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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宗文，官刑部主事。
作者自幼随父居北京，后南归应科举考试，成秀才后多次考举人不第，一度在河南省的官府作幕僚。
后来旅居上海，与《申报》编辑钱忻伯、何桂笙友善，常为
《申报》撰稿，并自办纯文艺刊物《海上奇书》（此刊由《申报》代
售）。
韩另著有文言短篇小说《太仙漫稿》等。
《海上花列传》是一部狭邪小说，讲述的是十九世纪末沉浮于上海租界上的妓女与嫖客的故事。
狭邪者，勾栏也，妓院之代称。
以狭邪名小说始于鲁迅。
他在《中国小说史略》将清末“以狭邪中人物故事为全书主干，且组织成长篇至数十回者”为基本特征的一类小说定义为狭邪小说。
据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此类小说数量多达40多部。
《海上花列传》被公认为此类小说的压卷之作，也是近代小说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文学史上对于《海上花列传》的研究，有两个相对集中的时段。
第一时段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研究特点是基础研究为主，高度概括，尚欠深入。
蒋瑞藻《小说考证·
海上花》、颠公《懒窝随笔》对作者进行考证，胡适、刘复和赵景深先后为《海上花列传》作过序，他们考证作者生平资料或对小说的个别艺术特色分析评论，各人见仁见智，但考证之外往往是基于印象式的艺术欣赏。
鲁迅和张爱玲对该书有深刻独到的把握，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
清之狭邪小说》和《中
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中称其“平淡而近自
硕士学位论文
然”，高度肯定小说的文学地位“《红楼梦》在狭邪之泽，亦自此而斩也”。
张爱玲《国语海上花译后记》称其有“通常的人生的回声”的意义。
第二个时段是在二十一世纪前后，特点是引进西方叙事理论，研究视野较开阔，研究方法较多样，但还处在起步阶段。
专著方面，1996年香港陈永健著《初挈海上花》（属读后随笔，非学术性质），2000年林薇的《清代小说论稿·
（海上花列传）新论》对小说人物给予人文关怀，2003年台湾王德威的《晚清小说新论一被压抑的现代性》
第二章“寓教于乐一狎邪小说”兴趣在于韩邦庆对传统风月小说这一
体裁所作的彻底改造，2004年姚玳玫的博士论文《想像女性——海派小说1892—1949年的叙事》第二章“想像女性：
《海上花列传》的叙事”侧重于小说笔法和该小说的境遇后面的潜在文本。
另有四篇相关硕博学位论文：
2003年河南大学侯运华的博士论文《晚清狭邪小说新论》、2001年华中师范大学吴肇莉的硕士论文《论t海上花列传>
的时空形式》、2002年南京师范大学袁春蓉的硕士论文《‘海上花列传）研究》以及2004年陕西师范大学张禹的硕士论文《末世烟花——从两部晚清小说<
海上花列传>
、‘孽海花，看部分古典叙事传统的现代置换》等。
对于《海上花列传》的叙事研究可分为叙事内容研究和叙事方法研究两大板块。
叙事内容方面，以往的研究对人物形象的分析较多较全面，但对小说中展现的青楼实际风貌缺乏一种整体观照，对青楼生活所体现的深层文化特征也语焉不详；
在叙事方法方面，除了最近出现的时空形式、女性叙事等新视角，研究多集中于文本的现实主义的写实方法、“穿插躲闪”的结构方法、人物塑造艺术以及吴语方言写作等特征，取得的成果已经为大多数人所认同，但思维的角度、广度和深度各方面都有待拓展。
总的来说，《海上花列传》的叙事研究有着内容与方法研究结合不够紧密以及在经典评述之后陈陈相因、难出新意、阐述不够深入等弊病。
因而这一课题尚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和研究价值。
