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禁烟政策的主要措施与实施鸦片战争论文军事论文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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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烟毒屡禁不止

　　鸦片（Opium）,俗称大烟,是从罂粟汁中提炼出来的具有麻醉功效的药品,但长期吸食,极易上瘾,甚至中毒。

罂粟唐中期始由阿拉伯商人带入中国,主要作为观赏花卉。

宋明时期,始将鸦片作为药物进行食用。

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鸦片开始列入关税表中,准其输入,税银每十斤二钱。

之后税率屡次提高,但输入量却因需求不断而不减反增。

清初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开海禁,并将鸦片作为进口药材进行收税。

到雍正七年（1729年）,由于贩卖和吸食鸦片的人日益增多,危害日显,清政府颁布了首个禁烟诏令,规定对贩鸦片者收买违禁货物,枷号一个月,发边卫充军;

对私开烟馆者按照邪教拟绞监候;

对包庇走私以谋利的兵役照枉法律治罪;

对监管失职的官员均交部严加议处[1]（P16）。

乾隆继位后,也下旨申明鸦片为此地所严禁之物品[1]（P18）。

但这些法令都没能制止鸦片的蔓延。

乾隆年间（17361795年）,吸食鸦片的方法迅速由沿海传入内地,各地很快出现了一些专卖鸦片的烟馆,甚至京师一带已有贩卖鸦片者。

鸦片如瘟疫一样,在全国各地蔓延。

到乾隆后期,每年有数千箱鸦片运入中国。

面对这一严峻情形,嘉庆帝决心严令禁烟,不准再有带鸦片入中国之事[1]（P22）。

他为此多次颁布严禁鸦片的谕旨,可惜嘉庆年间的禁烟举措也未能达到预期的成效,鸦片走私进口的规模越来越大。

道光帝继位,三令五申严禁鸦片入口,然吸食贩卖偷漏放纵如故。

据统计,从道光元年至道光七年（18211827年）,平均每年进口鸦片4708箱;

从道光七年至道光十四年（18271834年）,平均每年进口增加到18712箱;

从道光十五年至道光十八年（18351838年）,平均每年进口高达35445箱[1]（P329）。

道光十九年（1839年）,为使禁烟有法可依,军机大臣等议定《查禁鸦片烟章程三十九条》,这是清政府颁布的最为严厉的禁烟法令。

然而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开放通商口岸,使得朝野人士对于禁烟的努力全然空掷。

香港成为鸦片输入之中心,沿海各口岸均成为鸦片贸易之市场[1]（P81）,清政府的禁烟政策名存实亡。

进口鸦片供给量的激增,催生了数量庞大的瘾君子,鸦片供不应求。

本土罂粟的种植开始兴盛,种罂粟亩所出,视农田数倍,官民皆有所利,以至四处蔓延[2]（P2）。

各省种罂粟者,连阡接畛,农家习为故常,官吏亦以倍利也,而听之[3]（P300）。

可见废农田而种罂粟的情况屡见不鲜。

国产鸦片的产量猛增,大有替代进口鸦片的趋势,李鸿章正是以此为依据,提出了以土抵洋的政策。

（二）清政府被迫签订准许鸦片输入中国合法化条约

　　咸丰六年（1856年）,为了扩大在华利益,英国联合法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

腐朽的清朝在战争中节节败退,英法联军胜利在望。

英国为了扩大鸦片贸易规模,攫取财富,派遣额尔金为全权特使,以期通过谈判并签订条约的方式,达到鸦片贸易合法化的目的。

因为太平天国运动而元气大伤的清政府,又被英法联军搅得焦头烂额,只希望能与英法早日达成合议。

咸丰八年八月（1858年8月）,咸丰帝密令中方议和代表大学士桂良,在谈判中可以同意英方全免洋货关税与鸦片弛禁等无理要求。

十月,英方代表额尔金在谈判中正式提出了鸦片贸易合法化的要求。

十一月,双方正式签订议和条约,即《通商章程善后条约》。

该的第五款明确规定,允许鸦片纳税进口:

向来洋药（即鸦片）不准通商,现定稍宽其禁,听商遵行纳税贸易,洋药准其进口,议定每百斤纳税三十两。

[1]（P109）这就意味着清政府公开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英国这一而又无理的要求终于在战争的炮火下得以实现。

的鸦片贸易不仅白银大量外流,而且不断摧残着国民的身心健康。

清代政府对于鸦片一直主张严禁,《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的签订,对中国政府的禁烟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清政府既同意了鸦片贸易的合法,自然不能违背条约严禁鸦片。

