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出土汉简看西汉隶变及东汉新体发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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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出土汉简看西汉隶变及东汉新体发展
从新出土汉简看西汉隶变及东汉新体发展
摘要：
本文以近些年新出土的西汉前中期简牍、东汉中后期简牍为主要考察对象，一是简要分析它们的概况及墨书特征；二是以这些新出土简书为中心，讨论西汉前、中叶隶变的主要特征及同期书体发展；三是讨论东汉中叶隶书流变、特别是当时居书写主流的新隶体、俗笔隶书等写法；四是考察东汉末新体（楷、行、今草）发展情形。
关键词：
新出土简牍两汉隶书隶变新体
简牍帛是20世纪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在已面世的楚秦汉晋简牍中，两汉简牍帛是大宗。
进入21世纪以来，又有多批次汉简出土面世。
本文简要分析近十年来出土的部分两汉简牍情况及其墨书特色，以它们为对象，考察西汉前中期隶变特征及东汉后期新体（今楷、今草、行书）发展情形。
一、部分新出两汉简牍摭析
北大西汉简
2009年入藏北京大学的西汉简共有编号3346个，其内容属古代书籍，不见官方文档、私人文书等，因此又称“西汉竹书”。
北大汉简内容有近20种古代文献，涉及《汉书·艺文志》的六大门类[1]。
北大简诸篇书写风格不尽相同，墨迹风格不下十种[2]。
总体看一派成熟汉隶风范，法度谨严，书写工整规范，不妨作为武帝间隶书成熟化、定型化的标杆墨迹。
北大简墨字极尽横扁之形，大小匀整；波势磔角适中，少有过分的笔画延展与夸饰，仅在古意略浓些的《仓颉篇》中存有少量左右下方的弧形笔；点画平行列置现象十分突出，结构讲究均衡有序。
其中，《赵正书》《周驯》《妄稽》等更接近成熟八分水平。
水泉子汉简
2008年甘肃永昌县水泉子汉墓M5中出土一批木简，其中较完整的有700多枚，简长19—20厘米、宽约0.6—2厘米，该墓年代约在东汉中期以后。
木简内容分字书、日书两种。
字书主要是《仓颉篇》，共130枚（段）、约900字，字体间杂古形、异体，或是刻意复古，有些含篆体结构，抑或是汉代人对先秦古文字的简俗写法，即所谓“隶古定”[3]。
日书则为标准隶书，分栏书写，从两栏至六七栏不等，其内容与云梦、放马滩秦简等日书有同有异。
谢家桥西汉简
2007年湖北荆州关沮乡谢家桥l号汉墓出土竹简208枚、竹牍3枚，简长23厘米、宽0.45—0.75厘米，一枚牍长23.6厘米、宽2.8厘米，其余两枚略小。
简书内容为遣册，牍书内容为告地书。
据竹牍记载，该墓下葬年代为西汉吕后五年[4]。
竹牍大者四行墨字，小者分别写两行、一行墨字；每枚竹简书3字至20多字不等，简面空白较大。
从墨书特色看，谢家桥简牍上距秦代不久，与秦简写法很接近，不过，细节上——如日见明确的重磔笔、横画及尾笔的波势——也揭示着隶变时刻正进行中。
睡虎地西汉墓M77简牍
2006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第77号西汉墓发现2130多枚西汉简牍，内容涉及质日、日书、算术、书籍、法律五大类；128枚竹木牍则为司法文书和簿籍两类；其中书籍类文中提到“商纣”“仲尼”“勾践”“伍子胥”等历史人物。
M77的时间应在文帝末到景帝时期[5]。
简上文字当为此前所书，且写法风格并不统一，秦隶及西汉初的特征在这批简牍墨迹中均表露出来：
