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地域文化简答题与考察论析题部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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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地域文化简答题与考察论析题部分

“安徽地域文化”简答题与考察论析题部分

⒈老庄哲学对于后世的影响有哪些?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恢弘,其中尤其以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等诸子百家为早期学术思想的代表。

如果将中华文化之树的主干看成儒家文化及其繁衍的话,那么其根则是道家文化,老庄哲学成为这一文化的初创,老子和庄子也成为道家哲学的代表。

老庄哲学的主要思想包括:

通天下一气的宇宙论;逍遥、齐物的自由境界;至仁无亲、贵真的伦理主张;虚静无为的社会管理;共利共给的经济主张。

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老子开辟了一条从天地万物、社会人生的根源探寻人类社会的依据、准则、行为方式和理想状态之路,这与同时代的儒家从文化传统和现世伦理中寻求人生、社会法则、规范、价值和理想状态的探索有着不同的发展方向。

庄子是继老子之后的思想家,他在老子思想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继承和发挥,成为先秦道家学术的集大成者,并使道教文化真正得以流行并产生巨大影响,庄子前承老子之学,后启玄学之风,在道教思想史上居于承前启后的地位。

⒉如何正确认识朱子之学中“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

朱熹继承了程颢、程颐的人性论思想,认为“理”表现在人这方面就叫作性。

他将人性作了“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区分,前者来自作为世界本源的“理”,后者得之于人生来固有的感情、欲望等构成身体的“气”。

人是理与气结合而生成的,由于理是至善的,因此天命之性也是无有不善的,至于气质之性则有善有恶。

他一方面把道德看成为人人固有的天赋本性,另一方面又以所谓气禀的清浊不同来解释天生的贤愚差别和富贵贫贱的根源,并肯定了后天的教化对于人复归善性的意义。

人心和道心是同一个精神主体,从追求和满足于耳目的欲望来说,就是“人心”,从追求和实行天理上来讲,就是“道心”。

朱熹肯定了正当的饮食之类的欲望乃人之本能需要,也认为人人都有道心,所谓圣人就是精察道心,不杂耳目私心杂念,专一于天理的人,一般人通过“去人欲,存天理”的修养方式可以达到,前提是要求人们的一切思虑,一切动机,都必须符合道德标准,一切有违“天理”的要求都必须消除干净。

⒊徽州的理学家对于新安理学的发展起了哪些作用?

南宋既是理学的集大成时期,也是新安理学崛起的时代。

除了朱熹以外,新安还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理学家,如:

程洵(字允夫,婺源人)、程大昌(字泰之,休宁人)、吴儆(字益恭,休宁人)、程永奇(字次卿,休宁人)等等。

他们大多是朱熹的学生和学术酬唱之友,在学派上以朱熹为中心,学术上以朱子之学为宗旨,因而形成了以朱熹为核心的学派。

宋元两代,徽州涌现了无数杰出的具有影响力的理学家,将新安理学推向了顶峰。

明代是新安理学由盛转衰时期,明代新安理学的“三大家”——朱升、郑玉和赵汸,提出了求“本领”、求“真知”、求“实理”的新的治经主张,形成了元明之交及在明初新安理学中,反对元代先儒盲目迷信、循途守辙的思潮。

明末清初,随着新安理学内容人才的凋零和学术界风气由“宋学”向“汉学”的转移,理学的发展已到了穷途末路,尽管新安理学家仍有不少人以弘扬朱子之学为己任,但无法改变新安理学走向终结的命运。

⒋在青铜冶炼和铁器制作方面安徽有哪些突出技术成就?

