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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时期是一个政治社会极端动乱,人们生活极端动荡的时期,但特殊的土壤却成就了中华文学史上思想异常活跃的特殊时代,建安文人们于动荡中苦寻真理,在战乱中坚定气节,他们张扬生命,挥洒真情,开创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重视人生,发觉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创作的自觉”时代。

在这样的时代里,文人们处于生命意识的觉醒和现实体验的痛苦、沉重互相交织的环境里,于是建安时代的士人们用他们的心灵创造出的诗歌来抒发对人生苦短的慨叹、对艰难世事和百姓疾苦的忧患、对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的思索,以及渴望建功立业的慷慨高歌,形成了慷慨悲凉、清俊刚健、豪迈激昂的建安风骨。

那一首首慷慨悲凉、雄浑古朴的诗歌,那一曲曲包含对人生价值和人生意义的思索、对民生疾苦的忧患、渴望建功立业的理想抱负的歌曲,谱写出我国古典文学史上一个极为鼎盛的时期。

“慷慨悲歌”中有对苦难现实的无奈但又欲改变这种乱离局面建立理想世界而发出的人生慨叹,有对社会的责任感、忧患意识和仁人志士的理想抱负。

在中国的文学艺苑里奇花异放,表现出了独具特色的文学特点。

一曲曲独抒灵韵的诗歌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常言道:

“国家不兴诗家兴”。

这大概就是建安文学时期,各种文体虽然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士人们却对诗歌情有独钟的原因吧。

于是便形成了建安文学独特的创作形式——以诗歌独抒情怀。

这一时期的诗歌,“五言腾踊”、“辞采华茂”,无论在诗歌的体裁、风格还是表现形式诸多方面上,都表现出新的变化、新的生机。

檀道莺云:

“及至建安,而诗章大盛。

逮乎西朝之末,潘、陆之徒虽时有质文,而宗归不异也”,无疑说明了这一点。

可以说是诗歌发展史上继诗经、楚辞、汉乐府而后的第四个里程碑。

其特点变现如下几方面:

（一）、“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

就诗而言,在音韵方面,五七言诗相比与四言诗,更易于单音词和双音词的配合,,更多地表现出抑扬顿挫之美。

同时,受乐府以诗入乐传统的影响,符合当时文学发展的客观情况。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五言诗起源比较早,但是作为比较成形的五言诗是在汉乐府民歌里,尤其是到了东汉民歌中,五言诗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其中以“古诗十九首”为最著。

到建安时代,这种诗歌形式被广泛地使用,遂造成了五言诗的成熟。

加之曹操对五言诗大力倡导,如《薤露行》和《蒿里行》二首。

也正因曹操的倡导,这种做法才能很快得到文人们的响应,建安诸子才能够不完全局限在辞赋和四言旧套,而开始用乐府五言诗表现新的生活。

随着五言诗的发展,七言诗也逐步发展起来。

《燕歌行》二首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首完全成熟的七言诗,由此七言得以在四言、五言为主的当时文人诗坛上占据堂皇之席。

在他们的实践下,五七言诗体得以确立,为后代作者在样式上提供了范例。

可以想象当一个时代的许多高层诗人大多使用着一种成熟的文学形式,而且此种文学形式又恰好被人们所热衷,其繁荣也就水到渠成了。

（二）、诗歌形式多样,五言诗开创诗歌先河

建安诗的形式多种多样,但以五言诗为主,且成就最高。

以七子为例,五言诗已占他们诗歌创作的绝大多数。

七子的诗歌在题材上有“五言腾踊”的特点。

他们的五言诗虽然不是最早出现的,但建安时期的五言已经通行了,且造诣纯熟。

首先是大胆运用新题乐府,自由地利用乐府诗的形式,作出多种尝试。

七子之中善于写五言的是徐干。

他的一个作品《情诗》就是一首五言诗,运用了对偶句式,用寂寥空旷的环境和了无生息的室内设施衬托主人公孤寂无聊的心绪。

此外,五言诗的题材很丰富,笔者在第一点已提及。

“七子”的优秀五言之作,写得情采飞扬,变化多致,使五言诗在艺术上更趋于精美。

（三）、通过诗歌充分地表现建安文人的的气质、教养、人格

由于特殊的时代,使建安文人们能够面对现实、大胆创造、突出个性、表现情感,通过作品充分地表现出来他们的气质、教养、人格,把我国古代文学推进到一个“创作自觉”的时代。

