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Word文件下载.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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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裡我们只想再指出一点：
在很久以前，当考茨基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叛徒的时候，他曾经以一个历史学家的态度看问题，预见到可能会有一天，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将成为西欧的模范。
这是1902年的事，当时考茨基在革命的《火星报》上写了一篇题为《斯拉夫人和革命》的文章。
他是这样写的：
“现时〈与1848年不同〉可以认为，不仅斯拉夫人加入了革命民族的行列，而且革命思想和革命活动的重心也愈来愈移向斯拉夫人那裡。
革命中心正从西向东移。
19世纪上半叶，革命中心在法国，有时候在英国。
到了1848年，德国也加入了革命民族的行列…… 揭开新世纪序幕的一些事变使人感到，我们正在迎接革命中心的进一步转移，即向俄国转移…… 从西欧接受了这麽多的革命首创精神的俄国，也许现在它本身已有可能成为西欧革命动力的源泉了。
轰轰烈烈的俄国革命运动，也许会成为一种最强有力的手段，足以铲除在我们队伍中开始蔓延的萎靡不振的庸俗习气和鼠目寸光的政客作风，促使斗争的渴望和对我们伟大理想的赤诚重新燃起熊熊的火燄。
俄国对于西欧来说早已不再是反动势力和专制制度的堡垒了。
现在的情况也许恰恰相反。
西欧正变成支持俄国反动势力和专制制度的堡垒…… 俄国的革命者如果不是同时必须跟沙皇的同盟者──欧洲资本作战，也许早就把沙皇打倒了。
我们希望，这一次他们能够把这两个敌人一起打倒，希望新的‘神圣同盟’比它的前驱垮得更快一些。
但是不管俄国目前斗争的结局如何，那些在斗争中牺牲的烈士（不幸的是，牺牲的人会很多很多）所流的鲜血和所受的苦难，决不会是白费的。
他们将在整个文明世界中培育出社会革命的幼苗，使它们长得更茂盛、更迅速。
1848年时，斯拉夫人还是一股凛冽的寒流，摧残了人民春天的花朵。
也许现在他们注定要成为一场风暴，摧毁反动势力的坚冰，以不可阻挡之势给各国人民带来新的幸福的春天。
”（卡尔．考茨基《斯拉夫人和革命》，载于1902年3月10日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报纸──《火星报》第18号）
卡尔．考茨基在18年前写得多好啊！
二：
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
大概，现在差不多每个人都能看出，如果我们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如果我们党没有得到整个工人阶级全心全意的拥护，就是说，没有得到工人阶级中所有一切善于思考、正直、有自我牺牲精神、有威信并且能带领或吸引落后阶层的人的全心全意的拥护，那麽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
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
资产阶级的反抗，由于资产阶级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勐十倍；
资产阶级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
这是因为世界上可惜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不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殊死的战争，不进行需要坚持不懈、纪律严明、坚定不移、百折不挠和意志统一的战争，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
再说一遍，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取得胜利的经验向那些不善于思索或不曾思索过这一问题的人清楚地表明，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
人们时常议论这个问题。
但是这到底是什麽意思呢？
这在什麽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呢？
关于这些，他们却考虑得远远不够。
在对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欢呼的同时，是不是应该对布尔什维克为什麽能够建立革命无产阶级所必需的纪律的原因多作些极其认真的分析呢？
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1903年开始的。
只有布尔什维主义存在的整个时期的历史，才能令人满意地说明，为什麽它能够建立为无产阶级胜利所必需的铁的纪律并能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住这种纪律。
这裡首先发生这样一个问题：
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是靠什麽来维持的？
是靠什麽来检验的？
是靠什麽来加强的？
第一，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和它对革命的忠诚，是靠它的坚韧不拔、自我牺牲和英雄气概。
