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保险案件审理中法律适用难点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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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表现是一些案情基本一致的案件，处理结果却相去甚远。

而且，随着我国保险业的迅猛发展，保险案件审理中法律适用难的问题日益突出。

本文立足于调查研究得来的第一手资料，对当前保险案件审理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几个法律适用难题作了认真思考，提出初步意见。

　　一、关于“明确说明”一词内涵的界定

　　《保险法》第18条规定：

“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该法为保险人违背“明确说明”义务的行为设定了如此严重的法律后果，却未就“明确说明”的内涵作出界定，这一明显的立法疏漏使得实践中对“明确说明”一词产生了多种理解。

且不论保险案件当事人和办案法官，仅中国人民银行和最高人民法院就先后出现过三种意见：

中国人民银行的答复：

“保险公司在机动车辆保险单背面完整、准确地印上经中国人民银行审批或备案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即被认为是履行了《保险法》规定的告知义务。

投保人在保险单上签字，是投保人对保险单即保险条款的有关内容表示认可并接受约定义务的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的批复：

“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对于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

“保险法第18条中的‘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时，对于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有关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应当在保险单上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对有关免责条款做出能够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且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投保人做出解释。

”

　　比较上述三种意见，关于保险公司“明确说明”义务的履行标准，中国人民银行所作的要求最低，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所作的要求最高，司法解释草案所作的要求与《保险法）接近。

笔者认为，司法解释草案设定的标准仍不明确，难以操作；

中国人民银行所作的规定则明显违反投保单内容虽由代理人代打勾或由代理人填写，但投保人最后签字确认的，应当视为投保人已经确认了投保单中就询问事项所做的告知是属实的。

保险代理人代投保人签字的，由于不能证明投保人是否确认填写内容，除非投保人认可，否则不能作为认定投保人末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依据。

投保人签字在前，代理人就告知事项的填写在后的，由于未经投保人确认填写内容，仍然不能作为认定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依据。

　　2.体检程序的介入是否可以减轻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

对此，我国《保险法》未作规定。

许多学者持肯定观点，并在审判实践中被广泛采纳。

他们认为：

“在人寿保险或健康保险中，如果保险人未指定医生检查被保险人的身体状况，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应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如有故意或过失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形，保险人可以解除合同。

反之，如果保险人指定医生检查被保险人身体状况，虽可因此增加危险估计正确性，但同时也削弱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如实告知义务，这是因为保险人所知及应知事项，因其代理人的介入而扩大。

因此凡体检医生检查可以发现的病症，即为保险人所知；

即使体检医生因学识经验不足，对于检查的结果未能作出适当的研究判定，或因故意或过失而作出错误的判断，也屑保险人应知，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之不负告知义务。

”笔者主张，不能因为体检程序的采用而减轻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

依据在于：

在询问告知主义的立法例下，投保人就保险人的询问作出如实回答是其法定义务，若无法定免除或减轻事由，自不能随意减轻这一义务。

体检只是保险人用于过滤欺诈投保的一种辅助手段，如果仅仅因为保险人采用了医生体检手段而免除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无异于鼓励投保人隐瞒实情，打击保险人采用体检程序的热情，势必导致保险人取消体检程序。

　　三、关于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而未经被保险人签字同意的保险合同之效力认定及实体处理

　　《保险法》第56条规定：

“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

”由于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与受益人发生争执时，被保险人已经死亡，因而在无书面同意意见的情形下，无法得知被保险人的真实意愿。

审判实践中盛行这样一种思维：

保险公司接受这种投保单具有明显的过错，如果认定合同无效，对投保人明显不公，所以主张将其认定为有效合同。

笔者认为：

　　1.应当准确理解《保险法》第56条的规定。

该条强调的是须征得被保险人的同意，而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可能为同一人，因而，即便未有被保险人书面同意的专门文件，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为同一人的情形时，保险合同仍然有效。

　　2.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人的情形下，应当严格按照《保险法》第56条的规定执行，认定保险合同无效。

该条是基于保险的特性，从防范道德风险，保护被保险人利益的角度出发所作的规定，司法实践中不应当突破。

当然，在认定保险合同无效之后，应当根据双方的过错大小合理分担责任。

由于保险公司和投保人对此类保险合同须由被保险人签字确认均应明知，对于保险合同的无效，双方均有过错，但保险人作为专业性保险公司，对保险合同的无效应当承担主要的缔约过错责任。

在损失认定上，由于被保险人未签名确认保险合同且已死亡，则被保险人是否同意已不可知，而在被保险人不同意的情形下，并不存在信赖利益损失问题。

因此，实体处理上应当判令保险人返还投保人所交纳的保险费，但保险人不应承担其他赔偿义务。

四、医疗保险是否应当适用损失补偿原则

　　保险界大多认为，医疗保险具有典型的损失补偿性，应当适用与财产保险合同相同的处理原则。

一些学者则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第63号文《关于医疗费用给付问题的答复》，认为当事人至少可以通过约定的方式达到适用损失补偿原则的目的。

