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军队组织13001744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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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两个儿子率领大部分人重回呼罗珊（Khorasan），为蒙古效力；
另一个叫埃尔托格鲁尔（Ertugrul）儿子则带着剩余的卡依部落成员到达塞尔柱人（Seljuk）统治下的安纳托利亚（Anatolian）。
做为罗姆苏丹国（SultanateofRum）的附庸，埃尔托格鲁尔得到了一块位于安纳托利亚西部边陲的土地，以及两小块位于弗里吉亚（Phryga）的土地，一块叫瑟于特（Sogut），一块叫多马尼奇（Domanic）。
当埃尔托格鲁尔去世之际，他把这一地区统治权和卡依部落的领导权一起交给了他的儿子奥斯曼。
奥斯曼土耳其历史疆域
这些传说有很多版本，但根据史料推断，进入安纳托利亚的奥斯曼人的祖先并不是13世纪躲避蒙古人而来，而是早在11世纪曼齐克特之战（BattleofManzikert）后扩散到小亚细亚的。
在长达两个世纪里。
他们是无根的游牧人。
而奥斯曼本人很可能与埃尔托格鲁尔并无血缘，但的确是个占据拜占庭边境省份的土库曼加齐（gazi，意为圣战者，信仰战士）和穆斯林农民的头目，并且和当地城市的阿赫（ahi，穆斯林中类似于行会和兄弟会的社会组织）有很深的联系，谢赫•艾德巴利也许就是阿赫的领袖。
借助同盟的力量，奥斯曼趁着塞尔柱人崩溃之际占据了卡拉贾希萨要塞（Karacahisar），建立起自己的小政权。
此时蒙古人西征的风头正劲，很多穆斯林战士和宗教学者领袖避难来到小亚，而失去拜占庭军事支援的基督教边境领主，比如克泽•米哈伊尔，也纷纷转而为奥斯曼效力。
同时，基督徒农民苦于拜占庭帝国的苛捐杂税和土地贵族的欺凌压迫，早已对现状不满，也是奥斯曼可以利用的力量。
13世纪最后十年奥斯曼贝伊（Bey，地方官员的头衔）的小王国已拥有8座边境要塞，以及在十字军时期以多里留姆之战（BattleofDorylaeum）闻名的土耳其城市伊兹谢希尔（Eskisehir，意为旧城，多里留姆是拉丁名）。
1299年奥斯曼占领了他王国中第一个有意义的城市耶尼谢希尔（Yenisehir，即新城），该城成为奥斯曼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首都。
不过迄今为止，奥斯曼和他的继承人所占据的疆域还只是一条狭长地带，不发达的边境省。
很多大城市还在拜占庭人的掌握之中，在乡村小城镇的居民看来，奥斯曼人也不过是随着季节变换走出山岭，迁徙、放牧和骚扰的游牧部落，因此奥斯曼若想进一步发展，首要任务是将他的人民转化为定居者。
1301年，奥斯曼在科雍希萨尔（Koyunhisar）击败了拜占庭人的军队，从而声名远播，越来越多的加齐加入奥斯曼的队伍。
随着奥斯曼埃米尔国在耶尼谢希尔的建立，奥斯曼致力于两个方向的扩张，一是从萨卡里亚河（Sakarya）向北扩张到黑海；
二是向西南占据马尔马拉海（Marmara）沿岸肥沃的土地。
到1308年，他达到了目标，从而孤立了拜占庭在本地区最后一个重要城市布尔萨（Bursa）。
依靠着海上援助，布尔萨顽强抵抗多年，但最终在1326年陷落。
对于奥斯曼人，占领布尔萨意义重大。
他们的王国从一个游牧的边境国家转变为一个有首都，边界和定居居民的真正的国家，一个加齐帝国——真主信仰的执行者和传播者，安拉神圣的宝剑——不断战争，不断扩张，以战利品和土地为饵料茁壮成长的巨人。
奥斯曼人征服的基本国策是由奥斯曼本人制定的，在发展壮大过程中，奥斯曼既是率领土库曼加齐反对异教徒的埃米尔，他还是恢复安纳托利亚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统一的阿赫协会领袖。
