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行为体与政策偏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微观基础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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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一转向有两个基本含义：
第一，20世纪90年代初期，学者主要注重体系层次的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
第二，90年代中期以来，学者们强调需要从国内——国际互动的角度深化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国际政治经济学逐渐确立了新的概念性分析框架：
通过国际经济力量的影响来界定行为体的利益，进而考察集体行动问题以及制度在协调这些利益表达过程中的作用。
②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国内政治是世界经济中的国内政治。
理解政策结果不仅需要考察国际层面的压力、谈判与协调，也需要认识社会行为体的利益与政策偏好。
本文将探讨和分析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如何确立社会行为体以及它们的政策偏好。
一国际经济的发展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单元
在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学说之前，欧洲盛行的是重商主义，在东亚则是朝贡体系。
自郑和七下西洋结束后，中国基本上进入封闭时期，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力仅局限于东亚和中亚范围，海上贸易影响非常有限。
但在这之间出现过短暂的例外，1580～1640年间，澳门是当时世界上的贸易中心，出现了从葡萄牙到马尼拉，转澳门过日本，到拉丁美洲，再回到葡萄牙进入欧洲大陆这样的贸易航线，不过在此之后中国对世界贸易的影响力衰败了。
因此，国际上大部分学者论述这一时期的国际经济主要是讲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贸易和金融。
全球性的贸易网络主要是用来为欧洲服务的。
③罗斯托（WaltW.Rostow）在20世纪70年代说：
“1783年之后工业革命本身开始左右世界贸易的规模和形式。
”④此前，以亚当•斯密为代表所阐述的自由贸易思想并没有完全取得成功。
亚当•斯密去世后，自由贸易向国际拓展把英国推上了霸主地位，欧洲的经济发展也迈进了黄金时段，以至于很多学者把19世纪末期称为第一次全球化时期。
但是必须要注意到进入这个经济体系的国家实力是不同的，一部分学者从国家发展的角度反思英国学者提倡的自由贸易思想和实践。
1844年，李斯特（FriedrichList）抱着“要提高德国文化、生活和权力应当通过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才能实现”的目的写了《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反驳斯密的理论。
对德国来说，“研究如何使某一指定国家（在世界当前形势下）凭农工商业取得富强、文化和力量的那种科学”是非常必要的。
⑤对李斯特来说，不仅有必要考察主张自由贸易的英国，也必须思考实行保护政策的美国，从国际体系的角度来看待国家的兴衰是有必要的。
对我们来说，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学家的思考已经超越了单一民族国家的考虑，国际体系中的国家成为分析单元。
二战结束后，美国完成霸主大业之后试图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分开，建立了一套国际经济制度来管理国际贸易、金融和货币，但是这两条轨道到了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问题，学者们认为国际贸易必须回到政治轨道。
⑥货币、金融方面则出现了特里芬困境和欧洲美元市场问题，尤其是美国宣布黄金与美元脱钩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遭遇重大挫折。
国际关系学界意识到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变动会对国家政策造成重大影响，为此，一些学者提出了国际政治经济学，意在分析国际体系层次的政治与经济互动。
⑦学者们在构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早期主要是从国际关系学科借鉴，因而深受现实主义体系理论的影响，强调体系层面的政治与经济互动。
学者们也认为可以借鉴新政治经济学理性主义的方法，用微观经济学分析政治过程。
这样，一部分学者开始探讨国内单元如何影响对外政策。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有学者指出，工业化国家的对外经济决策是在一个国内社会网络中进行的，⑧同时国内政治也直接受到国际经济的影响，这一点在小型国家身上体现得更明显。
⑨20世纪80年代后期，学者们认为用国际体系压力可以解释美国从19世纪后期以来的关税政策变化，⑩同时美国国内政治对于理解美国推行自由贸易也相当重要。
