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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社会学理论论文
后现代社会学理论
——后现代社会学家福柯及其著作
摘要：
后现代主义是在西方出现的具有反西方近现代体系哲学倾思潮，涉及哲学、社会学、文学、艺术学、美学评论，语言学等领域。
它于20世纪60年代首先在法国、美国兴起，80年代风靡西方并向全世界蔓延，是对西方现代社会的批判与反思，也是对西方现代哲学的批判与继承，是在批判和反省西方社会学、哲学、科技与理性中形成的一股文化思潮。
在这股思潮中，福柯作为最具代表性的社会学家之一，借助尼采主义揭示、批判、打破和逃出资本主义“现代性”铁笼，用故事向我们叙述了一段新的篇章。
关键字：
后现代主义福柯代表作品
正文：
薇薇老师说：
“提到后现代主义社会学，就一定会提到福柯。
”没错，福柯就是后现代主义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本学期通过薇薇老师的详细讲解和描述，我对后现代主义的基本观点以及代表人物有了初步的认识，并且我对后现代主义社会学家的代表作品有一些的基本理解和体会。
一．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出现的具有反西方近现代体系哲学倾思潮。
后现代主义是一个从理论上难以精准下定论的一种概念，因为后现代主要理论家，均反对以各种约定成俗的形式，来界定或者规范其主义。
那么如何去理解后现代主义？
简单的说后现代主义是对启蒙精神的反叛和批判。
我们所说的启蒙精神大概包括现代西方政治和社会思想的主流，包括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
从形式上讲，后现代主义是一股源自现代主义但又反叛现代主义的思潮，它与现代主义之间是一种既继承又反叛的关系；从内容上看，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源于工业文明、对工业文明的负面效应的思考与回答，是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剥夺人的主体性、感觉丰富性的死板僵化、机械划一的整体性、中心、同一性等的批判与解构，也是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本质主义、基础主义、“形而上学的在场”、“逻各斯中心主义”等的批判与解构；从实质上说，后现代主义是对西方传统哲学和西方现代社会的纠正与反叛，是一种在批判与反叛中又未免会走向另一极端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过正”的“矫枉”。
二、福柯与后现代主义
米歇尔·福柯（法语：
MichelFoucault，1926年10月15日－1984年6月25日），法国哲学家和“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
他对文学评论及其理论、哲学、批评理论、历史学、科学史（尤其医学史）、批评教育学和知识社会学有很大的影响，被认为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
1983年，57岁的他在接受采访时说：
“简单的说，我是一个尼采主义者。
借助于尼采著作，我试着尽最大可能在许多方面看看在这个或那个领域能够做些什么。
”从福柯的一生来看，福柯对尼采的哲学思想并没有多大兴趣，更多的是秉承了尼采向传统挑战的反叛精神，极力去研究被传统所排斥在外的如“疯癫”、“性”的领域，索它们之所以被“理性”所排斥的规则。
这样，通研究，福柯填补了以往学术历史上的空白，为人们观察和认识事物提供了新的视角。
而他的权力话语，只是其学术体系中的一部分。
三．福柯主要代表作品
（一）《疯癫与文明》
这部著作是对知识的清洗和质疑。
它把“自然”的一个片断交还给历史，改造了疯癫，即把我们当作医学现象的东西变成了一种文明现象。
实际上，福柯从未界定疯癫；疯癫并不是认识对象，其历史需要重新揭示；可以说，它不过是这种认识本身；疯癫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随时间而变的异己感；福柯从未把疯癫当作一种功能现实，在他看来，它纯粹是理性与非理性，观看者与被观看者相结合所产生的效应。