安徽冶炼青铜和制作使用青铜器的历史是很古老悠久的。

春秋战国时期,安徽青铜器的铸造、纹饰技术的进步更是突出。

在铸造技术上,不仅过去使用的浑铸、分铸的方法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出现了新的焊接技术。

寿县朱家集楚王墓出土名为“铸客鼎”的大鼎,造型优美,纹饰繁丽,通高113厘米,口径93厘米,重400多公斤,仅次于河南安阳出土的著名司母戊鼎,是现存周代以来最大最重的铜鼎,这一重鼎的铸造就表明了当时安徽浑铸技术的发展。

西汉前期,皖南的工匠们就已掌握了铜镜的抛光技术,成书于西汉前期的《淮南子》记录了这一工艺过程:

铜镜铸就后,抹上锡汞剂,再用白毡布在镜面上反复研磨,直至达到平整光亮、纤毫毕现的程度。

这种抛光技术一起沿用到近代。

丹阳铜镜行销全国,在各地出土的铜镜中,多次发现其上有“汉有善铜(或嘉铜)出丹阳”之类的赞誉字句。

安徽战国时代江淮间已相当普遍地使用铁器。

在灵壁县城关七里乡,曾出土战国时期的铁犁两把,犁铧呈“V”形,前锐后阔,外侧为刃,锐端起脊,套在木制犁床上使用,构造虽比较原始,但已具备后来铁铧犁的基本形态。

1933年,寿县楚王墓相映成趣出土有铁镊、铁弩矢等器物。

汉代庐江郡的皖县(今潜山)是全国铁器生产基地之一。

武帝在全国设置了40多处管理铁业的“铁官”机构,其中之一就设在皖县。

在寿安丰塘、寿春城遗址和淮南的东汉遗址中,出土了一批犁、锄、镰、锸、斧、锯、凿、叉等铁工具。

它们是皖县铁工业发展的证明。

皖县铁器还销往周边地区,在湖北黄石铜绿山铜矿中,就出土了皖县铁器作坊的铁器。

以芜钢为原材料打制出来的剪刀、菜刀、剃刀和错刀,合称“芜湖四刀”,是闻名全国的安徽手工特产,其中又以剪刀最为著名。

芜湖铁画则是这些生活用具之外的艺术品。

⒌梅文鼎有哪些科技成就?

梅文鼎一生活了89岁,著书88种之多,其中绝大多数是天文、历法和数学著作。

梅文鼎历法著作大致可以分为五类:

其一,对中国古代历法的考证、补订和研究;其二,对西洋新法的疏解,并融会中西;其三,回答别人的疑问和授课的讲稿;其四,天文仪器的考察和说明;其五,方志中的天文部分。

其对天文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仅解释《授时历》、《大统历》中未载的计算原理、校补一些计算用表,就给后人阅读原历本带来很大便利。

如平立定三差法及弧矢割圆术等,就是由于梅文鼎等人的阐发才使后人得明其真谛的。

梅文鼎还对当时已经传入中国的西方天文学知识,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撰述多部著作,并参照中西星表,绘制了较为完备的星图。

新的星图的绘制是他会通中西天文学方面一项较大的工作,主要是将托勒密的星表、《崇祯历书》的星表、Bayes的星表以及《天文实用》、《天学会通》等记录进行系统整理,统一名称,并有所增补,对研究我国关于恒星的发展有很大帮助。

他还创制了月道仪等天文仪器。

梅文鼎被誉为“历算第一名家”。

江永曾称其为清代“历算第一名家”,梁启超说他是清代天文算学的“开山之祖”。

天文、历法的推算与研究,需要数学作为工具,梅文鼎身为清初著名的历算大家,对清代数学的贡献也很大。

梅文鼎数学著作据记载有26种,从种数来说不如其天文、历法著作多,但其卷数和篇幅却大有超过,其内容遍及遍及初等数学的各个门类——算术、代数、几何、三角和球面三角等。

梅文鼎将他的26种数学著作总其名为《中西算学通》,充分表达了他会通中国数学的思想。

⒍什么是书院制度?