这项国策由奥斯曼的继承人传承下来，当西土耳其别的加齐埃米尔国纷纷衰落之际，唯独奥斯曼人取得了成功。
也许是拜占庭、巴尔干等国的顽抗使他的军队和政府越发坚强，使饱受战略的移民纷纷聚集于此，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通过不断蚕食拜占庭的边界，奥斯曼人获得了比其他土库曼埃米尔有利得多的生存空间，并将拜占庭压缩至君士坦丁堡周围微不足道的一隅，只有黑海南岸的特拉布松（Trabzon）还在希腊人手中。
在某些时候，奥斯曼土耳其明智的作为拜占庭的同盟和保护人出现，使其免遭竞争对手，比如其他土库曼人、鞑靼人和拉丁人的征服。
由于远离伊斯兰文明的中心地区，奥斯曼土耳其的文化和政治受突厥传统影响颇深，它的法律是土库曼部落的习惯法——亚撒（yasa），而不是穆斯林的《古兰经》；
奥斯曼人的信仰，在很大程度上也并非正统的逊尼派经典教义，而是一种将伊斯兰教、突厥萨满教和东正教杂糅的奇异混合。
伊斯兰教异端，宣扬神秘主义的苏菲派僧侣在奥斯曼土耳其早期征服事业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他们有些人强调，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一种的宗教，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这种论调吸引到不少基督教中的志同道合之士。
奥斯曼国家对基督徒或犹太教徒等异教徒都宽容以待，在本国遭受迫害的异端少数派在这里也能得到庇护，为数众多的基督教鲍格米派异端（Bogomils）逃离巴尔干（Balkans）半岛，来到安纳托利亚。
东正教徒们也宁愿将土耳其人当成朋友，把他们视作将自己从西方天主教压迫下解救的解放者。
奥斯曼土耳其对治下异教徒要求的赋税和义务，往往比以往的统治者更低。
他们严格的将国民区分为军事阶层和平民阶层，一些原有的军事贵族不用改变信仰便可维持身份和地位，当然几代之后他们终究会成为穆斯林。
在安纳托利亚，希腊人可以找到以拜占庭帝国背景为荣的氏族；
在鲁梅利（Rumelia，即巴尔干），许多传统的封建潘诺尼亚（pronoia）采邑直接转化为奥斯曼的蒂玛（Timar）封地，领有它的无论是新来的穆斯林战士还是投降而未改宗的基督徒，都承担着同等的军事义务，为奥斯曼土耳其征战。
奥斯曼土耳其的扩张进程中始终保持着加齐开拓者的本色，对他们来说，欧洲就像是美国先民眼中的西部，是一片大有可为的命运之地。
只要保持着对异教徒的攻势，不断满足加齐们对信仰和战利品的要求，以军事为第一目的帝国机器就能正常运转。
但是随着奥斯曼人的扩张到达极限，政策由进攻转为防御之后，弊端便会一一暴露，17世纪，随着西欧的日益崛起，奥斯曼土耳其在军事上屡受挫折，帝国内的基督教居民的忠诚心也随之动摇。
到18世纪，情况越发糟糕，一旦奥斯曼帝国在战场上失败，鲁梅利的基督徒居民就会掀起一场针对穆斯林邻居的大屠杀，首先是摩尔达维亚（Moldavia，1769—1770），然后是希腊（1771）。
种族仇杀几乎逐渐成为19世纪奥斯曼土耳其的一个众所周知的社会特征。
奥斯曼人的战略战术起初与其他土库曼游牧部落无异：
以快速机动的骑兵射手不断骚扰敌人，待其消耗至人困马乏之际再靠近予以消灭。
通过这种方法，他们成功的孤立了拜占庭各地的卫戍部队，但很少在阵地战上一较高下。
因此土地的取得也无非通过以下几种方式：
赶走当地拜占庭土地贵族夺占其地；
从基督徒或穆斯林等一切愿意出价的人手中购买要塞；
吸收归顺的封建主进入奥斯曼人的统治体系；
或者依靠联姻结盟。
14世纪下半叶，奥斯曼军队仍然是大量土库曼骑兵辅以少量步兵的部落式松散结构；
但一百年之后，奥斯曼军队铁一样的组织纪律令所有敌人望尘莫及，他们可以在任何复杂地形中因地制宜的实施战术，他们可以在敌人领土上迅速建起固若金汤的野战营地。