其中的书籍、法律、日书类简书古意较重，秦隶色彩较浓，书写时间或较早些；竹木牍文，特别是簿籍类则写得自如随意甚至草率，体现出西汉前期偏晚的书写特色，其书写时间应近于墓葬年代。
南越国西汉简
2004年广州南越国遗址清理出百余枚南越国木简，简长约25厘米、宽1.7～2.4厘米，除一枚简有两行半字外，其余均为一行文字，每简字数最多23字、少者3字，一般为12字。
木简年代约为前178年或171年[6]。
南越国木简虽书于西汉初，却显示了某种“超前”的（汉隶）成熟度，不亚于凤凰山、阜阳等西汉早期简牍，匪夷所思的是南越国木简出自当时割土一方、与内地几乎隔绝的岭南。
这表明，秦、西汉初的隶变行为是全国性、普遍性的，边远地区的书写技术不一定逊于中原腹地。
松柏西汉木牍
2004年湖北荆州纪南镇松柏村汉墓Ml出土木牍63枚，牍长约23厘米、宽2.7～6.5厘米，其中31枚单面墨字，26枚双面墨字，6枚无字。
内容有遣册、各类簿册（户口簿、免老簿、归义簿、复事算簿等）、牒书、律令、历谱、墓主功劳纪录及墓主仕宦升迁的相关公文等，涉及当时社会多方面。
该墓年代约在武帝早期[7]。
天长纪庄西汉木牍
2004年安徽天长市安乐镇纪庄西汉墓M19出土木牍34枚，有墨书2500多字。
内容有户口簿、算簿、书信、名谒、药方、礼单等。
除l号牍为官文外，其余木牍均为私人文书。
1号牍正背两面分别题有“户口簿”和“算簿”，为上计文书。
该墓主人为“谢孟”，是当时东阳县一位官吏[8]。
简牍书写时间或在宣帝间[9]。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
2010年夏长沙五一广场简牍出土，有木牍、两行简、小木简、封检、封泥匣、签牌（木榻）、竹简、竹牍、削衣、异形简等类，木简多为单面书写，少量为双面书写，竹简均为单面书写。
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内容丰富，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法律、军事诸多领域，大都属公文类，主要是长沙郡、临湘县等的往来公文，文书责任人或书写者多为各级官吏。
该批简牍书于东汉中期偏早，简上有“章和”“永元”“元兴”“延平”“永初”等年号，其中最早者为汉和帝永元二年（90），最晚者为汉安帝永初五年（112）[1o]。
长沙东牌楼东汉简
2004年湖南长沙东牌楼古井J7出土一批东汉简牍，共426枚，其中有字简牍206枚，有木简、木牍、名刺、封检、签牌等多种形制，简以长23厘米、宽1～2厘米，牍以长20—27.9厘米、宽2.2～6.3厘米为多，墨迹有草、行、楷、隶、篆多体；简牍上纪年有“建宁”“熹平”“光和”“中平”四个，均为东汉灵帝年号；东牌楼简牍内容可分为五大类：
公文、私信、杂文书、习字、残简[11]。
东牌楼简牍弥补了东汉末简牍批量出土的空白，其上墨书有篆、隶、草、行、楷五体[12]，其中早期楷、行、今草诸“新体”尤其令人关注。
二、从新出土汉简看西汉前中期隶变
郭绍虞先生曾说，西汉前中期隶书的正体化，由“隶古”“波势”两方面结合而成[13].裘锡圭先生认为，秦系（秦国）俗体主要侧重于用方折、平直的笔法改造正体（秦篆）[14]；关于隶变的具体方式，吴白匋先生总结出易圆为方、变曲为直、改断为连、改连为断、省减笔画、增加笔画等11种方法[14]；赵平安先生把隶变手段归纳为直、减、连、拆、添、移、曲、延、缩等9种，都不同程度地对笔画形态、笔顺、结构等产生影响[16]。
丛文俊先生指出，笔画的部件化是隶变的本质，并认为，隶变中有三种因素居主导地位，即笔画方向、笔顺、笔画连接方式[17]。
