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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学界中国信仰仪式音乐研究
英语学界中国信仰仪式音乐研究
——以佛教、道教及民间信仰为例*
杨晓
2013-1-1413:
11:
35 来源：
《世界宗教文化》（京）2011年5期
内容摘要：
本文关于英语学界中国信仰仪式音乐研究的评述，基于对西方民族音乐学相关英文文献的全面整理、分类与研读，在时间脉络上主要截取1985年以来的研究成果，并将焦点集中在学者们持续深入研究的三种领域：
汉传佛教仪式音乐研究、道教仪式音乐研究和民间信仰仪式音乐研究。
透过此类型化方式及对典型研究成果的述与论，分析诠释民族音乐学英语学界中国信仰仪式音乐研究的整体趋势与理论取向，并为中国学者的相关工作提供一些可资比较的方法与视野。
关键词：
仪式音乐；英语学界；民族音乐学；中国研究
作者简介：
杨晓，民族音乐学博士，上海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项目研究员，四川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教授。
综观英语学界近半个世纪以来关于中国音乐的整体研究，“信仰仪式音乐”[1]是贯穿其学脉的重要话题，其历时一脉的关注常不离宗教祭仪及民间信仰中的用乐仪轨；而共时一脉更牵涉到汉族及诸少数民族传统信仰仪式中对音乐的表演。
这种研究路向，一方面呼应着研究对象（中国传统音乐）整体上民俗化-仪式化的自身特征，一方面回应着研究主体（西方民族音乐学）之“文化中的音乐”与“作为文化的音乐”的研究精神。
整体而言，英语学界关于“信仰仪式音乐”的研究在当代呈现出多元的志趣，来自宗教学、神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领域的学者，从不同学科视野介入中国仪式研究的同时，也往往牵涉到与仪式常相伴生的仪式音乐。
不过实际情况是，非音乐学学科对仪式音乐的涉猎往往流于浅描并多将音乐沦为诠释信仰观念、仪式行为的注脚。
尽管荣鸿曾等学者曾整理出版过中国仪式音乐研究的英文文集《和声与对位：
中国语境中的仪式音乐》，[2]在加利亚诺主编的《权力，美感与意义：
关于中国音乐的八个研究》[3]中也有不少文献直接涉及到信仰仪式音乐，但时至今日英语学界关于中国信仰仪式音乐的研究尚未得到专题性的有效整理，而以个案形式散落在相关主题之中。
鉴于此，本文就英语学界中国信仰仪式音乐研究的述与评，以“信仰仪式音乐”自身为核心，并将来自“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成果作为主要关照对象。
本文关于民族音乐学英语学界中国信仰仪式音乐研究的梳理，基于对相关文献的全面整理、分类与研读，在时间上主要截取1985年以来的研究成果。
不过本文的目标并不在于以“书目志”形式对这些文献做出一一陈列，而是透过类型化方式对典型成果做出细致述评，以分析其研究的整体趋势、总体特征与理论取向，并为中国学者的相关工作提供一些可资比较的方法与视野。
基于此，本文将焦点限定在学者们持续深入研究、也是文献指向最集中的三个领域：
汉传佛教仪式音乐研究、道教仪式音乐研究和民间信仰仪式音乐研究。
一、汉传佛教仪式音乐研究
民族音乐学英语学界关于佛教音乐的研究[4]主要集中在亚洲以及其他区域的亚裔人群中。
2002年，格林、霍华德等5位学者联合撰文《佛教与亚洲音乐文化：
文献概观与评论》，[5]检视了半个世纪以来用12种不同语言出版的300余篇相关学术文献，并以专栏形式特别陈述了英语学界对于中国佛教音乐的研究现状。
从其所列出的10余篇文献可鉴，“汉传佛教仪式音乐”成为英语学界中国佛教仪式音乐研究中明显的主流。
[6]尽管在1883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7]编写的音乐教科书中便可见其对五台山佛教仪式音乐的记录，但论及学术意义上的专题研究却是相当晚近。
1960年代毕铿为利维采录的田野录音所作的文字说明，应该是最早的音乐学英语文献之一。
[8]
1989年3月，香港浸会学院音乐艺术系主办的“佛教音乐国际研讨会”是国际上第一次佛乐研讨的盛会。