如果遇上防御良好的城市，奥斯曼人会毁掉周边的村庄和田地，建起若干小型要塞加以围困。
一旦敌人就范，城市被攻克，奥斯曼人的破坏和劫掠倒十分有限，城市的商业职能将很快恢复，人口也迅速增殖。
奥尔汉
奥斯曼的儿子奥尔汉（Orhan）继位后不久，立即向马尔马拉海进军，从而引发了与拜占廷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三世（AndronicusIII）的大规模冲突。
1328年奥尔汉在马尔泰佩（Maltepe）击溃拜占廷军队，皇帝只身逃回君士坦丁堡。
此后，拜占廷帝国完全放弃了在安纳托利亚组织抵抗的努力，也不再给安纳托利亚的城市任何支援。
于是在接下来的10年间，奥斯曼人几乎兵不血刃的占领了拜占庭在安纳托利亚西北部的所有残存地区。
同时，奥尔汉还夺取了卡里希埃米尔国（Karesi），获得一支宝贵的达达尼尔（Dardanelles）舰队。
这一胜利的重要性不亚于击败拜占廷。
奥斯曼人成为所有土库曼埃米尔国中最强大的一个，并自此完成了对马尔马拉海南岸的控制，并使他们毫无阻碍的从加利波利半岛（Galipoli）渡过达达尼尔海峡，向欧洲进军。
这个时机很快便降临了：
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三世死后，拜占庭陷入内战。
坎塔库震努斯（Cantacuzenus，约翰六世）向奥尔汉求助，后者立即举兵相应，帮助约翰六世制服对手的同时，不顾其反对强行永久性的占领了加利波利和色雷斯（Thrace）部分地区。
奥尔汉于1360年去世，经过他的不懈努力，奥斯曼人已在欧洲牢牢站稳脚跟。
座落在加利波利半岛，扼守住达达尼尔海峡要冲的齐利特巴希尔（Kilitbahir）要塞，由奥斯曼土耳其人始建于15世纪。
穆拉德一世（MuratI）的形势很适合奥斯曼人的进一步扩张，保加利亚帝国和拜占庭帝国已衰弱不堪，由斯蒂芬•杜尚（StefanDusan）建立的塞尔维亚帝国自其死后处于分裂状态，爱琴（Aegean）诸岛由希腊人、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医护骑士团统治，他们彼此争吵不休，不可能联合起来抵抗奥斯曼土耳其。
在充分计划和掌握了地理信息之后，西方的远征为三路进行：
东路或者说右翼由穆拉德本人指挥，在1361年攻克军事重镇埃迪尔内（Edirne），穆拉德将之定为新首都，意图像锲子一样插入色雷斯直指黑海，将君士坦丁堡完全孤立；
西路左翼部队由埃维里诺斯贝伊（EvrenosBey）指挥，他是个来自拜占庭的改宗者，顺爱琴海沿岸推进，目标是占领马其顿（Macedonia）首府萨罗尼卡（Salonica），进而威胁色萨利（Thessaly）和阿尔巴尼亚（Albania）并隔开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
同时，中路的卡拉•帖木尔塔斯（KaraTimurtas）从马里卡（Marica）、瓦德尔（Vardar）和尼卡瓦（Nicava）山谷进入巴尔干山脉，在齐尔曼（Cirmen）击溃了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联军，迫使塞尔维亚王公拉扎尔（Lazar）接受奥斯曼的宗主权，并一路突袭到波斯尼亚。
与此同时，小亚高原中部最强的土库曼埃米尔国卡拉曼（Karaman）在欧洲人的鼓动下开始向穆拉德进攻。
由于担心军中的土库曼人可能不会支持自己反对另一个土库曼国，穆拉德调动了一支由保加利亚附庸提供的基督教军队反攻卡拉曼。
据说，在这次战役中，奥斯曼人首次使用了火枪和大炮。
得胜后，穆拉德又将新武器带到欧洲，用它们打击以哈扎尔为首的一支规模庞大的巴尔干联军。
1389年6月15日，决定东欧和斯拉夫人命运的科索沃战役打响了。