（11）经过20年的发展，学者们不仅对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体系层次上对国际体系与国家兴衰关系如何分析达成了共识，（12）更进一步提出要加强国内——国际互动的研究。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看来，理解国内需要从国际体系的角度来理解，不是单纯地从国内到国际的思路，而是国际——国内——国际这么一个过程。
（13）20世纪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表明，仅仅从国际体系理解国家财富的增长和国家的兴衰是不够的。
全球经济不均衡发展表明全球化是一种政策选择，国家在面对国际经济体系时，可以选择融入、部分融入、不融入，但这种选择受到国内政治的约束。
（14）
从分析单元看待过去300年国际经济的成长与政治经济学研究，大致可以看到如下过程：
国家的政治经济学；
国际体系中的政治经济学；
国际——国内——国际的政治经济学。
首先是重商主义时代，分析单元是还未完全成型的民族国家，更多时候是强调本国内在需求，此时国家间体系是欧洲体系。
其次是亚当•斯密以后的自由贸易时代，英国凭借工业革命迅速登上世界霸主地位，工业品向全球扩张，分析单元已经转化为国际体系中的国家，此后欧洲国家必须在国际体系中看待国家的发展。
最后是美国在二战后取代英国的地位，国际经济发展进入全球化时代。
全球经济不仅对国家间关系及其对外政策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国内政治经济的影响也日益明显。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国家政策是分析的中心，不过这个中心已经不单纯是国际体系这一个层面的中心，而是国内与国际体系结合起来的中心，是立体的。
在我们看来，分析单元的确立对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国民财富的增长与国家的兴衰是有必要的。
（15）
在过去20年中，国际政治经济学家在第三种分析框架下，不仅加强了对国际经济力量重要性的认识，同时也意识到国家能够选择是融入国际经济还是脱离国际经济，但这个过程是充分政治的。
因此，国内政治制度对于理解对外经济政策的选择至关重要，但第一步工作首先是确立分析单元与政策偏好。
二国际政治经济学与社会行为体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国际贸易政治的研究发展最快也最为成熟，投资政治的研究则相对迟缓一些。
笔者以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为例讨论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对经济学理论在深化微观基础方面的借鉴是如何进行的。
第二，不同的问题领域在确定社会行为体方面有哪些共同性和不同。
在过去20年里，国际贸易政治领域的学者们对国内社会行为体的选择与探讨大致有三类：
要素所有者、产业（部门）和企业。
1987年，罗纳德•罗格斯基（RonaldRogowski）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发表了《政治分化与贸易的进度》一文，揭开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微观深化的序幕。
（16）他的重要贡献在于引入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斯托伯尔-萨缪尔森定理，把国内政治明确定位在国际经济中理解。
按照比较优势原理，两国之间进行贸易时，一国出产劳动力占多数的商品，一国出产资本占多数的商品。
对经济学家而言，这个模型把大卫•李嘉图的相对比较优势学说进一步简化：
稀缺需要进口，丰裕则可以出口，这样优化了资源配置，提高了世界范围的福利水平。
更重要的是该模型显示国际贸易的经济效应在国内的分配是不均匀的：
对那些要素丰裕者来说，国际贸易的持续进展提高了收入；
而对稀缺要素来说，国际贸易反而降低这些要素的报酬。
那么对主要以这些要素为收入的所有者来说，国际贸易减少了他们的收益，这样通过贸易保护降低国际贸易的程度则会有利于本地要素稀缺者。
对经济学家来说，这种不均衡可以通过国内调整补偿受损者而实现新的均衡。
对政治学家而言，这种补偿不一定发生。
因此，该模型蕴涵着重要的政治结果：
要素稀缺者与要素丰裕者在国际贸易中利益不一致。
在国际贸易模型中，经济学家可以把世界上的国家抽象成只有两个，但对政治经济学家来说这是不够的。
罗格斯基在进行分析时对模型做了修正，假定有三种要素：
资本、土地和劳动力，但是在处理上还是按照要素多与少作为标准。
为了验证国内集团按要素多寡结盟这一假说，罗格斯基还做了如下处理：
首先，假定发达国家资本丰裕，不发达国家资本稀缺。
其次，用土地和劳动力比率定义国家类型。
这样，国家按照要素多寡分为四类，得出如下结论：
在国际贸易扩张时，一个国家要么是城市（工人和资本家联盟，赞成自由贸易）和农村（土地所有者，否定自由贸易）的冲突，要么是阶级的冲突（资本家、土地所有者和资本集中的制造业主联盟，反对自由贸易；
劳动力所有者工人以及部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赞成自由贸易）。
在国际贸易缩减时，联盟组合相同。
如果放宽一个国家要么土地多于劳动力，要么劳动力多于土地这两种选择的话，又会有四种新的组合。
罗格斯基排除了三种要素中要么都丰裕、要么都稀缺的这两类组合。
这样，剩下两类组合只会产生同一类联盟：
劳动力与土地所有者联盟对抗资本家。
罗格斯基借助国际贸易理论把国内政治抽象出来，框定在世界经济中用要素的丰裕和稀缺来分析国内集团的结盟。
