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劳动贫困层和脱贫政策：未完成的改革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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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将剖析劳动贫困层的各种概念，最终决定选择什么样的定义。
劳动贫困层可以定义为“所在家庭的
①劳动力移动指劳动者在职位种类、企业、地区间的移动现象。
家庭收入在贫困线以下，且正在工作的群体”。
这里的贫困线可以采用不同的定义标准，或是各国独自设立的贫困线（nationalpovertyline）©
或是国际通用的贫困线，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中位收入或平均收入的40%〜60%”。
这一定义中有争论的地方是，如何定义“工作”。
例如，调查时是应当将调查对象“正在就业状态”视为工作，还是将“一段时间内有工作经验”视为工作。
前者是在特定时间做的调查，因此可以看成是静态的定义；
后者是一段时间，例如，1年中几个月以上在工作，因此可看成是动态的定义（노대명•최승아,2004）o
上述两种定义方法各有优缺点。
动态处理方法在掌握整体政策支援对象的规模和特点上占有较大优势。
因为以某一特定时期的工作状况为研究对象即采用静态处理方法时，由于劳动贫困层所具有的不稳定的雇佣特性，因此使得当时失业的群体未能被包含进去，会导致过小评估了需要政策支援的劳动贫困层的规模。
因此，国际上在对劳动贫困层的规模和现状进行相关评估和分析时通常使用动态处理方法。
动态处理方式是美国劳动统计局在定义劳动贫困层时使用的处理方法，欧盟也经常使用此方法（Eurofound,2010）。
但这一方法只有在掌握了研究对象过去一年的就业时间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使用，可以说这也是许多研究者们在分析过程中所面临的最大的限制之一。
比起动态处理方法，静态处理方法在数据的灵活应用上具有优势。
因为通过大部分的家庭调查数据（householdsurveydata）,可以了解劳动贫困层的规模和实际情况。
本研究中对劳动贫困层的规模和状况采用动态处理方法，其他的研究结果则根据静态处理方法得出。
表1展示了以就业状态和职位为基础对劳动贫困层的概念所做的分类。
根据该表，劳动贫困层从狭义上看，可以称为就业贫困层（workingpoor）；
从广义上来看，可以称为经济活动贫困层（activepoor）。
该表中根据动态处理方法得来的劳动贫困层指的是第m组中在过去一年里有6个月以上工作经验的团体。
这个表中使用了一般不使用的概念，即有能力工作且可以工作的贫困层（workable&
workingpoor）的概念。
这个概念不仅以是否工作，还以是否有工作能力为标准判别劳动贫困层，因此值得注
①韩国在2015年7月之前将最低生计费（MinimumLivingStandard）运用成贫困线。
这可以理解成韩国独有的贫困线（NationalPovertyLine）。
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是包括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在内的各种福利制度的行政型收入基准线。
意。
由此，全职主妇、啃老族（NEET）等被归类为非经济活动人口，但同时也可以被看作可以工作的群体。
在现实中，这一概念可以运用于判别社会救助制度的福利领取人是否有能力工作，从而选定支援对象或部分符合条件的对象。
比如，美国的TANF、韩国的基本生活保障法案等社会救助制度对于福利领取人中有劳动能力但处于未就业状态的群体，以就业、教育培训等为条件给予福利补贴。
表1通过职位身份对劳动贫困层的定义
类别
状态
组I
组口
组m
经济活动시□
工作
领工资的劳动者
正规就业
临时工
小时工
劳动
贫困层I
劳动贫困层
□=贫困的
经济活动人口
劳动贫困层n=有能力工作且还在工作的贫困层
不领
工资的
劳动者
雇主
自雇
非付酬的
家庭帮工
不工作
失业
失业贫困
非经济活动시□
-啃老族
-老人、残疾人、儿童、全职主妇
非经济活动人口，但具备工作能力的贫困层
*这些阶层的家庭收入低于贫困线。