秦至西汉前叶，是隶变剧烈时期，从此期简牍帛墨迹看，古隶末阶段至汉隶早期阶段的变化非常之快，甚至在西汉前期的一些墨迹里，汉隶写法已颇具眉目了，比如上世纪70年代发现的凤凰山、阜阳简以及新近出土的南越国简等。
综合以上各家说法及秦至西汉墨书实物情况，我们认为：
隶书成熟至少体现在几方面：
笔画性质的部件化、符号化，结构的隶化（相当程度上消除篆构），笔画形态的平直方折化、波势化，字形的横扁化，等等。
以上是由因而果、由里及表的关系。
我们以西汉初简牍（虎溪山、谢家桥、南越国、孔家坡等简）——西汉中期简牍（走马楼、北大、松柏、天长纪庄等简）为例，考察一下这段时期隶书的发展状况。
迅速解散、消除篆书结构及笔意，是秦、汉之交及西汉初隶变的主要作为。
通过拆、添、减、连等手法使书写笔顺、笔画连结方式等越来越异于篆构、甚至和秦隶拉开距离，汉字早先的仿形因素消失殆尽，大体实现笔画部件化、符号化，点线平直方折化，使字结构更加简约，书写也更为便捷，汉隶八分标志性的波势、磔角等也颇具形态。
1．西汉前叶隶书快速成熟大约体现于以下几方面
消除篆构，新笔顺与新连接法确立。
如“日”字，西汉初虎溪山、孔家坡等简，多作两弧形左右扣抱状，大抵为三笔，含篆书笔意，经拆分笔画结构，到西汉中期变为分散的四五个直笔组成，笔画间可连可断，即汉隶写法。
“口”框有着同样的演变，相关的“目、国、困、四”等字的笔画顺序、连接方式等因之有所改变。
“月”“^”类字或部首也有代表性：
“月”在秦隶中有左向双弯的两主笔，其中右边的做包裹状，隶变进程中，“月”的变化类似“日”，通过拆分、直、折笔画，形成今文字“月”，在汉初两弯垂日益变短，由篆体而来的这两笔演化为四笔榫接而成，即隶、楷的。
这些由运笔次序、笔画连接方式等的改变造成的。
以上变化从汉初古隶到北大汉简中可以看出。
字形由长、方不一逐渐规范为横扁形为主。
秦汉之交字态、字形外廓多种多样[18]，正方、横扁、纵长者皆有，比如横扁、正方字形的有南越国、虎溪山、孔家坡、阜阳、凤凰山、马王堆等简帛，纵长字形的有张家山、印台等简。
总体来说，西汉前叶简书已不像秦简那样有较多的纵长字形，到武帝间，如北大汉简那样，横扁字形成为主流及规范定式。
此时期的正体里，早前的弧形长笔不再向下方斜拉，而是与主横笔的波磔一起，尽量向左右拉出，横向伸展的字势已很明确；与此相适应的是，字内线条平行列置的组构法（上承秦系构字传统而来）被置于突出地位，像北大汉简的构字法就十分均衡有序。
弧形长笔与波势笔的演变。
横势波磔笔和左右下方约45度的弧形长笔，是秦隶发展到西汉初期的特色笔画，可看作隶变进程中的某种典型标识，甚至足以体现隶变的进度。
从战国后期到秦、西汉之交，向下延伸的弧形长笔和长横画逐渐加长，同时增强了波势，并蕴蓄了越来越多的情态特色[19]。
西汉前期简牍中它们变得十分醒目了，如马王堆简帛，张家山、谢家桥、南越国、凤凰山等简牍。
隶书标志性的波磔以及蚕头雁尾的形成，相当程度上要归功于这类笔画。
波势笔和弧形尾笔是书者遣发意趣的笔画细节之一，可能当时人们对这类笔触颇感兴趣，以致于一些单字就含两处波势、弧势笔，如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北大汉简《妄稽》篇等。
重要的是，这两种笔势在隶书形成中扮演着颇有意义的角色。
在古隶时代，它们似乎在“导引”着新体（隶）的成长方向，在成熟汉隶中，它们已发展成招牌式的醒目笔画。
里耶、龙岗、岳麓书院等秦简牍中，左右下方约45度的弧形长笔比较明显，这些醒目笔画延续至西汉早期，如谢家桥、高台、南越国等简牍。
谢家桥简保留较多秦隶写法，较多右下方长弧笔伴随着普遍的字态右倾（字左高右低），这与睡虎地M4木牍、龙岗秦简牍颇相似。
谢家桥简的部与睡虎地M4秦牍相同。
