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的茶馆与中国城市社会生活以成都为例的论文社会文化论文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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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馆与西方的咖啡馆、酒店和沙龙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且其社会角色更为复杂，其功能已远远超出休闲范围，追求闲逸只是茶馆生活的表面现象。
茶馆既是休闲娱乐之地，又是各种人物的活动舞台，而且经常成为社会生活和地方政治的中心。
本文将以成都为对象，考察茶馆这个20世纪初中国最基本的经济文化单位，探索这一转折时期城市社会、公众日常生活以及政治生活的演化和变迁（注：
中国饮茶的传统很早即为西方和日本的旅行者所注意。
在他们的旅行记、调查以及回忆录中，经常描述他们关于茶馆的深刻印象。
见robertfortune,twovisitstotheteacountriesofchina（2vols.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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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那漫游谈》（切思会，18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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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那风俗》（东京日本堂，1920年）；
东亚同文会：
《支那省别全志》卷5，《四川省》（东京东亚同文会，1917年）。
西方学者已有一些研究中国茶文化和茶馆的成果，如waltermeserveandruthmes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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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中国の风土と世界像》（东京大修馆书店，19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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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泽治彦：
《饮茶の话》gs-tanoshiichisikivol.3（1985年）和《现代中国の茶馆——四川成都の事例かる》《风俗》26卷（1988年），4期；
铃木智夫：
《清末江浙の茶馆について》《历史にぉける民众と文化——酒井忠夫先生占稀祝贺纪念论集》（东京，1982年）。
不少美国的中国城市史学者指出了茶馆的社会功能，但并没有进行深入研究，参见williamski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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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也有不少关于茶文化的作品，但多限于文化介绍而非历史分析，如陈锦《四川茶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冈夫《茶文化》，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
民国时期黄炎培访问成都时，写有一首打油诗描绘成都人日常生活的闲逸，其中两句是：
“一个人无事大街数石板，两个人进茶铺从早坐到晚”。
教育家舒新城也写到，30年代成都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人们生活的缓慢节奏：
在茶馆里，“无论哪一家，自日出至日落，都是高朋满座，而且常无隙地”。
薛绍铭也发现，“住在成都的人家，有许多是终日不举火，他们的饮食问题，是靠饭馆、茶馆来解决。
在饭馆吃罢饭，必再到茶馆去喝茶，这是成都每一个人的生活程序。
饭吃的还快一点，喝茶是一坐三四个钟点”。
地理学家g.哈巴德更有同样感受，他发现成都人“无所事事，喜欢在街上闲聊”，人们似乎看不到近代大城市生活的那种快速节奏（注：
陈锦：
《四川茶铺》，12-13页；
舒新城：