本文以《（海上花列传）的叙事研究》为题，是希望能在这个前人已经开拓，但还存在较大空问的研究领域有所贡献。
全文分为两大
部分，第一部分叙事内容研究，由对小说中青楼生活的全景式观照和
对都市文化深层内涵的挖掘两部分组成，揭示作者以青楼一角来展示整个时代生活风貌的息苦用心。
第二部分选取女性主体叙事和场景叙事两个视角来分析小说纯熟的叙事艺术，前者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力求深入，后者是一个全新的视角，希望能引起以后研究者的注意。
这两部分相互参照、互为补充，融为一个完整的系统。
本文力图通过对文本多角度、多层面的细致深入解读，将文本研究与文化研究、个案研究与比较研究、理论阐释与文本解读有效结合起来并最终给小说以一个文学史上的准确定位。
孟子有言“知人论世”。
韩邦庆生活的十九世纪下半叶是中国的封建社会在殖民者炮火的攻击和先进文明的侵蚀下土崩瓦解、苟延残喘的喧嚣混乱的时代。
上海更是处于欧风美雨侵袭的前沿，中国古老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在这里接轨，碰撞出华丽而颓废、妖冶而畸形的世纪末之花。
在韩邦庆身上很典型地体现了世纪末的颓废情绪。
这种颓废即意味着对烂熟文明的解构，又预示着新文明的建构的开始。
他经历了一个对传统人生价值和理想由认同沿袭到怀疑背弃的过程。
“屡应秋试不获售，尝一试北闱，仍锻羽而归。
自此遂淡于功名。
”
∞他也试图走过传统的学优而仕的道路，但一旦发现此路不通就及时调整生活道路，来到上海成为第一批下海的文人，就职于报馆，成为第一代“洋场才子”。
他同时也抛弃了儒家的忧患意识和进取精神。
在他看来，“有志之士，犹且苦其心志以求得一当于天下。
呜呼，几何不终身于忧患之中哉?
”而“一切安富尊荣，智名勇功，曾不转瞬间泯然变灭而无所有，当吾世及吾身徒斤斤焉，为无益之忧，不亦口乎?
”@旧的儒家思想在新时代中只是令人捆缚苦楚、徒增烦恼。
穷则变，变则通，社会之忧既不堪重负，他转而求“无心而遇，随遇而安”的个体之“乐”。
一场心灵的变革已然兴起。
但是这种选择是有破无立的。
勇敢地否认和抛弃了传统人生价值意义，但由于时代限制，他找不到人生真谛、找不到真正的安身立命之所。
因此他对人生的解释难免流于虚无。
其人生感悟和享乐态度就与东汉末《古诗十九首》的“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为乐当
①颠公《懒窝随笔》引自《海上花列传》，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615页。
②韩邦庆Ⅸ韩邦庆佚诗佚文钩沉》．方迎久《明清小说研究》．2002年第2期，第23l页。
3
及时，何能待来兹?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之类没有什么实质区别。
在新的生存环境中，个体与社会关系的大调整成了首要问题。
当他贬抑社会对个体的凌驾，个体意识就如浸在水中的干花般缓缓舒展。
从未有过的身心的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感令他振奋不已。
他视功名如粪土，视钱财如弊履，他“为人潇洒绝俗，家境虽寒素，然从不重视阿堵物，弹琴赋诗，恰如也”（颠公《懒窝随笔》），“为人风流蕴藉，善弈棋，兼有阿芙蓉癖。
旅居沪上甚久，曾充报馆编辑之职，所得笔墨之资，悉挥霍花丛。
”∞对身外之物他抱着一种游戏心态，甚至对于赖以谋生的职业也是如此，“尝担任《申报》撰著，顾性落拓，不耐拘束，除偶作论说外，若琐碎繁冗之编辑，掉头不屑也。
与某校书最眶，常日匿届其妆阁中。
兴之所至，拾残纸秃笔，一挥万言，盖是书即属稿于此时。
君生性疏懒，凡有著述，随手散弃”②。
他自办的中国第一个专门刊载小说的文艺杂志《海上奇书》也是因为供稿不及时，屡屡衍期而中途夭折。
这种对生活的佯狂态度其实是对规则和权威的一种过激抗议。