使得建安诸作家之作品,呈现出千姿百态的鲜明个性来。

1、“三曹”的诗

他们的诗,饱含着政治热情,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是父子三人共同的追求。

曹操著名的《短歌行》最能代表开一代新局面的诗风,它鲜明地表现诗人求贤若渴的心情和平定天下的雄心壮志。

诗中可隐约看到诗人招揽贤才,完成统一大业的勃勃雄心。

使人读后总有一股向上的奋发之气。

最后章节中“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将诗人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渲染得淋漓尽致。

《步出夏门行》组诗,更为诗中精品,如《龟虽寿》接连用“神乌”、“腾龙”和“老骥”三个比喻,从正反两方面引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主题,情怀慷慨,正气回荡。

全诗直抒肺腑,韵律沉雄,语言质朴,笔力劲健,一洗前朝僵化文风。

他们用自己富有创造性的作品开创了文学上的新风气。

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师,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十分推崇曹操为文的“清峻”“通脱”,“做文章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

”例如,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他说:

“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文史学家对此评论道:

“这些话非曹操不能道的”。

曹丕秉承曹操粗犷高昂的诗风,推陈出新,开创

了文学批评的风气;

曹植自幼长在这个具有特殊社会政治地位和充满文学气氛的家族里,家庭的熏陶,对于其建功立业思想和文学创作思想的形成影响深远。

他在自己的诗歌中抒发的“人居一世间,忽如风吹尘。

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与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两者所反映出的建功立业的进取精神和慷慨多气的诗歌风格,完全是一脉相承的。

这种思想既感于社会的丧乱现实,同时又反映了新时代文人可贵的进取精神。

2、“七子”之诗尽显“龙腾虎跃”

汉末建安时期,文学进入了一个自觉时期。

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改变了文人的思想以及情趣,促进了新的文风的形成,在建安时期,文人学士才华横溢,其中尤以建安七子在建安时期蜚声文坛。

他们的文学创作与三曹等建安作家有许多相通之处,但是由于特殊的时代,又由于个人不同的气质、性格、才学、思想、阅历等,七人有着各自独特的风格。

他们以不分上下的文学风格在文坛上并驾齐驱,在文学创作上,又呈现相互竞争角逐的状态,故形成了活跃、灵动的创作特色。

（1）孔融气韵高雅、风骨遒劲、文采脱俗

孔融的诗歌创作数量虽少,但以文笔的犀利诙谐见长的,讲究辞藻的华美和字句的对称,人们指出他的文章“体气高妙”,“奋笔直书,以气运词”,他的《临终诗》,诗中悲愤地揭露了“谗邪害公正,浮云翳白日”的社会现实,因为他被杀的罪名多半出于郗虑、路粹等人的深文周纳。

“生存多所虑,长寝万事毕。

”这声调固然是悲观绝望的,但它毕竟是孔融对黑暗现实发出的最后控诉。

孔融的高迈不俗的才气性格深深的影响了他的文学风格,形成了一种高妙的特色。

因为他有“严气正性”,所以他敢于仗义执言,凭心创作而少有顾及。

另外,由于他的“高气”,其言常常有一种居高慑下的气势,使其作品气势充沛,豪迈劲健。

此外,孔融的作品在语言上形成语势紧凑,句式整齐严谨,文采飞扬的特点。

（2）刘桢气概豪壮、风骨高峭、语言刚直

刘桢是七子中可以说成就相对较高的二子之一。

他的文风意象奇特,风骨峻拔,辞气刚直。

他最著名的诗《赠从弟》三首,分别用苹藻、松树、凤凰比喻坚贞高洁的性格,既是对其从弟的赞美,也是诗人的自我写照。

其中第二首最佳,这是一首咏物诗。

诗人紧紧扣住松柏经寒不衰、枝干坚劲的特征来描写,写出了松柏的凛然正气,成功地通过咏松柏来表现自已对高风亮节的赞美和追求。

全诗格调劲健,语言质实,具有清刚之气。

诗中“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以句式的重复来突出狂风与劲松的对抗,语调紧促有力,诗情震荡,正显示了此诗以气胜的特色。

