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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探汪曾祺短篇小说语言的艺术魅力

王亚

内容摘要：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被誉为“中国当代短篇小说之王”。

其小说创作在当代文学众多作家中独具特色，这个特色主要反映在他的小说的语言上。

读汪曾祺的作品是一种语言的享受，他的语言简洁、精妙淡雅，读来自然流畅，如行云流水，余韵悠长。

正如他自己所说：

“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

”从汪曾祺小说的语言艺术上，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语言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也可以看到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

本文将对汪曾祺小说语言的艺术风格作初步探讨，努力寻找汪曾祺小说语言风格和作家文化修养之间的关系。

综合运用修辞学、文学理论来研究，从而对汪曾祺独具个性的语言艺术魅力做出较为客观准确的分析。

关键词：

汪曾祺；语言风格；散文体式；文化品质

二十世纪小说发展史上，汪曾祺小说创作是有目共睹的，其在文学史上有史料价值。

其小说“把京派的余绪引入新时期文坛”,“使开创于鲁迅之手，成熟于废名、沈从文、师陀、萧红等人的现代抒情小说传统，在几十年的中断后，得以赓续”。

此外，汪曾祺的创作，对八十年代的“寻根派”、“先锋派”、“新写实派”都有点化与启示作用。

但在我看来，汪曾祺的价值，主要在于他呈现给我们的独特的文学风貌。

最显著表现是他对语言的驾驭能力极强。

汪曾祺十分重视文学语言在小说作品中的作用，他曾在《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一文中说道：

“写小说就是写语言。

小说使读者受到感染，小说的魅力之所在，首先是小说的语言。

”不仅如此，他还阐释了文学语言与思想内容之间的关系，说“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应该提到内容的高度来认识。

”语言不仅仅只是个符号，往往从语言上最容易鉴别出一个作家的艺术风格。

汪曾祺的小说语言包含着他独特的艺术思想、艺术情感和艺术方法，具有很深的文化沉淀。

鉴于汪曾祺是一位对语言文字敏感的艺术气质作家，因此我选择从语言艺术特色入手来研究他，以期尽量靠近他。

我打算从以下三个部分论述其小说的语言艺术魅力。

一、声情并茂的风俗画

汪曾祺的小说语言体现着音乐美与绘画美，他擅长用温婉平淡的语气讲出一个个纯朴的民间故事。

风光与人情，市井与文人，显得和谐自然。

关于这点我会重点从修辞手法上展开分析其语言词汇特色。

二、错落有致的句式

对于这点，我会从汪曾祺散文化结构论述，从口语化和文言的糅合以及短句式和诗化言语来分析其作品情节的淡化。

三、含蓄蕴藉的文化品质

语言是作家个性气质、文化修养、美学趣味的外化体现。

我会在这部分尝试分

析汪曾祺小说语言中饱含的浓郁文化气息。

一、声情并茂的风俗画

（一）悦耳的音乐之声

昆德拉曾经指出，好的小说应当像音乐。

汪曾祺是很注重小说语言音乐性的作家，他的小说写得很美，其语言的音乐性就是构成小说语言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语言的音乐美使汪曾祺的小说语言，像一棵立在明净、流动的小溪旁的杨柳，婀娜多姿，随风流荡，内在生命的汁液在体内自由流转。

首先，在汪曾祺小说中，语言有一种回环美。

“回环美，大致说来就是重复或再现。

在音乐上，再现是很重要的作曲手段。

再现可以是重复，也可以是模进，重复是把一个音群原封不动地重复一次，模进则是把一个音群移高或移低若干度。

然后再现。

不管是重复或者模进，所得的效果都是回环的美。

”汪曾祺小说中有着特殊用意的词语或句子隔一段距离重复出现，读来就会有音乐上的回环效果。

在他的《鸡鸭名家》第一段第一句以“刚才那两个老人是谁？

”开头，引起了读者的好奇心。

随后，这句话在文章中间出现了四次，一步紧似一步，凸显了作者急于知道的心理。

结尾又再次追问，触动人们的思考。

一句话在文中出现了六次，显然这两个老人的生活，特别是他们超过普通人的能力对作者仍然有神秘感，而全文有这六句相同或相似的句型经过一段距离反复出现，使原先比较松散的故事情节连接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形成一种重叠、和谐、回环的音乐感。