《蜀游心影》，中华书局，1934年；
薛绍铭：
《黔滇川旅行记》，重庆出版社，1986年；
hubbard,thegeographicsettingofchengdu,p.125。
）。
外来的人们对成都有这种印象并不足为奇，因为成都人自己便有意无意地在推动这样一种文化（注：
正如一个茶铺兼酒馆门上对联对人们的忠告：
“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且喝一杯茶会；
劳力苦，劳心苦，再倒二两酒来”。
在街头摆赌局的地摊主也以其顺口溜招揽顾客：
“不要慌，不要忙，哪个忙人得下场”。
见正云《一副对联的妙用》（《成都风物》1辑，1981年）以及笔者在悦来茶馆的采访记录（1997年6月21日）。
），成都居民也自嘲这个城市有“三多”：
闲人多、茶馆多、厕所多。
当地民谚称“一市居民半茶客”。
成都的茶馆及其文化在中外是声名远播并成为其传统的一部分。
成都人也为自己的茶馆文化而自豪，甚至认为只有自己才配称“茶客”，只有四川才是真正的“茶国”。
如果成都人写他们自己的城市，几乎都离不开茶馆（注：
如李劼人的《大波》有许多场景都发生在茶馆，见《李劼人选集》2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
《四川茶铺》，32页；
张放：
《川土随笔》，《龙门阵》1985年3期。
人们注意到，从茶馆数量上讲，恐怕无其他城市与之匹敌（注：
在晚清有454个茶馆，1931年620个，1935年599个。
一种估计称该年每天有12万人次上茶馆（其时成都人口60万）。
舒新城称茶馆约占全部铺户的1/10。
1938年的《成都导游》说当时成都有800多条街，平均每两条街有一茶馆，其中大者可容200人至300人，小者可容数十人。
1941年的政府统计显示有614家茶馆，其从业人数占成都工商各业的第5位。
据成都茶业公会在40年代末的统计，其时成都茶馆598个。
另一些估计高达1000以上，这个数字可能包括城郊。
见傅崇矩《成都通览》下册，巴蜀书社，1987年，253页；
《国民公报》1931年1月15日；
杨武能等编《成都大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731页；
乔曾希等：
《成都市政沿革概述》，《成都文史资料选辑》5辑（1983年）；
胡天：
《成都导游》，蜀文印刷社，1938年，69页；
陈茂昭：
《成都茶馆》，《成都文史资料选辑》4辑（1983年）；
高枢年等：
《成都市场大观》，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110页；
姚蒸明：
《成都风情》，《四川文献》（台北）1971年5期；
《蜀游心影》，142页；
贾大泉等：
《四川茶业史》，巴蜀书社，1988年，366页。
茶馆对这个城市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在华的日本调查人员把茶馆与这个城市的繁荣紧密联系在一起（注：
《支那省别全志》卷5，《四川省》，631页。
谁是茶馆的常客？
据称有两类人：
一是“有闲阶级”，二是“有忙阶级”（注：
《成都导游》，62页；
易君左：
《川康游踪》，中国旅行社，1943年，194页。
按一般理解，“有闲阶级”是那些地方文人、退休官员、有钱寓公和其他社会上层。
“有忙阶级”则分为若干种：
一是将茶馆做舞台，如评书和戏曲艺人；
二是借茶馆为工作场所，如商人、算命先生、郎中以及手工工人；
三是以茶馆为市场，如小商小贩和待雇的苦力等。
不过，应当意识到，“有闲阶级”和“有忙阶级”的概念十分松散，并非严格的阶级划分。
虽然我们常用“有闲阶级”形容那些没有正经工作和享受生活的人，但他们并不是一个独立阶级而且可以有不同的经济背景。
不过，“有忙”和“有闲”这两个词的确囊括了在茶馆的各种人。
无论是上层精英还是下层民众、富人还是穷人、闲人还是忙人，都在茶馆这个公共空间里活动。
公共空间的造成及其经济文化色彩
成都茶馆之特点来自于其特殊的社会和生态环境（注：
据一些学者分析，成都平原道路狭窄崎岖，运输靠肩挑人抬，因此车夫、轿夫及其他苦力需要许多可喝水、休息的歇脚之处。
另外，成都井水含碱味苦，不宜冲茶，饮水多由挑水夫从城外运河水，因而成都茶馆都挂有“河水香茶”的幌子，否则“无人登门”。
由于水火不便，百姓人家一般都到茶馆买水。
见王庆源《成都平原乡村茶馆》，《风土什》1944年4期；
周询：
《芙蓉话旧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24页；
《川滇黔旅行记》，166页。
），当然也与活动其中的茶馆老板、堂倌、小贩、艺人以及顾客有着密切的关系。
作为一个文化和商业城市，成都需要有方便而舒适的公共场所作为人们的活动之地，茶馆便适应了这样的需求。
茶馆的名称、茶具以及其中的各色人等都反映出丰富的茶馆文化。
在四川，人们一般不称茶馆而叫“茶铺”、“茶园”、“茶厅”、“茶楼”、“茶亭”或“茶房”，而“茶铺”为最通常的叫法。
茶馆取名非常讲究，都力图高雅而自然，诸如“访春”、“悠闲”、“芙蓉”等。