像一个硬币有正反两面一样。
这种对个体自由的过度追求和享用同时放纵了他的懒散性格。
这是很多有才而不能成功业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
撇开其他社会原因而只论个体因缘，这大概因为有才难免心高气傲，因为心高气傲所以视功业如探囊取物；
因为懒散而傲气，所以功名蹭蹬；
因为功名蹭蹬而多愤世嫉俗、怀才不遇之感受；
因而孤芳自赏，因而转求心灵之逸，因而也多文学
家了。
有人说“《海上花列传》有着一种中国传统文学崇尚‘平和冲淡’的写实风格，这是以往的中国小说中罕见的。
”@我以为这与韩邦庆的懒散和与世无求的生活态度不无关系。
对自我独立人格和个体精神的肯定赋予他开放的心态和旺盛的
创造力。
孙玉声说他“博雅能文，自成一家言，不屑傍人门户。
”他
有着放逐诸神的勇气，他敢于挑战曹雪芹一“曹雪芹撰《石头记》皆
操京语，我书安见不可以操吴语”；
又敢于追步仓颉造字——“虽
①蒋瑞藻Ⅸ小说考证·
海上花》引《谭瀛室笔记》引自“海上花列传》，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613页。
②颠公《懒窝随笔》引自《海上花列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615页。
③袁进《上海近代文学史》邱明正主编《上海文学通史》（上册），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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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臆造，然当日仓颉造字，度亦以意为之。
文人游戏三昧，更何妨自我作古，得以生面别开”∞。
这种有意识的创新精神焕发着近代知识分子的个性色彩。
这种精神运用到《海上花列传》的创作中，他创造了自诩为“从来说部所未有”的独特艺术结构“穿插藏闪之法”；
运用吴语写作，为“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杰作”（胡适语）；
真实讲述新兴都市中俗人生活，成为第一部都市狭邪小说。
作为第一代洋场才子，韩邦庆的生活状况相对于做官进阶的传统文人已属边缘。
然而难得的是他以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的话语自勉，对完全陌生的人生不怨天尤人，也不逃遁规避，而是坦然面对，“时哉弗可失，惟此现在一境为最真、最实”圆。
混迹于小市民中，他开始获得一种对自我平凡、对世俗生活的认同感。
身为文人，他放弃知识分子的优越心态和启蒙情结，将自已视为平凡人中的一员。
这体现在小说中是不再将文章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孜孜于文学的教化功能和社会价值，而是以平和的心态平等的精神写最平凡人的生存状态和人生境遇，体现一种现实人文关怀的宽容与慈
悲。
正是由于与传统文人完全不同的境遇人生、价值取向、自我体认，他放弃了传统的聚焦于国家、民族、阶级等超越令体存在的主题的宏大叙事，主动选择了关注俗人世界的日常生活叙事方式；
又介于文学史上男性与宏大叙事的天然联系，他把视点转向在历史上一直是可有可无、若隐若现的角色的女人，而且是被排斥在封建秩序之外的极俗极贱的青楼女子，并给她们充分的自由自演自绎、自言自说，从而形成一种女性主体的叙事方法。
张爱玲说《海上花列传》比任何小说都更传统。
但我以为如果像王德威说的现代是“一种自觉的求新求变意识，一种贵今薄古的创造策略”④，那么在韩邦庆和他的小说《海上花列传》中是闪烁着一直以来被漠视的“现代”的熠熠光辉的。
第一章 《海上花列传》的叙事内容
①海上澈石生《退醒庐笔记*引自《海上花列传b，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614页。