其次，汪曾祺的小说语言有一种匀称的整齐美。

这主要是通过排比、对偶的语句来实现的。

比如排比句的妙用：

养鸭是一种游离，一种放逐，一种流浪。

（《鸡鸭名家》）

陈相公脑袋大大的，眼睛圆圆的，嘴唇厚厚的，说话生气粗粗的。

（《异秉》）

说是攻“供”，不是随便说，确实觉得那有一种恭敬、一种神圣、一种寄托和一种安慰。

（《鸡鸭名家》）

这些排比词句的运用，让人在听觉中感受到一种匀称美，颇具古典诗文的神韵。

语词齐整文雅，简洁明了，节奏悠扬。

这些句子绝对都不是声音力量的简单相加，而是强化了激进、强烈的节奏感。

最后，汪曾祺小说语言有一种原生态的和谐美。

汪曾祺非常注意小说语言的诉诸直觉，注重小说语言的形象性。

在词汇的具体选择上，他喜欢使用表明能看到、听到、尝到、嗅到或摸到的东西的具体性词汇。

他在小说中总会选用贴切的拟声、摹状及叠音词把感觉直接传达出来。

比如：

芦花才吐新穗。

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

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象一枝小蜡烛。

青浮萍，紫浮萍。

长脚蚊子，水蜘蛛。

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

（《受戒》）

笼口络着绳网，里面是松黄色的，毛茸茸，挨挨挤挤，啾啾乱叫的小鸡小鸭（《大淖记事》）

有人考察了《汪曾祺文集·小说卷》（上、下），发现在63篇小说中，几乎每篇都较多地使用了叠音，有的一篇中多达上百处。

以《鸡鸭名家》为例，全文518句（指单、复句），用了叠音的有86句，叠音次数112处，其中双音节、四音节叠音占78次。

⑤惯用叠音，使得汪曾祺的语言更贴近民众，贴近生活，口语化。

密集的拟声词与叠音词，或对声音进行描摹，或对动作进行描摹，让节奏浮现于字面上，如同牧童演奏的一支旋律轻快、活泼的笛乐，既具有形象性，又富有生动性，形成语言的音乐美。

（二）浓郁诗情的风俗画

阅读汪曾祺的小说，常常令人感到仿佛是欣赏一幅中国传统文人信手挥运的淡淡水墨画。

他的作品是对某地风土人情的描绘，形神兼备，因此又是清新的风俗画。

汪曾祺本人就是一个画家，会中国画，因此对于色彩的感觉非常敏感。

进入汪曾祺的小说世界，总能感受到一种诗意和美的情调。

汪曾祺说“一个民族文化的最基本的是语言。

汉语和汉字不是一回事。

中国识字的人，与其是用汉语思维，不如说是用汉字思维”。

⑥汉字具有象形特征，汪曾祺认为可以使中国小说语言忘“文”生义。

在汪曾祺的小说中，精妙的色彩搭配使他的小说具有了诗的意境和清新的民间神韵。

汪曾祺的小说语言多捕捉下层社会、平凡人生，市井百态的景象事物，在风俗画中，强烈地展现出生命的活力，风习的传承，文化的血脉。

比如《岁寒三友》对鞭炮颜色的形象把握：

“除了一般的鞭炮，还出一种别家不做的鞭炮，叫做“遍地桃花”。

不但外皮，连里面的筒子都一色是梅红纸卷的。

放了之后，地下一片红，真像是一地的桃花瓣子。

如果是过年，下过雪，花瓣落在雪地上，红是红，白是白，好看极了。

”此处的颜色，我们不禁会联想到《红楼梦》中黛玉葬花的情景。

中国古典的诗词中也有大量运用色彩的句子“春风又绿江南岸”，“日照香炉升紫烟”……我们不难发现，汪曾祺的语言颇具古典诗文的神韵，是对中国文学优良传统的继承。

汪曾祺曾强调小说里所描写的景物不但要是作者眼中所见，更要是所写的人物的眼中所见。

对景物的感受，得是人物的感受。

小说的颜色、声音、形象，氛围和所写的人物水乳交融，浑然一体。

写景就是写人。

为了达到最佳的审美效果，汪曾祺对色彩和光影表现出了极大地兴趣和热情。

我们再看看小说《受戒》的文字，当小英子驾船载明海受戒回家，在船上一对小恋人订了终身后，小说有这样的描写：

“芦花才吐新穗。

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

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象一枝小蜡烛。

青浮萍，紫浮萍。

长脚蚊子，水蜘蛛。

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了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