疯癫不是一种自然对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
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癫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癫的历史。
在《疯癫与文明》的第一章里，直到第19页才漫不经心地吐出一句：
“胜利既不属于胜利，也不属于撒旦，而是属于疯癫。
”古今多少哲人争论不休的问题在他这里都是伪问题，无论是经验还是唯理，是主体还是可体，是结构还是解构，是应然还是必然，是唯物还是唯心，是一元论还是多元论，是演绎法还是归纳法，是国家主义还是公民社会，一切都逃不开权力的作用，权力才是福柯论述的重点。
权力之外的真理栖息地，只有疯癫。
“颠覆，从始至终毁灭性的颠覆。
”这是我读福柯最大的体会。
这种颠覆是全方位的，是饱和生命力的，是毁坏一切的，他的著作从语言到结构再到思想最后到本人，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创造。
每一次阅读《疯癫与文明》都忍不住颤栗，阴暗幽深的疯人院，时不时传出疯人惊竦的尖叫；在河流上漂泊的愚人船，最后消失在无际的大海；栖身在地牢的疯人，手和脚都禁锢在铁柱上，老鼠在他身上肆意地啮咬；在面无表情的规训人员严厉的逼视下，暴躁的疯人放下了高举的石块，跪在地上低声哭泣。
一幕幕意象不断地在眼前闪过，却不像流星只停留瞬间，它们划过脑海，刻下班驳鲜明的印记，这些刺青式的印记刺激想像无限地衍生。
后现代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去中心”、“去权威”、“去两分论”、“去结构化”，主张均质的平等和个人主义，人就是人，其人格尊严不能和任何事物等同。
与其他社会主体（政府、公司、组织、家庭）比起来，人虽然只是个体，却无所谓大小，所有的社会主体都是人创造的，凭什么宣扬人的创造物要比人更高呢？
后现代主义就是原子论的“人权宣言”。
福柯和许多后现代思想家一样，极力提倡差异哲学，即没有任何体系是能规范思想的，同样，人性也是不能规范的。
福柯的思想又要比这些思想家更进一步，他不是后现代主义者，而是反后现代主义者，或者是后后现代主义者。
福柯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什么都不是
后现代主义主张反对权威，并且认为只要人能从市场经济事物和国家行政权力中解脱出来，也就是摆脱系统对人们交往活动的控制，就能获得沟通理性，在无需知识理性检验的自由交往中找回自己的价值。
福柯则认为社会主体（主权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对权力的掌控，只要还有权力存在，所谓的民主、自由、平等就都是统治的借口或幌子。
在恐怖的麻疯病快要绝迹时，政府宣称四处游荡的疯人和麻疯病人一样，是极其危险的，为了民众的安全，疯人们被放逐到四处漂浮的“愚人船”上，任其自生自灭。
政府为了管理多余的闲散人员，把疯人等同于愚人、罪人、懒人，为了洗清他们身上的罪，政府把他们关押起来，在改造的名义下逼迫他们劳动，劳动成果上缴国家。
医学专家们为治疗疯癫发明出许多被证明是科学的、希奇古怪的疗法，他们逼迫疯人吃铁屑和肥皂，因为铁是坚固又有韧性的，肥皂是可以清洗身体的，这些都可以改变病人身体的属性。
他们还幽闭疯人，用持久的禁闭逼迫疯人就范，用酷刑把疯人从妄想中惊醒。
在必要情况下，政府还制造恐慌，把疯人和未知的疾病联系在一起。
当精神病院出现时，疯人享受了人道的对待，这样的人道是威逼、恐吓、引诱、冷漠，疯人在新的软权力的训诫下逐渐屈服。
后现代主义者相信人类还是有救的，世界给人还留了两条路，走向物欲的地狱或走向自省的天堂。
福柯却从“权力系统”的衍生说明，揭示了人类只有在抛弃权力的控制以后才能得救，正如基督教徒想要得到拯救就必须先承认身上有罪一样。
福柯颠覆是不只是权力，还包括了人性和社会组织结构。
他根本不相信什么样的改造能把权力全部消除，即使政府的权力能够消除，社会呢？
家庭呢？
个人呢？
人类不但要严格控制自己的物欲，还要控制情欲和性欲，这根本不可能。