茶馆的择址须考虑到商业、自然或文化氛围。
街边路旁引人注目是理想之地，河岸桥头风景悦目亦是绝妙选择，商业娱乐中心颇受青睐，至于庙会、市场更是茶馆最佳地点。
街边茶馆多利用公共空间，临街一面无门、无窗亦无墙，早上茶馆开门，卸下一块块铺板，其桌椅便被移到街沿上。
茶客们便可毫无遮拦地观看街景、行人往来，街头发生的任何小事都可以给他们增添乐趣和讨论话题。
绿树成荫的公园是茶馆的集中之地，城外的茶馆则以其幽雅的环境招徕顾客（注：
仅少城公园便有3座茶馆，见《国民公报》1918年5月8日；
周传儒：
《四川省》，商务印书馆，1926年，91页。
在吴虞1938年的一则日记中写道：
他与仆人出西门来到临河一茶铺，该茶铺在周日可售700-800碗茶之多，以致吴虞慨叹：
“成都闲游茶客之多也”（《吴虞日记》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775页）。
劝业场是成都第一个商业中心，著名的悦来茶馆便坐落在此。
花会是每年成都最热闹的公共聚会，位于二仙庙和青羊宫之间的空地成为巨大的市场和展览地。
据称有上百家茶馆和酒店在此搭棚营业（注：
《国民公报》1919年3月5日；
徐心余：
《蜀游闻见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2页。
开茶馆当然是一种商业活动，同其他商业一样是为追求利润，在成都形成了十分独特的开办茶馆的方式。
开茶馆一般来讲不需很多资本，只要有桌椅、茶具、灶和一间陋室，条件便基本具备。
在开张之前，茶馆老板已把厕所的“掏粪权”租给了挑粪夫，把一个屋角租给了理发匠，如果有人想在此茶馆提供水烟和热帕服务，也必须先交押金。
这样，这些预付定金已足够开办之资。
所以有人说，只要计划得当，开办茶馆可以白手起家。
另外，像肉店、饮食摊也常靠茶馆拉生意，亦愿意参加投资（注：
《成都茶馆》。
一则地方新闻报道揭示，一个妇女在收取了这些人的钱后并未开办茶馆而携款逃走，证明这种筹款方法在成都的广泛使用（《国民公报》1929年8月4日）。
开办茶馆的这种集资方式，反映了一个社区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茶馆较之其他生意要稳定得多，即使在经济不景气时，也较少受到波及，而且茶馆投资少、回收快而且利润不菲（注：
有人说茶馆利润在2至3倍之间（陈茂昭：
《成都茶馆》），这个估计可能过高。
1910年，悦来茶馆的股东获得其投资60%至70%的利润，较之其他行业，如此回报也相当不错了。
当然，当经济萧条之时，茶馆也会受到影响。
1931年茶馆行会称在一季之内便有40个茶馆歇业。
不过，应当注意到这个报告的目的是要求地方政府减轻茶馆税，因此有可能夸大茶馆面临的困境。
见《通俗日报》1911年8月3日；
《国民公报》1931年1月15日。
茶馆老板总是忌讳谈论其雇员工资和配茶方法，对其利润更是秘而不宣。
茶馆付堂倌工资一般按其所售茶的碗数来计，大约日所得在七八碗茶的价钱之间，虽然工价极低，但卖白开水的“水钱”归堂倌所有，常常多于其所挣工资。
居民常到茶馆的灶上炖肉熬药，火夫收的“火钱”例归己有。
其他勤杂工则按月付钱，饮食由茶馆提供。
一般来讲，生意兴隆的茶馆，必多售茶水，并以延长营业时间、吸引老顾客以及提高服务质量等手段来与同行竞争（注：
通常茶馆的营业时间是从早晨5点到晚上10点，但各茶馆亦按各自情况有所不同。
如棉花街的太和亨茶铺地处一个蔬菜市场，菜贩一般在开市之前到茶销喝茶，因此该茶铺在清晨3点即开门营业。
而在湖广会馆的茶馆则在午夜12点以后才打烊以便于春熙路、东大街一带商业繁华地区店销工作的师徒在关门后到此打发时光。
茶馆对清晨顾客总是另眼相看，因为一般都是常客，他们茶碗中的茶叶往往多于他人。
（陈茂昭：
《成都茶馆》））。
四川茶馆的茶具和家具也别具一格。
茶具一般由茶碗、茶盖和茶船（即茶托或茶盘）组成，这也是为何川人称其为“盖碗茶”的原因。
桌椅也具地方色彩，一般是小木桌和有扶手的竹椅。
堂倌是成都茶馆文化的重要角色，其或称“么师”，更有人冠之为“茶博士”（注：
据何满子考证，茶博士之称始于唐宋，其时世人喜好用官衔戏谑百业，诸如以郎中称医生，以员外称地主等，因此堂倌以其见多识广而冠以博士头衔（《五条侃》，成都出版社，1994年，155-156页）。
如果说在美国城市的沙龙老板被认为是那里的“注目人物”，那么堂倌则是成都茶馆的“灵魂”。
这些堂倌都有着招呼客人热情、掺水及时、清理桌子茶具干净快捷、找钱准确以及待客殷勤等特点。
他们还能眼观八方、及时回应顾客。
当一个顾客进入茶馆，堂倌便向前招呼“某先生”、“某兄弟”或“某老爷”，引他入座，问要何茶。
堂倌反应必须很快，其吆喝的声音别具特点。
当最忙之时，他招呼、回应此起彼伏，更增添了茶馆的热闹气氛。
顾客对这些嘈杂声并不在意，反增添了乐趣。
一首描述堂倌的民谣唱道：
“日行千里未出门，虽然为官未管民，白天银钱包包满，晚来腰间无半文”。
最为人们称道的是他们的掺茶技术。
堂倌一手提紫铜茶壶，另一手托一叠茶具，经常多达20余套。