除了上面提到的劳动贫困层或有劳动能力贫困层（workablepoor）的概念外，也有必要提及各种分析中经常使用的类似概念。
比如，劳动年龄贫困层（working-agepoor）白勺概念，这指的是贫困家庭的成员中处于劳动年龄段的人口。
OECD规定的劳动年龄层为15（周）岁至64（周）岁的人口群体。
2.劳动贫困层的产生环境
劳动贫困层的产生是源于结构性问题还是个人责任，这是一个长期的议题。
但是，由于劳动贫困层问题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断增加，很难将劳动贫困层的产生归因于个人，而更应将其归因于结构性问题。
当前劳动贫困层产生的结构机制由以下四种因素组成：
①产业结构的变化（changingindustrystructure）,②雇佣保护法（employmentlegislationprotection）,③机会不平等（unequalopportunity）,④社会安全网（socialsafetynet）o当然，每个国家的条件不同，上述因素的组合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从而衍生出各种各样的劳动贫困层的产生机制。
那么，如何具体分析这四种因素呢？
第一，产业结构变化，从历史的角度看可以说是劳动贫困问题产生的最主要的原因。
和工业革命之后许多农民失业并寻找新的工作的过程一样，后工业化过程中许多制造业劳动者面临劳动贫困问题。
这可以看作原有职业的消失和新型职业的产生过程中许多劳工面临的结构性问题。
当然，每个国家的产业发展阶段不同，劳动贫困层产生的原因也不同。
与西方福利国家相比，韩国在相对晚近的2000年才经历急剧的后产业化，制造业工作岗位急剧减少，收入低、就业不稳定的服务业工作岗位大量代替制造业岗位，劳动贫困层呈现增加的态势。
第二，雇佣保护法的变化也是劳动贫困层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就业形式也发生变化，失业、低收入、就业不稳定的风险增加，但在这种风险之下，保护劳动者的制度未发挥作用也是劳动贫困层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21世纪的雇佣保护法的困境是显而易见的。
雇佣保护法强势的国家，虽然可以很好地保护原有的正式员工，但是使得新的求职者就业难，反而引发新失业者增加和长期失业的问题，从而呈现失业贫困层增加的态势。
20世纪90年代的欧洲国家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与此相反，在劳动力市场过于灵活的国家里，低收入和就业不稳定加居U,又呈现工作难以维持生计的就业贫困层增加的态势。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正在发生这样的事情。
韩国的贫困问题同时拥有这两种特征，对公共部门和大企业的正式员工保护得相对较好，而以中小企业和服务业为主的就业不稳定现象在扩散。
第三，机会不平等的加剧也是引起劳动贫困问题的原因。
当然，每个国家机会不平等的原因有所不同，但是可以说几乎所有国家都发现了机会不平等的一些共同来源，即学历和性别导致的就业和工资差别。
同样的职业，女性比男性的收入更低，教育水平的差别也带来了收入的差别。
正因如此，低学历女性家长的单亲家庭的贫困问题严重。
此外，西方国家中种族或宗教问题也被视为引发贫困的主要原因，即少数族裔在就业过程中受到各种排斥和歧视，这种排斥和歧视是他们沦为失业者或低收入劳动者的原因之一。
韩国社会中性别和学历带来的就业和收入等方面的不平等情况很严重，而且当这些因素叠加时一个人沦为劳动贫困层的危险性也会增加。
第四，社会安全网的发展程度也是导致贫困问题的重要原因。
低发展或中等收入国家，仍然有启动私人安全网（privatesafetynet）的情况。
但是高收入国家的私人安全网减弱，大多由社会安全网替代。
问题是社会安全网的功能究竟如何？
保障失业者和低收入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制度，可大大减少劳动贫困问题的危险性。
实际上，欧洲福利国家的劳动贫困层比例与美国或其他国家相比并没有低很多，但是他们通过收入保障制度、就业扶持政策，以及各种公共服务支援制度，给贫困层分配更多的收入从而减少了劳动贫困层。
虽然韩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迅速发展，但需同时解决老年贫困和劳动贫困的问题，因此，劳动贫困层的收入再分配问题在社会保障排序上相对靠后。