第二，是靠它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
第三，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而最广大的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
一个革命政党，要真正能够成为必将推翻资产阶级并改造整个社会的先进阶级的政党，没有上述条件，就不可能建立起纪律。
没有这些条件，建立纪律的企图，就必然会成为空谈，成为漂亮话，成为装模作样。
可是另一方面，这些条件又不能一下子就产生。
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和艰苦的实践才能造成这些条件；
正确的革命理论──而理论并不是教条──会使这些条件容易造成，但只有同真正群众性的和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些条件才能最终形成。
布尔什维主义所以能够建立并且在1917─1920年异常艰难的条件下顺利地实现极严格的集中和铁的纪律，其原因仅仅在于俄国有若干历史特点。
一方面，布尔什维主义是1903年在最坚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产生的。
而这个──也只有这个──革命理论的正确性，不仅为整个19世纪全世界的经验所証实，尤其为俄国革命思想界的徘徊和动摇、错误和失望的经验所証实。
在将近半个世纪裡，大约从上一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俄国进步的思想界在空前野蛮和反动的沙皇制度的压迫之下，曾如饥如渴地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专心致志地、密切地注视着欧美在这方面的每一种“最新成就”。
俄国在半个世纪裡，经受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表现了空前未有的革命英雄气概，以难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去探索、学习和实验，经受了失望，进行了验証，参照了欧洲的经验，真是饱经苦难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
由于人们在沙皇政府的迫害下侨居国外，俄国的革命者在19世纪下半叶同国际的联系相当广泛，对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形式和理论十分熟悉，这是世界上任何一国所不及的。
另一方面，在这个坚如磐石的理论基础上产生的布尔什维主义，有了15年（1903─1917年）实践的历史，这段历史的经验之丰富是举世无比的。
这是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在这15年内，在革命经验方面，在各种运动形式──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和平的和激烈的、地下的和公开的、小组的和群众的、议会的和恐怖主义的形式──更替的迅速和多样性方面，都没有哪怕类似这样丰富的经历。
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在这样一个短短的时期内，集中了现代社会一切阶级进行斗争的如此丰富的形式、特色和方法，而且由于俄国的落后和沙皇制度的残酷压迫，这个斗争成熟得特别迅速，它如饥如渴又卓有成效地吸取了欧美政治经验方面相宜的“最新成就”。
三：
布尔什维主义历史的几个主要阶段
革命准备年代（1903─1905年）。
处处都感到大风暴即将到来。
一切阶级都动了起来，准备应变。
国外的侨民报刊，从理论上提出了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
三个主要阶级的代表，即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派、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它挂着“社会民主”派和“社会革命”派的招牌）和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三个主要政治派别的代表，在纲领观点和策略观点上进行着十分激烈的斗争，预示着和准备着行将到来的公开的阶级斗争。
1905─1907年间以及1917─1920年间导致群众武装斗争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而且应当）在当时报刊上找到它们的最初提法。
自然，在这三个主要派别之间，还有无数中间的、过渡的、摇摆的派别。
确切些说，在各机关报刊、各政党、各派别、各集团之间所展开的斗争中，逐渐形成真正代表阶级的各种思想政治派别；
各阶级都在为未来的战斗锻造自己的思想政治武器。
革命年代（1905─1907年）。
一切阶级都公开登台了。
一切纲领观点和策略观点都受到群众行动的检验。
罢工斗争的广泛和激烈是世界上前所未见的。
经济罢工发展为政治罢工，政治罢工又发展为起义。
领导者无产阶级同动摇不定的被领导者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受到了实际检验。
苏维埃这种组织形式在自发的斗争进程中诞生了。
当时关于苏维埃的意义的争论，就预示了1917─1920年间的伟大斗争。
议会斗争形式和非议会斗争形式的更替，抵制议会活动的策略和参加议会活动的策略的更替，合法的斗争形式和不合法的斗争形式的更替，以及这些斗争形式的相互关系和联系──这一切都具有异常丰富的内容。