”短短的文字中就有七个色彩词，作者笔下描绘的斑斓色彩，欢快的气氛正与一对恋人获得爱情后的愉悦心情融为一体。

再看看汪曾祺语言的色调。

他所选用的诸如红、绿、白等色彩感的词，多半是富有生气的暖色调，并以此来表现生活的美好和人性的健康。

由此可见，杰出的小说家总是敏感地体会到语言的“色彩”感，那是表达感情最强烈的一种艺术形式。

色彩唤起了我们众多的感觉，或宁静或欢快，或忧郁或沉重。

有些则是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色彩效应，会使人莫名地处于一种如痴如醉的意境中

总之，擅长绘画的汪曾祺在和谐美的境界追求中，把中国绘画的审美理论融于他的小说创作中，以中国传统绘画的技巧，用浓淡相宜的笔墨，为我们画出了一幅幅充满乡土气息、平淡自然地人情世态。

并且把人物的情感利用色彩、自然风俗来加以映衬，不仅增强文学的能值功能，使人在色彩和画境中感受到汪曾祺文学的艺术魅力，而且汪曾祺的语言还使文字有了鲜明的视觉基础。

二、错落有致的句式

中国传统的小说以情节跌宕、故事性强，章回严谨为固有程式，而汪曾祺在艺术上大胆尝试，创作出一系列的散文化小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特色。

汪曾祺说过，我的一些小说不大像小说，或者根本就不是小说。

他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

他自认为是一个文体家，写小说就是将日常生活中平淡的事写出韵味，写出情致。

其散文化的小说，不重故事情节，取气氛、意境为上。

（一）口语和文言的巧妙糅合

为什么那些平平淡淡、普普通通的日常口语一融进汪曾祺笔下，就有了一种独特的韵味？

关键在于汪曾祺除了从民间的、日常的口语中寻求语言资源之外，同时还非常重视从古典文学中汲取营养。

方言、口语意味着对群体的生活经验、思维方式以及情感思绪的领会和融入。

汪曾祺从小就对民间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深厚的感情。

民歌的新鲜比喻和精巧韵律、民间故事的丰富想象和农民式的幽默常使他惊奇不已。

汪曾祺认为，一个作家要想使自己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民族特点，离开学习是绝对不行的。

活跃在20世纪80年代文坛的汪曾祺被评论家认为是一个“大器晚成的作家”。

正如有的学者所描绘的那样，“他的神经在几十年的高度紧张之后突然放松了。

就在他放松的一刻，他精疲力竭的睡着了。

一进入梦乡，他就迫不及待地直奔故乡，直奔童年。

在这回归童年的路上，他迎来了文学的辉煌”。

⑦这里的“直奔故乡”，“回归童年”，实质上是一种“民间还原”。

从其具体的文本中，随处可见汪曾祺对民间语言、民歌的运用。

如《受戒》中说赵大娘穿的衣服都是“格挣挣”的，这个词据汪曾祺所言就是他家乡的土话。

在用这个词时，他“踌躇了很久。

后来发现山西话里也有这个说法，并在元曲里发现“格挣”这个词，才放心地用了”。

⑧《职业》中关于文林街从早到晚各种吆喝声，《老鲁》中用的山东话“斤半锅盔——够戗”,《异秉》中日常打招呼的语言“用过了”“偏过偏过，你老”“吃了吃了”……等等，都是对民间语言很好的运用。

在语言的建构上，汪曾祺完全从人物的文化背景出发，一些家乡口语的使用，人物的神韵便跃然纸上，十分耐人咀嚼与玩味。

口语化平静质朴的语气也表达了其独特的生活经验和审美情感，那就是对民间文化的喜爱，对民间纯朴、美好人性的由衷赞美。

汪曾祺在运用语言时既强调口语化又追求语言的文化内涵，并将二者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