孔家坡简作为西汉早、中期之间的墨迹，可看出“过渡”的特色，其中的波磔笔已大大缩短，不再向右下方长拉，而是向右上方提靠，且变得短而粗重，接近标准汉隶的捺波，只有“也”“死”等少数字的尾笔仍较长。
再向后发展，到走马楼、北大等武帝时期的简牍，捺波笔基本成熟了．不论其短粗或是细长，均右、横向拉伸；同时，主横笔的波势与尾部磔角也成型。
北大西汉简集中体现了这种成熟度。
其实，隶书成熟的特征早在凤凰山、阜阳、南越国等西汉早期简牍中已显端倪，阜阳简的（（仓颉篇》“已具有相对规范的风格式样，代表了上层社会对变化中的古隶的取舍。
”[20]南越国木简虽年代较早，却波磔鲜明、笔方势直、隶意盎然。
这些简牍墨书或可说是隶变的“超前者”，在西汉初虽属少数（就目前所见而言），却可看作汉隶成型的阶段性标志。
到武帝时期，以北大、走马楼等简书为代表，隶书已然成熟，隶变随之完成。
2．隶书规范化、正体化步调并非一致
由于西汉前期较少像秦代书同文那样官方统一明令的字体整饬规范行为，因此各地古隶向汉隶迈进的步伐并不一致。
事实上，隶变进程不一致的情况一直存在，隶变即将完成的时段（西汉初）也是如此。
社会实用书写自由随意并受环境、地域等多种因素影响，即便是同时同地不同写手，笔下的隶化程度可能也不尽相同。
比如，西汉初的凤凰山、阜阳等简就比同近期的虎溪山、谢家桥等简更具汉隶风貌；天汉三年简（前98）甚至不如早它60多年的凤凰山简牍更富含分书特征，而仅晚天汉三年简四年的太始三年简（前94）则为相当标准的汉隶了；北大汉简与天长纪庄简时间相近（武帝后期至宣帝），但前者远比后者更为成熟、规范、定型。
书史上（主要是隋以上）这种书体进变的异步、不均衡性一直存在着。
三、五一广场简展示东汉中叶书写面貌
发掘整理者指出，五一广场东汉简的书写者大多为各级官吏，书体相对端正，草体较少，隶书居多；结构平正，波挑分明，也有一些字迹趋于楷化写法，草书见于名籍及批示文字，略带隶势，可称作隶草。
[21]从已发表的简牍看，五一广场简牍墨迹可分为工整隶书、草率隶书、草书、新隶体与早期新体等。
工整隶书
规范工整的隶书墨迹如简Jl③：
325-1-140、Jl③：
201-30、Jl③：
264-294等。
其中，简Jl③：
325-1-140书于永元十五年（103），其书技虽然不算高超，却细致周到地表现了隶书特点与书写技巧，波磔尾笔和粗重垂笔在字形中醒目而突出；Jl③：
201-30号木牍则重点修饰表现了捺磔，如“吏”“不”等字的磔笔棱角分明，和汉末碑隶如出一辙。
汉隶在西汉中期即已成熟，代表性的墨迹如北大西汉简、定县汉简等，其规范程度与后汉后期碑版隶书几无二致。
简Jl③：
208因是封检，须书写规范醒目，显现了大、小字正体隶书不同技法及艺术风貌，其中大字更强调笔画细节的修饰及整体的厚重感。
简Jl③：
263-31则表现了曲直兼具、柔刚相济的隶体点线特征，更富于书法艺术之美。
五一广场东汉简出土以前，东汉中期简牍墨迹极少批量面世，五一广场简让我们看到东汉中期公文书写中隶体的大致面貌。
由于书写的并非典籍内容，而且官文书的实用性及效率要求，因此书写不必过于工谨，其点画行笔、字形结体或多或少有省连并简，这样的书写状态与东汉末的长沙东牌楼简牍类似。
就字体演进层面看，第一，汉隶本身早在西汉中后期已定型，东汉以来并没有多少隶书体系内的发展（而是向新体进变），五一广场简的同时代，标准汉隶八分刚上石入碑；第二，社会书写中隶书日益俗体化，隶书的变形体——新隶体以其约省、简捷的优势逐渐成为手书实用体主流，并孕育早期楷、行等新写法。
草率隶书
这种写法占了五一广场简书的大部分，其中又分谨守隶法者、变异隶法者。
所谓谨守隶法，不过是大体依循隶体基本规范而已。
其中有的为了求效率而省去许多隶体特征细节，如左波笔、蚕头雁尾形态等，连、断、省笔普遍，笔画不求粗细变化。
