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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污染的代价
7．污染的代价
市场价格与社会费用
在当前发达国家的经济中，主要存在着三个与生产和消费有关的问题。
在满足现代人类无数难以预测和变化多端的欲望时，这些问题是与社会和环境的基本要求相矛盾的。
市场的体制在这里虽大致上可调节多种需求，但远远不能给社会的环境问题提供满意的答案。
其结果，必然要采取既能保护社会环境又能满足人们舒适生活的新政策。
当前的这三个问题是：
1．不考虑“外部不经济性”的生产成本问题；2．现代城市化的压力；3．由于连续经济增长所引起的物质与能量日益不足的危机。
我们对于“外部不经济性”的理解，继承自早期的工业传统。
在目前几乎所有的发达经济体系中，无论是中央计划经济或是市场经济，仍然以早期的工业传统作为正常成本分析的基础。
对于生产与分配阶段所产生的“外部不经济性”问题，如将废气排入空中，废渣大量堆弃在地面上，废旧物品的最终处理费用等，现代的工业体制依然没有把它们计算在成本里。
这样，就将一笔隐蔽而沉重的费用转嫁于社会，其后果或是增高了赋税和公用开支，或是破坏了舒适的环境。
这种费用是不可避免的。
每个公民都将作为消费者、纳税者或受害者来支付。
这种代价所以冷酷无情和难以避免地引起政治和经济问题，是由于不同程度地牵涉到各个阶层的公民。
例如一般的纳税者因与大规模污染的发生没有直接关系，难以自愿承担污染的防治费用：
而贫穷的公民虽然乐于享受清洁的空气，但却不欢迎日用品价格的上涨。
谁将为改进环境支付这笔费用呢？
这的确是个政治问题。
因此为了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这种“外部不经济性”问题，在当前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政策。
当我们分析这些“外部不经济性”的本质时，任何明确划分界线的想法都是成问题的。
我们必须审查三个广阔的污染领域--空气、水和土壤，也就是构成我们星球上生命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
空气和气候所形成的大气圈，江河、湖泊和海洋组成的水圈，以及由岩石经过千百万年的风化剥落形成一层松薄土壤的岩石圈，这三者在生物圈内互相交织在一起，以维持生物的生命，如果没有它们在地球存在的亿万年中连续的相互作用，我们这个小小的有生命的生物圈根本就不可能出现。
因此，十分清楚，空气、土壤和水的相互作用，至今仍然是缺一不可的。
当其中任何一项遭到破坏时，和它有密切联系的体系也将遭到破坏，这样就要产生严重的后果。
因此，我们应当更细致地来估计环境的污染的程度和多样性。
我们可能在某一个领域内减低了污染，却发现另一些生命体系反而遭受着更多的危害。
譬如用污水处理法除去水中杂质，然后再将杂质焚烧，所产生的有害气体就排入大气。
那么对于改善环境来说，这种处理方法的效果就等于零，甚至造成反作用。
因为大气中的有害气体比水中漂流着的废物扩散得更广，并且当与其他污染物化合后，可能导致更严重的致命性的危害。
同样，在清除地面上的有机废物时，如将废物冲入河流，使河水滋生过多的细菌与藻类，就会失去水中维持生命所需的氧气。
那末这样的处理方法也是不妥当的。
总之，污染问题像其他的严重环境问题一样，需要多方面的考虑与全面的解决。
再举一个通常情况中的例子。
技术人员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往往由于目光短浅，过于专门和片面地采取措施，反而会造成更大的危害，其结果是得不偿失。
再来看一下另一个问题——关于土地的利用。
现在人们要把有限的土地分别用于农业、工业、废物处理、公路与交通、城市与居住、娱乐场所和休养场所等，这样，随着人口的增长势必产生更多的危机，一种被认为是好的用途，可以影响到十种其他用途。
这就使制定城市、区域及整个土地利用规划的政策成为一种颇费周折的事情。
当人们要利用土地时，同样不能希望会有单纯而简易的解决办法。
任何的资源利用政策，特别是能量的利用政策，也不能很容易就找出直接了当的答案。
