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学各章论分析题及答案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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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通过市场渠道一般难以解决公共产品的提供问题。
既然公共产品不可或缺，免费搭车的问题又不可避免，那就只有依靠强制性的融资方式来解决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
通常，公共产品是通过政府财政机制向社会提供的，政府一方面取得税收，然后通过对税收收入的再分配及公共经济部门内部各单位作用的发挥来完成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任务。
第三章财政职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步拉大，综合各类居民收入来看，基尼系数越过警戒线已是不争的事实。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自2000年开始，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
1978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317，2007年则升至0.48。
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突破了合理的限度，统计显示，总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收入的份额仅为4.7%，而总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50%。
2006年，城镇居民中20%最高收入组（25410.8元）是20%最低收入组（4567.1元）的5.6倍；
农村居民中20%最高收入组（8474.8元）是20%最低收入组（1182.5元）的7.2倍。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工资研究所和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专家联合完成的《关于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关系的研究及政策建议》中，用“蓝灯”、“绿灯”、“黄灯”.“红灯”来描述分配的形势。
这份报告认为，2003年以前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形势基本处在“绿灯区”的状态。
但2003后很快转入到“黄灯区”的范围，“黄灯区”范围的时间约持续到2010年，如不采取相应措施，到2010年后将进入
“红灯区”。
“黄灯”表示接近失衡的状态。
根据该报告划定的预警线，2000年以来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度已全面进入“黄灯区”状态。
其中农村居民贫富差距指数评分已非常接近准“红灯区”。
据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的一项研究报告:
近几年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超过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一倍多。
目前农村居民收入已不足城镇居民收入的1/3。
2004年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5.39倍，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6.07倍。
从分省的情况看，2004年上半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5000元的省份全部集中在东部地区，分
别是上海市（7416元）、北京市（7040元）、浙江省（6945元）、广东省（6499元）和福建省（5257元）。
另据统计，进入90年代后，东西部地区农民的收入差距扩大也很明显，从1980年的1.46：
1，扩大到2003年的2.26：
1。
另据报道，随着企业改制的不断深入，国民经济各行业间工资水平参差不齐，差距越来越大。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行业间收入差距开始显现，一些垄断性行业、新兴行业与夕阳产业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据国家统计局测算，1990年，行业最高与最低人均收入比为1.29：
1；
1995年达到
2.23：
1999年达到2.49：
2000年为2.63：
1，2002年为2.99：
1，2003
年为3.98：
1，2005年为4.88：
这些高收入行业几乎都是垄断行业，老百姓将之归纳为：
金（金融）、银（银行）、财（财政）、保（保险），两电（电信和电力）、一草（烟草）。
收入最低的仍然是农业。
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存在什么问题，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结合所学财政学理论，谈谈你的政策建议。
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收入差距过大，具体表现在：
1.调节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
2.调节部门及产业间的收入分配关系。
3.调节地区间的收入分配关系。
财政对收入分配的协调过程侧重于体现社会公平的要求，其着眼点是将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控制在社会可以接受的限度内。
它是收入分配在市场
效率优先的前提下，兼顾公平的具体实现。
具体而言，其实现途径主要包括：
1.通过累进所得税和社会保障制度来缩小个人间的收入差距。
累进所得税可以通过
对不同收入设计等级不同的税率来使高收入者承担较多的税负，进而缩小市场分配中所形成的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起到减少高收入者实际可支配收入份额的作用；
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对低收入和无收入者实施基本的生活保障，它实际上发挥着增加低收入或无收入者的收入份额，相应提高其消费质量的作用。
可见，实施累进所得税制和社会保障制度是政府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
2.通过完善税制来公平产业、行业间的收入分配。
通过对不同产品加征调节性税种等差别税制，来调节不同产品及行业的盈利水平，贯彻国家的产业政策，调节不同产品和行业间的收入分配关系。
3.通过政府间的转移性支付制度公平地区间的收入分配。