这个时期的每一个月，就群众和领袖、阶级和政党所受的政治科学原理的训练来说，可以等于“和平”“宪政”发展时期的整整一年。
没有1905年的“总演习”，就不可能有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
反动年代（1907─1910年）。
沙皇制度胜利了。
一切革命党和反对党都失败了。
消沉、颓丧、分裂、涣散、叛卖和色情代替了政治。
追求哲学唯心主义的倾向加强了；
神秘主义成了掩盖反革命情绪的外衣。
但同时正是这一大失败给革命政党和革命阶级上了真正的和大有教益的一课，上了历史辩証法的一课，上了使它们懂得如何进行、善于进行和巧妙地进行政治斗争的一课。
患难识朋友。
战败的军队会很好地学习。
胜利了的沙皇制度，不得不加速破坏俄国资本主义以前的宗法制度残余。
俄国资产阶级性质的发展突飞勐进。
非阶级的、超阶级的幻想，认为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幻想，都破灭了。
阶级斗争採取了完全新的、更加鲜明的形式。
革命政党应当补课。
它们学习过进攻。
现在必须懂得，除了进攻以外，还必须学会正确地退却。
必须懂得──而革命阶级也正在从本身的痛苦经验中领会到──不学会正确的进攻和正确的退却，就不能取得胜利。
在所有被击败的反对党和革命党中，布尔什维克退却得最有秩序，他们的“军队”损失得最少，骨干保存得最多，发生的分裂最小（就其深度和难于挽救的程度来说），颓丧情绪最轻，他们最广泛、最正确和最积极地去恢复工作的能力也最强。
布尔什维克所以能够如此，只是因为他们无情地揭露了并且驱逐了口头革命家，这些人不愿意懂得必须退却，必须善于退却，必须学会在最反动的议会、最反动的工会、合作社、保险会等组织中进行合法工作。
高潮年代（1910─1914年）。
高潮起初来得非常缓慢，1912年勒拿事件后，稍微快了一些。
经过1905年，整个资产阶级看清了孟什维克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于是千方百计来支持他们反对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克服了闻所未闻的困难，才打退了他们。
但是，如果布尔什维克不是运用了正确的策略，即既要进行不合法的工作，又必须利用“合法机会”，那他们是永远做不到这一点的。
在最反动的杜马中，布尔什维克把整个工人选民团都争取过来了。
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1914─1917年）。
在“议会”极端反动的条件下，合法的议会活动使布尔什维克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获得了极大的益处。
布尔什维克代表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沙文主义、社会爱国主义、不彻底的和彻底的国际主义、和平主义以及反对和平主义幻想的革命主张──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观点，都在我们的侨民报刊上充分反映出来了。
第二国际中的书呆子和老懦夫，看到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内邻“派别”繁多，斗争剧烈，都高傲地嗤之以鼻，可是战争把一切先进国家中夸耀一时的“合法性”夺去以后，他们甚至连近似俄国革命家在瑞士和其他一些国家裡组织自由（秘密）交换意见和自由（秘密）探索正确观点这样的事情，都没有做到。
正因为如此，各国公开的社会爱国主义者也好，“考茨基主义者”也好，都成了最恶劣的无产阶级叛徒。
布尔什维主义所以能在1917─1920年间获得胜利，其基本原因之一，就是它从1914年底就开始无情地揭露社会沙文主义和“考茨基主义”（法国的龙格主义以及英国的独立工党首领、费边派和意大利的屠拉梯之流的见解，也同“考茨基主义”一样）的卑鄙龌龊和下流无耻，而群众后来根据自身的经验，也日益相信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是正确的。
俄国第二次革命（1917年2月至10月）。
沙皇制度的极端腐朽和衰败（加上极其痛苦的战争的打击和负担）造成了一种摧毁这个制度的极大力量。
在几天之内，俄国就变成了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自由（在战争环境裡）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反对党和革命党的领袖，也同在最“严格的议会制”共和国内一样，出来组织政府；
而且议会（尽管是反动透顶的议会）反对党领袖的身分，使这种领袖在革命中容易继续发挥作用。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几个星期内就对第二国际的欧洲英雄们、内阁派以及其他机会主义渣滓的那套方法和手腕、那套论据和诡辩十分精通了。
我们现在读到有关谢德曼和诺斯克之流、考茨基和希法亭、伦纳和奥斯特尔利茨、奥托．鲍威尔和弗里茨．阿德勒、屠拉梯和龙格、英国费边派及独立工党领袖等人的一切评述，总觉得是（事实上也是）旧调重弹，索然无味。
所有这些我们已经在孟什维克那裡见过了。
历史真是开了个玩笑，竟使一个落后国家的机会主义者抢到许多先进国家机会主义者的前面去了。