资源不足、成本高低、价格涨落以及代用物资的供应和使用等，造成了它们自身波动而互相依赖的一种生态体系。
一旦我们认识到过去经验中简单化所造成的危险性，那末，就不能期望我们重蹈覆辙。
但是不管问题是如何的复杂，我们希望将来总能找出有效的解决方法。
当然，在看到现在这些显然作用有限而又单调的解决办法时，人们容易感到急躁。
如稍多一点生物分解的废料从二级处理厂的活性污泥溜出来时，我们往往就不耐烦地向自己说：
人类是不会因此消灭的。
可是事物并不这样简单。
整个大气圈、水圈和岩石圈的相互作用，支撑着生物界这样脆弱的体系，纵然是微小的失调，如果时间过久，也难免带来危险。
正如阻止着可能崩塌的巨大岩石下面楔入的小石块一样，我们认为的“小事”却可能起催化剂的作用，从而造成严重的后果和危害。
甚至微不足道的煤炭和污泥，也可以影响到人类的前途。
空气污染
空气污染目前似乎有了某些改善。
100年前，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危害更引人注目。
当时的工业城市，空气中含有更多的污物和煤灰，烟雾弥漫在冬季的大街上。
如果我们想知道当时世界最大城市伦敦的雾中生活的真实情景，没有比查理·狄更斯的著名小说《荒凉之屋》（《BleakHouse》）所描述的阴暗图景更有说服力了：
处处弥漫着雾。
从绿洲和草原流出的小河上，笼罩着的是雾，雾还掩盖着河的下游，那里聚积着由肮脏城市和停泊小船所倾出的污物。
雾罩在埃塞克斯的沼泽上，罩在肯狄施的高地上。
雾覆盖在车场上，还飘荡在大船的帆桅四周。
……雾飘进格林威治退休老人的眼睛里和咽喉里，使他们在炉旁不断地喘息。
这是关于雾的如实描写。
在巴尔扎克和左拉描写城市生活的小说里，也可以读到雾在那里回旋。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城市街道上，雾在踯躅。
在19世纪的末期，肖洛克·福尔摩斯还住在贝克尔街过着漫长的雾11月的生活。
然而，我们对空气污染的一些相对的改善，估计是不会持久的。
因为这牵涉到现代人们消费方式的核心，即燃烧问题。
一方面人们对更多能量的急切要求，大部分是通过烧化石燃料（主要是煤）来满足。
另一方面，人们又出于个人行动便利和享受的需要，而使用汽车。
事实上，我们几乎可以设想，现代的人已成了半人半汽车的怪物。
而汽车的排气污染了空气，侵袭着肺泡，构成了城市中的烟雾。
当然，还有来自工业部门的其它污染物。
化学工业已经大规模地增加了空气中污染物的种类和原来没有的特性。
汞、石棉及铅等有毒物质，过去主要只对特种工业的工人起着毒害作用——例如毛毡厂的工人，就是由于在整理毛毡时吸进了汞而患“狂怒病”。
但现在却由于应用范围的扩大和工艺技术的发展而在大气中广泛散布。
农业方面也有一系列的空气污染物，将在以后的章节中另加论述。
工业引起的空气污染主要来自燃烧，而发电厂和汽车又是其中的两个主要原因。
由于美国目前是平均每人消耗能量最大的国家、美国的能量消耗水平和方式，又是其他工业化国家在没有特殊变动的情况下所要达到的目标，所以我们就以美国为例。
70年代开始后，美国绝大部分来自汽车和电力站的空气污染物，每年大约达到两亿吨，即在美国生活和呼吸的人，每人分到约一吨。
然而发电量到1990年可望增至目前的三倍，这样巨大增长所用的燃料，至少仍有一半须由煤炭供应。
就是在目前，半数的二氧化硫，50％的氧化氮，25％的微粒，包括飘尘和黑烟，还有部分放射性物质，都来自用化石燃料的电力厂。
如果美国在今后的几十年内不改变工艺技术，而继续容忍这些排出物增加到三倍，则空气污染将无疑地达到更加令人难以忍受的恶劣程度。
这些就是危机。
有无可替代的工业技术以减轻污染呢？
有一点应该肯定，虽然发电站是污染物的主要来源，但是比起过去来，问题应当容易解决些。
这是由于在动力公司、中央供电所、高压电网出现以前，各种工业都用自己的锅炉来发生蒸汽，各个商业企业和家庭都有自己的取暖和照明设备，而早期这些方面的污染物现在全都集中到发电站，这样就大大地简化了污染物的控制问题，并为工厂提供了在各自解决能量问题而分散冒烟产生污染的情况下，所不能获得的经济条件。
以天然气或含硫量低的石油作燃料的发电厂，对空气造成的污染确实不太大。
但是，即使有新的天然气源和新的输送方式，天然气依然不是主要的资源。