其中皮卡尔发表的《普庵咒研究》[9]以及比恩鲍姆发表的《唐代佛教徒观想体验中的声音与音乐》可视为20世纪末英语学界对佛教音乐形态与声音观念研究的典型案例。
皮卡尔的文章将以“普庵咒”为名的佛乐与俗乐搜集整理在一起，并对其不同的来源逐一加以比较分析，旨在讨论“同宗乐曲如何以不同形式‘生存’于不同品类的中国传统音乐中”。
在关于唐代佛教徒观想体验的研究中，比恩鲍姆引用大量佛教典籍以追索佛教中感通经验与音乐的关系。
作者指出当时的佛教徒相信在“像法”与“末法”时期，观想体验是接触神明的关键途径。
颂神名号是观想的主要方式。
作者不仅梳理出佛教文献中对于仪式音声的描述、主张与行为方式，而且进一步追溯着这种声音观想体验在唐代佛教徒中的实践。
[10]综观近半世纪的相关文献，英语学界对佛教仪式音乐的关注，在视野与方法上似可分为前后两段：
前者更注重对仪式中音乐声音的形态描述以及对佛教经籍中仪式音声呈现方式的爬梳，后者则偏重于对仪式音声、仪式行为、宗教观念、社会场景、变迁过程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综合考量与分析。
上述两篇文献代表了这前后两段之间的重要转型。
在2000年，陈碧燕、陈惠珊和蔡灿煌3位台湾学者以英文发表的中国佛教仪式音乐论文代表了近年来英语学界的主要研究成果，贝斯·玛丽·斯切潘斯基于2008年新出炉的博士论文则显现出年轻的西方民族音乐学者对中国佛教仪式音乐的研究兴趣。
陈碧燕以其博士论文《早课与晚课：
中国佛教僧团仪式、音乐与教义的实践》[11]为起点，围绕着中国佛教仪式音乐的“描述-诠释”、“传统-变迁”两个视角展开。
透过对“早课”与“晚课”的仪轨解析，在描述佛教音乐思想与佛教仪式音声实践过程、行为结果之三边关系的同时，陈碧燕期待解决的问题包括：
僧伽如何透过早课、晚课的仪式音声践行教义并体悟佛教精神？
僧团如何通过特定的日常仪式建立起稳定的社会关系？
个人如何在仪式过程与音声实践中达成对僧团的认同？
为何在多流派且地方化的佛教音乐中，早课晚课的仪式音乐能在泛地域、长时段的历史过程中保持相当的统一性和稳定性？
如果说陈碧燕在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中，将佛教仪式音声置于传统佛教仪式、社会情境与地方音乐的大背景之下，那么她后来的研究则更进一步指向在资本全球化、多元文化交互流动中，当代中国佛教仪式音乐的变迁。
在《纯粹的圣颂与大众的音乐：
当代中国佛教吟诵的观念变迁》[12]和《佛教吟诵、信仰歌唱与商业流行音乐：
从仪式到摇滚咒文》[13]两篇文章中，陈碧燕以相当局内的姿态试图厘清“佛教梵呗”与“佛教音乐”在概念与行为上的区分，并试图诠释“佛教音乐”这一提法为何在当代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等地取代了“梵呗”这一原本的局内概念；同时，透过对当下共时存在的三类佛教音乐（传统赞呗及经文吟诵、现代非寺院法器之乐器伴奏且加入中乐或西乐因素的佛教音乐、流行前卫反传统的佛教音乐）的对比反观当下社会中佛教实践方式的适应性变迁。
[14]陈慧珊在其伦敦大学的博士论文《死亡之声：
福建佛教功德仪式中仪式专家和他们的口头仪式音乐》[15]及后来发表的系列文章中，[16]一方面探讨了民间佛教“香花”功德仪式的音乐形式、表演行为及其宗教意味，另一方面检视了当代中国的政治环境与意识形态如何影响到佛教仪式及仪式音乐的重新建构。
陈碧燕、陈慧珊对佛教仪式音乐的关注均强调在变迁的文化语境中对仪式音乐传统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探讨。
而蔡灿煌对佛教仪式音乐的研究则较多体现出他对“文化空间”的兴趣。
他以英国几所佛教寺院为考察目标，更多指向对仪式音声传统在本域与异域间之“稳定性”与“流动性”，[17]或仪式展演之“身体观”与“角色性别研究”的描述。
[18]上述3位以英文写作的台湾学者生长于中国文化，又受训于西方学术传统，既具有中西方双重文化身份，又对佛教仪式音乐有局内体验式考察。
这种认同的双重性明显地体现在他们对佛教仪式音乐的研究中，即在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样态与意味的同时，呼应着西方民族音乐学研究惯有的问题意识。