②韩邦庆Ⅸ乐说》Ⅸ韩邦庆佚诗佚支钩泐方迎久代明清小说研究》，2002年第2期，第232页。
③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台北：
麦田人文出版社，2003年，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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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海上花列传》描述的青楼生活
《海上花列传》是一部狭邪小说，它所写的妓院生活有特殊的时空背景一一时间上是中国由闭塞的中古迈向开放的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
空问背景是正处在转型中的殖民大都市上海。
因此该小说呈现的青楼风貌与别的狭邪小说有较大差异。
本文；
垮从都市背景和相关制度、青楼业的繁华局面、妓院消费者构成的变化及青楼生活方式的特征等方面，由远及近、由宏观到微观地进行分析，对小说中的青楼生活作一全景式观照。
1．殖民都市和公娼制度
《海上花列传》的成书恰好是在上海开埠之后五十年。
开埠之前上海“仅海滨弹丸小邑”∞，开埠之后，各国殖民者相继设立租界，又以武力和欺骗手段获得了治外法权，上海租界成为逃离清政府掌控的“国中之国”，赢得了一次城市转型、重塑自我形象的难得机遇。
外国资本的急剧输入，加上太平天国运动时巨额华人财富的流入，促使上海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实现了一次令全世界瞠目结舌的经济腾飞。
经济的急速繁荣反过来又吸引了更多外来人口涌进租界投资谋生或消费，如此良性循环使上海成为一个商业化程度相当高的现代殖民大都市。
这正是《海上花列传》展示的青楼生活的大背景。
小说文本中不断提到本国钱庄、外国洋行、本土的杂货店和洋人经营的百货大楼等，显示了上海异常活跃的经济活动。
在人们心里上海是个有着无穷诱惑的魔力都市。
不仅周边的江浙地区，广东、山东等全国各省的富商巨贾、破产农民、失意文人都纷纷涌向这个神奇的城市，或者把它当作一个新奇刺激的销金窟，或者把它想象成一个富贵垂手可得的黄金宝地。
上海又是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输出口和实验场，并以此为据点向内地古老社会渗透扩张。
小说中青楼女子的生活多是中西合璧的，并且上海的生活方式和观念等在周边的江浙农村也很有影响力。
赵朴斋因为鸦片烟装得好竞为初来上海的张秀英所赞赏，同样是初来
①王书奴．《中国娼妓史》．长沙：
岳麓书社，1998年，笫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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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的赵二宝说其兄认识几个信人算不得什么大本事，言下之意这至少不是坏事了，并且赵二宝本人很快很轻松地选择妓业，即使这些“乡下人”的生活观念也是非常新潮，非常地“上海化”了。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人们的娱乐消费意识日益高涨。
“凡是到了这个地方，觉得世界上最要紧的事情，无有过于征逐者。
正是说不尽的标新眩异，醉纸迷金。
那红粉青衫，倾心游目，更觉相喻无言，解人艰索。
”∞《海上花列传》描写的上海租界，烟馆、酒楼、茶馆、妓院林立，这类专供人耳目声色口腹之欲的娱乐设施发展得相当完备。
当然青楼业居于娱乐业的中心位置，是其中最抢眼的风景。
1854年作为租界政府管理机构的工部局开始对租界内的妓院实行登记征税制度。