含硫低的石油也是稀少的，如果在炼制过程中净化脱硫，成本至少需增加10％。
在美国，发电厂所用的燃料，只有35％是天然气和石油。
主要的还是用煤。
煤的储量是充足的，可是许多国家为了获取煤，就要付出损坏天然风景的巨大环境代价。
据估计，纵然世界能量的需要每年增加5％，并且全部用煤来满足，仍然有足够的蕴藏量可供应至少一个世纪的需要。
到那时，根据过去技术发展的经验，代替现有技术的另一种新技术的出现，并不是不合情理的设想。
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各种核动力的产生已具雏型。
可是据最乐观的估计，不用化石燃料所产生的能量，包括全部核能电厂和水电站，在1980年还不会超过世界发电量的20％，到2000年仍然只能占四分之一。
在发达国家中，绝大部分可以发电的水力资源已被利用。
其他无污染的工艺技术，如利用潮力、地热或太阳能等，都可采用并可能扩大，但是展望将来，它们不可能在今后的几十年内成为主要能源。
到本世纪末期，煤大概仍然是动力部门以及工业部门的主要污染源。
但是有许多措施可用来净化煤的污染物。
某些硫化物和砂粒在矿区内就可以处理和除掉。
喷入石灰可从烟气中除去大部分的二氧化硫，然而却留下如何处理生成的硫酸钙的问题。
建造高烟囱，由风力扩散二氧化硫使之无害，仅增加燃料成本1％。
对比之下，石灰法则要增加成本20％。
然而尽管高烟囱易于扩散气体，但二氧化硫却同雨、雪形成硫酸污染别处。
另一个有发展前途的新技术，就是煤的气化。
有些国家已拨款对此法作进一步的研究。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能产生相当于无硫天然气的煤气，不会释放出黑烟和飘尘，并且可以完全消除一氧化碳。
由于加强了对用煤所产生的排出物的限制，一切带有污染性的燃料或因罚款或因附加税都将使其成本提高。
因此，将煤加工成为无污染性的煤气，虽需额外费用，但还是比较合算的。
随着电力需要的增加，未来数十年内这种气化技术很可能成为许多发达国家发电的主要手段。
污染大气的第二个最严重的污染源，当然是现代人们的骄傲、享受和代步工具——汽车。
在美国，目前实际上每两个公民就有一辆汽车，而且近年来汽车的增长已两倍于人口的增长速度，其所消耗的油量，占全国巨大的石油产品消费量的4％。
汽车产生大量的碳的氧化物，包括有毒的一氧化碳和普通存在的二氧化碳。
而且愈来愈多的高马力汽车发动时所需的高温燃烧，又产生了大量氮的氧化物。
汽车显然是所有耐用消费品中最受欢迎的东西。
为了采购物品、携带儿童和全家度假，汽车既是储藏室，又是交通工具。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汽车已成为人们最喜爱的工业产品。
因此，它们不可能完全被禁止使用。
那末，还有什么办法能减少它们的危害呢？
曾经试用过许多措施。
自1963年以来，从气缸漏出的气体被循环再用。
这个方法消除了大约20％未燃烧的碳氢化合物和一氧化碳。
最晚到1975年还将采用一种新式消声器，可消除新式汽车排气中有害物质的90％。
而且由于消声器所用的催化剂易被铅所毒害，所以使用它们时将必然要除掉目前每年用做汽油添加剂的200万吨铅。
可是消声器的性能取决于完善的维修。
它的有效使用时间大概不会超过汽车寿命的一半。
所以在未来的十年内。
如果美国汽车数目又增加一倍，那么，美国的汽车污染程度仍将维持现状。
因此，采取一些其他政策是必要的。
而这些政策主要的应该是关于费用方面的。
在城市里，由汽车所造成的压力，不仅是空气污染、拥挤和交通阻塞等十分严重的问题，更有甚者是私人车主常常是一人独乘一辆大旅行车，出入于世界地价最昂贵的城市中心而从未为此交纳应付的全部经济费用。
因此，建立通行税制或路程税制，可以有助于减轻这种压力。
如果同时再对舒适的集体交通工具给与补贴的话，将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可是目前在许多国家，补助却用到相反的方面，受贴补的是私人汽车所有者和马路建设的经费。
如果相邻城市间的交通采用电气列车，据估计每10万乘客哩，将节约汽油1.6万吨，净减一氧化碳8000吨，碳氢化合物1600吨，特别有害的氮的氧化物320吨。