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斯切潘斯基在其博士论文《笙管乐的过去与当下：
五台山佛教音乐的传统、调适与革新》中，展示出年轻西方学者对中国佛教仪式音乐的浓厚兴趣与研究功底。
这篇近600页的论文如百科全书般对五台山佛教仪式音乐做出全面周到的描述，并对传统中国宗教音乐如何适应不断变迁的当代中国社会场景做出有益的理论探讨。
在论文摘要的结尾作者似乎颇有感慨，认为中国佛教仪式音乐的这一重要研究领域在西方学界尚有巨大的学术空间，需进一步重视与关注。
二、道教仪式音乐研究
“道教仪式”在西方人关于中国制度性宗教仪式的研究中实属显学。
1991年法国学者石秀娜出版《西方道教研究编年史，1950-1990》对20世纪下半叶的西方道教研究做出完整梳理。
在作者的论述中，施舟人、苏海涵、米歇尔·斯特里克曼、劳格文、龙彼德等等道教研究的重要西方学者均对道教科仪做出过不同侧面的专题讨论。
不过颇为失衡的是，与道教及其科仪本身的研究相比，英语语境中关于道教科仪音乐的研究呈现出巨大的落差。
尽管钟思第、施祥生、李海伦、陈慧珊等民族音乐学家的研究均在某种程度上牵涉到道教仪式音乐，但他们的研究论及更多的不是作为制度性宗教的道教仪轨中的音乐，而是作为民间宗教（或称扩散型宗教）的、地方化、民俗化了的道教仪式音乐。
1985年11月，香港中文大学举行“国际道教科仪及音乐研讨会”，在其后出版的论文集中我们第一次看到西方学界关于道教科仪音乐的集中研讨。
一些道教研究的重要学者和民族音乐学家在会上纷纷发表了他们以“科仪音乐”为视角的研究——如：
苏海涵《宿启科仪：
乐谱和录像以及安灵宝真文，收真文舞蹈》、[19]朱迪思·博尔茨《道藏乐谱及其今日之演奏习惯》、[20]阿伦·卡根《八仙贺寿：
音乐的象征与仪式》[21]等。
曹本冶于1989年向匹兹堡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道教仪式音乐：
香港道观之〈盂兰盆会〉（饿鬼节）个案研究》[22]是首篇以英文写作的、以道教科仪音乐为主题的博士论文。
作者从“仪式场景”和“音乐与文本”两个角度系统分析诠释了“盂兰盆会”这一重要的道教科仪中音乐的声音形态，以及音乐与仪式、音乐与经文、道乐与民间音乐之间的关系，并由此探讨了仪式音乐传统之地域性和跨地域性涵义。
他的其他英文出版包括《中国的道教仪式音乐》、《道教仪式音乐的固定与非固定因素：
以上海白云观施食仪式的个案研究为例》。
[23]
除却西方学界自身在“道教仪式音乐”与“道教及道教科仪”研究间严重比例失衡之外，另一个明显的失衡表现在中文学界近年来对道教音乐研究的深度拓展及中、西方就此方面交流的欠缺。
1993年以来，香港中文大学曹本冶教授着意组织中国大陆及港台学者对道教仪式音乐进行规模宏大的系统研究。
“中国大陆、香港及台湾主要道教宫观传统仪式音乐的地域性及跨地域性比较研究”和“中国民间信仰仪式音乐的曲目、风格及传统研究”两项重大课题，分别针对作为制度性宗教的道教科仪音乐以及扩散性宗教的民间道教用乐进行了精致研究，并在50多项个案的基础上拓展出关于道教乃至信仰仪式音乐研究的种种理论升华。
据曹先生口述，其刻意组织汉语学者并以汉语对道教仪式音乐的研究，目的之一即在提升汉语学界对母语音乐文化的整体认知能力。
[24]如曹先生所愿，上述若干研究成果已经在中国音乐学界产生深刻影响。
不过甚为遗憾的是，这些研究实例和理论总结至今尚未真正传播到英语学界，并与之形成有效的学术对话。
三、民间信仰仪式音乐研究
在英语学界关于中国仪式音乐的研究中，民间信仰仪式音乐不仅与其他学科关系最紧密，且学者们涉猎最多、文献量最大。
由于中国民间音乐自身“礼俗化”的生长特质，使得英语学界对中国民间音乐研究大多都涉及到信仰仪式音乐。
针对难以计数的相关文献，本文仅截取这一领域中2位重要学者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分别讨论：
其一为钟思第关于汉人民间信仰仪式中器乐传统的研究；其二为李海伦关于纳西人与洞经仪式音乐的研究。
在钟思第对中国传统音乐（尤其是北中国民间器乐传统）的研究中，仪式音乐是其贯穿至今的主线。