全诗章法浑成,承转自然。

尤其是结尾

二句,以虚词设问,牵出全篇主旨,可谓收束得法,神完气足。

写得豪迈凌厉,颇有“挺立自持”、“高风跨俗”的气概。

面对动乱的社会,遭遇坎坷的人生,刘桢更多地是表现个人愤慨不平的情感,因此他的作品中总是充盈着慷慨磊落之气。

正如他自己所说,风霜逼迫愈严,愈能体现松柏坚贞挺拔的本性。

这种精神和气骨造就了刘桢诗歌俊逸而奇丽的风格。

（3）王粲奋发遒劲、情调高扬、清丽脱俗

王粲是建安七子中文学成就最大的一位诗人,其创作思想上从沉郁到奋发,气质上从羸瘠到遒劲,情调上从凄婉到昂扬,风格上从清丽到超逸,极其富有建安文学时代特征。

他以情景交融手法,丽密精工文笔见长。

王粲亲历乱离,目睹兵连祸结给人们带来的痛苦灾难,感触颇深,他的部分作品真切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王粲抒发的情多起于遭乱流离,政治失意,因此以凄怆悲恻为主,情中含志,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

王粲才情横溢,辞藻华美,文秀而雅,情恻而庄,境界阔大,开河有度。

《七哀诗》真实地反映了汗末动乱而凄惨的社会面貌,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王粲爱憎分明,感情诚挚,深切同情苦难中的人民,无情揭发了军阀混战给人民造成的痛苦和给社会造成的破坏。

作品继承了《诗经》讽喻和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传统,将抒情和叙事很好的结合在一起。

其诗结构也严谨,首尾呼应。

（4）阮瑀傲骨清高,悲慨多气,平质朴实。

阮瑀的诗创作最突出特点是语言朴实无华。

他的著名作品《驾出北郭门行》,此诗写得是孤儿受后母虐待而哭诉于生母墓前之事,描写孤儿受后母虐待的苦难遭遇,比较生动形象。

此诗无论从题材选择、表现手法或者语言风格都酷似于汉乐府民歌。

整首诗根植于人民生活土壤,凝聚着人民血泪。

完美的保持了汉乐府的质朴风格和生活气息,丝毫没有文人雕琢的痕迹。

除了质朴,句式上也很整齐,全诗结构完整,层次井然。

总的来说,文字质朴,风格沉郁。

在建安七子中,阮瑀诗歌的格调最为凄凉低沉。

他的诗歌作品,最能体现他的个性。

大多反映了他归曹后真实的思想感受。

其中有对羁旅行役生活的厌倦,有对人生短暂,日月易失的感慨,有对返璞归真、安贫乐道生活的向往。

他主张诗以感情的自然抒发为主,不求华彩。

通过读阮瑀的作品,可以感受到他有孤高的人格个性,鄙弃功名,看重自我,渴望返璞归真。

他在那战乱的时代,保持着理性的思想。

在当时来说,难能可贵。

从他那里我们读出了平典质实中有刚健的一面。

（5）应玚宛转至约、文采飞扬、温和含情。

应玚的作品作品辞情慷慨,深刻反映了汉末社会的动乱和人民流离失所的痛苦,体现了他企盼国家统一的愿望。

《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是其代表性诗作,这是应玚

在建章台公宴时给曹丕的献诗。

此诗上半篇以鸣雁自喻,暗示自己过去穷困忧愁的生活。

此诗主题很显然是希望得到曹丕的恩遇,但这点只在前半篇借雁“濯羽陵高梯”中暗透出来,而后半篇正面叙述时却不著一字。

从这里,我们体会到这固然是因为应瑒此时与曹丕初交,不方便明言。

还有一点是因为他为人很自重,不卑不亢,所以说话很得体,有分寸。

艺术上也显得含蓄蕴藉,采用了低回婉转的抒情手法。

全诗音节响亮,风格清丽,在建安诗中之堪称一篇佳作。

很显然,这与应玚和而不壮,宛转深至,文采斐然的创作特点很一致的。

应玚的抒情方式较其他六子来说,比较特别,有一个突出的特点便是“低回婉转”。

他的《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假借咏物的形式抒发心中情怀,这样的抒情低缓平静,没有直抒其情来的悲切,但我们依旧能从诗句中读出诗人的怀才不遇的苦闷之情。

