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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读后感
《GDP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读后感
《GDP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这是一本介绍GDP的书，作者是英国经济学家洛伦佐•费尔拉蒙蒂。
GDP，这个词我们可太熟悉了，地球人都知道，它是英文GrossDomesticProduct的缩写，中文翻译为“国内生产总值”。
当我们提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时，GDP被认为是最权威的衡量标准。
还有人说，GDP是这个世界上最熟悉的陌生人，我们虽然天天和它打交道，但对它的来历和底细，知之甚少。
你还别不信。
我考考你：
你知道GDP是什么时候被发明出来的吗？
GDP的历史比我们想象的要短得多，从诞生到现在还不足100年。
还有，我们可能以为，GDP只是一个客观中立的经济指标。
错了，GDP一出生就是和政治捆绑在一起的，GDP的发明被称为是“经济学领域的曼哈顿计划”，它是美国赢得二战和冷战的幕后功臣。
实际上，这本书还有个副标题，就叫“GDP的历史及其背后的政治利益”。
GDP作为一个经济指标，哪些经济活动会被算在内，哪些经济活动却不会被算入GDP呢？
我的解读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GDP是怎么来的？
第二，为什么说GDP帮助美国赢得了二战和冷战？
第三，GDP测量什么、不测量什么？
第一部分
下面进入第一部分，GDP是怎么来的。
前面说了，GDP的发明是很晚的事情，至今不到100年。
那你有没有想过，在GDP发明之前，人们又是用什么指标来测量经济增长呢？
答案是，没有。
生活在现代社会，我们默认经济增长是常态，一旦哪个国家的经济停止增长，就是出了大问题。
但实际上，在人类几千年文明史中，经济不增长才是常态，没有哪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有“经济增长”这个概念，当然也就不存在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
实际上，人们并不是为了衡量经济增长才发明GDP，恰恰相反，是GDP的发明让人们有了经济增长的概念，这个概念的普及是二战以后的事情了。
一开始，经济学家只是为了衡量静态的国民财富，因为统治者要征税，需要知道现存的财富总额有多少。
西方经济史学家认为，历史上第一次对国民财富的测量，是由17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完成的。
当时，英国的克伦威尔强行镇压了爱尔兰人民的起义运动，之后，英国派出威廉•配第，对爱尔兰的土地进行详细测绘，以便没收这些土地并重新分配给英国士兵；同时，对房屋、船只等个人财产和劳动的价值进行调查统计，这样一来，英国国王就可以更方便地在爱尔兰征税。
威廉•配第顺利完成了任务，他后来发表代表作《政治算术》，被认为标志着统计学的诞生。
所谓“政治算术”，就是指国民财富的统计方法，这个书名充分表明了，国民财富统计始终是和政治紧密相连的。
在这部著作中，威廉•配第对当时欧洲几个最强大的国家——英国、法国和荷兰的国民财富数据进行对比，并对英国的发展积极出谋划策。
到18世纪，法国也有了第一份自己的国民财富报告。
当时美国正在闹独立战争，而法国和英国是死对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想通过支持美国闹独立，来削弱英国的势力。
不过，路易十六先得搞清楚，以法国当时的经济实力，能不能负担得起这场战争？
当时的法国财政大臣内克尔是个投机分子，当时法国明明已经负债累累，内克尔却提交了一份无比漂亮的数据报告，告诉路易十六：
仗随便打，法国有的是钱！
路易十六信以为真，果然派兵帮美国人打赢了独立战争，但法国财政严重亏空，人民生活更加困苦。
没多久，法国大革命爆发，路易十六被推上了断头台。
这一切，恐怕都和那份严重失真的国民财富报告脱不了干系。
以今天的眼光看，无论是威廉•配第还是内克尔，他们对国民财富的统计是相当粗糙的。
第一套现代意义上的国民账户体系，是1930年代由美籍俄罗斯裔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编制的。
我们知道，1929年9月美国股市崩盘，引发银行业危机和经济崩溃。