他曾说：

“文学语言总得要把文言和口语糅合起来，浓淡适度，不留痕迹，才有嚼头，不‘水’。

……我以为语言最好是俗不伤雅，既不掉书袋，也有文化气息。

”⑩赵树理小说的语言是以纯粹的带着泥土气息的俗味来确立风格，那么汪曾祺的小说语言是以貌俗实雅作为基本品性的。

为汪曾祺努力追求一种古风旧道的神韵，运用白描、摄影的手法，其语言到了出神入化、天马行空的意境。

汪曾祺笔下的语言厚重老到，富有质地，这与他从小大量阅读中国古文、古典文学根底厚实是分不开的。

汪曾祺平淡的语句中揉进了文言，炼字和借用古汉语的嵌入就很多。

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在构词上的最大区别在于：

前者大多是多音节词（尤其是双音节词），而古代汉语基本上都是单音节词，即一个字就是一个词。

此外古汉语词汇往往有活用现象，一个词具备多种功能，也就有了多种味道。

这样一来，在表述同一件事时，古汉语用字量就大为节省了。

因此读汪曾祺的作品，往往会感到其语言凝练，含蓄，古朴，省俭。

汪曾祺的小说中单音节词的运用频率是非常高的。

比如：

生蛋收来之后，分别放置，并不混杂，分好后，剔一道，薄壳，过小，散黄，乱带，日久，全不要。

（《鸡鸭名家》）

汪曾祺经过口语和文言文的糅合，他将口语、文言、家乡话、北京腔巧妙的融为一炉，炼制成一种亦俗亦雅、亦淡亦浓、亦庄亦谐的独特语体风格。

（二）喜短句，巧用诗化语句

汪曾祺在哈佛大学演讲时曾说过“语言不是一句一句写出来‘加’在一起的，语言的美不在一句一句的话，而在话与话之间的联系”。

汪曾祺小说为了叙述的简洁，喜用短句，喜欢分行，这是他的小说语言形式上的一大特征。

句子短，就灵活，就上口流利，平易亲切，就有活泼的生命;短句长句交相变化，又显得错落有致，姿态横生。

比如：

人看远处如烟。

自在眼里，看帆蓬远去。

来了一船瓜，一船颜色和欲望。

一船是石头，比赛着棱角。

也许——一船鸟，一船百合花深巷买杏花。

骆驼。

骆驼的铃声在烟柳中摇荡。

鸭子叫，一只通红的蜻蜓。

惨绿色的雨前的磷火。

一城灯！

（《复仇》）

这几话语言写的准确清爽、简单干净，跳动活泼，富有律动和生气。

诗的字里行间流动着一种充满古意的东西，那种浪迹天涯的漂泊感，会让人不禁想到马致远的小令《天净沙·秋思》。

这种诗化的语言，营造出一种氛围，表达出一种情绪，形成一种深邃幽远的意境。

有人说汪曾祺是用诗和散文的形式来写小说，这话是很重肯的。

其小说看去极白极俗，其实极雅极美。

有诗的情绪、诗的意境，也有诗的想象，诗的韵律。

恬淡温馨，韵味无穷。

汪曾祺的小说创作是力主打通小说、诗歌、散文之间的界限的，《受戒》、《天鹅之死》、《晚饭花》，等正是这方面尝试之作。

在他的小说中，很多地方本身就是诗。

比如《晚饭花》中的语句“晚饭花开得很旺盛，它们使劲往外开，发疯一样，喊叫着，把自己开在傍晚的空气里。

”这种语言叙述方式，感染了我们的情绪，使我们获得一种美感。

《天鹅之死》的开头以充满童真的对话的方式描绘了一幅神奇美丽的画面：

“阿姨，都白天了，怎们还有月亮呀？

月亮是白色？

跟云的颜色一样，天真蓝呀，真好看呀”。

“阿姨，树叶都落光了，树是紫色的，树干是紫色的，树枝也是紫色的，树上的风也是紫色的，真好看”。

诗意的想象充满纯真与质朴之感。

在《小学校的钟声》里有这样的语句“我活在钟声里。

钟声如同在我的梦里”。

诗一般的和谐的韵律，流荡着强烈的音乐感。

这就是汪曾祺小说语言特有的诗意美，是不雕琢的原汁原味的“本色艺术”，纯粹的美。

如果说，传统的、严格意义的小说有点像山，那么汪曾祺的小说则像一条明澈见底的小溪，他不求故事情节的奇崛，表现人生世态的大气大落，只是将“世间小儿女”的“平平常常的人和事”用“平平常常的方法去表现”。