（6）陈琳气俊雄健,笔势流畅,健壮繁富。

《饮马长城窟》为他的诗歌代表作,假借秦代筑长城故事,揭露当时繁重的徭役给民间带来的苦难尤为深刻。

本诗采取了点面结合、以点为主的手法,诗中既有广阔的图景,更有具体细腻的描绘,两者相互引发,概括而深刻地反映了“筑怨兴徭九千里”,所酿成的社会的和家庭的悲剧,显示了作者驾御题材的能力。

诗中人物的思想活动,均以对话的手法逐步展开,而对话的形式又巧于变化,这一点是深得前人称赞的。

不仅如此,语言也很有特色,役卒对差吏的刚毅、愤慨之词,和对妻子那种恩爱难断、又不得不断的寄语,都表现了感情的复杂性,和性格的丰富性;

妻子那一番委婉缠绵而又斩钉截铁的话语,则写出了她纯洁坚贞的深情。

即使是那差吏不多的两句话,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其可憎的面目。

这样出色作品出现,除了作者的才华与技巧之外,可以说,还与诗人对当时连年战乱、人民深受苦难煎熬的现实的了解,对人民命运的同情与关注是密不可分的。

（7）徐干平和雅致,文势低回,壮采驳杂。

徐干不愿意随世俗沉浮。

一开始,他也想建功立业,有着一腔热情,但是因为后来看到自己功业无望,世道暗昏,便归隐了。

这经历对他的文风有着很大的影响。

我们读徐干的诗能体会到舒缓缠绵的特点。

其中有一篇《情诗》尤为能体会出这一点。

这首诗以主人公的内心感觉贯穿始终,开头的典型环境描写实也浸透着其主观感受。

诗歌从起相思之念写起,渐加深入,从表层一直深入到主人公的内心深层,最后以“忧思连相属,中心如宿醒”的总括性描写作结尾。

诗中描写了很多景物、器具,诗人不仅仅是做到使主客观世界交融合一,而且始终将环境、客观事物作为表现人物心理的工具,使之始终处于从属的地位,这种描写人物心理的手法在当时很特别,在其他六子的作品中也从未

有这样的手法。

诗歌用寂寥空旷的环境和了无生息的室内设施衬托主人公孤寂无聊的心绪。

诗中不少对句和连绵词更使情思的表达显得平和宁静,不急不迫。

总的来说,徐干的文风与其才学和情致有关,显得文质彬彬。

3、乱世才女蔡琰,尽抒“悲愤”情怀

蔡琰字文姬或明姬,是华夏几千年少有的才女,生在书香门第。

父亲蔡邕是当时有名的文人,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除诗才之外,她还有个过人之处就是精通音律。

据说她很小时听父亲弹琴,断了一根弦,她就能指出是哪一根,可见其天赋。

而这两样在封建社会里是男人们入仕的最大资本,因此可想而知当时有多少男人对之仰慕。

可惜她是个女人,乱世才女,似乎正预示着她悲剧的一生。

东汉未年,权臣与宦官相互倾轧,展开了残酷的杀戮。

在这一团乱麻政局中,先是被乱世奸雄董卓钻了空子,引凉州虎狼之军,进入当时的都城洛阳,挟持了汉献帝,要挟蔡琰的父亲蔡邕出仕。

无奈之下蔡邕出来做官,后董卓被诛杀,蔡邕这个书呆子因替董卓说了句好话被王允所杀,后蔡琰又失去了丈夫,接连的变故,亲人的相继离世使她从此坠入悲伤之中。

而真正悲剧的开始,是董卓旧部的一次“剽掠陈留”的军事行动后,开始了她一生的悲剧。

历史记载:

“时当二月,村民社赛,男女皆集。

卓命军士围住,尽皆杀之,掠妇女财物”。

在她的《悲愤诗》是这样写的:

“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

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

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

”,她一下了子从贵族生活沦为阶下囚,成为奴隶和俘虏。

她写道:

“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

”悲惨的人生经历再加上“三曹”父子为领袖、“七子”为代表的邺下文人集团的影响,共同成就了蔡琰文风质朴,风格高奇的乱世“悲愤”情怀,这也正是她的诗与后世女诗人风格迥异的原因。

那一曲《胡茄十八拍》弹唱出了身居官僚阶层的乱世奇女子的别样情怀。

二、建安文学——镌刻着鲜明的时代烙印

建安前期,儒家思想的同志地位亦随着东汉王朝的消亡而大减,文化环境的变迁,迫使建安诗歌扬弃了有汉以来注重功利的创作倾向,既体现了经典的力量和气势,又有“托诗以怨”的怨诽之情,充分展示了其了现实主义的时代创作精神。

刘勰在总结建安文学的特征时说:

“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一）、乱世悲天悯人的忧患情感

建安前期,由于文人们处在汉末战乱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因此在创作内容上,自然地以描写战乱、抒述忧患意识为主,往往流露出浓郁的悲天悯人情感,以及深厚的忧患意识。

建安前期出现了大量反映汉末战乱、反映民生疾苦的现实诗篇。

如陈琳《游览诗》中“骋哉日月逝,年命将西倾。

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

”,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忧从中来,不可断绝”等,充满了忧患意识,体现了“端直刚健”的风格,读来让人抑制不住产生悲枪与忧伤之叹。

正是如此,才出现了这一时期文学在内容取向上的趋同性。

虽然每位诗人悲叹的内容都有不同,但都反映了诗人在苦难的社会现实下的理性思考。

比如王粲的《七哀诗》,伤于社会现实的纷乱无序,自己的漂泊流离、怀才不遇及人民的苦楚。

（二）、景物衬托士人情感的游宴诗

随着时代的发展,建安文学风格也开始逐步转向,这同样是以时代特征为背景的。

建安后期,政治形势相对稳定和社会经济逐步恢复好转,大多文士集中于邺下附依于曹氏父子,从而结束了建安诸子各自的孤立创作状况,游宴诗应运而生。

主要是称颂游宴盛况以及和曹氏父子的恩惠,亦或者是表达他们心中的郁闷,抒发他们内心的真实感受。

在这类游宴作品中他们往往将情感注入到景物中,以景衬情,景物描写在作品中有重要地位。

例如:

王粲的《公宴诗》中一句景物描写:

昊天降丰泽,百卉挺葳蕤。

凉风撤蒸暑,青云却炎晖。

诗中的挺、撤、却三个动词都是作者欣赏景物美而选择的精确词汇,形象的描写出了景物美。

如以陈琳、刘祯的《宴会诗》为代表的宴游诗,追寻的是一时的“享乐”和短暂的“忘优”。

由于生活安定,情绪欢快,他们的创作题材扩展到表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已逐渐形成了讲究文采的风气。

（三）、讲究文采风气的日常生活诗兴起

如曹操的《观沧海》、《龟虽寿》和曹植的《白马篇》等等。

这样一种将日常生活广泛“诗化”的景象,在建安以前是从未有过的。

此外,还有包含了给临别朋友的赠言,有表达对朋友的思念之情,也有励志的诗。

这些都是有感而发的,很真实,一点也不浮夸。

表达手法也多样,有直抒胸臆的,有借境抒情的,也有托物寓志的。

刘桢赠答诗《赠从弟》三首,以咏物见志的形式赠人,诗中分别赞颂水中苹藻、山上松柏、南岳凤凰的可贵品质写出了自己的志趣和人格个性。

在这之前,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形式。

同时在这一时期还有很多表现出浪漫主义色彩、具有了某种理想的的作品,表现出了夺目的异彩。

总之,在建安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无论是感叹人生不永,感伤现实人生中悲哀,还是抒发爱情,抒写个人经历与抱负,以及及时行乐的主张,都在不同时期抒发了时代的主题,表现出了鲜明的时代性特点。

三、建安文学的创作内容独特

建安文学诗歌创作内容上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反映当时动荡乱离的社会现实和民生的疾苦