书院,是我国古代一种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它既是独立于官学制度之外的学校制度,又是与教育密切结合的学术研究机构。

它发轫于唐,至宋形成制度,南宋时大盛,迄明、清发达完备,为我国古代重要的教育制度。

书院制度对于传递我国古代文化,传播学术思想,发展教育事业,培养学术人才,丰富教育理论与经验。

⒎试述近代安徽教育变革的背景及表现。

鸦片战争以后,安徽封建教育事业同全国一样,呈现衰落现象。

甲午战争后,随着维新思潮的兴起,要求创办新式教育的吃亏日益高涨。

安徽近代教育也在这一背景下兴起。

在清末,废科举,行新学,安徽的文化教育仍位于全国前列。

早在清同治十一年(1872),安庆就曾办有尚文小学堂;安徽第一所高等学堂——安徽省求是学堂,创办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85),比清政府正式颁布学堂章程还早4年。

1901年,清政府重申将各省书院改为学堂,之后安徽各地先后建起了一大批中小学堂。

从新式学堂的创办到辛亥革命的十几年间,乃是安徽新教育的草创时期。

这一时期建立起来的各类近代学堂,已开始用资本主义教育方法施教。

课程内容增加了自然科学知识和实业教育,各级学堂都有具体的学习年限与培养目标,因此,较之封建教育大大前进了一步。

这一时期的教育思想,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良主义的新学思想。

但新式学堂的创办和发展,毕竟为宣传科学文化知识、启迪民主自由、开通民智,和为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准备了条件,也为安徽新式教育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⒏比较“三曹”诗歌的异同。

中国文学史上的“三曹”指汉魏时期的曹操、曹丕与曹植父子,他们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作家。

曹操的诗歌今存约20篇,全部是乐府诗体。

曹操继承了《诗经》的传统,反映现实,抒发情感。

例如《短歌行》、《步出夏门行》。

曹操诗文辞简朴,直抒襟怀,慷慨悲凉而沉郁雄健,带有明显政治家的气魄。

如《步出夏门行》中《观沧海》一诗,气势磅礴,格调雄放,寥寥数笔,不加润饰,即能状辽阔的沧海景象,表现了诗人包容宇宙、吞吐日月的阔大胸怀。

曹操还有一些诗歌把汉末动乱的现实和人民的苦难深刻地反映出来,因而被称为“汉末实录”。

例如他的《薤露行》、《蒿里行》等。

他的诗作朴实无华,不尚藻饰,以感情深挚、气韵沉雄取胜。

这一时期诗歌慷慨悲凉的特色,在他的诗歌中表现得最为典型。

曹丕的诗歌今存约40首,绝大多数是乐府。

如《芙蓉池作》、《于玄武陂作》、《夏日诗》、《黎阳作》《燕歌行》、《杂诗》等。

曹丕的诗歌多模仿民歌来叙事抒情,善于取材闾间小事。

他的诗歌笔致细腻,语言流畅,偏重抒情,格调清新。

特别是一些以游子、思妇为题材的作品,一般都写得凄婉动人。

如他的《燕歌行》,这是今存最早的一首完整的七言诗,叙述了一位女子对丈夫的思念。

笔致委婉,语言清丽,感情缠绵,写景与抒情巧妙交融。

曹丕诗语言平白,倾向民歌化,具有与《古诗十九首》类似的风格与艺术境界。

曹植现存诗80多首,他的创作以建安二十五年(曹丕登基)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作品主要有三类,一类感时伤乱,如《送应氏》二首写洛阳荒芜残破景象,《泰山梁甫吟》写边海人民极端贫苦的生活,都流露出对百姓的深切同情;另一类抒发建功立业的理想抱负,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

如《白马篇》借英姿飒爽、急赴国难的游侠儿的形象,表达了自己“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豪迈感情。

再者就是表现贵公子的优游生活,如《斗鸡》、《公宴》等。

后期主要抒写自己遭遣被弃的悲愤。

他的诗歌很重视从汉乐府民歌中汲取创作养料,他善于运用传统的比兴手法,往往在诗歌开篇就能传达出某种浓郁的情绪,给人以强烈的印象。

曹植除了民歌体的作品外,还有大量辞藻考究的文人诗,例如《赠白马王彪》等。

可以说曹植的诗歌体现了我国古典诗歌从朴质无华的民歌向体备文质的文人诗转变。

他对诗歌的题材和内容进行了多方面开拓,文采气骨兼备,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⒐分析唐代诗人杜荀鹤的诗歌特色。