通过中央对地方实行转移性支付制度，调节不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
世界各国都把建立规范
的转移支付制度，增加对欠发达地区的政府间转移支付补助，作为实施区域政策的重要手段。
设计科学、规范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有助于调节地区之间的分配关系，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第四章财政支出概述
近年来，北京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水环境和水生态面临被破坏的威胁。
北京市水务局提供的资料显示，北京是中国缺水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水资源日益紧缺，人均水量不足300立方米，是世界人均水资源量的三十分之一，是全国人均水资源量的八分之一，属重度缺水地区。
目前，北京正面临建国以来最严峻的供水形势。
连续多年的少雨使得北京地区水资源严重匮乏，缺水已经给工农业生产用水和人民生活用水带来了极大的影响，调高资源的使用费似乎是一个必然的路径。
向国民提供清洁的水是政府应提供的服务。
需要确保愿意接受服务的用户能够以负担得起的价格获得最低限度的服务，它牵涉到社会公正的问题。
该服务有两个要求，一是普遍性，即不管居民居住在什么地方，包括远离城市的地区，都应该向他们提供这种服务。
二是低廉性，即服务价格一定是低收入阶层能够承受的。
自来水作为公共产品之一，既要保证人们特别是最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需要，实现普遍服务，也要抑制对水资源的过度使用，但水价上涨势必会影响低收入人群的生活。
北京市供水企业长期以来政企、政事不分，依赖政府思想严重，核算管理粗放，缺乏节水降耗的内在动力。
供水企业称目前自来水每吨平均价格1.22元，低于1.32元的成本水价，北京市对其每年提供财政补贴在1亿元左右。
但是，这里包含了较大的管理上的疏漏和成本的高估。
请运用公共定价的理论和方法，从效率和公平两个方面对北京市自来水价格的确定提出对策建议。
政府要通过公共定价方法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那么在具体操作时就必须选择适当的定价方法。
对于自来水行业是个典型的自然垄断性行业，应采用平均成本定价法。
从理论角度来看，按公共产品的边际成本定价是最理想的定价方式，但这种定价方法会使企业长期处于亏损状态，必须依靠财政补贴维持运行，长此以往，很难保证按质按量地提供公共产品。
因此在成本递减行
业，为了使企业基本保持收支平衡，公共定价或价格管制一般采取按高于边际成本的平均成本定价。
第五章 社会消费性支出
2004年7月21日，山东省威海市将300多辆政府用车面向社会进行拍卖。
拍卖吸引了很多购车人，火爆的场面让一度担心冷场的威海市政府喜出望外，
5000多名参与拍卖的人，让威海市政府仅是门票收入就达到了5万元。
短短的
3天，公开拍卖的300多辆车被全部卖出，总收入2200多万元，这个价格远高出威海市政府的期望。
对政府部门的公车进行改革的计划威海市政府从2001年就开始酝酿了，改革的起因是财政压力很大，比如2001年下半年，就接到了50份购车申请，总金额2000多万元。
据威海市车改小组测算，第一批车改的97个单位，1990多人，350多辆车，以往一年需要支出3800万元，车改之后，补贴支出2200多万元，节约1500万元。
今后政府不再买车，公务员也不再有公车可用，外出办事，按照级别不同，给予每个月200元钱到2400元钱不等的补贴。
公车改革减少了政府支出，的确是件好事，但能不能坚持下去呢？
公车使用问题是全国性的问题，并不只是在威海才有，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一位教授提出过关于公车改革的建议案，直指公车使用腐败。
对政府用车的改革，威海也并不是第一家，湖南、重庆、辽宁、江苏等地都先后进行过车辆改革，黑龙江省大庆市1998年就出台了车辆改革制度，也实行了车辆补贴制度，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被迫停了下来。
提高政府资金的使用效率一直是我国政府进行机构改革的主要目的之一，由于公用经费缺乏明确的界定，预算约束软弱，造成行政机构和人员队伍庞大，经费增长过快，同时还滋生了贪污腐败。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进行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
为什么要进行公车改革？
谈谈你对解决政府行政支出增长过快问题的建议。
1.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构建有效政府。
尽快实现由计划经济的“全能政府”向市场经济的“有效政府”的转变。
这样，既可以节约行政成本，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而且也能更好地推动市场环境的培育。
2.深化行政管理体
制改革，降低政府行政成本。
一是优化行政级次设置，建设智能型政府。
减少和优化行政层次、实行扁平化管理、降低行政成本、构建智能型政府已成为各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共同选择。
我国行政体制的改革应综合考虑我国的具体国情，可以通过改革市管县体制、市县分治，省直管县，乡财县管等，构建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
二是明确职责，强化制衡和监管。
特别应强化各级人大和财政、审计部门在行政成本管理、控制和监督中的权力，整肃预算纪律，严格预算程序，加强预算的公开化和透明度。
同时，要根据实际情况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在预算约束下灵活有效地运用资金，节约各种开支。
三是加大行政经费重点项目的管理，降低行政运行成本。
加强对公务用车、会、话等支出的控制和管理；
改革职务消费制度，推进福利待遇货币化改革，规范个人收入分配；
清理政策外津贴补贴，统一工资和津补贴制度，规范收入分配。
3.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节省政府行政成本。
预算制度是从根本上强化财政支出管理，节省政府行政成本的根本制度。
为此，必须进一步深化包括部门预算、政府采购、国库集中支付和支出绩效评估为核心的政府预算制度改革，完善预算决策机制，进一步增强预算的法治性、公开性和透明性，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理财和民主理财，确保各项财政支出的节约使用。
第六章 财政投资性支出
福建泉州刺桐大桥是我国近年来采用BOT方式将国内私人资本引入基础设施领域的一个成功范例。
1994年年泉州市政府决定建造泉州刺桐大桥，在资金紧缺，引进外资失败的情况下，由15家泉州民营企业组成的泉州市名流实业有限公司与泉州市政府签订了刺桐大桥特许权经营协议。
协议规定，名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市政府授权投资的机构按60：