这一分析相当简洁而深刻，案例研究表明这种简化和处理是成功的。
尽管如此，他没有考虑集体行动问题，不处理利益得失究竟如何转化为政策。
罗格斯基的模型对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学者研究国际经济如何影响国内政治发挥了很大作用，学者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验证假设，细化研究，在要素的种类和要素的流动程度两个方向上进行扩展。
要素种类增加意味着社会行为体的数目增多，流动程度则关系到选择要素禀赋模型还是选择特定要素模型（sector-specific-factormodel）。
在要素的种类方面，国际贸易模型中一般通行两类：
一类是在研究单个国家时选用要素种类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罗伯特•鲍德温（RobertBaldwin）1971年在分析美国对外贸易时的六要素模型。
（17）另外一类是一般性的要素分类，埃德华•雷默（EdwardLeamer）1984年在《国际比较优势的来源》一书中提出11种生产要素分类法，据此可以组合成10类产业部门。
这个模型是一般性的，学者可以根据所研究的国家来确定实际使用的要素种类。
一般而言，经济发达的国家由于劳动力本身的分化比较严重，因此区分技术含量高的劳动力和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力有意义。
（18）有学者用该模型解释二战后美国和欧洲的劳工联盟对待自由贸易的态度为什么没有像罗格斯基模型所预测的那样发生。
如果把美国的劳动力区分为技术含量高和技术含量低两类，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资本和专业劳动力之间联盟支持自由贸易，而半技术性劳动力反对自由贸易。
1975年之后，随着资本相对稀缺，联盟发生了变化，资本家的保护主义上升了。
如果说美国产业的发展趋向是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移，那么20世纪50年代末以后轻工业的资本家逐渐反对自由贸易，重工业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反对自由贸易，而研发集中的产业在整个80年代都是支持自由贸易的。
（19）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要素流动性的测度方面取得很大进展。
国际政治经济学家比较要素禀赋模型和部门特定要素模型，强调这两个基本模型的差别是相对的，可以通过对要素流动性的测度来统一理解。
要素禀赋模型假定生产要素可以在产业间没有成本的转移和调整；
部门特定要素模型强调生产要素在产业间的调整成本非常高。
在一个特定要素组成的世界中，由于劳动力的利益和资本的利益同等程度受到国际竞争的挑战，因此政治行为体不是按要素确定而是按照产业来划分。
尽管从罗格斯基开始，学者们就注意到存在多个国际贸易模型，但模型之间的对比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完成。
例如，马克•布劳雷（MarkR.Brawley）分析从1870年到一战之间德国的“铁麦联盟”时，注意到无论是要素禀赋模型还是特定要素模型都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一联盟持续时间这么长。
（20）在要素流动性的测度方面更具影响力的工作是由哈佛大学的米歇尔•J.希斯考克斯（MichaelJ.Hiscox）完成的。
希斯考克斯主要按照产业间工资率和利润率的差额，对三种要素（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在产业间的流动性进行了测定，进一步明确了国内社会行为体面对国际贸易时到底是产业联盟还是阶级联盟。
（21）他得出一个结论：
要素流动程度高的时候，主要是阶级联盟，因为要素可以在不同的产业部门之间转移；
要素程度流动低的时候，国内集团主要是以产业部门为特征进行联盟，游说政府影响贸易政策。
这样，要素禀赋模型和特定要素模型这两个理想模型就可以按照要素流动程度统一在一个分析框架中。
毫无疑问，现实世界中要素的流动性总是在发生变化，我们只能说某一个模型更适合于解释具体哪一个时段不同联盟引起的贸易政策变化。
学者们继续进行希斯考克斯的工作，主要在经验验证方面进一步推进现实世界哪一个模型更合适。
比如有学者选取众议院选区这一层的经济数据来验证两个模型到底哪一个适用于解释1963～1991年美国众议院贸易政策的投票记录。
研究表明，特定要素模型更适合于解释1963～1978年的状况，而用要素禀赋模型更能解释1979～1992年的投票状况。
该研究还进一步指出，要素流动高的时候，立法者的党派特性与政府的分治特征更为明显，也就是说政治制度与要素流动性有着紧密的关系。
（22）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研究工作无论是关于要素种类的讨论还是要素流动性的测度都是建立在两个假设上：
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要素只在国内流动。
如果我们改变市场完全竞争的特性，那么就需要引入诸如不完全市场、政府干预等变量，这个时候社会行为体的联盟是不一样的。
例如，存在规模经济的情况下，阶级联盟就少了，而且产业联盟更多的时候将被不同产业间有相同政策偏好的企业联盟所替代。
正是立足于不完全竞争和要素可以在国际流动的假设，20世纪80年代末，海伦•米尔纳（HelenMilner）就系统地论证了企业可以成为美国贸易政策的适当单元。
第一，米尔纳认为20世纪70～80年代相互依存的提高改变了美国国内行为体的政策偏好。