大多数发达国家正在开始采用高速运输的技术，例如法国的汽垫列车，日本东京--大阪之间的高速铁道，旧金山海湾区的快速运输系统。
事实上，城市摩托化所带来的困境，正促使许多政府去重新通盘考虑他们的交通运输政策。
但是，可以预计，今后人们还是喜欢小轿车，因此对于小型、无污染的单人车的研究仍属迫切需要。
在英国有十万辆电瓶车。
柴油正在被使用。
天然气的应用也有可能。
甚至汽轮机也在重新露面。
明显的是，私人汽车的污染危害以及石油储量的急剧减少，迫使人们重新考虑关于私人交通的技术。
人们总是要活动的，人人都想要有自己的交通工具。
他们竟如此地需要，甚至宁愿承受惊人的交通事故率作为代价。
美国一年车祸死亡人数达五万人之多，如果这种死亡数量来自伤寒或霍乱的话，那是会引起一场革命的。
总之，不管个体消费者的愿望如何，肯定需要新型的轿车，并须加紧进行研究工作以期早日投入生产。
我们能否对那么普遍又难以捉摸的空气污染所造成的损失作出估价呢？
让我们再看看美国的数字吧！
其理由并不是因为在美国危害最为严重，而是由于美国人曾经力图以价格来表示空气污染的损失。
一种方法是估计一下房屋、家具和衣服受到煤烟和腐蚀性酸雨滴污染而支付的清洁费用。
在这方面还要加入对植物生长的影响，因为化学工厂和发电站四周的农作物和园林事业的损失，并没有包括在动力或塑料的成本之中。
用这样的方法，人们就可能更正确地估计出房地产的价值。
在所有社会中，无论是房屋私有或集体所有，房地产价值的下降，可以作为大气污染造成经济损失的指数。
在60年代中期，曾有人对美国85个城市进行过调查研究，企图了解空气中二氧化硫、灰尘和煤烟的局部浓度与私人住宅房产价格下降之间的关系。
调查的结果并不令人惊讶，说明油漆退色、灌木萎黄、气味难闻，墙壁污秽等情况，与房屋的售价或租金之间，有着相当明显的关系。
空气越脏，房价越低。
这项研究甚至计算出了空气污染每增加1％，将导致房产价格下降0.8％。
据此与未经污染地区的房产价格相比，则受污染的地区房产价格事实下降了12％，并以此来推算损坏的情况，则每年房产价值的损失，大约为6亿2000万美元。
美国改善环境委员会采用了这种估算方法，得出空气污染给植物生长和人的劳动所造成的损失，每年高达49亿美元。
不仅如此，含有污染物和毒物的空气对人体的危害，远较对公共建筑，近郊公园或被珍视的樱桃树的危害要尖锐得多。
污浊空气进入人体肺部，降低人体对呼吸道疾病的抵抗力。
例如在：
1952年，当有毒的烟雾降临伦敦时，就有3000多人死于呼吸道疾病。
诚然，这些疾病的发生不能完全归咎于大气污染。
因为个人吸烟也造成空气污染。
对于许多患者来说，香烟已给人们造成了难于挽回的损害。
正如大多数环境损害作用一样，这里存在一个“临界”现象。
肺部本身能够清除大量的污物。
可是，由于长期地吸入灰尘、黑烟和酸性物，清除能力就逐渐减弱。
一旦积累到某种程度，这种自净能力就丧失殆尽。
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或肺癌给人们造成两方面的损失。
一方面是患者的工资损失，实际上是造成社会熟练劳动力的损失。
另一方面是一系列的医药费用，这对某些个人来说，有可能由公营或私营健康保险业承担一部分，但对社会整体来说，就要提供各种各样药物、昂贵的人力和教育费用，以弥补这些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
改善环境委员会统计了因病损失的劳动日和医院与医生的帐单，认为此项在经济上的损失每年达60亿美元。
在这里或许需要研究一下在计算环境造成的损失时，所遇到的一般的困难问题。
由于我们忽视了“外部不经济性”，往往把空气和水看成是“无偿物品”，所以我们已经习惯于衡量收益的一种方法，即只考虑所有的“好处”，而摒弃所有的“坏处”。
例如，在统计数字中，只算了医生治病的费用，而没有计算因病损失的劳动日和对肺部的损害，这是不合理的。
改善环境委员会所提供的数字虽不十分精确，但它表明仅仅由于空气污染一项，就应当每年从美国国民总产值里减去100亿美元以上。
但这种损失在公布的正式计算数字里是看不见的。
因此，公民们不会知道，由于污秽的、有毒的和发臭的空气实际上使他们付出了代价和承担了损失。
因此，首先要使社会认识到，在环境问题上需要开支一笔费用。