但是，由于缺乏可靠的国民经济统计数据，当时的美国总统胡佛并不清楚经济糟糕到了什么程度，他只是想当然地认为，经济很快会自然复苏，也就没有采取任何强有力的措施来刺激经济。
结果，美国经济陷入了大萧条。
胡佛下台后，新当选的罗斯福总统决定推行新政，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
但这样做有个前提，就是政府必须掌握国民经济的详细数据，这样才能知道刺激政策有没有效果、需要持续多久。
这个艰巨的任务，就落在了库兹涅茨的头上，他当时担任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高级研究员。
库兹涅茨的计划很简单：
他要用一个数字，来反映个人、企业和政府所有经济活动的总和。
美国政府给库兹涅茨配备了一个小团队，包括3名经济学家和5名统计分析师。
他们首先把美国的经济部门分门别类，比如能源业、采矿业、制造业、农业等等，然后跑遍全国的各大工厂、矿山和农场进行实地调查，再根据搜集到的数据估算出全国经济总规模。
1934年，库兹涅茨团队发布了第一份报告，叫做《1929—1932年国民收入》。
报告显示，自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后的三年里，美国的经济体量几乎缩水一半。
这份报告为罗斯福总统坚决推行新政、刺激经济复苏，提供了理论依据。
可以说，没有库兹涅茨的调查报告，美国就没有这么快走出大萧条。
两年之后的1936年，在库兹涅茨主持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正式提出了GNP，也就是国民生产总值这个术语。
虽然GNP和GDP的概念不完全相同，但通常认为，这标志着GDP的正式诞生，库兹涅茨也被称为GDP之父。
第二部分
GDP的发明是20世纪的重大事件。
它的影响绝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它深刻影响了包括二战、冷战在内的20世纪重大历史走向。
有经济史学家指出，发明GDP是经济学领域的曼哈顿计划。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知道，曼哈顿计划是美国制造原子弹的计划，而GDP和原子弹一样，是美国赢得二战的战争利器。
1942年，库兹涅茨加入美国战时生产委员会规划委，主要任务是运用他的国民账户计算方法，来计算美国有多少生产力和闲置产能能够投入战争，美国的经济实力是否能够支撑在欧洲和亚洲两线同时开战。
换句话说，这时候库兹涅茨的角色和前面说的那位法国财政大臣内克尔有点像，不过，库兹涅茨可比内克尔靠谱多了。
当时华盛顿的专家们分为两派：
军事战略家认为，这件事情很简单，就是经济服从于军事，民用消费必须让位给军事需要，民用企业必须不计利润、快速切换到军工生产。
但是，以库兹涅茨为首的经济学家们反对这种看法。
他们提出，如果以损害民用经济的方式来打仗，战争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注定不能持久。
相反，必须先保证民用经济的正常运转，才能为战争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源。
现代战争打到最后其实就是生产能力的比拼。
经济学家们通过计算得出，民用企业不用大规模转向军事生产，因为民用企业中本来就有相当一部分闲置产能，只要利用好这部分产能，就足以满足战争需求。
企业界当然也强烈拥护经济学家们的方案，因为这样既不会减少他们在民用消费中的利润，还可以利用闲置产能增加额外的军事生产收入。
在这场争论中，经济学家说服了军事战略家。
美国政府根据库兹涅茨的估算报告修改了军需方案，甚至修订了战争计划。
根据当时的生产水平，美国政府认为在1944年初之前，不能在欧洲直接投入兵力参战。
诺曼底登陆被最终定在了1944年6月。
最令人吃惊的是，按照这种精确计算的战时生产计划，1944年美国不但有能力在欧洲和太平洋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而且美国国内的个人消费水平也处于历史最高位。
也就是说，美国的经济实力越打越强，老百姓越打越富有。
反过来看纳粹德国，不顾一切地把国内所有生产能力都投入到军事生产，导致民用经济越来越萎缩，老百姓越来越穷，输掉战争是迟早的事了。
所以，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说，库兹涅茨团队对美国赢得二战的贡献，至少相当于几个步兵师。
二战结束时，给欧洲留下的是一片废墟，而给美国留下的是强大的工业部门和庞大的民间储蓄，美国的战后经济快速繁荣。