⑩小说文本往往极为平淡松散，却给人一种蕴藉雅致的美感，好似一位不施粉黛的纯真少女，抑或是浑然天成，未经斧凿雕琢的玉石，表现出作者圆熟的表现手法和极高的审美境界。

三、含蓄蕴藉的文化品质

（一）传统文化的积淀

汪曾祺的作品容易使人想起中国传统的文人文化，诸如古典诗词的意蕴，明清文人的小品，水墨画中的扇画……也就是说，具有一种浓厚的中国士大夫情调。

所不同的是，汪曾祺的士大夫情调更多地体现在语言上。

汪曾祺生于封建士大夫家庭，从小受到古典文学的熏陶，他喜欢《世说新语》，爱读宋人笔记，推崇归有光、盛赞蒲松龄，他的小说时时回响着这些文言作品的余韵。

汪曾祺小说有儒、释、道的传统文化背景，体现最突出的以故乡四十年代的小知识分子、手工业人、出家人等为书写对象的作品中。

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讲求仁爱中庸、顺应人情，体现一种现世的人文精神。

汪曾祺对儒家的亲和，正是看到的儒家的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

“我觉得儒家是爱人的”，“我受影响最深的还是儒家，我觉得孔子是很有人情味的”，“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

《受戒》中为小儿女的朦胧的爱情唱了一曲生命的赞歌，《大淖记事》中巧云对爱情的忠贞、对生命的坚忍令人感动，《七里茶坊》中通过对“当官的说谎，老百姓遭罪”荒唐时代的批评，表达“哀民生之多艰”的忧思……汪曾祺笔下的人物浸透了人道主义的温情，用笔又是如此的符合人物身份和整体氛围。

读汪曾祺的小说，也分明能感受到其受到道释思想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读他的文字，你感受到的是清淡平和，犹如坐在茶馆里，泡了清茶，听一位阅历丰富的老人聊天，亲切、自然、从容、无拘无束。

恰似庄子的散文，“形神如空，行气如虹”，天马一般走笔。

对老庄顺乎传统自然、单薄名利的人生境界和审美追求的崇尚，形成了其作品散淡的语言风格。

《徙》写国文老师高北溟运乖命蹇的一生，就用儒雅的文体前后对《庄子·逍遥游》中的语句进行了引用。

这样文章的基调便显得行云流水，韵味无穷。

对于王维、孟浩然诗歌禅宗的空灵明快的吸收，形成了作品自我朴素、旷达的语言品格，也培育了他的超脱情怀。

汪曾祺笔下塑造了一批生活态度旷达超脱、适性得意的人物，“艺术家”作画时如庖丁解牛般“踌躇满志”的酣畅，戴车匠工作时“车人合一”的状态，余老五率性而活，闲时就那个小茶壶街头喝茶、下棋……随意而为的结构、清净无为的境界、雅淡有致的语言，都令这类小说散文发出浓郁的传统文化韵味。

汪曾祺受儒、释、道的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具有“人道主义”精神。

同时汪曾祺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精于书画，谙于戏曲，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因此语言既恬淡、平和，又有古朴典雅的特点。

（二）内在的恬淡与和谐

诗人惠特曼曾经说过：

“艺术表达的光辉和文字的光彩，都在于质朴”。

汪曾祺的小说，以其平淡朴实的语句，为我们构建了一个真正纯美的艺术世界，其作品散发的光辉与光彩，有如雨后的星空，让人的心灵宁静、净化和升华。

他的作品不写重大题材与典型性格，用他的话说，“我的作品是远离政治的”“我写的是‘小市民，我熟悉的市民’”。

他的语言洗尽铅华，和谐的外在形式下，展示的也是普通市民日常的宁静和谐，恬淡自适。

汪曾祺在对待小说的语言上，不是把语言仅仅作为一种表情达意的工具，而是小说内容的一部分。

汪曾祺在哈佛大学演讲时说过：

“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

语言的后面是有文化的。

”和谐，一直是汪曾祺心目中的理想国。

“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为了“和谐”，他十分注意节制自己的情感，做到“怨而不怒”，他的情感总是深深埋在他小说语言的根底，决不动辄“金刚怒目”或“火山爆发”，他的叙述语调很难让人见到大喜大悲，即使在叙述巨大的人生苦难或悲剧时，也还是非常的平和、舒缓，总是让小说的语言在“和谐”氛围中从从容容地进行。