未及靠近桌子，他便把茶船茶碗撒到桌面，茶碗不偏不倚飞进茶船，而且刚好一人面前一副。
顾客要求的不同种类的茶也分毫不差。
只见他距数尺之外一提茶壶，开水像银蛇飞入茶碗，无一滴水溅到桌面。
然后他向前一步，用小指把茶盖一一勾入茶碗。
整个过程一气呵成，令外乡人瞠目结舌，如看一场魔术表演（注：
《成都民间文学集成》，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1569页；
《四川风物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454页。
市民的“自由世界”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把成都茶馆与英国的沙龙相比，并称其为“喝茶沙龙”（tea-drinkngsaloon）。
他们对人们在那里的“社会闲聊”很感兴趣，并观察到它们在社区的重要作用。
一个外籍教师对他所住小巷的“舒适茶铺”印象甚深，他认为那茶馆便是“这个巷子的社会中心”。
在美国城市，酒吧为下层阶级提供了“一个能摆脱窄小住所而度过闲余时光”的公共空间，成都茶馆也具同样功能。
人们去茶馆会友、交易、推销、卖艺、闲聊，或无所事事、观看街头行人。
与西方工业国家八小时工作制不同的是，成都市民基本没有固定工作时间，只要他们不工作，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可呆在茶馆（注：
davidsonandmason,lifeinwestchina,p.86;
sewell,thepeopleofwheelbarrowlane,p.15;
rosenzweig,eighthoursforwhatwewill,p.49.）。
茶馆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一个毫无拘束的地方。
如果他感觉燥热，可以剥掉衣服赤裸上身；
如果他需理发，理发匠可就在他座位上服务；
脱下鞋让修脚师修趾甲在茶馆也无伤大雅；
如果感到寂寞，可以听别人闲侃，或加入其中，即使互不认识；
在茶馆里从不受时间限制，如果有急事去办，只需把茶碗推到桌中央并告诉堂倌“留着”，数小时后，还可以回来继续品那杯茶（注：
李劼人：
《暴风雨前》，《李劼人选集》1卷，340页。
对茶客来说，闲聊——成都人称“摆龙门阵”——恐怕是茶馆最具魅力之处。
人们在那里可谈论一切事情。
人们在茶馆里交谈的具体内容留下的记载不多，但《国民公报》有个专栏记载记者所见所闻，其中颇有些是从茶馆得来的，我们因而得知人们在茶馆里抱怨世风日下、议论新公布的规章、交流各种社会新闻，还可以经常从一些茶馆里的小插曲中得到乐趣（注：
《国民公报》1917年4月9日、5月10日，1922年2月20日；
《成都民间文学集成》，1443页。
据1943年出版的《新成都》，人们在茶馆“谈古论今，议论社会，下棋赌赛，议评人物，刺探阴私，妄谈闺阁”。
这种闲聊经常被当局视为闲言碎语和“散布谣言”，并被视为茶馆中的“不健康”的现象。
然而一些社会学家认为，饶舌是“社会交往的一种形式”，正如a.阿拉哈姆斯指出的，蜚短流长“是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表现之一”。
人类学家j.斯各特更将其定义为大众“日常反抗的一种形式”。
的确，下层民众经常以此手段来发泄他们对不公平社会的不满。
说东道西，无论是善意的交流还是恶意的流言，都是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注：
周止颖：
《新成都》，复兴书局，1943年，246页；
rogerabrahams,"
aperformance-centredapproachtogossip,"
manvol.5（1970）,no.2;
sallyyerkovich,"
gossipingasawayofspeaking,"
journalofcommunicationvol.27（1977）,no.1;
jamesscott,weaponsoftheweak:
everydayformsofpeasantresistance（newhaven:
yaleuniversitypress,1982）,p.282。
在早期近代美国城市，各种娱乐形式丰富，市民的闲暇活动可以有多种选择（注：
royrosenzweig,eighthoursforwhatwe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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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3）;
kathypeiss,chea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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