如果说第二国际的一切英雄都破了产，他们在苏维埃和苏维埃政权的意义和作用这个问题上丢了脸，如果说现在脱离了第二国际的三个非常重要的政党（即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法国龙格派的党和英国独立工党）的领袖们，在这个问题上也特别“光彩地”丢了脸而且变得煳涂透顶，如果说所有这些人都成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偏见的奴隶（同1848年自命为“社会民主派”的小资产者一模一样），那麽这一切我们已经在孟什维克身上看到了。
历史开了这样的玩笑：
1905年俄国产生了苏维埃；
在1917年2月到10月间，孟什维克篡改了苏维埃，他们由于无法理解苏维埃的作用和意义而破产了；
现在，苏维埃政权的思想已经在全世界诞生，并且正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在各国无产阶级中间传播开来，而第二国际的老英雄们也像我国孟什维克一样，由于无法理解苏维埃的作用和意义而到处遭到破产。
经验証明，在无产阶级革命某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上，一切国家都必然要做俄国已经做过的事情。
布尔什维克发动反对议会制（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反对孟什维克的胜利斗争，是极其审慎的，所作的准备也绝不像现在欧美各国所常常认为的那样简单。
在这一时期的初期，我们没有号召去推翻政府，而是说明，不预先改变苏维埃的成分并且扭转苏维埃的情绪，是不能推翻政府的。
我们没有宣布抵制资产阶级的议会，即立宪会议，而是说，并且从我们党的四月（1917年）代表会议起就用党的名义正式说，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比没有立宪会议的好，而“工农”共和国即苏维埃共和国，则要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即议会制共和国好。
没有这种谨慎的、周到的、细致的和长期的准备，我们就既不能取得1917年10月的胜利，也不能巩固住这个胜利。
四：
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反对工人运动内部哪些敌人的斗争中成长、壮大和得到锻炼的？
首先是而且主要是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
机会主义在1914年彻底变成社会沙文主义，彻底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
这自然是布尔什维主义在工人运动内部的主要敌人。
现在这个敌人在国际范围内仍然是主要敌人。
对于这个敌人，布尔什维主义过去和现在都给予极大的注意。
布尔什维克在这方面的活动，现在就是国外也知道得很清楚。
关于布尔什维主义在工人运动内部的另一个敌人，就不能这样说了。
国外还极少知道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同小资产阶级革命性作长期斗争中成长、成熟和得到锻炼的。
这种革命性有些像无政府主义，或者说，有些地方照搬无政府主义；
它在任何重大问题上，都背离无产阶级进行坚韧的阶级斗争的条件和要求。
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完全认定，并且欧洲历次革命和革命运动的经验也充分証实：
小私有者，即小业主（这一社会类型的人在欧洲许多国家中都十分普遍地大量存在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直受到压迫，生活往往异常急剧地恶化，以至遭到破产，所以容易转向极端的革命性，却不能表现出坚韧性、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定性。
被资本主义摧残得“发狂”的小资产者，和无政府主义一样，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固有的一种社会现象。
这种革命性动摇不定，华而不实，而且很容易转为俯首听命、消沉颓丧、耽于幻想，甚至转为“疯狂地”醉心于这种或那种资产阶级的“时髦”思潮──这一切都是人所共知的。
可是革命政党光在理论上抽象地承认这些真理，还丝毫不能避免重犯旧错误，这种错误总是会由于意想不到的原因，以稍微不同一点的形式，以前所未见的打扮或装饰，在独特的（多少独特一点的）环境裡重新表现出来。
无政府主义往往是对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
这两种畸形东西是互相补充的。
如果说俄国的无政府主义在两次革命（1905年与1917年）及其准备时期的影响都比较小（尽管俄国居民中的小资产阶级成分大于西欧各国），那麽毫无疑义，这不能不部分地归功于布尔什维主义一贯对机会主义进行了最无情最不调和的斗争。
我所以说“部分地”，是因为削弱俄国无政府主义势力的，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这就是无政府主义在过去（19世纪70年代）曾盛极一时，从而彻底暴露了它是不正确的，不适合作革命阶级的指导理论。
布尔什维主义在1903年诞生时，便继承了同小资产阶级的、半无政府主义的（或者是迎合无政府主义的）革命性作无情斗争的传统；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向来就有这种传统，而在1900─1903年俄国革命无产阶级的群众性的政党奠基期间，这种传统在我们这裡已特别巩固。
布尔什维主义继承并继续了同表现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倾向最厉害的政党即“社会革命”党的斗争，这一斗争表现在下列三个主要之点上。