理由在于：

上述《答复》指出：

“如果在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条款中无关于‘被保险人由于遭受第三者伤害，依法应负赔偿责任时，保险人不负给付医疗费责任’之约定，保险人应负给付医疗费的责任。

”从中可以反推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保险条款中有上述约定，则保险人不负给付医疗费的责任。

　　在现有立法框架内，笔者主张应当区别不同情形予以讨论：

　　1.因第三者侵权而引发保险事故的，医疗保险不应当适用损失补偿原则。

从保险立法考察，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保险法》第68条规定：

“人身保险的被保险人因第三者的行为而发生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等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付保险金后，不得享有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

但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仍有权向第三者请求赔偿。

”该条表明：

在因第三者侵权而引发保险事故的情形下，医疗保险不适用损失补偿原则，保险人不能因支付保险金而享有代位求偿权。

从合同法原理及《合同法》规定分析，也能相互照应，自圆其说。

按照保险代位求偿的原理，被保险人将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转移给保险公司，本质上构成债权转让。

根据《合同法》第73条、第81条的规定，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债权是不能代位行使和转让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则进一步予以细化，明确将“人寿保险”和“人身伤害赔偿请求权”列入“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债权”。

因而，基于《合同法》的规定，医疗费用保险中被保险人无权将其对第三人拥有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转让给保险公司。

而且，由于这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保险合同就转让权利作了约定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5项之规定，将其认定为无效。

　　2.在不涉及第三者责任的医疗保险中，是否适用损失补偿原则要视不同情形而定。

这类医疗保险条款往往约定保险公司按照被保险人实际支出的合理医疗费用的一定比例给付医疗保险。

如果被保险人参加了当地医保，则保险公司往往以医保统筹帐户给付部分不屑于被保险人实际支出为由拒赔，从而引发纠纷。

笔者认为，这涉及到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保险费率的厘定是否已将第三人的在先给付作为影响因素考虑进去，如果已经考虑进去，则保险公司有权拒赔，否则被保险人将获得不当利益；

反之，如果并未将第三人的在先给付作为影响因素考虑进去，则保险公司应当进行赔偿，否则保险公司将因此而获不当利益。

根据现行的实务操作，无论被保险人是否已经参加医保，保险公司收取的保险费均是相同的，从中应当可以得出保监会或保险公司至今尚未将被保险人是否参加医保这一情形作为费率厘定的依据。

既然如此，保险公司当然无权拒赔。

　　五、人民法院能否依据受害人的申请，直接判决保险公司向其支付被保险人参加的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金

　　依照《保险法》第22条，除人身保险合同外，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为被保险人，其他人不享有直接向保险公司请求支付保险金的权利。

《保险法》第60条规定：

“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

”该条就保险公司直接向第三者支付保险金的行为，使用的是“可以”一词，似乎这是保险人的权利而非义务。

而实践中经常发生被保险人肇事后既不向受害人履行赔偿义务，又不向保险公司及时申请保险金的案例，致使受害人的损失得不到及时赔偿。

保险理赔实践中越来越多地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受害人能否依据被保险人参加的第三者责任险，直接向保险公司请求支付保险金？

　　笔者认为，第三者责任险设定的直接目的恰恰在于保护受害人利益，由于被保险人申请的保险金并不归其实际所有，最终要支付给受害人。

因此，在发生保险事故后，被保险人及时向保险人申请支付保险金，应当是被保险人的义务而非权利。

在被保险人不履行申请保险金义务的情况下，立法应当赋予受害人这样一种权利，即他可以依据被保险人参加的第三者责任险，直接向保险公司请求赔偿。

但鉴于损失赔偿额等问题需经有权机关核定，才有效力，而且赔偿额的大小直接涉及侵权人和受害人这一损害赔偿法律关系之外的第三人即保险人的利益，实践中具体操作时，通过人民法院行使这一权利才较为妥当。

这一思路已经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确认。

该院在执他字第15号《关于人民法院能否提取投保人向保险公司所投的第三者责任险应得的保险赔偿款问题的复函》中认为，人民法院受理此类申请执行案件，如投保人不履行义务时，人民法院可以依据债权人的申请向保险公司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由保险公司依照有关规定理赔，并给付申请执行人；

申请执行人对保险公司理赔数额有异议的，可通过诉讼予以解决；

如保险公司无正当理由拒绝理赔的，人民法院可依法予以强制执行。

　　有必要指出的是：

保险人对于被保险人和投保人所享有的抗辩权应当仍然存在，可以据此对抗受害人的申请权。

由于受害人往往是在起诉被保险人，经过诉讼和执行程序仍不能实现自身权利的情形下向保险公司申请支付保险金的，因此，可能会造成超过2年索赔时效的情形。

对此，笔者认为，应对《保险法》第27条第1款的规定作准确理解。

该款规定：

“人寿保险以外的其他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保险人请求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权利，自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二年不行使而消灭。

”从中可知，该款限定的主体是“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而不包括责任保险的受害人，因此，保险人不能以该条规定的索赔时效对抗受害人。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银行。

关于在机动车辆保险业务经营中对明示告知含义等问题的复函[S].1997.

　　周玉华。

保险合同与保险索赔理赔[M]北京：

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