透过10余年的田野工作，钟思第渐渐觉悟到信仰仪式音乐之于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地位，并将其“自觉”引人研究的核心视域。
从钟思第1995-2008年的3部著作，可见到一个局外学者对他者音乐文化日渐觉悟的学术历程。
在《中国民间乐社》[25]中，作者将仪式音乐置于中国器乐传统的重要位置，以不同的专题描述了器乐传统仪式庆典化的生长空间及其与民俗节庆信仰活动之间的关系。
著述中多次提到中国传统音乐各种仪式化的生存方式，并试图从仪式音乐的角度讨论中国传统音乐中宫廷、文人、寺院与民间音乐的多种关联。
《采风：
新旧中国乡村音乐家们的生活》[26]以京畿涞水县南高洛村为焦点，将民间音乐家的个人命运与中国20世纪复杂的社会变迁脉络，以及乐社组织与地方信仰、国家制度联系在一起。
在文章中，仪式与仪式音乐再次成为重要脉络，作者不仅将乐社“音乐会”界定为仪式性组织，并将传统音乐会的运作方式、功能联系到当地的各种地方仪式传统中。
在著述之末，作者将仪式化的音乐与音乐生活视为传统的象征并表现出对其现代化变迁的焦虑。
钟思第第3部著作《中国北方的仪式与音乐：
山西管乐乐班》[27]在对山西阳高县“阴阳”（笙管乐班）与“鼓匠”（唢呐乐班）为主要对象的考察中，作者以“葬礼”和“庙会”为主要线索，对民间化和地方化的佛、道仪式中的音乐组织、音乐行为与音乐形式进行了多角度的考察。
作者认为阴阳和鼓匠在本质上既是仪式专家又是音乐操弄者，而管乐乐班本身即为一种仪式组织。
以北中国民间器乐的研究作为其认知中国传统音乐的起点，信仰仪式音乐最终成为钟思第从局外走向局内的一以贯之主题。
在西方学者对中国少数民族音乐为数不多的研究中，仪式音乐仍是凸显的主题，其中李海伦（HelenRees）关于西南纳西人洞经音乐的研究显得颇为突出。
李海伦以其博士论文《音乐的变色龙：
纳西属地的中国/汉族曲库》[28]为基础，发表了一系列以洞经音乐为主题的论文并于2000年出版专著《历史的回声：
纳西音乐在现代中国》。
[29]在作者的描述中，1950年代之前“洞经音乐”在纳西人眼中是典型的汉族道教仪式音乐，不仅有特定的操弄人群“洞经会”，而且在佛、道、儒三教的特定仪式中进行展演。
1950年之后，尤其是1980年代以降，当地纳西人将洞经音乐作为本民族文化的象征纳入到纳西传统音乐体系中，以“纳西古乐”命名后的洞经音乐失去了原有的仪式功能而作为旅游资源呈现在各种民俗舞台上。
透过这样一个仪式音乐世俗化和舞台化的过程，李海伦试图为中国西南一个少数族群自治小城勾勒出一副历史的、国家的、族群的、政治的乃至全球的动态背景，并在这一背景上展示纳西人如何借由对洞经音乐之族群属性的操弄来回应族群外部世界的变化并由此建构和重构族群的边界与认同。
[30]
众多成果中，钟思第和李海伦的研究具有相当的典型性。
他们在与中国本土学者合作研究的基础上，一方面或多或少借助或吸取了本土经验与认知，另一方面又以西方民族音乐学特有的问题意识和学术视野对中国民间信仰仪式音乐进行自成一体的诠释。
四、英语学界中国信仰仪式音乐研究的4种观察
到目前为止，民族音乐学英语学界中国信仰仪式音乐的研究成果，绝大多数建立在个案研究基础之上并以音乐民族志形式呈现。
借用杨民康在《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31]中提出的音乐民族志系列分析模式，本文将从4个相关角度——研究者身份（局内-局外-中介）、学科取向（学科-多学科-跨学科）、研究焦点（声音-行为-观念）、研究视野（微观-中观-宏观），对民族音乐学英语学界中国信仰仪式音乐的研究进行整体解读与观察。
1、局内-局外-中介：
就研究者身份而言，涉足该领域的学者既可视为“一”又可分为“二”。
以其与“中国文化及传统音乐”的先天关系为标准，可将相关学者“局内-局外”两分。
来自于中国大陆、香港与台湾的学者生长于中国传统音乐与文化的大背景中，在文化身份上更趋近局内角色，与成长于西方文化学者先天的“局外”身份形成明显区别。
不过从学术训练的角度来看，上述两类学者实又“合二为一”。
无论其先天身份如何，他们都不同程度亲历了三种相似的学术历程：
其一为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训练，其二是对中国传统音乐相对系统的学习，其三是透过长时段田野工作对研究对象的系统把握。