40的比例出资，由名流公司按要求组建并经市政府批准成立“泉州刺桐大桥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全权负责大
桥项目前期准备、施工建设、经营管理的全过程。
经营期限为30年（含建设期）
，大桥运营后的收入所得，也按双方的投资比例进行分配。
期满后，全部设施无偿移交给市政府。
工程自1995年5月18日开始施工，整个工程提前一年半竣工。
大桥建成通车后，已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据全国12家商业银行的负责人考察后估算，刺桐大桥的市值已达15亿元。
BOT是经济体制转型的重要手段，在基础设施主要由政府及国有企业垄断
经营的情况下，BOT方式所解决的不仅仅是一个融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私人企业尤其是外资企业带来的不仅是资金，还有现代企业制度及先进的管理模式。
另外，BOT是政府投资方式的重要突破，传统的政府直接投资方式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效率低下，采用BOT方式既可以避免政府投资决策的失误，提高决策的效率，又可以避免传统体制下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低下的问题。
根据上述资料阐述BOT方式的基本原理，以及对政府投资的借鉴意义。
BOT方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70年代后期在西方国家兴起的，政府吸引私人资本进入基础设施的一种投融资方式。
基本运作过程是：
由政府与私人资本签订项目特许经营协议，授权签约方的私人企业承担该基础设施的融资、建设和经营，在协议规定的特许期内，项目公司向设施的使用者收取费用，用于收回投资成本，并取得合理的收益。
特许期结束后，签约方的私人企业将这项基础设施无偿转让给政府。
近年来，BOT方式在国际上比较流行，已被证明为基础设施建设中一种成功的融资途径。
BOT方式虽然是个有效的项目融资方式，但其运作较为复杂，涉及环节多，实施难度大，比如我国福建泉州刺桐大桥投资建设只用了18个月，而审批过程历经8个多月，拿了55个批文。
由于在特许权授予期间，BOT投资商（通常为外商）拥有项目的控制权，而控制权问题又比较敏感，因而政府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一般对涉及外资的BOT持审慎态度。
鉴于BOT 方式在基础设施建设经营中的局限性，另一些融资方式在实际中常常被采用，如TOT方式。
第七章 转移性支出
2009年4月2日，“重构社会福利体系”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项目官员俞建拖在会上发言时说，到2007年，全国31个省份里面，2770个有农业人口的县市区都已经建立了农村低保制度。
到2008年9月，中国低保每个月的实际支出达到20亿元，平均保障标准将近达到82块钱，政府人均保障支出达到43块钱。
俞建拖还表示，中国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具有明显的二元化的特征。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城市主要是针对“三无”人员建立了最低水平的保障。
所谓的“三无”人员，我向国外的客人介绍一下背景信息，一个是没有劳动能力，一个是没有收入来源，还有一个是没有法定的赡养人和抚养人，主要是针对这部分群体。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中国在上海、青岛等城市开展了更大范围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到1997年5月，全国有200各城市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性制度，初步形成规模。
中国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飞速的发展过程，体现在从1999年到2002年，享受生活保障待遇的人数增加得非常快，从
1999年两三百万左右到2002年增加了2000万以上，增加了将近10倍。
2002
年之后，享受保障的人数基本上保持在2200万以上的规模。
在农村地区，中国建国以后存在着多种保障制度，大致有四个基本类型：
一是“五保”制度，主要是针对农村的老人、儿童、残疾人提供了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
如果是儿童的话还有一个保教育。
还有一个就是临时救济制度，主要是针对天灾这样短期的干预性的措施。
还有是定期定量救济制度，所谓定期定量是根据一定的生活周期，比如说每个月或者每年给予一定水平的救济。
最后，因为从本世纪初以来有一个医疗救助，生了重大疾病导致家庭贫困，给予了一个救济性措施。
在定期定量救治的基础上，中国从九十年代中期
在沿海地区进行试点，开始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雏形。
发展到2007年，全国31个省份里面，2770个有农业人口的县市区都已经建立了农村低保制度。
到2008年9月，低保每个月的实际支出达到20亿元，平均保障标准将近达到
82块钱，政府人均保障支出达到43块钱。
中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推行在几个方面产生了作用。
首先，保障了社会中最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使他们能过上相对体面的生活；
第二，特别是在缓解中国城市贫困率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关于中国城市贫困率的测定，很明显地发现，在中国从1996年到2002年中国的城市贫困率急剧上升，但是城市低保推开之后，城市贫困率有个大幅度下降过程，很多专家认为，中国的最低城市生活保障制度的推行对缓解贫困起到了很大作用。
第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构成了我们中国现代社会保障和国民福利体系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和基石的作用。
当然，现在还面临一些问题。
第一，救助的水平不是很高，提高救助水平的障碍，制度性的、经济性的因素很多。
第二，面临的问题是低保的标准，在
全国各地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差别很大，能够差别两三倍甚至上十倍。
第三，综合性的救助制度发展非常缓慢，救助的水平难以满足被救助者的需要。
谈谈你对我国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看法，有什么好的建议？
评析：
目前城市居民生活保障制度，全国各市、县的保障标准有很大差异，就是一个省或自治区内的各市、县标准也不一样。
从整体上看，北京、上海和广
东省保障标准较高，标准最高的是深圳市319元；
标准较低的省份有贵州、江西和内蒙古等，标准最低的是贵州省的黔西县，标准为78元。
目前，我国虽然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只能说是初步的，这项制度规范和完善的任务还十分繁重，特别是很多地方还存在着“应保未保”问题。