所谓变异隶体即俗体隶书、新隶体之类写法，它们更能代表东汉日常书写的主流，这类写法也是新体楷、行、今草的主要演进系统。
草书
已发表的五一广场简草书较少，集中于上级批复文、拆封记录文字及少量简牍。
这些草体有的是隶书快写，不甚合于草书规范；有些则属于颇具艺术性的草书，如简Jl③：
325-1-63中的文件开封记录“八月廿八日发”等。
与同在长沙出土的东牌楼简不同的是，东牌楼简中的草体以早期今草占优，五一广场简之草书多含传统章草技法。
不过五一广场简3-0003则为颇具今草风范的一枚，此作富于纵向笔势和纵向牵连笔意，很大程度上摆脱了章草法则，可视作东汉中期以来为数不多的极具今草特征的墨迹。
新隶体与早期新体
日常实用隶书发展至东汉，已有了形体、笔画诸方面的变化，渐渐偏离规范隶体格式，这路富于新意的俗写隶书被称为“新隶体”。
裘锡圭先生指出：
大约在东汉中期，从日常使用的隶书里演变出一种跟八分有明显区别的比较简便的俗体。
在东汉后半期，虽然士大夫们相竞用工整的八分书勒石刻碑，一般人日常所用的隶书却大都已经是这种俗体了。
上述这种俗体隶书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收笔时上挑的笔法，同时还接受了草书的一些影响，如较多地使用尖撇等，呈现出由八分向楷书过渡的面貌……为了区别于正规的隶书，我们姑且把这种字体称为新隶体。
[22]
“新隶体”的特征是：
字形宽展方平，结构点画松散，横画顺锋入笔、末端顿按、左轻右重，提顿用笔增多，笔画短促，点化笔、尖撇笔、钩趯笔增多，点画间具钩连意味，有纵向牵引趋势。
新隶体于东汉日常书写中渐受青睐，简捷、实用、速写的优势使其日渐脱离传统隶书的制约，并含蕴、助推新体（早期楷、行）萌生发展。
到了东汉中后期，新隶体渐成社会书写的主流，集中在简牍、纸、陶瓶等介质上。
五一广场简中就有大量新隶体。
如儿③：
129号牍，该牍墨字用锋圆润厚实，在一定程度上脱离隶书规限而凸显新法笔意，比如：
横笔常侧锋起笔、顿锋收笔（而不作出锋磔角），撇笔重起轻收一一大体属于今楷的横、撇法；许多短笔、点笔多有钩连之态，亦显露行、楷笔意；今楷拥有的竖钩笔在此也初显其形，等等。
Jl③：
325-1-140号牍左侧的批复大字也属新隶体。
再如一些签牌木榻（如Jl③：
263-108、Jl③：
168、Jl③：
251等）书写草率，不受标准隶书技术囿限，其新体气息弥漫而出。
公文简本应以标准隶体为之，但在日常实用书写中，人们很难一笔一画、处处到位地完整表现隶书特征。
在快速的、不经意的书写中，省、简、连、并等手法常被使用，渐渐破坏隶体原有的格套，于是“新元素”日渐显现，早期楷、行、今草逐渐孕育、发展。
这情形与之前秦代官文书规定使用篆体、而人们实际使用秦隶（古隶）、最终形成汉隶的过程类似。
不过五一广场简中的新隶体（以及早期楷、行等）尚不及东汉末（如东牌楼简）那般普及。
另外，文书不同的用途及走向，也决定了书体差别，如下级单位（人）给上级单位（人）的上行文书一般比较工整、更近于规范汉隶体；而下行文书则较多地以随意不拘的心态书写，于是新隶体乃至草、（早期）楷、行书更多些。
新隶体比楷、行新体生成早，新隶体发展的同时也生发了楷书、行书雏形，后汉后期的新隶体经常与早期楷、行书甚至草书（章草、早期今草）糅融在一起。
新隶体依工整一路发展，继续脱尽隶意、整饬点画、强化“楷化笔画”，渐成楷书形态；新隶体依草率一路发展，并与早期今草、早期楷书互为作用，渐成早期行书。
东汉中期一些墨迹里，已颇具早期楷、行书形态。
如五一广场简Jl③：
325--4-52相当接近楷书笔法，刘绍刚先生分析：
“它的起笔、收笔、行笔及转折，具备了楷书用笔的所有基本元素”，“比起一百多年后的郴州西晋简成熟的楷书，虽然存在书写水准的高下之分，但用笔的笔意已经没有明显区别，在一些横画的收笔处，甚至比郴州西晋简的隶书遗意少得多，显得更加成熟。