尽管相互依存导致竞争加剧，但美国部分企业通过进出口、跨国生产和产业内贸易扩大了国际联系，这种国际联系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70年代市场还是相对开放。
米尔纳认为，由于某些产业中的跨国联系，比如跨国生产和产业内贸易主要是少数几家企业实现的，因此选用企业作为分析单元可能更为准确。
第二，在米尔纳的分析中，美国的贸易政策在80年代后期不仅仅是传统的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两种选择，还出现了公平贸易和战略贸易两种选择。
公平贸易主要通过威胁限制外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来获取进入外国市场的机会，而战略贸易政策是通过诸如补贴、特定的合同等手段促进本国企业的竞争力。
如果仅从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预测，那些有能力出口和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企业应该推崇自由贸易，但是事实上很多企业选择公平贸易。
那么其结果不是同一个产业而是不同产业中的企业有可能组成联盟游说政府的政策，一般情况下，国际导向的企业和国内导向的企业因为经济利益很不相同而成为学者解释贸易政策时的分析单元。
（23）
最早提出选择产业（部门）作为行为体的并不是国际贸易政治专家。
1991年，杰弗里•弗里登（JeffreyA.Frieden）运用现代政治经济学分析金融政策时把分析单元定为部门，这一分析框架的影响不仅限于金融政策。
传统的国际贸易要素禀赋模型认为，资本流动增加就像国际贸易扩大一样有利于资本丰裕的国家而不利于资本稀缺的国家，资本流出提高了资本流出国家的回报率，而对资本进入国家来说则降低了资本回报率。
在弗里登看来，该模型并不适用于分析短期经济趋势，因为短期来说，部门特定资本并不能轻易地在部门间流动，那么某一生产要素的部门专用性越强，对特定政策进行游说的激励就越高。
弗里登强调，在以阶级为基础的分析视角中，工人之间的差异相对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差异来说并不重要，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的差异也大于他们自身内部的差异。
但是对于部门视角来说，钢铁工人具有跨越阶级的利益，一方面他们是工人，从长期来讲和其他工人区分不大，但是同时他们生产钢铁，他们的利益和钢铁行业的管理者、股票持有人是一致的。
因此，在这个时候，政治竞争主要是在经济的不同部门间展开的。
（24）
经过近20年的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学家对贸易理论如何应用于政治分析，特别是贸易理论如何界定社会行为体方面达成一些共识：
第一，国家贸易理论的几个模型是相互补充的。
尽管罗格斯基早年的工作出于分析长时段历史事件的需要而选用了要素禀赋模型，但后来的学者逐渐发现，要素禀赋模型和特定要素模型的区别是要素流动程度的问题。
第二，早期的学者并未注重政治制度，而是像经济学家那样把宏观和微观分开，并且认为经济的变动能够直接反映到政策结果中。
但是越到后来，政治学家越意识到政策不仅能界定一部分行为体，而且在行为体的政策需求转化为政策结果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下面我们将分析在直接投资政治研究中，学者们如何选择国内社会行为体，它们与国际贸易政治有哪些不同。
国际贸易理论的要素禀赋理论最早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初，主要是经济学家在推进理论研究工作。
但是对于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而言，主要有三大类学者在共同推进直接投资的研究。
（25）经济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末提出资本运动理论，在他们看来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区别并不大，企业向外扩张主要是因为各国的资本回报率不同，而且就其结果来讲主要也是资本的流动。
但是1960年斯蒂芬•海默（StephenHymer）认为在不完全竞争情况下，具有市场垄断力量的企业才能向外扩张进行直接投资，至此以后各国政府才意识到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很不相同。
海默的理论关注的是企业本身，这与资本运动理论关注国家的差异是不同的。
（26）1966年，雷蒙•弗农（RaymondVernon）提出了产品周期理论来解释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弗农的理论中，贸易、投资和技术进步是联系在一起的。
此时弗农正担任哈佛大学商学院主任并主持该学院的跨国公司研究项目，弗农于1971年出版了其新著《主权困境》，该书不仅详细分析了美国企业向外扩张的政治经济原因，而且提出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探讨跨国公司和民族国家关系的“过时的谈判”模式。
（27）尽管投资的主流理论还有很多，比如，内部化理论、生产折中论、知识资本理论，但到目前为止，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所倚重的投资理论基本是前三种。