据民政部门调查统计，全国城市贫困人口约有1400万人，但到今年第一季度末，全国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人数仅有416万人，还有近1000万人未被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网。
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一些地方财政困难，且自身调整支出结构的余地非常有限，只能是有多少钱保多少人，先把困难人员中的最困难者保起来；
二是工作中还存在着不规范的地方，如一些地方规定，在就业年龄段的人员，无论是否有工作或收入，都要按其有一定收入计算，人为地限制了困难人员进入最低生活保障网；
三是也有部分困难家庭认为保障标准太低、保障数额太少而不愿申请领取；
还有些家庭怕子女上学或出门受歧视而不愿申请救济。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使过去由政府和集体实施的临时救济，转变成一项更加规范的社会救济制度。
从工作发展情况看，经济较发达地区条件比较成熟，已基本建立起了标准、办法有别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农村社会救济任务繁重和地方财政困难等因素，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难度相对较大，目前欠发达地区的不少地方正在进行积极探索。
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相比，农村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救济内容、
救济方式、救济标准、救济周期、资金来源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区别。
例如核算家庭收入是一年为一个周期，保障标准也是以年为单位进行制定。
一般是根据上年度家庭人均实际收入和保障标准的差额，发放本年度的保障金或实物。
发放时间有按月发放的，也有按季或半年发一次的。
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和乡村集体投入。
第八章 财政收入概述
新中国成立60年来，财政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财政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财政为促进各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
财政实力的不断壮大，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坚实的财力保障。
财政收入不断壮大，财政实力显著增强。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上，通过持续推进财税改革，形成了良性、健康、可持续的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机制，财政收入规模不断迈上新台阶。
1950年全国财政收入62亿元，2008年达到
61330亿元，60年间增长1000倍。
全国财政收入从1950年62亿元开始，到突破1000亿元，用了28年时间；
从1000亿元到1万亿元，用了21年时间；
从
1万亿元到6万亿元，用了9年时间。
财政实力的不断壮大，是我国综合国力持续增强的重要体现，为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坚实的财力保障。
与此同时，财政支出结构不断调整优化，保障了改善民生等重点支出需要。
随着国家财政实力的不断增强，财政对国家政权建设、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保障能力不断提高。
全国财政支出从1950年的68亿元，扩大到2008年的62593亿元，60年间增长了1120倍。
同时，根据党和国家不同时期的工作重点，财政支出结构相应调整，从计划经济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主的建设财政，逐步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公共财政转变。
不断加大对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大幅增加教育等社会事业、农业、科技、环境保护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支出，优先保障和改善民生。
2008年，全国财政仅用在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文化方面的民生支出，就达到19959亿元，占全国财政支出的31.9%。
谈谈对我国近年来财政收入规模快速增长的看法。
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发展因素。
财政收入的增长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决定的，经济发展是财政收入增长的基础。
一般来说，在假定税收制度不变、管理力度不变的条件下，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财源越丰富，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越高；
同一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越高，财源越丰富，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越高；
当市场经济相对成熟、管理体制和税制结构相对稳定的时期，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便会相对稳定。
我国财政收入持续
高速增长且在个别年份出现超高速增长有其合理性，而进行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国际比较需要充分考虑发展阶段因素，由于我国和发达国家不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简单地横向比较或套用发达国家标准不具有现实意义。
2.宏观调控因素。
财政收入是政府宏观调控、财政履行职能的物质基础。
因此，应调整我国财政收入规模和增长速度，使其与当前发展阶段政府所承担的职责相当，这比
考察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是否合理更为重要。
1.财政职能的影响。
就我国来说，在市场机制逐渐成熟的条件下，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逐步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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