与其他哲学家不同，福柯没有在书的末尾给人类指明什么光明之路，和开头一样，结尾的死亡气息仍然浓重。
（二）《规训与惩罚》
《规训与惩罚》是米歇尔福柯的代表作之一，于1975年问世。
福柯称这部著作为“我的第一部著作”，这可以从“成熟之作”和“领衔之作”这双重意义来理解，但由此也可以看出福柯本人对这部著作的重视。
《规训与惩罚》追溯自16世纪以来法国刑罚方式的转变，司法观念及心理学、精神病学、法医学、建筑学等学科的发展如何影响到刑罚的执行：
先是示众的宣示专制君主威权的残忍灭亡生命的处罚方式，随着资产阶级对人力资源的需求变为较为人道的对人身体监禁与苦役，对人灵魂的改造；接着转化为对人身的监禁与对精神的规训。
在此书中福柯旨在通过剖解刑罚，以此做为角度来分析权力的存在方式及实现，从“消灭生命”到“规训”方式的转变及实现反映的是社会的经济、知识发展带来的转变，与此同时增长的是控制社会的微观权力的无所不在，是控制个体的“层级管理、规训与检查”的密网无一人能逃脱，这沿袭了他自《疯癫与文明》以来的对“理性”的反思：
即启蒙时代以来，专制王权被打倒，人是否获得更多的自由？
理性的知识是否赋予人类以自由，或者是更多地为权力所用？
现代的权力是以怎样的方式存在？
《规训与惩罚》以描述了一个“酷刑”的场面开始：
1757年3月2日法国激进分子达米安因谋杀国王在巴黎被公开审判，审判的广场上树立起了刑架，刑吏用烧红的铁钳撕裂他的身体，将熔化的铅以及滚开的油脂、松脂、蜡和硫磺的混合物浇入被撕裂的伤口,要求他坦白他的罪行，最后才被五马分尸加以处死。
与此同时，福柯提到56年后“巴黎少年犯监管所”的规章，并列出其中关于犯人作息时间表时间表的详细规定。
在这里福柯这样写到：
“12世纪初，肉体惩罚的大场面消失了，对肉体的酷刑也停止使用了，惩罚不再有戏剧性的痛苦表现。
惩罚的节制时代开始了。
到1576年—1585年间，用酷刑作为前奏的公开处决几乎完全销声匿迹。
”众所周知，随着现代法制的发展，酷刑和肉刑因为其残酷和野蛮性在十八世纪启蒙时代后逐渐被中西方废除。
在这之后监禁，也就是法学理论中所说的“自由刑”成为了刑事犯罪的主要处罚方式。
福柯认为，无论是中世纪的酷刑制度（即对人的肉体进行折磨），还是现代的监狱制度都不外是权力运作的模式之一，尤其是权力以人的身体作为媒介进行运作。
他认为：
“酷刑是以一整套制造痛苦的量化艺术为基础的。
酷刑将肉体效果的类型、痛苦的性质、度和时间与罪行的严重程度，罪犯的特点以及犯罪受害者的地位都联系起来。
制造痛苦有一套法律准则，人们会根据具体的规则进行计算。
”当众肉刑只是为了显示君权的权威和对破坏规则人的报复，同时警告其他人。
通过当众肉刑达到的目的是重振权力而不是标榜的重建正义在普遍认为酷刑和肉刑的取消是社会的进步的背景下，福柯力排众议，提出自己独特的观点。
他认为，刑罚制度是在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兴起和犯罪形态的改变背景下进行改革的。
暴力罪行减少了，但是对于财产的犯罪却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大幅度增加，这直接威胁到财产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的利益。
社会发生转变就需要对新兴的非法行为作更严厉的处罚。
因此，刑法的改革并非真的以人道主义为本，而是为了加强社会控制、对各式各样的犯罪进行全面的、细微的和高效率的管理。
在这里福柯这样写到：
改革运动的真正目标，与其说是确立一种以更公正的原则为基础的新惩罚权利，不如说是建立一种新的惩罚权力‘结构’，使权力分布得更加合理；使对非法活动的惩罚和镇压变成一种有规则的功能，与社会同步发展；不是要惩罚得更少些，而是要惩罚得更有效些；或许应减轻惩罚的严酷性，但目的在于使惩罚更具有普遍性和必要性；使惩罚权力更深地嵌入社会本身。
对于福柯来说，整个现代社会都是一所监狱，所有人都在接受规训，只不过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
（三）《临床医学的诞生》
福柯认为知识的诞生和发展都是由权力所决定的，知识就是权力。
权力不是某人的个人意志和手中物，不是单向的压制与服从；而是具有相互性和复杂性的关系网络；它并非发自一个核心主体，也不围绕一个中心。