第一，这个党否认马克思主义，顽固地不愿（说它不能，也许更确切一些）了解在採取任何政治行动之前必须对各种阶级力量及其相互关系作出极客观的估计。
第二，这个党认为自己特别“革命”特别“左”，因为它肯定个人恐怖、暗杀手段，而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却坚决屏弃这种做法。
我们屏弃个人恐怖，自然只是出于对这种手段是否适当的考虑，如果有人竟在“原则上”谴责法国大革命的恐怖行为，或者谴责已经获得胜利的革命政党在全世界资产阶级的包围下所採取的任何恐怖手段，那麽这类人早在1900─1903年间，就已经受到当时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家的普列汉诺夫的嘲笑和唾弃了。
第三，在“社会革命党人”看来，“左”就是嘲笑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比较轻微的机会主义罪过，而在某些问题上，例如在土地问题或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却又效法这个党的极端机会主义者。
附带说明一点，历史现在已经在广大的、世界历史的范围内証实了我们始终坚持的那个意见：
革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请注意，普列汉诺夫早在1900─1903年间就要求把伯恩施坦开除出党，后来布尔什维克始终继承这种传统，在1913年揭穿了列金的全部卑鄙、下流和叛卖行为）同革命无产阶级取得胜利所必需的那种政党最相近。
现在1920年，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最初几年中发生的一切可耻的破产和危机之后，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欧各党中正是革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才产生了最优秀的领袖，并且比别的党更早地恢复了元气和健康，重新巩固了起来。
无论在斯巴达克派那裡，或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即无产阶级一翼那裡，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形。
这一翼正在对考茨基、希法亭、累德堡、克里斯平之流的机会主义和毫无气节进行坚定不移的斗争。
如果我们现在大致回顾一下从巴黎公社到第一个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一十分完整的历史时期，那麽，关于马克思主义对无政府主义的态度，便可以得到一个十分明确的毫不含煳的轮廓。
归根到底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虽然无政府主义者曾经正确地指出在多数社会党内所盛行的国家观是机会主义的，但是，第一，这种机会主义是同曲解甚至公然隐匿马克思的国家观（我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已经指出，恩格斯给倍倍尔的一封信，曾经异常鲜明、尖锐、直接、明确地揭穿了社会民主党内所流行的国家观是机会主义的，可是这封信竟被倍倍尔从1875年到1911年搁置了36年）分不开的；
第二，正是欧美社会党中最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派别才最迅速最广泛地纠正了这种机会主义观点，承认了苏维埃政权及其对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所具有的优越性。
布尔什维主义同自己党内“左”倾的斗争，有两次规模特别大：
一次是1908年关于是否参加最反动的“议会”和是否参加受最反动法律限制的合法工人组织的问题；
另一次是1918年（缔结布列斯特和约时）关于可否容许某种“妥协”的问题。
1908年，“左派”布尔什维克由于顽固地不愿意了解参加最反动的“议会”的必要性而被开除出党。
那时“左派”──其中许多人是优秀的革命者，后来还光荣地成了（而且现在仍然是）共产党员──特别援引1905年抵制议会成功的经验作为论据。
当1905年8月沙皇宣布召集咨议性的“议会”时，布尔什维克同一切反对党和孟什维克相反，曾经宣布抵制，而1905年的十月革命果然扫除了这个议会。
那次抵制所以正确，并不是因为根本不参加反动议会是正确的，而是因为正确地估计到，当时的客观形势正在由群众罢工迅速转为政治罢工，进而转为革命罢工，再进而转为起义。
而且当时的斗争内容是：
让沙皇去召集第一个代表机构呢，还是设法把这个召集权从旧政权手中夺过来？
后来情况不同，既然没有把握并且也不可能有把握断定是否存在着同样的客观形势，以及这种形势是否按照同样的方向和同样的速度向前发展，那麽抵制便不再是正确的了。
1905年布尔什维克对“议会”的抵制，使革命无产阶级增加了非常宝贵的政治经验，表明在把合法的同不合法的斗争形式、议会的同议会外的斗争形式互相配合的时候，善于放弃议会的斗争形式，有时是有益的，甚至是必要的。
但是，如果在不同的条件下和不同的环境裡盲目地、机械地、不加批判地搬用这种经验，那就大错特错了。
1906年布尔什维克抵制“杜马”，虽然是一个不算大的、易于补救的错误[1]，但毕竟已经是一个错误。
至于1907年、1908年以及以后几年中的抵制，就是极其严重而难于补救的错误了，因为当时一方面不能期望革命浪潮会非常迅速地高涨并转为起义，另一方面，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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