李鸿章意识到不能公开塞源,而遏流就更难实现了,倒不如寓禁于征,提高鸦片进口关税。

如此既能遏制国民购买力,又能增加税收,一举两得。

　　（三）国库空虚财政困难

　　两次鸦片战争导致的巨额赔款,使清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再加上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太平天国运动,使得全国十余省份陷入战火之中,严重影响各地的税收。

清廷为了太平天国,军费开支巨大,各省库储支绌,历年欠饷积至一百八十余万两[4]（P212）。

李鸿章就曾因军费问题多次上奏朝廷,称淮、沪、扬、镇等营军食缺乏,教练各营饷项,暨采买军火筹款,为数甚巨。

所收关税,入不敷出,且各口所收税银,按月尽数拨解树字营军饷,并无丝毫存储。

所有前项参价银两,委实无款可筹[5]（P497）。

他还提及,交战各省惨不可言。

小民耕种失时,流离转徙[6]（P326）,根本无暇农桑。

光绪初年绵延数省的丁戊奇荒,更是雪上加霜。

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道本省无余款可抵目前之急,且现在东漕急需运费,各郡辎重牛具急需筹备。

无一项可以稍缓须臾者[4]（P722）。

此外,为了学习西方以求自强,洋务派不得不向朝廷筹借饷需,因地方着名瘠苦,并无额外可筹之款,进款愈少,出款愈多,遂至罗掘一空[4]（P921）。

甚至内务府需用的银两都因苏省办理军务,各前道经收税银尽数凑解军需,以致未能照解[5]（P497）。

为了扭转财政赤字,清政府想方设法进行搜刮,甚至首开厘金之税,但都杯水车薪,未能真正解决。

作为肱骨大臣的李鸿章,一方面清晰地认识到国库空虚的现状,一方面出于兴办洋务筹建新式水军的需要,建议朝廷对鸦片弛禁,并附重税,借以缓解财政紧张入不敷出的窘境。

他在写给同僚阎敬铭的回信中痛心疾首,海内困穷已极,理财又难得其人,内外库储俱竭,部款固无可请,财赋素雄者,今亦寅支卯粮,毫无储积[7]（P186）。

　　二、李鸿章寓禁于征禁烟政策的主要措施

　　李鸿章对当时国际国内环境多方考量后,于光绪七年六月十六日（1881年5月9日）上奏朝廷,他认为洋药流毒甚深,既难骤然禁止,只可先加厘税,借以稍济饷需,而烟价较增,吸者或渐减其瘾[8]（P394）,同时他又担心厘税加增太重,恐致偷漏愈多,亦须统盘筹计[8]（P394）。

针对这种境况,李鸿章大体提出了三方面政策:

　　首先,设立洋药公司管控鸦片进口途径。

李鸿章认为香港乃是洋药偷漏之源,各省实施的禁烟政策不过是截流而已,凡事清其源则用力少而程功易,截其流则需费多而收效寡[8]（P395）。

因此,他在奏折开篇就提出查洋药系由印度先到香港,然后分运进中国各口。

香港为英国属地,中外商即于该处私相授受[8]（P394）。

中转环节监管无措,使得大量鸦片不经新关,不收税厘,而由沿海各项民船渔艇零星潜运内地,且多不入有关卡之正口。

据他推算,每年运至香港的九万四千多担鸦片,除去运销越南、新加坡等处的一万担外,应有八万四千余担缴税入关,但是,实际报税的仅有六万九千担左右,可见至少有一万数千余担鸦片走私入内地[7]（P448）。

然各省滨海之区,袤延万余里,河港纷错,沙岸无垠,势难处处设卡[8]（P394）。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李鸿章在奏折后附有《议设洋药公司片》,主张在香港设立洋药公司,与英属东印度公司签订合同,限定每年运往香港的鸦片数量,统一归该公司承买并发售内地各口,不允许私人径运,借以从源头解决香港偷漏税厘之祸。

至于该公司应交税厘,则明立保结,严定章程[8]（P399）,一切事务听官员主持,保证毫无偷漏。

这样不但岁饷顿增数百万,而且可以裁撤各省口岸及内地关卡的巡船,节省国库开支,一举两得[8]（P399）。

　　其次,规范内地转运关卡严防偷漏。

李鸿章指出,洋药厘税较重,势必会造成偷漏者众多。

一方面,内地路径四通八达,偷漏者诡计多端,更有亡命豪强之徒结帮贩运,执持兵器强行闯关。

而且,鸦片拆箱之后,轻小便携易夹带,即使通过关卡也不易搜检;