它是偶然的和外在于个人意志的客观力量。
知识的发展不是连续和总体性的，而“某个特定时期存在于不同科学领域之间的所有（权力）关系”即知识型，知识型是“无意识的”，它是思想、话语领域的权力关系集合。
所以福柯说“人死了”，因为启蒙以后代替了上帝的，专横跋扈和至高无上的先验理性并不存在，它自以为能够宣判异端，扩张同一性，但实际上只是依靠权力策略和技术维护自己权威的虚假主体。
精神病人和罪犯等另类作为差异仍然与同一对立着，仅仅因为权力机制的原因而沉默。
同时，建立在人类有限性基础上的经济学、生物学等经验科学由于对人类的关注使人自身成为认识对象，促成了心理学、社会学等现代人文科学的诞生，这些人文科学只能用经验的有限性去研究人，却无法超越“先验”、“无意识”、“时间的不可逆”等认识黑洞，并最终迷失在其中。
表现为精神分析学、结构语言学、文化人种学等人文科学类目中的“反科学”纷纷丢失了最初关注的“人”，而去探究人类精神和社会文化的无意识结构，人被“象沙滩上的面孔一样被抹去”。
所以福柯认为，无论是实践领域的先验理性，还是认知领域的经验理性，都不足以支撑人的理性的主体地位。
《临床医学的诞生》就体现了福柯哲学的上述要旨。
它阐述的是现代医学作为一种权力作用的结果，目视、言语等权力机制如何作用于其中。
而在福柯对知识型的发展描绘中，本书处于古典知识型向现代知识型的过渡阶段，即既是认识主体又是认识对象的人的产生过程。
“目视”在临床医学知识的演变中起关键的作用，词（医学理论、能指）与物（医疗实践对象、所指）通过目视联系起来。
在早期的分类医学，疾病与病人身体分离，医生目视疾病症状，对照疾病分类表按相似性来诊治。
在医生眼里，病人从属于疾病，是疾病的背景和认知的障碍。
所以体现在医疗空间上就是两者的分化：
当时医院是治疗和照料穷苦病人，诊所负责教学，关注疾病本身。
分类医学象栅栏掩盖了病人身体。
第二阶段是因为法国革命产生的大量伤病员，医院被作为特权机关而关闭，诊所不得不负担起救治的全部任务。
诊所成为执行教学与救人双重任务的空间，医生目视病人身体以及症状，其中主要是付不起费用的穷人成为症状与身体、理论与对象的结合体。
这个时期福柯称为症状医学。
第三阶段“解剖医学”是克服了对症状医学的迷思而诞生的。
福柯把医学几个发展阶段之间的转变归结为几个偶然事件，如法国大革命、以及几位医生的“迷思的打破”。
他反对对于“理性之光”的回溯性证明。
但是，回溯性证明同样可以通过历史与逻辑的结合获得证立。
从分类医学到症状医学的转变正是人类为延长生命和解除病痛而不得不从忽视病人的个体而改正自身，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治愈率。
而为什么不能一步跳到解剖医学？
这恰恰是对立的宗教力量和世俗偏见阻碍了解剖的推广。
福柯从几处史料记载当时解剖不受限制而否认这一点，并推出解剖医学的出现乃因为“迷思的打破”、和临床感知方式的改变。
他不知道即使在当代中国，尸体解剖都还不能被广泛接受。
事物的发展表现为从量变到质变、局部到全体的渐进过程；也表现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克服对立，实现新的同一性的过程。
忽视这一点，轻易诉诸断裂，其错误如同一个女子责怪一名男子，你10岁那年就认识我，为什么当时不说爱我？
你现在说，肯定是一时兴起，或者别有用心；轻易诉诸差异，如同一个女子责怪另一男子，虽然我们互相了解不多，但你一定要现在向我求婚，如果以后求，肯定是心血来潮！
（四）《词与物》
在福柯宏富的著述中，《词与物》是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
《词与物》的问世是法国知识界一桩大事，在法国思想界激起强烈反响。
当时法国各文艺周刊争相以“人之死”这一醒目的头条，大书特书地介绍了《词与物》。
《词与物》标志着福柯的学术兴趣已从西方癫狂史和医学史转向西方思想史，但此书之鹄的绝非记录从文艺复兴时代到十九世纪末叶西方思想史的形形色色的表层变化、堆积西方近现代思想史上万花筒似的各种事件，而是力图揭示支配各种话和各门学科的知识密码以及这些密码的各种配置。
那么，知识的密码究竟是什么呢？
福柯认为：
所谓的知识密码实质上就是词与物的关系。
掌握这种关系乃是西方知识考古的关键所在。
语言不仅是传播知识的载体，而且还是决定知识的本原。
西方思想史的变迁本质上就是词与物关系的重新配置。