上述三种学习过程，令英语学界的研究者在问题意识及价值取向上形成一些明显共性。
在观念取位上，这些学者大多遵循西方民族音乐学特有的持衡态度，一方面强调对局内主位观的深度认知，一方面不放弃客位的观察与判断。
于是我们在大多数研究中，看到他们在“融入-跳出”之间一种倾向于“文化翻译中介者”的描述与诠释立场。
2、单学科-多学科-跨学科：
尽管本文一再强调“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背景，但必须承认，英语学界对于中国信仰仪式音乐的研究在事实上是“多学科”共时介入的。
不过正如本文开始提到，在非音乐学科的视域中，仪式音乐往往沦为观念与文化的注脚。
表面上看，本文仅讨论了民族音乐学这一“单学科”的相关研究，但深入理解则会意识到这一研究领域的“双重跨学科”研究特质。
所谓“双重”，一为民族音乐学本身鲜明的跨学科性，一为中国信仰仪式音乐这一特定对象所必然引发的跨学科的研究模式。
此双重跨学科性表现在具体研究中，是不同学者以不同研究对象与目标为据，将音乐学与不同的人文社会科学相联系，其中又与宗教学、人类学、历史学三种学科产生更直接的关系。
不过，英语学界关于中国信仰仪式音乐的研究至今尚未与西方学界相当成熟的仪式研究形成整体对话，除了对某些仪式理论零散的使用之外，大多数研究仍在西方民族音乐学或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自身的理论语境和问题意识中徘徊。
3、声音-行为-观念：
事实上，梅里亚姆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民族音乐学基本分析模式“声音-行为-观念”至今未成为其他理论模型建构的基础。
从这个分析模型来看，英语学界学者对中国信仰仪式音乐的研究大多将焦点置于仪式音乐的行为过程与文化观念，并试图借用更广泛的人文社会学科既有理论来诠释中国信仰仪式音乐的行为与文化。
对于此种研究取向，不少学者曾提出反思：
学界把仪式音乐的“形态”和仪式与仪式音乐的上下文“语境”视为两分，主流取向偏重对后者的关注。
但是，在没有了解仪式音乐“是什么”之时，对仪式音乐的研究以“三级跳”的姿态把焦点锁定在文化语境，借用或直接挪用了来自其他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宗教学等的研究经验和理论知识谱系来解读“仪式音乐”，不免令人质疑：
其他学科用于仪式乃至非仪式研究的理论概念是否适用、或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仪式中“音乐”的解释？
[32]
4、微观-中观-宏观：
英语学界中国信仰仪式音乐之整体研究成果，目前多为“微观个案”。
面对传统深厚、支脉复杂的中国仪式音乐，多数学者会谨慎选择一个内容丰富且边界清晰的个案，透过长时段图书馆与田野工作完成对这一微观事项的细致爬梳，并最终形成一个精致的微观音乐民族志文本。
笔者看来，英语学界对中国仪式音乐的认知，从微观个案走向中观比较，再至产生出某种宏观阐释格局尚需相当时日。
溯其缘由，一方面是因为英语学界尚未真正形成关于中国音乐乃至仪式音乐研究的学术团队，相关学者的研究各有偏爱并未达成有效的内部学术对话；另一方面，尽管大多英语学界学者都与汉语学界学者有个人化的充分交流，但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中西方学术对话，英语学界对目前汉语学界已有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并未真正把握。
在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中，无论对局内汉语学者还是局外英语学者而言，信仰仪式音乐都是一个深重的话题。
随着学界对中国传统音乐礼仪化、民俗化及文化化之本质的日渐体悟，仪式音乐正在回归到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核心，在纵向上贯穿时间、语境更迭的传统社会及当下变迁，在横向上沟通官、仕、民、僧的传统社会结构及多族群、多信仰的文化交往。