总的来说，影响劳动贫困问题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
发展衰退或经济停滞增加了失业和低收入的风险，从而影响劳动贫困问题是理所当然的事，但经济发展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良药。
就算经济增长，（如果）非正式工作成为社会常态，特定群体的差别待遇很严重的话，相对条件较不利的弱势阶层仍将沦为劳动贫困层。
而且最终，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程度也会极大影响劳动贫困层的增加或减少（심상용,2006）。
3.劳动贫困层的贫困决定因素
为什么有些人会陷入贫困状态，有些人则不会？
以个人为单位分析贫困的决定因素时很难纳入对宏观因素的考虑。
因此，经验分析中，各劳动年龄层的贫困决定因素（主要）以个人特征、就业状况、家庭结构和社会保障制度等为中心进行分析（이병희,2008；
백학영•구인회,2010）。
第一，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等，它也反映了上文提及的结构性原因，即性别和年龄展现了机会不平等的严重程度，教育水平则是展现就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第二，就业与否和工作质量是比较直接的贫困决定因素。
许多现有研究结果显示，家长的失业导致家庭收入减少，对贫困进入产生重大的影响。
而且即使有工作，也要看工作质量，工资非常低或者雇佣中断（=收入中断）会导致其暴露在贫困危险之中。
韩国社会中临时工人（irregularworker）受低收入和就业不稳定的折磨，这也是他们被认为非常容易沦为劳动贫困层的原因。
韩国的劳动贫困层中正式工人的比例极低。
第三，家庭结构也是劳动年龄层沦为贫困层的重要原因。
具体来看，家庭成员中有工作的人数增加会减少贫困的风险，反之没有工作能力的家庭成员增加则会因支出的增加而加剧贫困风险。
目前父母和子女生活在一起的家庭，即从父母或子女那里得到收入支援也可以减少贫困的危险。
第四，和劳动贫困层的贫困决定因素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社会救助制度的作用非常重要。
它与大多数国家的社会救助制度中以贫困层为目标（targeting）支付的福利补贴有关。
为了满足贫困层的不同需求，福利补贴通常由几项补贴组成。
但在实际分析过程中只考虑现金补贴时，难以确认脱贫效果。
①
在实际分析中，应剖析以上提及的各因素和各收入以何种方式影响劳动年龄层进入贫困。
本文将剖析每个个体想要怎样的工作，对其劳动收入有什么样的影响，除了劳动收入外，公、私转移收入对整体家庭收入有怎样的影响。
这里的收入分为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非劳动收入分为资产（金融收入和财产收入等）和转移收入，转移收入分为个人转移收入和政府转移收入。
②劳动收入受失业和工作与否的影响，在有工作（工资劳动和个体经营）的情况下，劳动收入受工作质量（雇佣条件和收入水平）的影响。
在这点上，我们可以根据就业贫困层每个人所做的工作决定其贫困风险。
但是从整体看，除了劳动力市场产生的劳动收入以外，家庭单位的金融收入或财产收入、私人转移收入，以及福利制度规定支付的福利补贴影响着劳动年龄层的贫困状况。
三韩国劳动贫困层的趋势和主要特征
1.经济环境的变化和劳动贫困层的出现
韩国社会现在出现的许多社会矛盾源于21世纪前10年正式开始的
① 社会救助制度，特别是最低收入保障是对一定收入以下的贫困层的收入保障，保障补贴的收入标准的上限比贫困线低的时候，脱贫效果不显著。
② 如果没有财产收入或金融收入，个人或政府转移收入对贫困进入率影响显著，所以无法工作的老人或残疾人很难不受到非劳动收入的影响。
西方福利国家的转移收入占全体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相对较高，因此更加影响老年阶层的贫困进入率。
但是韩国社会的政府转移收入对老人贫困的影响不大，个人转移收入也大幅减少，这意味着韩国社会没有劳动能力的贫困层的贫困风险相当大。
图1劳动年龄层的贫困进入机制
收入差距的增大和贫困率的增加。