虽然兵力处于劣势，虽然穆拉德在战斗中遇刺身亡，但奥斯曼军队仍然在巴耶济德（Bayezit）王子的领导下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多瑙河南岸最后一次有组织的抵抗就此被扑灭，奥斯曼人控制了整个东南欧，只有希腊部分地区幸免。
从穆拉德一世开始，奥斯曼政府在新征服的巴尔干土地上大量迁入和定居土库曼人，而许多基督徒农民则被迁移到安纳托利亚和色雷斯。
这一方面弥补了连年战争造成的人口损失，另一方面加强了控制，削弱抵抗力量的根基和源头，以确保这些追随者会永远臣服。
奥斯曼人的战争机器如此高效，与他们战争艺术的高度计划性是分不开的，战役之前大量的准备工作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老兵的经验之谈和以往战争的记录有专人收集整理以供查阅。
准备战争需要囤积大量的运输工具、粮草和各种军需物资，牛群和羊群是随军带的。
各条行军大道周围的村庄都享有某些优惠政策，以鼓励村民种植稻谷，增产粮食并储备物资，以备行军经过的部队的不时之需。
专门饲养在鲁梅利的公牛和水牛用来拉货车的大炮，来自多瑙河下游的骡子和驮马及来自小亚细亚和新月沃地的单峰驼也是是军队经常征用的牲畜，用于驮载一些较轻的物品。
各地的道路桥梁由当地官员负责日常维护修缮，斥候不知疲倦的四处活动，用特定的木桩和锥形石堆标示出各条道路的方向。
总之，战争准备时时刻刻都在进行。
奥斯曼人还很擅长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扩张时代他们的战略主要依靠机动性和进攻性，但到17世纪后半，奥斯曼人已失去主动权，此时他们并未死抱着游牧民族的固有传统，转而对各种复杂的防御工事产生兴趣，主动迎合了沃邦（Vauban）所倡导的军事革命。
最近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政府档案的研究成果也显示了这一点。
由于军队的大部分组成人员有封地性质，而且苏丹及其正规军不能长时间离开伊斯坦布尔，并且由于冬天的道路状况非常糟糕，所以战争主要在4月到9月进行，冬天一到就遣散军队，并随即在10月和11月进行常规的战争规划，12月发布动员令，让各地蒂玛领主次年4月集合，再次投入战争。
战争开始要举行复杂的典礼和宗教仪式。
如果战争由苏丹亲自指挥，他顶戴上的六条马尾标（tugs）中的两条就会被挂在伊斯坦布尔宫殿的第一进院子里，如果负责战争的是大维齐（GrandVizier，宰相），就挂上他三条马尾标中的一条。
六周之后，部队就要集结完毕并出征。
土库曼和鞑靼人的轻骑兵阿金吉斯（akincis，意为‘袭击者’，边境骑兵）和德里（delis，意为‘疯子’）开道，接着是卡哈齐巴西（Carhacibasi，官名，骑兵队长）领导的精英骑兵前卫，安纳托利亚和鲁梅利省的西帕希（sipahi，封建采邑骑兵）在两翼行进，并保护后方辎重，军队的中坚是耶尼色里（Yeniceri，或作jenissaries，意为‘新军’，近卫兵团）步兵，苏丹和其他官员，以及炮团（TopcuOcagi）和工程兵团。
奥斯曼土耳其军队有非常严格的纪律，士兵禁止喝酒，要定期理发和漱洗保持清洁，军中全体肃静，严禁无谓的娱乐浪费精力。
只有带有训练性质的马上标枪竞技和射箭比赛得到允许。
奥斯曼军队衣食朴素，营帐整洁，公厕卫生，酒精绝迹，军容肃穆，这一切无不令欧洲的观察家们惊异，与同时期他们的对手基督教军队形成鲜明的对比，成为他们取胜的重要因素。
14世纪早期奥斯曼土耳其建立的正规军融合了大量拜占庭帝国和古典伊斯兰的元素，尤其是随着基督教封建主的加盟，拜占庭传统在阵地、攻城战术，军械技术和军事制度上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巴尔干战争又让奥斯曼人从匈牙利人那里学到了“大车”战术，即将载有火枪的马车首尾相接组成工事，保护中间的大炮不被敌人的骑兵突袭。
到16世纪中期，奥斯曼军队的战术已发展至巅峰：