对于和谐追求的汪曾祺，已经达到一种超越的境界，具有一种豁达的胸怀，一种包容的气度。

于是，一股士大夫式的淡雅、闲适与飘逸之气不时从他的小说语言中飘然而出。

在汪曾祺的笔下，有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存，也有人与自然相互协调一致。

《七里茶坊》中的掏粪人的互帮互助；《羊舍一夕》中的四个小工的和睦尽职；《安里居》里的酒友之间的和和乐乐；《故乡人》中人对自然地自觉回归，这里几乎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和尖锐的角逐争斗，父母兄弟姐妹间恭孝有爱，邻里乡亲间和睦共处，朋友间相濡以沫，同事间宽和谦敬。

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平民百姓以及下层人之间那种平和仁义、善良多情，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与有爱，领略到人间美好的和谐情怀。

汪曾祺因为太善良，太珍惜美的感觉，使他不忍心去揭露人性的丑恶，而潜心去表现诗意、健康的人性。

因此生活中的恩怨、挫折都被其和谐的方式处理掉了。

因此作品中的人物也具有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释然与从容。

80年代，汪曾祺提出小说应“回到传统，回到现实主义”，在沈从文的劝诫影响下，他认识到，“要对生活充满热情，即使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也不能觉得‘世事一无可取，也一无可为’。

一个人，总应该用自己的工作，使这个世界更美好一些，给这个世界增加一点好东西。

在任何逆境之中也不能丧失对于生活带有抒情意味的情趣，不能丧失对于生活的爱。

”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俗世生活的执着与肯定，正如沈从文一样，在美与善的书写中，寄托自己召唤人性美、人性善的复苏以及民族品德重建的拳拳之心。

在我看来汪曾祺文如其人。

汪曾祺不算是“深刻”的作家，但他是一个有独特艺术魅力的作家，这种魅力来自于他走的是一条适应自己个性的创作之路，以恬淡心写平常事，给人以希望与慰藉。

汪曾祺评价沈从文的作品生命时说“好的东西就会永远留下来”，观汪曾祺的作品，汪老作品的魅力将是我们长期的话题。

如果我用一句话评价汪曾祺，我会说“和谐而美丽的汪曾祺”！

汪曾祺是一个深沉的老者。

这位饱经风霜的老者把一切都看得很透，了然在心，用随意、自然地语句，叙述着平常人的平淡故事。

他不在意小说叙述的人和事，而在意小说话语蕴含的意味和谐趣。

在节制和委婉的言辞中，展示着一种“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原始美和本色美，可见他为文的气质和为人的风范。

本文尝试在揭示汪曾祺小说语言艺术特色上作一点深入细致的研究。

在读文本的基础上，结合作家的文化修养、性格气质分析了他在语言上的独特魅力。

在语言方面我想尝试探寻汪曾祺小说语言风格和作家文化修养之间的关系。

因此从声情并茂的风俗画、错落有致的句式、含蓄蕴藉的文化品质三个方面具体来阐述。

通过论述我发现语言对于小说的重要性，因为语言决定一个作家的风格，而这正是区别其他作家的最重要体现。

喜欢着汪老的文字，总能获得一种宁静。

而在这个喧嚣的社会里，我认为，浮躁的人们能静下心来读汪曾祺的小说，一定会获益匪浅。

注释

1　洪子诚：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记事》（下）2000年。

2　黄子平：

《汪曾祺的意义》北京文学,1989年。

3　汪曾祺：

《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海天出版社,2001年。

4　王力：

《龙虫并雕斋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

5　夏云珍：

《论汪曾祺小说中的叠音用法》襄樊学院学报（哲社版）,2000年。

6　汪曾祺：

《认识到的和没有认识到的自己》北京文学,1989年。

7　摩罗：

《本世的温馨》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8年。

8　汪曾祺：

《汪曾祺全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9　汪曾祺：

《晚饭花集·自序》1998年。

10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三卷）.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参考文献

1.洪子诚.《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记事》（下）.当代作家评论.2000，（01）

2.黄子平.《汪曾祺的意义》.北京文学.1989，（01）

3.汪曾祺.《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见：

季羡林.京华心影.深圳：

海天出版社，2001：

232

4.王力.《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一册）.北京：

中华书局，1980：

471

5.夏云珍.《论汪曾祺小说中的叠音用法》.襄樊学院学报（哲社版）.2000，（06）

6.汪曾祺.《认识到的和没有认识到的自己》.北京文学.1989，

（1）

7.摩罗.《本世的温馨》.当代作家评论1996（05）

8.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108

9.汪曾祺.《晚饭花集·自序》.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5

10.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三卷）.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219，214

11.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八卷）.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73，75，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