凡是登记过并照章纳税的妓院及妓女都是“合法”的，警察应予以保护，否则以私娼论处，禁止营业。
这实际上是中国最早的公娼制度。
历唐宋元明四代的官妓制度似乎复活了，但是公娼不同于古代的官妓，公娟的法律地位与良民平等，政府并不强制她们为娼。
小说写到这样一个情节：
有名的上海“七姐妹”之一的郭孝婆拐骗良家妇女为娼，被抓进租界警局并被打折了一条腿。
这件事在租界闹得沸沸扬扬。
这显示了租界法律的一种姿态即保障妇女从妓的自愿性，政府和社会上其他人不得强迫女性从妓。
换句话说妓女是一种可以自由选择的职业。
如果这真的能够得到保障，那么从妓业之繁荣部分地说明女性的生存状态，她们的贫穷、苦难之深使她们抛弃了人性中基本的羞恶之心和廉耻之心，而不得不以出卖身体为谋生之道。
事实上，小说中的妓女或者是在她们尚无自主能力的年龄就因家贫被亲人卖入奴院，或者被人贩子拐骗辗转卖身为妓，或者由于父母从事妓业而自然为妓。
这些可怜女子并没有享受到法律的实质好处，她们也不可能自主选择、自己掌握命运的方向。
就这一面来说这一法令只不过是一纸空文，并无实际意义。
相反，上海公娟制度的实行对妓业起了纵容和推波助澜的作用，更加深了女性的苦难，恶化了她们的生存处境。
但妓业的繁荣恰是租界政府所期待的，数目惊人的妓捐使殖民者大发横财，公娼制度实质上只不过是殖民经济掠夺的一种工具。
①李伯元．Ⅸ李伯元全集第三卷·
海天鸿雪记》．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l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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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花列传》中法律的执行者、代言人是癞头鼋，他“带着一帮流t民狭客，都是些败落户纨裤子弟，与那驻守吴淞口的兵船执事”（五十回）在妓院和其他场合中横行霸道、为非作歹，他本人就是个使妓女嫖客闻之色变、心惊胆颤的流氓头子。
这个声称法治的租界其实还是人治的。
执行者以暴力的流氓行径来张扬法律的威严，却正彻底撕破了法律的面具，暴露了这种法律比中国传统律令更黑暗、更野蛮也更肆无忌惮的一面，无情地嘲笑了这法律的可笑。
2．繁荣鼎盛的青楼业
十九世纪末青楼业已经处于鼎盛时期。
韩邦庆在引言中就说“海上自通商以来，南部烟花日新月盛”（一回）。
《中国娼妓史》的描述更详尽，“上海青楼之盛，甲于天下。
十里洋场，钗光鬓影，儿如过江之鲫。
每逢国家有变故，而海上北里繁盛，益倍于从前。
贵游豪客
之征逐于烟花场中者。
肩摩毂击。
一岁所费金钱，殆难数计～一其娟
妓业与工商业有骈迸之势。
”。
青楼业的繁华首先表现在妓院和妓女数目之巨大。
据载“到1869年时，租界有正式妓院即‘堂名’约数千家，加上无名号的所谓‘烟花间’，妓女不下万余人”。
②《海上花列传》中写到的大小妓院27家，有名姓的妓女36人。
其次，在租界近代工商业的影响之下，妓院内部的经营方式也发生了很多变化，那种古老的主观随意的零散的经营方式逐渐为富有现代商业气息的规模经营和有序经营所取代了。
小说中的妓院聚集在英租界四马路（今福州路）中段方圆二三里地之内，依街道房屋分布，鳞次栉比，形成规模效应。
有首竹枝词描绘当时景象：
“千个里名万个堂，日斜楼上尽新装”@，据此可想见其风之盛了。
只说尚仁里一条里弄就有林素芬和林翠芬两姐妹、黄翠风家、卫霞仙家和杨媛媛家等堂子，而且公阳里、荟芳里、尚仁里等距离都很近，大都无需车马轿乘之费，徒步几分钟可到。
加上附近林立的烟馆、酒楼、茶馆等配套设施，寻欢的人们只要钱袋充实，足不出妓院之门，一切欲望都可得到满足，所以很多狭客都沉湎其间，旬日不归，乐不思蜀。
岳麓书社，1998年，第205页。
②转引自《上海通史》第5卷．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69页。