凭借杰出的筑壕技术，奥斯曼军的阵地异常坚固，装备先进火枪的耶尼色里军团和苏丹的私人卫队驻扎在苏丹和大维齐的周围，形成奥斯曼军队的战略中枢；
中央两侧紧挨着的是重装近卫骑兵“阿提博鲁克哈尔基”（AltiBolukHalki，意为‘六团的人’，或称‘西帕赫’sipah，意为‘骑士’）；
阿扎普（azap）步兵团在炮团的火炮前列阵防御，全军后防及辎重的守卫工作也由他们和穆特菲里卡军团（mutefrrika）担任；
军队侧翼是各省的西帕希骑兵。
轻骑兵阿金吉斯在阵地之前游弋，负责吸引进攻阿扎普阵地的敌军，一旦得手，他们很快散去，让大炮和耶尼色里开火，最后西帕希将冲散、包围和消灭敌人。
虽然欧洲人对耶尼色里的组织纪律性和战斗力印象深刻，但在战场上，西帕希才是奥斯曼军队的主力和制胜的决定性因素。
当然，耶尼色里猛烈的密集火力对敌军心理的震慑和保护战略中枢的作用依然不可小觑。
土耳其东南部比特利斯城（Bitlis）的多重防御工事，拜占庭人首先开始修筑，又由之后的征服者们不断加固，其中包括最后的奥斯曼土耳其人。
14至16世纪的奥斯曼军队
奥斯曼土耳其军队的规模历来存在争议，各种资料有着大相径庭的说法。
开战时，除了帝国的常备军，各地大量无法精确统计的封建附庸和穆斯林志愿兵也会聚集到埃米尔和贝伊们的马尾标下，使队伍更为壮大。
并且他们的基督教对手常由于各种原因而夸大数量，因此，具体数目的差异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在14世纪中期，就奥斯曼人的国土面积而言，相对欧洲邻居，他们的军队的确可算规模庞大，人数众多。
14世纪晚期的奥斯曼埃米尔国已成长为一个帝国，简单的部落型组织已经不再适应，1389年，巴济耶德一世自立为苏丹，他将穆拉德一世开始的全面改革继续进行。
在被征服的省份，除了任命作为军事指挥官和民政总督的维齐之外，又新设了承担经济和军事职责的维齐。
为了树立他们的权威，所有维齐都被授予贝伊官阶，并在顶戴上戴有旧突厥权力象征的马尾标，马尾标数量多少之分，表明每个人的官阶和权限大小：
苏丹有四条，维齐三条，贝勒贝伊（beylerbey，意为‘贝伊的贝伊’，总督）两条，贝伊一条。
随着国家功能更加复杂，出席国务会议“胡马雍帝万”（Divan-iHumayun）的维齐中，有一位被选出成为主持人和领袖，并协调其他维齐的关系，这个首席大臣，也就是大维齐，也就在这个时候成为宰相。
最初，奥斯曼军队的所有士兵都是土库曼轻骑兵，被组织在部落领袖和宗教领袖控制下的氏族和部落中。
然而奥尔汉很快发现这些训练不足的人在围攻或占领设防城市时用处很少，他们对劫掠战利品的渴望和在被征服地区建立固定行政机构的努力也是矛盾的。
随着穆拉德一世统治下的奥斯曼人大量在巴尔干定居，埃米尔将这些不太听话的土库曼人打发到边境，由乌茨贝伊（ucbey，或边境贝伊）指挥。
他们不再被称为加齐，而是以阿金吉斯轻骑兵的形式组织起来，负责突袭敌方领土，劫掠粮食、武器、金钱和奴隶。
他们没有军饷，只以战役品为报酬，一旦开战，这些被称为尤鲁克（yuruk）的游牧民会以25到30人组成分队，轮流服役。
这些人的装备很差，很少有比皮甲更好的护具，他们都是骑马的射手，也装备长矛，有些人还使用套索充当武器。
除了游牧民之外，奥斯曼军队还有从拜占庭人那里继承来的部队，包括骑兵和步兵，虽然这些人也用弓箭，但战术则与土库曼人完全不同。
大部分加齐的战斗方式是古典的伊斯兰步骑混合。
这些信仰战士共同遵循一项叫做富图瓦（futuwwa，义行）的行为准则，它标榜一种有道德的生活，提倡战士与加齐领袖的契约关系，并要求效忠哈里发和其他伊斯兰精神领袖。
富图瓦虽然不像欧洲的骑士精神那样容易理解，不过二者有类似的仪式和作用，使加齐之间建立起深厚的战友情谊。
13世纪末期安纳托利亚的加齐们戴的独特的白色毡帽，便是这种精神的象征之一，后来，耶尼色里也继承了这一传统。
尽管如此，奥尔汉埃米尔仍然认识到，新的征服形势需要建立新的有纪律约束的专业军队以适应。