杜荀鹤,晚唐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

其诗语言通俗、风格清新,自成一家,后人称“杜荀鹤体”。

他的作品中有不少是反映唐末军阀混战下的社会矛盾和人民悲惨遭遇,例如他的《山中寡妇》、《自江西归九华有感》、《题所居村舍》、《乱后逢村叟》、《旅泊遇郡中叛乱示同志》等,都相当具有现实主义的写实精神和社会意义。

杜荀鹤出生寒门,关怀百姓疾苦,敢于抨击黑暗现实,如这首《再经胡城县》:

“去岁曾经此县城,县民无口不冤声。

今来县宰加朱绂,便是生灵血染成。

全诗前后应照,又能强烈冲击视觉,产生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

这位安徽著名的诗人,长期生活在池州,置身于九华山怀抱,对家乡风物十分热爱,因此吟咏九华山的诗篇甚多,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

这类诗歌有《山居寄同志》、《寄李隐居》、《醉书僧壁》、《溪岸秋思》、《秋日怀九华旧居》、《闲居书事》等多篇。

诗人用大量的作品展现九华山的风光,例如“家山白云里,卧在最高峰。

”(《寄舍弟》),“琴临秋水弹明月,酒就东山酌白云。

”(《山中寄诗友》),“山雨溪风卷钓丝,瓦瓯篷底独斟时。

醉来睡着无人唤,流到前溪也不知。

”(《溪兴》)。

这些诗歌都堪称质朴明畅、清新秀逸的佳作。

⒑分析唐代诗人张籍的诗歌特色。

张籍是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推动者。

其乐府诗多数是反映当时社会现实之作,表现对人民的同情,例如这首《征妇怨》:

“九月匈奴杀边将,汉军全没辽水上。

万里无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

妇人依倚子与夫,同居贫贱心亦舒。

夫死战场子在腹,妾身虽存如昼烛。

”该诗既写出了征妇的不幸,更揭示出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

同类的作品还有《野老歌》、《促促词》、《山头鹿》、《筑城词》、《董逃行》、《废宅行》等多篇。

张籍诗中还有一类描绘民间风情和生活画面,如《采莲曲》、《江南曲》、《春江曲》等。

例如《江南曲》:

“江南人家多橘树,吴姬舟上织白纻。

土地卑湿饶虫蛇,连木为牌入江住。

江村亥日长为市,落帆渡桥来浦里。

青莎覆城竹为屋,无井家家饮潮水。

长江午日酤春酒,高高酒旗悬江口。

娼楼两岸悬水栅,夜唱竹枝留北客。

江南风土欢乐多,悠悠处处尽经过。

”全诗清新秀丽,极富江南水乡的生活气息,宛如一幅民俗画卷。

难怪当时诗人姚合赞为“妙绝”。

张籍乐府诗艺术成就很高,他善用素描手法,细致真实地刻画各种人物形象。

语言通俗平易而又凝练雅致,常以口语入诗,很有民歌的风味。

如他的《山头鹿》:

“山头鹿,角芟芟,尾促促。

贫儿多租输不足,夫死未葬儿在狱。

早日熬熬蒸野冈。

禾黍不收无狱粮。

县家唯忧少军食,谁能令尔无死伤。

”在他的乐府中看不到什么生涩难通的词句和难解的典故,平平道来,流畅明白,就连他的五言律诗,也受到这种语言风格的影响,写得轻快而不生涩。

总体上说他的诗歌题材广泛,风格清雅通俗,对晚唐诗坛影响很大。

⒒安徽宋代有哪些代表诗人?