词与物的关系及其配置是思想史的深层结构。
为了揭橥这些结构，就必须摈弃以连续性为原则的传统历史方法，象考古学家发掘埋藏在地下的人类遗存物一样，去发掘思想史上积聚起来的一层层隐蔽的结构。
分析西方知识的密码、揭示西方知识的深层裂变，便构成了福柯称之为知识考古学。
福柯的西方知识考古学有两个特征需在此提出：
（1）反传统历史观。
传统历史观是以连续性、因果性和目的论为原则的。
福柯强烈反对并彻底抛弃了传统历史观的这些原则。
他的知识考古学是一种反历史的历史，它以强调历史和认识论中的间断性、断裂、限度、转换为基础，知识型的转换是一种间断性的转换。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标志着笛卡尔式连续的、积累性的历史观的毁灭，标志着一种全新的历史观念和历史方法的诞生。
（2）反人文主义。
反人文主义是六十年代结构主义勃兴后，在法国知识界蔚然成风的思潮，而福柯在《词与物》中破天荒提出的“人之死”的论点遂成这股思潮的著名口号。
他在该书里对近代人文科学流行的人的概念作了批判性的考察。
众所周知，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和古典时代的理性主义者均将人从神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并赋予他以伟大的地位。
但福柯认为：
西方以理性主义为基石的人文主义是虚伪的。
从《癫狂史》到《词与物》，福柯一以贯之的主题便是：
随着理性和科学的昌盛而来的是人类经验的枯竭，排斥无理性以建立自己的一统天下的理性不断遭到外界的打击，从尼采开始，理性和科学的不可一世的统治摇摇欲坠，人文主义大厦的裂纹愈益明显。
于是，“犹如在十八世纪末叶古典思想的根基所发生的那样，人类的形象必将象画在海边沙滩上的图画一样，被完全抹掉。
”
四．体会与感悟
通过本学期的学习以及课后阅读的一些作品，我对后现代主义有了更深的了解，有悲愤，有感慨，有崇敬，有理解，更多的是我了解了在那个时期人们的思想与社会学家的一些无奈。
后现代主义者看到的世界是支离破碎的，由无数零散的经验片段和互不兼容或互不协调的话语或“语言游戏”所交织而成的。
后现代主义和代表现代性的思想层面的启蒙传统的基本分歧在于它们对于“真理”、“理性”、“知识”、“人的主体性”、“历史中的进步”等基本问题的不同认识，尤其是对于“真理”的不同看法。
这些在福柯的作品中都不难看出。
福柯最令人难忘的是他的语言，锐利而又隐讳，好像一个蒙面剑客凌空迅猛的一击，没能看清剑招，低头却发现血汩汩地流。
打开他的著作，完全是纯粹的故事叙述，把读者一步步引向墓地深处，死亡凝重的气息扑面而来，从头到尾不给读者一点喘息的机会。
福柯对历史的剖析更胜过诡异的语言，这样的剖析不是郑重其事的，面对面如骑士的宣战，而是喝着酒，唱着歌，散着步，在对手惊谔的瞬间一把飞刀掷过去，电光火石之际敌人首级已落地。
仔细研究福柯的思想，不难发现其中的一致性。
这就是借助尼采主义揭示、批判、打破和逃出资本主义“现代性”铁笼的努力。
福柯的谱系学研究不能简单等同于尼采学术的延续，他的系谱学研究有三个领域：
“第一，有关我们自身与真理关系的历史本体论，通过它，我们把自己变成知识主体；第二，有关我们自身与权力领域关系的历史本体论，通过它，我们把自己变成作用于他人的主体；第三，有关伦理学的历史本体论，通过它，我们把自己变成道德代理人。
所以，系谱学可能有三个轴心，在《疯癫与文明》中三个轴心并存，但有些混淆；《临床医学的诞生》和《词与物》研究的真理轴心，《规训与惩罚》研究的是权力轴心，《性史》研究伦理轴心。
”
五．结语
任何思想体系都不是十全十美，毫不瑕疵的。
他们可能有自己独到的观点的分析问题的方法，使人们从中得到启发。
当然也会有他的不足，让人感到失望。
启蒙思想如此，后现代主义也不能例外。
后现代主义的主要贡献在于纠正启蒙理性的狂妄自大、它的傲慢与偏见。
福柯对于权力、知识和真理的论点是发人深省的。
他提醒我们，号称为科学的知识或话语不一定是科学和可信的，它们总是和权力纠缠在一起，所以绝非是客观和中立的。
后现代主义社会学家的众多作品开拓了我们视野，谱写了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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