1947年，美国启动马歇尔计划来帮助欧洲经济复兴，但有一个附加条件：
欧洲各国必须定期统计各自的国民生产总值GNP，这样美国才能知道马歇尔计划有没有起作用，以及需要持续多久。
为此，欧洲各国派出上百名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接受相关培训。
据这本书披露，库兹涅茨还亲自辅导蒋介石政府，教他们以美国标准来制定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以便更好地调动经济资源来打内战。
在美国的强力推广之下，到1950年代，GNP成为了西方各国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
不过这时候，GNP还没有一统江湖。
因为世界经济的另一半，也就是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用的不是GNP，而是“社会总产值”这个指标。
社会总产值和国民生产总值听起来好像差不多，但统计口径完全不同。
社会总产值只计算物质产品的产值，排除掉了服务业，认为服务业只是对物质产品的重新分配，不涉及生产；但国民生产总值既包括物质产品产值、也包括服务业产值。
在战后几十年中，随着西方国家从产业资本过渡到金融资本，服务业占GNP的比重越来越大，到1980年，美国服务业的比重已经超过了制造业。
这样一来，如果光看数字，苏联阵营的社会总产值肯定比不过西方阵营的GNP，从气势上就输了一大截。
苏联方面肯定不甘示弱啊，他们宣布，如果按社会总产值计算，苏联的经济增长率要远远高于美国。
美国方面则针锋相对，声称按GNP计算，苏联的经济增长率根本不是美国对手。
你可能想不到，冷战不仅仅是美苏之间的军备竞赛，双方还在打一场关于国民经济数据的“统计战争”。
当时美国中央情报局最重要的任务，不是派出间谍获取军事机密，而是收集苏联的经济情报、想尽一切办法挖掘苏联经济数据造假的证据，以此来摧毁人们对苏联经济的信心。
美国中情局宣布，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只有苏联官方数字的1/5。
与此同时，时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的库兹涅茨再度出马，提出了著名的“库兹涅茨曲线”。
这条曲线表明，1913~1948年，也就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突然明显降低了。
库兹涅茨认为，这意味着，虽然在资本主义早期，贫富差距可能会加剧，但随着资本主义进入“高级阶段”，经济增长的红利就能自动扩展到底层民众，贫富差距越来越小。
当然，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后来证明了，库兹涅茨这个结论是错的，具体论证过程你可以去听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
但是在当时，“库兹涅茨曲线”给冷战时的西方阵营打了一剂强心针：
它从理论上证明了，资本主义可以克服它的内在矛盾，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库兹涅茨曲线”也成为冷战中被广泛宣传的经济理论。
美国一方面围绕经济数据展开强大的舆论攻势，一方面对苏联经济的软肋展开攻击。
苏联由于粮食短缺，需要出口石油换取外汇，并用一半以上的外汇来购买粮食。
美国在1980年代一手打压国际油价、一手哄抬国际粮价，给苏联经济造成严重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分裂，一部分高层领导开始怀疑苏联模式。
戈尔巴乔夫就公开批评苏联经济数据造假，并且认为社会总产值的核算方法存在严重问题。
1988年，苏联决定放弃社会总产值指标，主动与美国专家接触，学习GNP核算方法，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暗中做了大量工作。
没过多久，柏林墙倒塌、东欧剧变；两年之后，苏联解体。
也正是在1991年，GNP被GDP取代，GDP作为这个世界上最强有力的数字，登上历史舞台。
第三部分
GDP是国内生产总值，而GNP是国民生产总值，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具有政治意义上的重大调整。
GNP是按国籍来划分的，它计算的是一个国家的所有国民生产的全部商品和服务，不管这个国民是在国内还是国外；而GDP是按领土来划分的，它计算的是一国领土之内生产的全部商品和服务，不管是本国人生产的还是外国人生产的。