北宋安徽文人的诗歌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两派:

一派是以梅尧臣、郭祥正、杨杰等人为代表的“革新”派,他们的作品源于生活,风格上多承古体,反对西昆体浮靡的词风,艺术成就较高;另一派是以吕公著、吕希哲等人为代表“教化”派。

他们重道轻文,提倡以理入诗但缺乏现实生活内容。

这两派各有特点,共同构成北宋安徽诗坛的风貌,也是整个北宋诗歌创作的缩影。

南宋安徽诗坛也比较活跃。

一些词人如汪莘、方岳等也善诗,还有黟县的程迈、祁门的汪伯彦等诗人,在创作风格上多受江西诗派的影响。

⒓简述宋代安徽作家的诗话创作。

“诗话”是古代评论诗歌、诗人、诗派,记录诗人言论、事迹的著作。

两宋安徽作家的诗话创作也呈现出繁荣的局面。

前后出现了《诗总》、《苕溪渔隐丛话》、《紫微诗话》、《童蒙诗训》和《竹坡诗话》等较有影响的诗话作品。

其中最著名是《诗总》和《苕溪渔隐丛话》。

《诗总》是北宋一部重要的诗话总集,今又名《诗话总龟》,作者阮阅。

《诗总》共十卷,共“一千四百余事,共二千四百余诗,分四十六门而类之。

”(《诗总·自序》)。

内容丰富,并首创分门别类辑集诸家诗的体例,既克服了以前诗话作品不注出处、不利检索的弊病,又便于文人学者作相类题材的参照研究。

《苕溪渔隐丛话》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著名的诗话集,作者胡仔。

此书是胡仔穷一生之力的杰作,分前后两集,共100卷,50余万字。

涉及上百位古代诗人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技巧、格律、掌故等。

《苕溪渔隐丛话》的编纂体例是以人为纲,连类而及,即写到某位大家,跟他有联系的诗人也连带介绍,均以年代为序,将作家、作品与生平事迹有机结合。

有不少散佚的材料,靠此书才得以保存下来,因此意义非常重大。

⒔简述南宋安徽豪放派词人张孝祥作品的艺术特色。

张孝祥,南宋豪放派代表词人。

张孝祥词在思想上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内容多要求国家统一,反对苟且偷安,在艺术上也取得了较高成就。

例如其著名长调《水调歌头·闻采石战胜》:

“雪洗虏尘静,风约楚云留。

何人为写悲壮,吹角古城楼?

湖海平生豪气,关塞如今风景,剪烛看吴钩。

剩喜然犀处,骇浪与天浮。

忆当年,周与谢,富春秋。

小乔初嫁,香囊未解,勋业故优游。

赤壁矶头落照,淝水桥边衰草,渺渺唤人愁。

我欲乘风去,击楫誓中流。

”该词既歌颂了抗金将领的功业,又写到了对中原失地的怀念,可谓喜中含愁,慷慨而又悲壮。

全词笔墨酣畅,豪健奔放,表现出词人深厚的爱国之情。

再如他的《浣溪沙·荆州约马举先登城楼观》写“万里中原烽火北”,表达了对故土中原的怀念,又《六州歌头(长淮望断)》中写“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翠葆霓旌。

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

”对南宋王朝实行屈辱求和的政策,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张孝祥还有些写景抒情的词作,同样具有豪迈磊落的风格。

例如他的《念奴娇·过洞庭》一词。

上阕描写洞庭湖美丽景色,下阕抒发“肝肺皆冰雪”的高洁胸怀,全词境界清疏空阔,情调慷慨坦荡,是一首情景相融的佳作。

除豪放之作外,张孝祥也有些清丽飘逸的小令。

不过其词的主旋律还是激扬豪迈的爱国情怀。

他的词因为是凭激情进行创作,所以情感连贯,热情澎湃,语言流畅自然,又能融前人诗句而不见雕琢痕迹。

总之张孝祥词继承和发扬了苏轼的豪放一派,又下启辛弃疾爱国词派的先河,对宋词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⒕简述南宋安徽豪放派词人方岳作品的艺术特色。

方岳,南宋著名诗人、词人,安徽祁门人。

方岳其词多慷慨激昂的爱国之作,风格类似辛弃疾,善用长调抒写国仇家恨。

如他在《满江红·九日冶城楼》一词中言道:

“且问黄花,陶令后、几番重九。

应解笑、秋崖人老,不堪诗酒。

宇宙一舟吾倦矣,山河两戒天知否。

倚西风、无奈剑花寒,虬龙吼。

”他还有不少祝寿与自寿之词,往往借此激励爱国情怀。

方岳词风慨慷悲壮,豪气不减辛弃疾,散文化及用经史入词的倾向也与辛相近。

在宋代安徽词苑,他也是张孝祥后成就最高的安徽词家。

⒖简述清代桐城派的文学主张。

桐城派文论体系的真正形成,始于方苞,经刘大櫆、姚鼐而发展成为一个声势显赫的文学流派。

方、刘、姚被尊为“桐城派三祖”。

方苞,桐城文派的创始人。

方苞继承明代散文家归有光的“唐宋派”古文传统,提出“义法”主张:

“义”是指文章中心思想即儒家思想;“法”是指表达中心思想的形式技巧。

他认为“义”、“法”之间为一经一纬,相辅相成,即内容与形式必须统一。

方苞还提倡文章语言必须“雅洁”,认为学习古文应以《左传》、《史记》为范本,从唐宋八大家散文入手。

不过他也反对仅从形式上拟古的倾向。

他的这些主张是对唐宋以来古文运动创作经验的总结,在文学批评史上具有积极意义。

方苞“义法”论的创立,为桐城派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他的弟子刘大櫆接着成为桐城派承前启后的中坚人物。

刘大櫆发展了方苞的“义法”论,偏重于古文的艺术探讨,提出“神气”、“音节”、“字句”为文章要素的理论:

“神气”是指语言的气势精神,是散文的审美本质,是作者个性在艺术上的体现。

他认为文章的“神气”可从文章的字句、音节入手进行体察,感受作者情感的起伏顿挫,这是对我国文章韵律学说理论的一种总结和应用。

刘大櫆门下的弟子中又以姚鼐最为杰出。

作为桐城派的第三代祖师,姚鼐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合一的主张,即文章的主题、论证和文辞相统一,使桐城派文论具有更完整的体系和理论性。

他还提出了阴阳刚柔说,认为文章的刚柔变化,是作者性格、气质、品德的表现。

这在中国传统文艺理论研究中无疑是一个创举。

⒗简述胡适的文学主张。

胡适1917年1月《新青年》2卷5号上,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改良中国文学的八点主张:

“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语俗字”。

同时他将“形式上的革命”作为文学变革的起点,认为文言作为文学的工具已丧失了活力,从而明确地提出了以“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的主张。

⒘分析《尝试集》的思想和艺术特征。

《尝试集》,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新诗集,也是胡适文学主张的自我实践。

《尝试集》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类是反对封建专制,歌颂民主自由。

如《孔丘》、《威权》等。

《尝试集》中第二类作品,多是一些个人的小感触,小志趣,反映了现代知识分子某些生活侧面和思想感情。

按其题材,可分三种。

其一,写景诗。

胡适描写自然风物的写景诗,大都明朗乐观,与封建文人旧诗常有的晦涩、凄苦、腐朽形成对比。

如《一颗星儿》。

其二,抒情诗。

多见朋友之谊,情人之恋和亲人之情。

如《应该》等。

其三,说理诗。

寄托、说理和论文学的诗,在《尝试集》中数量最多。

《景不徒篇》、《老鸦》、《他》(上面谈过的《威权》),大都可归入这一类。

在诗歌艺术发展上,《尝试集》也是一个进步,主要表现在一是突破旧诗藩篱,大胆创新诗体。

二是吸取中外诗歌艺术长处,探索新诗创作方法。

它一方面吸取借鉴了中国古典音韵理论和外国诗歌形式中有用的东西,一方面又是对旧诗声韵格律体系的大胆否定。

⒙道家哲学中的哪些思想成为道家的修炼方法和养生思想的依据?