”[23]像该简的这种写法在当时应不是绝无仅有。
前举Jl③：
129号牍属典型新隶体，其中不乏早期楷、行笔意与写法，可谓富含新体因素的新隶体字迹。
另如东汉前期偏晚的简书——序宁简大致有两种写法，其中一种近于拆散隶体重组，内含字体新变潜力，其类似于早期楷、行书的笔法很多，可见这种隶书俗写方式正剧烈地改变着传统隶书。
可以说，东汉中叶日常书写中，楷、行、今草等新体己逐渐发展成形。
到了东汉末东牌楼简牍，新隶体及早期楷、行、今草运用已很普遍，它们在东牌楼简书中居绝对优势。
不过应该看到，东汉中后期实用书写往往是随意的、缺少法则的、“多体合一”的样式，它需要进一步的书写实践、也需要名家与书写精英们在技术上的整理提升，新体（楷、行、今草）方能加速成熟[24]。
四、从东牌楼简看东汉末新体发展
从墨迹实物看，西汉前期实用写法可谓多种多样，含篆意的、秦隶为主体的、汉隶意味颇浓的……如裘锡圭先生说的，像马王堆简帛那样（当然不止马王堆简帛），同一批文字里就有不统一写法的现象，在后来的隶书里很难见到[25]。
又如马衡先生所言，“盖西汉文字变化，故一篇之中兼有篆、隶、草也。
”[26]其实，类似的同一时期“多体杂掺”、写法不统一的现象发生在两汉的两端，东汉末期也出现了这种情况。
东汉后期的实用书写中，传统的隶书、章草等，东汉颇受欢迎的“新隶体”[27]，新兴的早期楷、行、今草等，都同时出现在人们笔下，长沙东牌楼简牍墨迹充分说明了这点。
东牌楼简牍为东汉末灵帝时的书迹，隶书虽早在西汉中期已成熟定型，但发展到东汉，此时正处于字体剧烈变动的又一个风口浪尖上；隶书定型后又在实用中产生变异，东汉的新隶体等俗笔隶书与草体互为作用，早期楷、行、今草滥觞于斯并迅速发展，新、旧体交合的东汉后期的实用书写呈现出万千姿态。
其中令人瞩目的是，早期今草，早期楷、行书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
1．东牌楼简牍中的早期楷书
刘涛先生曾分析东牌楼早期楷书的特点：
“横画收笔有显著的顿按，撇画是直劲的尖撇，结字有斜侧之势，字形纵长。
”早期楷书和“新隶体”形态很接近，“也存在连属映带的行书笔调。
”[28]此外，东汉末早期楷书特点还体现在：
笔法上，提按笔法已见雏形。
提按是今楷笔法的主要特征，早期楷书中提顿笔法日益增多，集中于横画、横折等处。
东牌楼早期楷书中的长横右端顿按、下坠，左尖细、右重顿的长横画成为楷书形成期的一个标志；早期楷书横折笔之折点常含明显的提按动作，这与简牍草书折部的弧转很不相同，折部新写法是一种新创造，发展到不久后的走马楼、郴州等吴简时楷书提顿笔更多了。
笔势上，纵引笔势较明显，点画间牵连增多，单字末笔常含向下方牵引、连带之势，这与隶书的横向取势很不相同。
2．东牌楼简牍中的早期行书
东牌楼早期行书多与早期楷书、新隶体混杂一体，常常是一字内隶、行、楷兼具。
早期行书的特征可归纳为：
愈来愈明确的末笔下牵之势；大量的缩短笔画与“点”化笔；提按笔法凸显；宽疏松散的结构。
刘涛将早期行书具体的简化、约省方式总结为：
省并的连笔较多，字形纵长；结构是宽结式，比较松散。
他指出早期行书的简率之法大约有四种：
省并笔画，缩短笔画，多用转笔，搭笔松散。
[29]后汉末刘德升、胡昭、钟繇等人对当时流行的不规范、不成熟的早期行、楷书进行了技术与艺术上的整理提升，名家楷模新体与世俗实用写法形成互动，加快了行书、楷书的进一步成熟。
3．东牌楼简牍中的早期今草
汉代被看作是章草的世界，然而东牌楼简牍的出土，让人看到东汉末期实用书写中，早期今草已唱主角了，据笔者统计，东牌楼草体简牍中，早期今草已占优势，纯粹的传统章草则占很小比例。