③《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新报》第8册，第36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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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秩序也得到了规范，基本上形成有序经营。
依据向工部局纳捐的数量和服务收费标准，妓院分化为长三、幺二、野鸡等不同等级。
这是一种以金钱为准绳的等级格局，由于各妓院之问的竞争而渐趋规范化。
长三书寓是高等妓院，长三的妓女通称“倌人”，但当面得叫先生；
幺二堂子是二流妓院；
野鸡是没有向工部局登记、连妓院都没有的最下等的妓女。
不同等级的妓女身处的环境有天壤之别。
小说中最有地位的妓女
屠明珠已经买了四五个讨人（指被卖入妓院的女子），她排场阀大，几同豪富。
“寓所是五幢楼房，靠西两间乃正房间：
东首三间，当中间为客堂，右边做了大菜问，粉壁素帏，铁床玻镜，像水晶宫一般：
左边一间，本是铺着腾客人的空房间，却点缀些琴棋书画，因此唤作
书房”（十九回）；
张惠贞幺二住家时在祥春里，晚上“弄内黑魃魃
的”（四回），要摸索而行，调头后在巷内远远地可“望见‘张惠贞寓’四个字，泥金黑漆，高揭门楣”（五回），非往日气象；
野鸡则往往深藏在肮脏龌龊的小巷深处，王阿二的住处“门首挂一盏熏黑的玻璃灯，只有半间楼房，狭窄得很”（二回）。
各等妓院不仅收费标准、排场悬殊，而且有钱嫖客和高等妓女在心理上歧视下等妓女，有高高在上的优越感。
沈小红骂由幺二调头的张惠贞是“野鸡”，语气中充满了鄙夷和不屑。
金巧珍做了长三就看不起自己做幺二的姐姐。
长三为维护自己的身份一般不愿与幺二同台喝酒。
第二回，赵朴斋初涉花界，不懂规矩，被张小村抢白了一顿：
“俚哚叫来哚长三书寓，耐去叫幺二，阿要坍台!
”（十回）十三回中陆秀宝出局长三书寓，被李鹤汀讥讽：
“幺二浪倌人自有多花幺二浪功架。
俚哚惯常仔，自家做出来也勿觉着哉”。
妓业的繁荣和行业秩序的规范使得妓女之间争夺嫖客的斗争越来越激烈。
沈小红和张惠贞为了王莲生曾大打出手。
就是同一妓院的妓女之间也相互倾轧挤压，周双宝和周双玉同为周兰的讨人，双玉凭着自己生意好，故意刁难双宝，每每唆使老鸨对双宝施以恶骂毒打，使得双宝难以安身。
另外，从妓院经营者和妓女的年营业额也可见青楼之盛。
沈小红
三四个月就花掉王莲生二千多洋钱（二四回）；
黄翠凤一年的局帐就
有三干（不算衣裳头面），罗子富与她定情时要送她一对金钏臂就值一千洋钱。
而一个妓院女佣一月辛苦的报酬才一块洋钱（这可视作当时上海普通工人的工资水平）。
两相对比真令人瞠目结舌。
难怪张春帆说：
“只说上海地方，虽然是个中外通商的总码头，那些市面上的生意，却一半都是靠堂子里头的那些倌人。
”o
青楼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女性的血泪史，古来如此。
而这往往是被征欢逐乐的人们和局外人所忽视的，人们熟见的是妓女日日堆金砌玉、灯红酒绿、酣歌燕舞的生活表象。
《海上花列传》以其在时间维度中只关注当下，截断与过去和末来的联系的叙事策略，笔墨集中于
嫖客和妓女夜以继日的花天酒地的生活，很少涉及妓女的身世来源问题。
但在最不经意的地方也揭示了繁华背后的凄凉。
第五十二回“小儿女独宿怯空房，贤主宾长谈邀共榻”中，孙素兰为了躲避流氓的厮缠，无奈避难一笠园，意外地获得了一次与姐妹互诉衷肠、倾吐心曲的机会。
三人于灯下围坐，促膝谈心，甚是相得。
一时问起家中
有无亲人，可巧三人皆系没爷娘的，更觉得同病相怜。
琪官道：
“小个辰光无拨仔爷娘，故末真真是苦恼子!
阿哥、阿嫂陆里靠得住?
场面蛮要好，心里来哚转念头。
小干仵勿懂啥事体，上仔俚哚当还勿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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