道教哲学的源头之一是道家哲学,道家哲学可以被看作是道教的主要支撑点之一。

被道教尊奉为太上老君的老子,著有《老子》一书流传于世,该书被尊为《道德真经》。

老子对哲学的最大贡献,在于第一个将“道”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把它概括为事物存在和变化的最普遍的原则和规律,并将其看成宇宙本源、本体和万物的本性。

道家崇尚的“道”,是一种超乎形象的宇宙最高法则,有神秘化的倾向。

道教进一步夸大了“道”的超越性、绝对性,把“道”变成具有无限威力的全知全能的至上神的代名词。

老子的否定的思维方式从有溯无,即逆思维以寻根,谓之“返朴归真”、“归根曰静”,这种思想是道教修炼的哲学依据之一。

另外,《老子》一书中关于“静观”、“玄览”的认识论,养气、“专气致柔”、守道抱一等养生学说,自然无为、贵柔贵谦的处世态度,都成为道教修炼方法和出世思想的依据。

⒚葛洪对于道教的发展起了哪些作用?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葛洪等人先后对道教的整顿和改造,道教逐渐由分散的原始状态进入了相当统一的成熟阶段,由民间宗教逐渐取向贵族宗教,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统治者的扶植和崇奉,逐步成为官方宗教,并为隋唐道教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基础。

葛洪是道教史上承前启后的代表人物。

他继承了神仙家的传统,贬低张角等用符水治病等原始道术,反复论证了神仙的实际存在,提倡通过金丹等术修炼成仙,将原始道教从救世度人引导到个人度世成仙。

葛洪知识渊博,著作很多,代表著作是《抱朴子》,分为《抱朴子内篇》和《抱朴子外篇》,前者为道教论著,着重阐述道教的宇宙观,反复论证神仙的实际存在,人可以修炼成仙。

《外篇》则是专言人事的著作,以托古讽今的方式议论时政得失,讽刺世俗,提出治民之法。

葛洪的《抱朴子内篇》是道教史上一部具有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和记载多种方术的重要著作,葛洪以该书将道教理论系统化,成为改造民间道教的重要的道教理论家。

他将道教理论同儒家思想紧密结合,以道为本,以儒为末,在方术中以金丹为主,包容兼蓄。

⒛道教对于我国古代科学文化所起的作用有哪些?

(一)道教与中国古代科技

道教在中国科技史上有着明显的贡献,其外丹、内丹等修炼方术就包含了中国古代的化学、冶炼学、药物学、生物学乃至医学、气功等各方面的科技成份。

外丹是指用炉鼎烧炼铅、汞等矿石及药物制成的“长生不死”的丹药。

历代道士为炼丹长期配方烧炼,进行试验,实际上是一种不自觉的化学实验,合加热还原成丹砂等。

他们所着的各种外丹书,保存着丰富的古代化学原始资料,葛洪《抱朴子》的《金丹》、《黄白》2篇是其中的代表。

这些试验成为古代的著名医案,它们在中国医药发展史上功不可抹。

葛洪《肘後备急方》是最早记载结核病、天花等传染病的着作。

南朝著名道士陶弘景撰《本草集注》、《药总诀》、《肘后方百》等均是中国古代药物学名着,至今仍具参考价值。

内丹指以人体为炉鼎,以人体的精与气为原料,以神为运用,经过炼烧而成精、气、神凝聚不散的“圣胎”。

道教炼内丹也是为了长生成仙,但它的修炼方式含有古代养生学的原理,以及气功许多功法,说明了内丹蕴藏着某些科学的成份。

道教经典总集《道藏》内容十分广泛,除了道教理论外,还包括了政治、哲学、医药、化学、生物、保健、天文、地理、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着述,堪称中国文化宝库。

(二)道教与中国古代文学

中国古代文学中有很多关于道教的诗、词、戏剧、小说。

道教崇尚神仙,魏晋南北朝时就出现了《游仙诗》、《步虚词》,这些诗歌或借神仙之说抒发情怀,或描绘神仙飘逸轻举之妙,道教代表人物陶弘景、陆修静等,均是写此类作品的能手。

唐代诗人李白受道教影响很深,世人誉之为“诗仙”,诗作亦颇具神仙思想。

他描写神仙的作品飘逸豪放,有浪漫主义特色。

元、明以后也有很多戏剧、小说以神仙故事、道教人物故事为题。

道教尊奉的“八仙”就多次成为不同体裁作品的主角,是家喻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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