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工作岗位的增加降低了收入差距和贫困率，因此，社会保障制度并没有得到重视。
1987年的民主运动和1993年的政权更迭后，政府制定了社会保障制度的扩张计划，但未全面推进，直至1997年韩国社会爆发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提出以开放市场、调整结构以及劳动力市场灵活化为金融支援的条件，建议韩国强化缓解冲击的社会安全网。
实际上，当时的政府为加强以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为中心的社会安全网下了很大功夫，但是受2003年的信用大乱和2008年的雷曼冲击（LehmanShock）等经济冲击的影响，这一努力以失败告终。
金融危机以来20年间进行的各种结构改革的代价是巨大的，导致了就业不稳定和收入分配结构恶化，社会矛盾更加严重。
于是，政府承诺加强社会安全网以解决失业和贫困问题。
2000年以后，韩国的公共社会支出（publicsocialexpenditure）是OECD国家中增长最快的。
这意味着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遵守了加强社会安全网的约定。
但在持续不断的经济冲击导致就业不稳定一低收入一失业的恶性循环益发固化，收入差距扩大，贫困率大幅增加的情况下才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的方式很难达到预期成果。
图2显示了1990年以来的三次经济冲击是如何影响贫困率和就业贫困率的。
（年份）
注：
贫困线定义为中等收入的50%。
资料来源：
韩国国家统计局，历年家庭调查统计数据。
图21990年至今的员工贫困率趋势
1999年，金融危机的冲击导致贫困率和就业贫困率大幅增加，这一态势到2002年才好转。
但是，2003年到2014年贫困率再次迅速增加，且保持高水平。
这期间，收入分配结构出现了以下两种恶化趋势。
一是低收入和就业不安稳导致劳动收入差距扩大，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结构恶化。
这一点除了贫困率增加外，通过收入不平等的增加以及高、低收入层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也可以看出。
二是老人的增加及青年一人家庭的增加等导致代际收入分配结构严重恶化。
这与赡养弱势群体的劳动年龄层面临低收入和就业不安稳，导致他们的赡养功能，尤其是对老人的赡养功能减弱相关。
事实上以上两种趋势密切相关。
如果低收入和就业不稳定在劳动年龄层中扩散，就会影响他们对老人和儿童的抚养功能。
尤其是如果社会安全网脆弱，问题就更严重。
在过去的20年间，政府为保护弱势群体做出了很多努力，但是即使有各种收入保障政策，老人贫困率仍保持较高水平。
如果以2015年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50%为贫困线，老年贫困率约为47.2%（한국보건사회연구원,2016）o这意味着为了保障老年群体的收入,需分配更多的财力。
从长远的观点看，韩国社会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是维持劳动年龄层的购买力，他们是支撑韩国社会的中坚力量。
在家庭层面，劳动年龄层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承担抚养儿童和老人的责任。
在社会层面，在私人安全网解体的情况下，需要通过劳动年龄层的劳动税收来支撑社会安全网。
因此，如果这个群体收入不平等或贫困加剧，从家庭到社会，乃至全面的经济社会性矛盾将被激化。
因此要关注解决贫困问题的社会保障政策。
2.劳动贫困层的规模和趋势
劳动贫困层的规模，可根据不同的概念推测。
首先，根据动态的方法，即以过去一■年中的工作时间（employmentperiod）为标准，推测劳动贫困层的规模。
工作时间被划分为四个等级：
完全不工作的、工作1至6个月白勺、工作7至11个月白勺、12个月全部工作的。
同时根据每个人的收入标准，区分贫困层和非贫困层。
考虑到样本的大小和数据的可靠性，本部分使用了韩国统计局2005年家庭动态调查资料和经济活动人口调查资料的匹配数据，详见表2。
分析结果显示，贫困层中工作7至12个月的人，仅占劳动贫困层人口的3.8%。
表2工作时间&
劳动贫困层人口比例
单位:
%
工作时间
占总体的比例
合计
非贫困
贫困
0个月
28.9
24.0
4.9
1~6个月
10.5
8.9
1.6
7~11个月
12.6
11.1
1.5
12个月
47.8
45.5
2.3
100.0
89.8
10.2
贫困线为连续收入中位数的50%。
韩国国家统计局，家庭调查和经济活动人口调查的匹配数据，2005。
接下来设定劳动就业者中的贫困层为劳动贫困层，推测其规模如表3所示。
首先，以市场收入中位数的50%为贫困线，推测劳动贫困层的规模，其规模从2006年的8.8%至2014年的9.4%,有所增加。
如果以可支配收入为标准推测劳动贫困层的规模，从2006年的7.4%至2014年的7.4%,规模变化不大。
从这一结果来看，2014年，韩国的各种福利待遇致使劳动贫困层的规模减少了约2%o但应注意这是局限于劳动贫困层的减贫效果。
表3韩国劳动贫困层的趋势
年份
市场收入
可支配收入
2006
8.8
7.4
2007
9.2
8.1
2008
9.1
8.0
2009
9.5
2010
9.7
2011
7.8
2012
9.4
2013
7.6
2014
1）劳动贫困率是指被雇者的贫困率。
2）贫困线为年收入中位数的50%。
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贫困统计年鉴（2005）》
O
最后对有劳动能力贫困层（workablepoor）的规模和趋势进行观察。
之所以使用“有劳动能力贫困层”这一概念是因为，韩国的劳动贫困层支援政策主要以有劳动能力的贫困层为基础支援对象。
例如，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中的就业支援对象就是有劳动能力的待业者。
表4根据福利面板数据，显示了2005年至2014年劳动能力贫困层的规模。
2005年在整体劳动能力者中贫困层的比例约为12.1%,2014年为9.9%,这意味着有劳动能力的贫困层的规模在逐渐缩小。
但应注意，这是面板数据的样本中弱势群体的淘汰率较高产生的结果。
表4韩国有劳动能力贫困层的趋势
占总人口的比例（%）
人数（万人）
贫困人口
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
2005
15.7
12.1
757
382
14.7
11.8
713
374
14.6
11.6
711
376
14.0
11.2
684
371
12.8
10.3
631
346
10.0
633
351
10.8
696
383
13.9
695
381
15.1
11.9
756
420
13.6
9.9
688
贫困线为家庭可支配收入的50%。
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福利追踪调查。
3.劳动贫困层的雇佣实态
韩国劳动贫困层的特点之一可从其就业状态得以观察（노대명•최승아,2004；
이병희외,2010）。
与西方福利国家或日本相比,韩国劳动贫困层的就业状态是无收入劳动者的比重较高，这是因为未就业者的比重较大。
图3中劳动贫困层是以平均收入的50%为贫困线，以有劳动能力群体在特定时期的就业状况为标准确定的。
其目的是掌握除就业者之外，无工作意愿的失业者之类的待业者的规模。
从图中可以看出，首先，劳动力市场中低收入和就业不安稳的群体沦为贫困阶层的概率高。
其次，无收人劳动者中个体经营者的比重最大，这是因为韩国的私营业主中相当大一部分是高龄者，他们找不到适当的工作才转而创业。
最后，待业者中非经济活动人口为30.7%,失业者占比为13.2%o值得注意的是，未就业者
图3劳动贫困层的构成
更具体地分析就业状况和工作职位的贫困风险，可以看出什么样的群体更容易成为劳动贫困层。
尤其是在韩国社会中工作职位与劳动收入及就业稳定性密切相关。
图4显示了各工作职位的贫困进入概率，其中，失业者沦为贫困阶层的概率最高，为18.7%；
其次是小时工，为12.1%；
然后是非付酬的家庭帮工，为10.6%。
而且，与领薪者相比，非领薪者的贫困进入概率约高出了近两倍。
不仅工作岗位带来的就业不稳定是一大问题，还要考虑工作岗位的产生和消灭过程中劳动力移动增加的问题。
当然，劳动力移动过程中会发生劳动收入的增加和减少，其中一些弱势群体的收入水平会下降。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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