为什么要用GDP取代GNP呢？
苏联解体之后，世界经济进入了全球化时代，资本在各国之间大幅流动，这时候计算GNP比较困难而计算GDP更容易一些。
除此之外，本书作者指出，GDP取代GNP，还有一个隐藏的功能，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掩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日益扩大的不平等。
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命脉全部掌握在外资企业手中，那么，这个国家的GDP很可能看起来还不错，但它实际上已经丧失了经济自主权。
不过，这还不是GDP最严重的问题。
在进一步讨论GDP的缺陷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GDP的计算方法。
GDP有三种计算方法，分别叫做生产法、支出法和收入法。
下面我会提到一些公式，这些公式你都不用记，稍作了解就好。
生产法是指，把各行各业生产的所有商品和服务加总起来。
但是，生产过程中还有物品的消耗，比如，包子铺总要消耗面粉和肉吧，所以计算这个包子铺的产值时必须减去消耗的面粉和肉的产值。
生产法计算公式为：
GDP=所有产品和服务的总产值–所有中间品的产值。
目前我国就是用生产法来计算季度GDP。
第二种计算GDP的方法是支出法，也就是把居民、企业和政府的所有支出项加总起来。
由于计算的是“国内”生产总值，所以还需要加上出口的部分，减去进口的部分。
支出法计算公式为：
GDP=居民消费+企业投资+政府购买+出口额–进口额。
这是表示GDP构成的最直观的公式。
顺便说一句，也有人认为，GDP之父不是库兹涅茨，而是凯恩斯。
因为在库兹涅茨的统计中，只计算了私人部门的开支，而没有把政府购买计算在内；后来在凯恩斯的坚持下，政府购买才最终进入GDP核算，是凯恩斯界定了如今的GDP统计口径。
第三种计算GDP的方法是收入法。
它衡量的是一个经济体获得的所有收入，计算公式为GDP=工资+利息+利润+租金+生产税净额+折旧。
这些公式记不住没关系，你只要知道，在理论上这三种计算方法得出的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因为你的支出就是别人的收入，一个经济体的总支出一定等于总收入，也等于总产值。
所以在核算年度GDP的时候，需要根据三种计算方法对统计误差进行调整。
看起来，GDP很好地完成了库兹涅茨的愿望，也就是通过一个数字，来反映个人、企业和政府所有经济活动的总和。
GDP增长就意味着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就意味着社会进步。
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下，各国政府掀起了GDP军备竞赛。
但是要注意，这个逻辑推演是不成立的。
第一，经济增长并不等于社会进步和国民幸福感的提升，这一点不用多说。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GDP增长并不等于经济增长。
这是为什么呢？
从前面的GDP计算方法中我们看到，GDP只计算进入市场交易的生产活动，而排除掉了不进行交易的生产活动。
比如，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人们的生活水平也许并不差，但这些生产都没有进入交易，所以GDP为零。
再比如，一个全职妈妈的所有劳动是不被计入GDP的，而如果你雇佣一个保姆，保姆的工资是要算入GDP的。
再来设想这样一个场景，假如你和你的邻居，各自在家做晚饭吃，这是不产生GDP的；而如果你把你做的晚饭，100元卖给邻居，邻居把他做的晚饭，100元卖给你，那你们就一起创造了200元的GDP。
也就是说，生产同样多的产品和服务，市场化程度越高、GDP就越高。
那市场化程度是不是越高越好呢？
当然不是。
就拿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来说。
像公立学校、公立医院、市政公园等等，因为没有市场化，所以无法计算服务的产值，只能按照政府的采购成本来计算GDP，这个数字比实际的服务产值要低得多；但是，如果提高市场化程度，把这些公共服务全部私有化，只有私立学校、私立医院和私立公园，它们的服务产值会被全部算入GDP，从而大大推高GDP数字。
显然，这样的GDP增长不等于经济增长，更不等于社会进步。