或者是用在有计划地减少空气污染上，或者是间接用在大气污染危害所造成的损失上。
一旦作出防治污染的决策，防治污染的技术就会出现。
英国1956年的空气净化法，在许多方面规定若不设法降低污染，就禁止使用煤炭；并且指定了无烟区，在此区内，任何未经处理的煤炭都不准使用。
因此虽然人口增加了10％，能量消费增加了70％，空气中烟尘和二氧化硫的含量却在逐渐降低。
对于日照不足的英国来说，还有一个重大的收获就是伦敦中心区冬季日照量增加了50％。
另一个途径是制定排放标准，如规定粒状物、二氧化硫、氮的氧化物等允许浓度，超过这个标准就要罚款。
这就需要设置一个公正而有效率的检查机关才能保证贯彻执行。
如果罚款高于改善装置的费用，这种管理方法是行之有效的。
它已成为英国减低工业大气污染的一个重要措施。
另一方面，可以强使工厂和发电站支付一笔“排出物附加税”。
税额与他们排放到空气中污染物的数量成比例，排出量越多，付款数就越大。
这个办法具有加速研究无污染技术的优点。
如果说大气在已往是“无偿资源”，换言之，是一个任人使用的能容纳工业废气的大海，那么现在使用大气也得支付费用了。
当工程师在设计新工厂和发电厂必须考虑这项费用时，就会开始去追求防治大气污染的技术研究。
如果能在生产过程中不把污物排向天空，人们将发现某些废物实际上是可以再利用和再出售的，新的工艺可能比原来的老办法更能赚钱。
用禁令、立法、罚款、排出物附加税等方法，大概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污染。
但是仍然需要某种方式的公共开支。
我们碰到这样的问题，公众已习惯于把空气作为“无偿资源”，而不习惯于为保持空气清洁付出代价，甚至拒绝支付防治大气污染需要的费用。
当建议用税收作为获得所需费用的手段时，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反对。
尤其是高收入者，一般已迁居到较清洁的和较卫生的环境中居住，因此他们就特别难以体会空气污染和他们有什么关系。
这种现象却是所有累进税制度下的一个普遍性问题。
由于这种征税方法，能起到贫富间收入再分配的作用，因此，改善环境当然不会唤起高额纳税者由衷的热情。
他们认为：
我们的环境又不需要净化，为什么要我们负担？
这里有两点需要弄清楚。
第一点是合理负担的问题。
排出物的罚款和附加税将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消费品的价格上涨。
如果为着使空气清洁而增加电价的话，那末相对来说，就加重了穷人的负担。
如果这些费用由提高公用税款来负担，例如将较大部分的公积金用于防治污染技术的研究，则市场经济在简单地恢复平衡的时候，仍重新加重了穷人的负担。
第二点是意义更为广泛的问题。
除非社会中富人愿对某些个人无法担负的公共福利事业按比例做出贡献，则不论是市场经济、混合经济还是计划经济的文明社会都不可能实现。
现在已经到了社会应该去认识下列事实的时候了：
对一个健康的环境，即清洁的空气，清洁的水，未受污染的土壤和干净的城市，是与良好的秩序和完善的教育同样重要的公共社会财富。
没有这些，人类社会就无法存在下去。
人们必须懂得，保持健康的环境条件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
尽管过去自然界曾经作为无偿的资源，但是今天却应纳入人类文明所必需的预算之中。
1952年的伦敦烟雾事件之后，英国正确地规定了清洁空气和清洁水是正常生活的基本需要，而且必须为此提供所需费用。
这是一种社会集体的决定，一种政治决定，同国家对教育或国防事业的负担一样重要。
只要作出决定，预防或清除污染的工作，无疑地将会逐步地实行。
那么20年以后，人们有机会以惊异的眼光回顾现在时，将不禁要问，为什么对这样有价值的社会福利事业，竟给予如此难以置信的拖延？
杀虫剂的问题
在发达国家中，大气污染物中的约80％发生于燃烧过程；如工业和动力燃料的燃烧、汽车燃料的燃烧，以及可能是危害呼吸道最致命的烟草的燃烧。
可是我们不能忽视由土地耕作引起的污染问题。
自从蕾切尔·卡逊（蕾切尔·卡逊（RachelCarson1907-1964），美国生物学家，她的著作《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于1962年出版，指出自从使用滴滴涕后，许多鸣鸟濒于绝种的危险。