曹操的《薤露行》、《蒿里行》、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王粲的《七哀诗》、蔡琰的《悲愤诗》、曹植的《送应氏》等,都是这类内容题材的作品。

他们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反映了乱世文人们对国家、对民族、对百姓的同情与关注,表达了文人高度的自觉感与责任感。

（二）、抒发个人的理想、抱负与情感、心志

曹操的《短歌行》抒发的是建功立业的理想,刘桢的《赠从弟》表现的是对志节的崇尚,曹植的《白马篇》以游侠的题材抒发为国捐躯赴难的壮志豪情。

此外,也有一些游子思妇、游仙的题材。

建安文学总的来说体现了很强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奋发向上的积极进取精神。

四、建安文学“慷慨悲凉”中透出英雄风骨

慷慨悲凉,是纵贯建安前后两期整个时代的主体诗歌风格。

“慷慨”和“悲凉”虽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诗歌风格,然而却在建安诗人的作品中得到了完美的统一。

（一）、特殊的土壤孕育出“慷慨”“悲凉”完美结合的硕果。

（1）、建安时代是一个社会遭遇大破坏的时代。

诗人们面对现实,亲眼目睹的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人间惨象和残酷的社会现实,尽管建安后期中原地区相对安定,但战乱的情景与阴霾仍影响着诗人们的心灵,加之曹氏兄弟在政治上的争夺,给邺中文人心理蒙上了一层恐怖的阴影。

面对着这一切,诗人们只能将沉积心底的苦闷以作品的形式宣泄出来以排释沉重的心理压抑,形成了一种尚悲的心理定势,从而凝聚成悲凉的建安诗风。

（2）、建安时代动荡的社会,悲惨的现实,引起建安文人憧憬统一的理想社会,理想的憧憬更激发了有报复的建安文人经世济民的报国热情。

于是,建安诗人又在悲凉吟咏的同时慷慨高歌,高唱理想,表现了统一天下的以及为此而建功立业的抱负,作品豪气激荡,形成了悲凉慷慨的独特风格。

由于时代的影响,使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学风格共存于建安时期,相渗透,互相关联,同时存在于建安诗人的创作之中共同组成了建安诗风的特征,是那个时代所造成的特殊的社会心理和审美取向所影响和决定的特殊文学精神,是具有文人、志士双重人格的诗人造就的诗歌风范。

（二）、点燃建安士子的激情

建安文学的开创者“三曹”——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天下为己任,曹丕博通经史百家,又善骑射,好击剑,颇有“救民涂炭”之志;

曹植怀抱“戮力上国,流惠下民”的壮志,而不甘以文士自居。

他们高扬的政治热情,形成了“雅而慷慨”、“志深笔长”、“梗概多气”的文学风骨。

“慷慨”一词,为三曹所用,如曹操《短歌行》:

“慨

当以慷,忧思难忘。

”曹丕《于谯作诗》:

“慷慨时激扬。

”曹植《野田黄雀行》:

“秦筝何慷慨”;

《赠徐干》:

“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

“悲风”这个意象,在三曹诗歌中也常出现,如曹操《苦寒行》:

“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

”曹丕《燕歌行》二首其二:

“悲风凄厉秋气寒。

”曹植《杂诗》:

“高台多悲风”,“江介多悲风”,“弦急悲风发”。

三曹诗歌这种悲凉慷慨的精神底蕴,为建安文学形成了“慷慨悲凉”的鲜明的文学特色。

可见,建安诗人们悲哀现实和憧憬理想的双重心理,崇尚悲凉和仰慕壮烈的双重审美意识,反映现实和抒写情怀的双重文学观念,构筑了建安诗歌的不同于其他时代的慷慨悲凉的诗歌风范。

这一洋溢着时代精神的诗歌风格,就铸就了文学奇象“建安风骨”。

结论

建安文学处在一个汉末动乱的年代,也正是这个独特的年代促使建安文学走向了官僚化,更多地采用了诗歌的创作形式,使建安文学具有了现实精神和时代精神,体现了积极的进取精神和深重的忧患意识,开创了一些崭新的文学风气,掀起了一股强劲的文学热潮,形成了旷世瞩目的文学艺术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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