作为缘生于文化网络上的一个“结点”，中国信仰仪式音乐运行于整体社会的“意义之网”中，对这个结点的打通不仅需寻求更广泛的跨学科合作，更希求中、西方学者跨语境的群体互动与深度交流。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香港中文大学曹本冶教授、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教授与上海音乐学院萧梅教授有益的建议和批评，笔者特致谢忱！
注释：
[1]本文所言及汉语“仪式”在没有特别说明的情况下均指向英语“Ritual”一词。
同时，本文以汉语“信仰仪式音乐”一词泛指英文语境中各类与“信仰”（belief）相关联的“ritualmusic”。
[2]Yung,Bell;Rawski,EvelynandWatson,Rubieeds.1996.Harmony&Counterpoint:
RitualMusicintheChineseContext.Stanford:
StanfordUniversityPress.
[3]Galliano,Lucianaed.,Power,BeautyandMeaning:
EightStudiesonChineseMusic,Firenze:
LeoS.OlschkiEditore.
[4]本文对英语学界佛教仪式音乐研究的梳理以民族音乐学为主要学科，暂不牵涉其他相关论域（如宗教学、文学等学科）对佛教音乐的描述，如梅维恒（VictorMair）、姜士彬（DavidJohnson）等人的相关文献。
[5]Greene,PaulD.;Howard,Keith;Miller,TerryE.;NguyenPhongT.andTan,Hwee-San.2002."BuddhismandtheMusicalCulturesofAsia:
ACriticalLiteratureSurvey."TheWorldofMusic44
（2）:
135-175.
[6]基于特殊历史原因，英语学界关于藏传佛教仪式音乐和南传佛教仪式音乐的研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主要集中在中国境外。
[7]本文所提及西方学者姓名，凡其有惯用中文姓名者均用其中文姓名，而不再对其西文姓名进行音译。
如TimothyRichard用其中文名字“李提摩太”而不再翻译为“提莫斯·理查德”；本文所提及的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学者，均用其中文姓名，并在之后附加其常用英语姓名或书写方式作为说明。
如陈碧燕（Pi-yenChen）、陈惠珊（HweesanTan）和蔡灿煌（Tsan-HuangTsai）。
[8]参见:
Greene,PaulD.;Howard,Keith;Miller,TerryE.;NguyenPhongT.andTan,Hwee-San.2002."BuddhismandtheMusicalCulturesofAsia:
ACriticalLiteratureSurvey."TheWorldofMusic44
（2）:
135-175.
[9]Picard,Francois.1991."Pu'anzhou-TheMusicalAvatarsofaBuddhistSpell."CHIME3:
32-37.
[10]对上述两篇文章的简述，部分源于叶明媚的文章《佛教音乐国际研讨会：
一次历史性的音乐聚会》（1990）。
[11]Chen,Pi-yen.1999.MorningandEveningService:
ThePracticeofRitual,Music,andDoctrineintheChineseBuddhistMonasticCommunity.Ph.D.diss.,UniversityofChicago.
[12]Chen,Pi-yen.2004."TheChantofthePureandtheMusicofthePopular:
ConceptualTransformationinContemporaryChineseBuddhistChants."AsianMusic3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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