--译者注）划时代的作品《寂静的春天》出版几年以来，人们对她所揭露的危险作了分析，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部分地修改了一些看法，而且大部分已被采纳。
当然蕾切尔·卡逊的大部分警告不是针对杀虫剂本身，而是指责过分迷信某些氯化烃类，尤其是滴滴涕的杀虫性能而引起的过量滥用。
这些氯化烃类当初曾经显示了消灭许多害虫的巨大威力，如传播鼠疫的跳蚤，传染疟疾与黄热病的蚊虫，以及其它对家畜有害的昆虫如螺旋虫蛾等。
这种新的杀虫剂毒性很强，使用小量就已见效，那么，增加剂量其效果是否会更好呢？
当人们对它的性能还不十分明了时，就从空中进行饱和喷洒，而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蕾切尔·卡逊在她的书里一再地呼吁：
要有更多的知识，更多的研究，更多的关于使用情况和后果的正确情报。
在她的呼吁以后，人们进行了许多研究工作。
研究结果说明了使用杀虫剂的复杂性，证明了蕾切尔·卡逊反对无知和滥用的惊人控诉，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首先认识了使有机生命能够发生，并得以持续和发展的自然界体系的复杂性。
我们又再一次看到了某些极限现象。
在50年代，很少有人怀疑滴滴涕一类的物质，会像有毒的金属汞那样通过食物链的循环，在生物体内逐步积累。
例如鸟吃鱼以后，鱼体内的滴滴涕就传递到鸟体内并蓄积起来，待到超过鸟对滴滴涕的允许量时，就使鸟停止繁殖，或是生下的蛋壳过薄而不能孵化。
其次我们也认识到，自然体系的相互依赖性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毒物只要污染空气、水或土壤中的一项，其他两项也会受到影响。
这种相互依赖性还延伸到生活于生物圈内的所有生物。
为了消灭火蚁，在美国南部大面积使用狄氏剂和七氯这两种毒性最大的氯化烃的混合物进行喷洒，曾被认为是合理的方法。
按文献记载，每英亩允许用药量为二磅。
结果火蚁并未灭种，而种类繁多的其他昆虫却死亡很多。
从这一点提出了更广泛的问题，自然界中脆弱的平衡——昆虫与自然界中捕食昆虫的生物之间的平衡，是否会被不加区别的杀伤所破坏？
从食物链中突然消灭一种食虫生物，则有可能在链的其他点上出现另一类害虫的大量繁殖。
第三是自然界的土壤、气候、动物和植物等等的多样性，这正显示了人类所在的自然环境的丰富多彩。
单调和千篇一律的城市化所带来的危险之一，是产生一种要求标准化和公式化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却能成为人类精神上的文化枯萎症。
但在自然界搞标准化，要求在公式化的条件下进行公式化的处理，这就不仅仅是枯萎症，而简直是屠杀了。
一种除莠剂或杀虫剂的剂量，在某种空气，气候、土壤和植物的生态条件下，可以得到良好效果，但在相似的情况下或甚至在同样情况下只因风力不同，就可能造成危害。
从这里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于重要的抽象化和一般化的科学技术成果，过于简单化地采用是危险的。
在无机物和人工制品的范围内，有关量测、应力、平衡、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许多定律全都适用。
我们完全可以根据一定规格来创造有价值的、可靠的标准化产品，例如从结构钢材到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构件。
从建筑用的机制砖到胶合板等。
但是农业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土壤的肥力、品种和恢复力等方面，在很大程度上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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