对国际政治经济学而言，在直接投资研究方面大概最被人熟知的著作是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的《美国的权力与多国公司》和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Krasner）的《保卫国家利益》。
（28）吉尔平提出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学解释，认为美国的跨国公司之所以能够在二战后迅速增多，除了经济动因之外，还有政府提供的税收激励。
美国的直接投资迅速增多表明它是一种政策选择的结果，在吉尔平看来，美国政府把对外直接投资当做二战后美国霸权的三大支柱之一。
在吉尔平的分析中，有很大篇幅借用并扩展了弗农的产品周期理论，从这一点上讲，直接投资的政治学研究和国际贸易政治研究有共同之处。
克拉斯纳的分析主要强调国家特别是国家和总统和政府能够独立于公司等商业利益的影响，独立制定出符合国家利益的投资政策。
由于这两位国际政治经济学家都是分析美国作为母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因而受到当时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并未在国内社会行为体的选择方面做多少贡献。
不过，他们注重对具体的产业进行分析的传统一直延续下来。
20世纪90年代之前，国际政治经济学家对直接投资的研究主要涉及理论的探讨、跨国公司和国际体系的关系、跨国公司和民族国家的关系。
（29）在涉及理论部分时，主要是探讨直接投资的流动问题，而考察后两者时主要是分析直接投资的作用。
学者们的工作推进了对跨国公司和民族国家关系的认识，人们认识到跨国公司是能够影响权力关系的重要行为体。
它能不能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会不会影响国家间的权力对比，是不是霸权国家的政策工具等等成为当时探讨的主要问题。
早期，不管是依附论学派还是谈判理论都把国家当做一个整体，不涉及国内政治。
后来等到一些发展中国家自身有了跨国公司并且经过学习提高了国家的制度建设能力，才转而重视国内政治问题。
（30）因此，就这个时段来说，国内社会行为体并不占主导地位，更为重要的分析单元是国家和国际体系，当然具体的产业分析依然是直接投资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
20世纪90年代以后，直接投资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开始重视国内政治，一方面是受到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推动，特别是国际贸易政治研究的推动；
另一方面也是受到新政治经济学的启发。
1994年，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提出了投资的保护代售模型，强调国内政治过程对于理解投资流动的重要性。
（31）这些学者不仅继续分析直接投资的作用，强调跨国公司全球分布的分配性后果，而且在分析直接投资为什么流动方面有了新的进展。
首先是借用投资的资本流动理论，仿照国际贸易政治的分析模式，确立要素所有者为分析单元。
平托（PabloM.Pinto）提出了国际直接投资（PDI）流动的政党理论。
作者假定一个国家只有两种生产要素：
劳动力和资本。
给定一定技术的生产力状况，此时要素投入是固定的，当外资流入时，该国劳动力和资本的回报率将改变。
资本的流入导致工资上升，而本国资本的租金却会下降。
结果国内资本偏向于反对FDI流入，而劳动力则希望吸收FDI并且鼓励出台相关政策。
那么东道国政府偏向劳工的政党则会对FDI更为开放，而由资本集团组成的政府则相对保守。
（32）
其次是选择企业（产业）作为分析单元。
戈德曼（JohnB.Goodman）等对美国一些产业的研究表明，当处于进口-补充阶段时，国内企业寻求保护，外资则倾向于自由贸易；
当进口替代的外资流入时，因为本地生产者和外来投资者之间创造出趋同的利益，所以面临新进入的竞争者威胁本地市场时，这些早先进入的外来投资就会和当地企业联合形成利益集团寻求保护。
也就是说，一个产业的保护情况取决于该产业内外资和内资的比例以及两者形成联盟对抗新来者的力量对比。
（33）另外，有的研究则进一步探讨投资的政策是否一定会是自由化或者保护两种选择，认为企业在进行政策游说时会进行总体上的收益成本分析，只有当企业认为是易行（这取决于政策要求渠道的国内制度）且合法（这取决于政策如何协调那些被广泛接受的关于国家该如何发挥正确作用的认识）时，企业才会呼吁政府采取政策。
第一，面对外来者的严峻竞争，处于衰落市场中的、缺乏竞争力的生产者会采取非自由化政策。
第二，国际化导向的生产者和与他们产业相关的跨国团体，将会一起支持开放性的流入国际直接投资的政策。
第三，在某些特定案例中，如果外资来源没有给予本国外资相应待遇，从而造成进入本国的外来生产者获取相对的竞争优势时，那么即使是全球性的企业也会要求严格管制流入FDI的政策。
（34）
简单对比国际贸易政治研究和直接投资政治研究，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第一，两者的发展过程很类似。
20世纪80年代的IPE学者的显著共性是，他们认为体系因素——财富、实力还是制度——可以解释国家政策结果。
第一代学者对后来者的最大启发或许是告诉第二代学者经济学工具的有用性与重要性。
80年代末期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学家开始大规模地借鉴经济学工具分析国际政治经济学问题。
但是这一时期的作品明显流露出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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