东牌楼简为代表的汉末早期今草的特色表现为：
（1）纵向连贯意味浓郁，单字末笔常有向下牵连之态，末笔长反点增多；
（2）较章草更为减省的笔画和结构，字形纵长，结构宽展；（3）笔画圆润朴厚含蓄，近似《平复帖》、西晋简纸《九月十一日》《得必安》等的写法，也类似王羲之《姨母帖》那种钝圆厚重的笔触。
或可认为，这种近于“秃笔”（其实不见得真是秃笔所为）的写法乃今草成长期的主要用笔方式之一，其中一个背景是对秦汉质朴、厚重、圆浑写法（周——秦——汉一系）的追承。
汉末前后，除这类敦厚朴茂字迹外，早期今草还有出锋、方笔等笔触样式，露锋类草书有发展成西晋卫罐“草稿体”类型的潜质。
东晋“二王”等人的草书应该说是集以上两类写法发展而成的。
今草、楷、行肇始于东汉末已成为学界共识，不过从东牌楼简牍等数据中新体的成熟情况看，这一“肇始期”应向前提，或在东汉前期。
东汉末，传统的隶书、章草仅用于范围较小的郑重、严肃场合，在广泛的社会实用书写中，实际应用最多的是早期今草、楷、行以及新隶体。
东汉末至三国、西晋这段时期，新体楷、行、今草大体成熟了，并等待东晋士人书家的完善、提升。
注释：
[1]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概说》，《文物》2011年弟6期。
[2]陈侃理《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及其书法价值》，《书法丛刊》2011年第4期。
[3]详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永昌水泉子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10期；张存良《水泉子汉简七言本仓颉篇蠡测》，《出土文献研究》第9辑，中华书局2010年版．。
[4]详见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谢家桥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4期。
[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云梦睡虎地M77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8年第4期。
[6]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广州市南越国宫署遗址西汉木简发掘简报》，《考古》2006年第3期。
[7]朱江松《罕见的松柏汉代木牍》，荆州博物馆编《荆州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
[8]天长市文管所等《安徽天长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11期。
[9]笔者考证天长纪庄简牍的书写时间当在宣帝五凤年间，参阅王晓光《天长纪庄木牍书写时间新探》，载中国社科院简帛研究中心《简帛研究2010》，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0]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长沙五一广扬东汉简牍发掘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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