另一方面走私者即偶被查出,但分给时值十中之一二,已足偿数月之辛金,未有不纵放者[0],甚至出现署一年州县缺,不如当一年厘局差的现象[4]（P851）。

虽在香港设立洋药公司最为省力,且效果最佳,然香港作为英国属地,设立公司一事,还需要英国总督首肯才可实现,因此规范内地转运关卡,严防偷漏必须先行。

他提议,在海关设立关栈,鸦片进关后全部存入栈内。

关栈由清廷管理,与洋人无涉。

华商需要购买时,赴海关厘局交足捐税后,到关栈领取。

同时,所有口岸转贩鸦片的华商字号,必须先缴费银五百两购买部帖才能开设。

并令五家联保,实行连坐,一家偷漏,全部同罚。

这样,一方面领部帖要缴费且厘捐较重,转贩者势必减少而利于稽查;

另一方面出资领贴者为了保护自身利益,自然会自发举报私贩者。

此外,设小轮船在海面巡缉,零星偷运者一经发现全货充公,整船贩运囤积者必重惩。

　　最后,加增鸦片捐数以土抵洋。

咸丰八年（1858年）鸦片贸易合法化以后,清政府在上海设局抽厘,外国与本国烟商在各口岸进行鸦片贸易,需按议定税则纳税。

对外国鸦片每百斤征银30两外,另向购进鸦片的华商加增税厘50两,鸦片进入内地以后,按照国货再征收厘金。

对于进口鸦片的税厘问题,中英双方主张相悖,清政府希望通过提高鸦片税厘以限制进口,同时也增加关税收入。

而英国政府则希望减轻鸦片税厘以扩大对华的鸦片贸易,攫取巨额财富。

光绪七年（1881年）,南洋通商大臣左宗棠奏请大幅度加征鸦片税厘,如此鸦片的价格自然水涨船高,价贵瘾轻者必戒,瘾重者必减,由减以至断瘾尚可期[8]（P397）。

李鸿章完全赞同左之主张,并进一步提出增加捐数,必须各省议定,统归一律,中央下旨核定日期后,各地同时开办,以免一口独重,商趋避[8]（P395）。

他还建议鸦片既不能禁,还不如大量种植罂粟以进口鸦片。

土烟之毒,究比洋药为轻,而民财亦不外耗,倘将来洋商无利可图,洋药渐不来华,再增土烟厘税,亦加厉禁,尚未为晚。

[8]（P396）即暂弛土烟之禁,国产鸦片不分产地,一律按照进口鸦片税数三分减二征收,以夺洋商之利。

　　三、李鸿章寓禁于征禁烟政策的实施与影响

　　为了将寓禁于征付诸实际,李鸿章进行了多方努力。

此前中英《烟台条约》规定,洋药入口时,由新关派人稽查,封存栈房或趸船,俟售卖时洋商照则完税。

并令买客一并在新关输纳厘税,以免偷漏,但关于征收的具体数目并未达成共识,只写到应抽税厘若干,由各省察勘情形酌办[4]（P256）。

为统一税数,并提高鸦片进口关税,李鸿章多次与英国公使威妥玛进行谈判。

他始终主张百一十两,不可再减分毫[9]（P80）,并在送交威妥玛的《会议洋药税厘并征专条》中明确写道:

洋药运进中国口岸,每箱除正税三十两外,拟加征银八十两,税、厘并征,应合银一百一十两。

[9]（P82）但是,英国政府担心加厘过重会导致鸦片滞销,所以坚持九十两无可再加。

李鸿章连日与威使往复辩论,几于舌敝唇焦[9]（P87）,英国最终允至百两。

在此基础上,又经过出使英法大臣曾纪泽的不懈努力,终于在光绪十一年六月初七（1885年7月18日）,会同英国外部大臣沙里斯伯,在伦敦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明确规定进口鸦片一律按照每百斤箱向海关完纳正税三十两并纳厘金不过八十两之后,方许搬出[4]（P19）。

次年朝廷下旨洋药税、厘并征一事,均于本年正月初八将旧捐截止,即于初九日在新关并征[10]（P225）。

这一政策改变了以往鸦片进口的混乱情况,化零为整,抑制走私,有效保障了清政府的财政收入,缓解了燃眉之急。

对于在香港设立洋药公司一事,李鸿章特派马建忠亲到印度进行详谈,使印度岁出鸦片或专售于中国国家,或专售于中国所指为承揽之人,通盘交易,无须辗转于他商之手,这样中国于进口洋药无虞商之偷漏,贵国于出口鸦片亦岁有定项之可收,斯为两全之策[9]（P83）。