在他的授意下，维齐阿拉丁（AllahalDin）组建起一支混合着穆斯林和基督徒的常备军，其中骑兵被称为穆色勒姆（musellems，意为‘免税的’），步兵叫亚亚（yaya），他们由各省的桑贾克贝伊（sancakbey）直接指挥，并划分为百人队和千人队，战时召集，平时在地方驻扎操练，并负责保护道路桥梁。
奥尔汉规定，这些部队以军饷作为报酬，而不是以战利品或宗教的名义。
但到穆拉德一世统治时期，穆色勒姆和亚亚已经变质，他们大都被授予采邑，军事服务变成了履行封建义务。
穆拉德开始对这些人的品质表示不满，他们只是为了钱才为国家服务，并在任何情况下只忠于自己的指挥官而不是国家的统治者。
因此在14世纪，奥斯曼土耳其主要的军事职责逐渐由卡皮库鲁（kapikulu或kapidullari，奥斯曼国有奴隶）承担，穆色勒姆和亚亚沦为二线的后防部队。
17世纪以后，这两个词已不再具有军事含义。
卡皮库鲁部队
传说中，卡皮库鲁部队的建立者是卡拉•哈里尔•坎达利（KaraHalilCandarli），谢赫•艾德巴利的结拜弟兄。
卡皮库鲁部队的步兵团，也就是耶尼色里，被认为始建于1326年，苏菲派宗教领袖哈奇•贝克塔茨（HacciBektas）为新兵们祝福，他裁下自己宽大的袖子褶边，垂在耶尼色里白色的毡帽后，形成他们独特的帽形。
实际上，第一支耶尼色里部队的建立，距此时还要晚上一代人的时间。
他们可能是在攻克埃迪尔内的战争中投降的俘虏。
不过，由哈奇•贝克塔茨建立的贝克塔西托钵僧会（伊斯兰教苏菲派教团）的确和耶尼色里有着很深的联系，它的布道者住在军营中，充当耶尼色里军团的主要顾问，主持耶尼色里官兵的宗教活动，并在团队中担任牧师。
到了16世纪晚期，贝克塔西的领袖被任命为耶尼色里第99团队的考巴西（Corbacl，意为‘长柄汤勺’，团队指挥官），这样贝克塔西正式隶属于耶尼色里军团。
大概是因为耶尼色里的兵源仅限于前基督教徒，所以贝克塔西吸收了很多基督教的观点和仪式，并把基督教圣徒和穆斯林自己的圣人对等起来，他们的创始人哈奇•贝克塔茨就与圣查拉拉帕（St.Charalampos）熔为一炉。
很多耶尼色里还将《福音书》中的词句当作祈祷好运的咒语。
14世纪，边境加齐在突袭和劫掠中所抓获的俘虏，是卡皮库鲁的主要人力来源，但在巴济耶德一世统治时期，一项叫做“德伍希尔迈”（devsirme，字面意思是青年的‘聚集’）的制度逐步确立并实行以取而代之。
德伍希尔迈是一种人口贡赋，在帝国的基督教臣民中定期征召男孩作为国家奴隶。
虽然按照伊斯兰教教规，这种制度并不合法。
德伍希尔迈的对象主要集中在鲁梅利省的斯拉夫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中，通常不招募伊斯坦布尔和帝国其他主要城市的孩子，手艺人的孩子也除外，因为政府担心这会对工业和贸易产生损害。
从信仰上说，犹太人、亚美尼亚人（东仪天主教信徒）和穆斯林要被排除在外，不过有证据表明。
很多不合资格的父母采取行贿的方法让孩子被招进德伍希尔迈，从而给他们带来更好的前途。
只有波斯尼亚的穆斯林男孩经常被招募，这是因为当地人被征服后皈依了伊斯兰教，并与苏丹达成协议，让子孙后代都可以进入德伍希尔迈。
16世纪是德伍希尔迈制度的高峰，每年各省都有超过1000名孩子被送到伊斯坦布尔。
那些天赋最好的男孩将进入宫廷学堂，作为王宫的内宫男侍“伊奇欧古兰”（IcOglan）加以训练。
剩下的则主要分配给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农夫，从事耕作等体力劳动，训练他们的体能，学习伊斯兰教信仰，使之成为穆斯林，这些人员被称为“阿杰米欧古兰”（AcemiOglan，外籍青年）。
在适当的时候，他们会被召回伊斯坦布尔，大部分人在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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