江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43万余人，解放了长江中下游南岸的广大地区。
随后，各路大军向东南、中南、西北、西南各地胜利进军。
到1949年9月底，人民解放军各部解放了除西南滇、黔、川、康、藏及中南的两广以外的全国大陆大部分地区。
新中国成立后，为迅速肃清残余的国民党军队，人民解放军按照预定的战略部署，继续向尚未解放的地区进军。
至1950年6月，全国解放战争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基本结束。
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新中国的诞生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
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对新中国的各方面政策作了明确规定。
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会议还选出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
随后，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伟大胜利，标志着中国人民受奴役受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已经过去，中国已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一个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新时代，中华民族的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
四、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大意义和基本经验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结束了百余年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势力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争得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
中华民族从此不再任由帝国主义势力欺凌。
结束了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解放，中国人民从此可以当家作主，成为新国家、新社会真正的主人，彻底改变了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社会政治地位。
结束了中国社会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历史。
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为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现代化的实现，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富裕幸福扫清了障碍，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20世纪继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历史上最重大的政治事件。
这一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
它在一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1/4的大国里，扫荡了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势力，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既有力地推动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极大地增强了他们反帝斗争的必胜信心，也有力地推动了维护国际和平事业的斗争，极大地增强了世界和平力量。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
毛泽东指出：
“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
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
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
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
”“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
”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国情出发，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建党道路，始终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进性，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保持与他们的血肉联系；
正因为党掌握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国情的基本特点，把握了武装斗争的基本形式，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也正因为党从中国的国情出发，重视建立统一战线，以土地革命为革命基本内容，最大限度地赢得了农民，组织了农民，正确处理了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才能够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迅速发展壮大，仅用28年就夺取了革命的彻底胜利。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中国革命的历史表明，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教条，别国革命经验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公式。
不同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为了把自己国家的人民解放引向胜利发展的道路，就不能拘泥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中对某个具体事件所做的个别论断，而必须从本国的历史和现实状况出发，与时俱进，因地因事而变，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本国革命具体实际正确地结合起来。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实践中深刻总结了历史经验，创造出适合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实际的新理论——毛泽东思想，才最终把中国革命引向了胜利。
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走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成功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条最基本的经验。
第六章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1949.10～1956.9）
四、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1952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初步提出“怎样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大致设想。
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基本内容。
同年12月，中共中央批转了由中宣部编写的、经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公布了总路线的内容。
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正式批准了这条总路线。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正式表述是：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
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关于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所需的大致时间，当时设想为三个五年计划，加上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三年，共需十八年。
这条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
总路线的基本内涵是“一化三改”、“一体两翼”，主体任务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两翼分别是对个体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七章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1956.9～1966.6）
一、《论十大关系》的发表和一系列新方针的提出
毛泽东于4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这个报告确定了一个基本方针就是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努力把党内外、国内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二、中共八大的召开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这是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大会。
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邓小平做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大会选举产生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随后在八届一中全会上选出14名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上述六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党的八大正确分析了国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了党在今后的根本任务。
大会指出：
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上建立。
尽管我国人民还必须为解放台湾，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为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党和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在此基础上，八大进一步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是：
“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有系统、有步骤地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
”
八大是一次成功和胜利的大会，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的新方针，对建设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取得了初步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成果，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题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后经整理补充，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于6月19日公开发表。
这篇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著作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形成一套系统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不同性质矛盾及处理这些矛盾的理论，是党的八大路线的继续和发展。
八、十年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基本总结
十年间，党带领全国人民克服了种种困难，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
“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
这十年间，党在领导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正确的认识成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在政治方面，党提出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国家政治生活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在经济建设方面，党提出要把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既要反对保守又要反对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
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关于经济发展的战略任务和目标，党提出要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的“四个现代化”。
在经济体制方面，党提出生产关系（所有制）的变革不能超越历史发展阶段，必须尊重价值规律，坚持按劳分配；
在生产经营方面，国家和集体是主体，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甚至资本主义私人经营作为补充；
在市场方面，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的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为补充；
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加强和改善企业管理，实行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的管理体制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农业生产中试行生产责任制。
在科技文化教育领域，党提出“百花齐放、百鸟争鸣”的方针，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应当给予信任，善于团结，同时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
在对外关系方面，提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
在党的建设方面，党强调要吸取苏联党的经验教训，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加强党内监督，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也经历了很大的曲折，遭受严重挫折。
除了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和自然灾害的影响之外，最主要的是党的指导方针出现“左”的失误。
这些失误是党在探索中产生的，暂时地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无论在规模、程度、性质上都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有质的区别。
但是，二者也有密切的联系，历史证明，前者是后者的先导和准备。
第九章在徘徊中前进和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
三、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这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这次全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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