但由于印度公司忧虑甚多,这一计划无疾而终。

然而李鸿章提出的鸦片箱数立有定额,每岁递减,约积至二三十年之久减完,自然禁绝,为清末新政时实行的鸦片输入逐年递减埋下了伏笔。

光绪十六年（1890年）,总理衙门和户部奏请整顿土药税厘,李鸿章大表赞同,称此举既可裨益饷需,且亦收回利权之一助,并可以征为禁,隐寓崇本抑末之意[4]（P2735）。

不仅如此,征收土药税厘还可革除历年积弊,防止地方征多报少,偷漏税款。

从此,土药税收成为清政府一大税收来源。

　　寓禁于征政策的出发点是为了禁烟,然而实际上并未起到禁烟的作用,甚至更加剧了烟毒的泛滥程度,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远超于清政府既得的眼前利益。

一方面,这一政策没有真正限制鸦片的进口量,中国的鸦片进口数量持续大幅度上涨,鸦片的进口数量始终是中国对外进口货物的第一位。

鸦片进口的不断增长,使清政府白银继续大量外流,这些沉重的经济负担最后还是落到了中国广大人民身上。

另一方面,以土抵洋助长了国内罂粟种植的兴起,对国产鸦片的泛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消极作用。

各地官员为了增加税收,甚至鼓励民众种植罂粟。

到1890年代末,全国每年鸦片产量高达60万担,是同期进口鸦片的10倍。

而且,在土药价格低廉且便于买卖的催化下,烟毒从上流社会向普通百姓蔓延,以致二三十年间,上至达官贵人,下至普通百姓,都成为烟毒的受害者。

　　四、结语

　　李鸿章的禁烟政策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自身的需要。

从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到被迫同意鸦片贸易合法化,无一不是强权即公理的体现。

国际地位的低下使得中国基本丧失了外交乃至内政之主权,深谙此境的李鸿章不敢断然与英国翻脸,只能委曲求全,寓禁于征。

这是大时代的选择。

同时,作为提倡学习西方以求自强的洋务派领袖,李鸿章又有着提高鸦片税厘以济饷需的需要。

他在奏折中就明确指出:

至天津所收洋药厘金,向供海防练军兵轮船薪粮及地方善举之用。

拟此后洋药进口,除海关每百斤收税银三十两外,以六成划补天津从前收款,解交津海关库,仍为军饷船粮善举等用。

之后他也曾多次奏请朝廷于药厘项下自归关并征之日起,每箱提银十六两作为道库洋务要款之用,庶足维持成局[10]（P55）。

今天看来,李鸿章的禁烟政策弊大于利,但我们不能当时的时代环境,全盘他的功劳。

清政府整顿海防,配备新式兵器,建设近代海军,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增加后的鸦片税厘,海防经费,始有专款可支[4]（P1557）。

　　参考文献:

　　[1]于恩德.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G]//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北:

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3.

　　[2]王亮,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10）[G]//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北:

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6.

　　[3]中国史学会.鸦片战争[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

　　[4]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M].:

中华书局,1984.

　　[5]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

（2）奏议二[M].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6]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3）奏议三[M].合肥:

　　[7]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32）信函四[M].合肥:

　　[8]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

（1）奏议九[M].合肥:

　　[9]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33）信函五[M].合肥:

　　[10]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12）奏议十二[M].合肥:

　　注释:

　　1相关研究有王宏斌:

《清末新政时期的禁烟运动》（《》1990年第4期）;

王宏斌:

《试论中国禁止鸦片烟毒的经验与教训》（《中州学刊》1995年第1期）;

王金香: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禁烟》（《》1996年第2期）;

吴春梅:

《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清末的禁烟运动》（《江海学刊》1998年第4期）;

张龙秀等:

《中国近代三次禁烟运动之比较》（《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方俊:

《中国近代的禁烟运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马德坤:

《论清末禁烟谕旨与禁烟新政》（《唐山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王明星:

《晚晴政府两次禁烟的不同成效及原因探析》（《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

吕铁贞:

《时期中国政府内外并举的禁烟禁毒立法与实效》（《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3年第2期）;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禁烟的困境以重治吸食为中心的考察》（《》2013年第1期）,等等。

　　2详见立早:

《近年来李鸿章研究综述》（《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

戴仕军:

《李鸿章研究概述》（《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A1期）;

章育良等:

《近百年来李鸿章研究着作述评》（《湖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王秀丽《李鸿章研究综述》（《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盛海生:

《百年来李鸿章外交思想研究综述》（《广西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