GDP计算方法的第二个问题，是它只关心产品和服务的交易价值，而不关心交易的实际内容是好是坏。
你有没有听过那个关于经济学家的著名笑话：
两个经济学家正在风景如画的树林里散步，忽然发现地上有一坨狗屎。
甲对乙开玩笑地说：
你把它吃了，我给你100万。
乙一听，这么容易就赚100万，不赚不是人，三下五除二就把屎吃了。
甲没办法，只好现场开了一张100万的支票给乙。
两人继续往前走，忽然发现地上又有一坨狗屎。
这时候，乙财大气粗地对甲说：
你把它吃了，我也给你100万。
甲一想，损失的100万还能赚回来，吃坨屎算什么？
于是也把屎吃了。
两人继续往前走，越想越气：
谁也没挣到钱，却每人白吃了一坨屎，太冤了！
这时候，第三位经济学家走过来，知道了事情经过，安慰他们说：
“你们真了不起，短短几分钟就创造了200万GDP！
”
故事当然是假的，但这里说的GDP的计算方法没有问题。
可以把甲吃屎看成是甲对乙提供的一次服务，服务价格是100万；反过来也是一样。
所以这两次服务产生的价值，都要算入GDP，而不能相互抵消。
但是，这个服务对双方来说是不是必须的？
是不是合理的？
这就不是GDP关心的问题了。
比如，欧盟统计局在2012年明确指出，凡是相关方自愿参与的金钱交易，都可被视为合法经济活动，交易价值都应该纳入GDP。
之前一些被认为是不合法交易，比如性交易和赃物交易，现在都被合法化并计入GDP了，欧盟的GDP也就立马多出一大块。
英国国家统计局甚至派专人去调查全国性工作者的数量，以便估算他们的GDP贡献值。
在美国，一些州相继宣布毒品合法化，美国的GDP当然也会水涨船高。
换句话说，一个国家被纳入“合法交易”的产品和服务越多，GDP也就会越高，而不管这些产品和服务到底是好是坏。
进一步说，即使在传统上被认为是合法的产品和服务，也不是增长越快就越好。
比如金融业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靠击鼓传花的游戏，金融业产值的暴涨意味着国民经济进一步虚拟化和泡沫化了。
再比如，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食品工业和药品工业，这两个产业为美国贡献了相当可观的GDP。
它们之间其实是一种完美共生的关系：
食品工业通过高盐、高糖、高脂食物批量制造病人，而药品工业通过各种昂贵的药物为病人续命，这种“双极运作”模式确保了消费循环的畅通，GDP当然也会持续增长。
但代价是，肥胖问题和滥用药物同时成为最严重的“美国病”。
显然，这样的GDP增长不等于经济增长，更不等于社会进步。
除此之外，GDP最遭人诟病的地方在于，它在计算时并没有扣除掉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破坏。
一个石油输出国的GDP越高，意味着它留给子孙后代的石油储量越少。
一个地区GDP的增长，很有可能是以破坏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为代价的。
这就导致，GDP的增长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之间出现了明显的断裂。
结语
正是因为GDP存在这些严重的缺陷，从1970年代起，全球知识界都在积极寻找GDP的替代品。
比如，有人提出了绿色GDP的概念，就是从GDP中扣除掉对资源环境的破坏成本。
但这种方法的困难之处在于，你怎么给大自然定价呢？
谁能说出一条洁净的大河、一个丰富的生态系统，到底值多少钱？
退一步说，即使我们能够给自然定价，也绝不应该这样做。
某样东西一旦有了价格，它就成了可交易的对象，不再是神圣而无价的了。
除了绿色GDP，还有人提出了真实发展指数（GPI）、国民幸福总值（GNH）、以及联合国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数（HDI）等等。
但是，这些指标也都有各自的问题。
比如，人类发展指数就被认为对富裕国家没什么用，因为它们的得分都差不多。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指标能够真正取代GDP，GDP仍然是这个世界上最强有力的数字。
回顾GDP的历史，它作为“战争利器”被发明出来，在战后又给人类带来了经济增长的概念。
但是，就连GDP之父库兹涅茨也在反躬自问：
“增长的到底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追求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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