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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维度的宏观释义

比较政治文化的维度

佟德志

政治文化的结构实际上是对政治文化概念的一个再深入的过程,对政治文化结构的理解构成了对政治文化基本要素的一般性理解,直接决定了政治文化研究的内涵。

因此,如何确定政治文化的结构就成为政治文化研究的一个框架。

如何确立这一框架对于比较政治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实际上规定了比较政治文化研究的基本内容和比较的维度。

实际上,从不同的角度区分,政治文化就会呈现出不同的结构。

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比如,我们可以从国别上把政治文化的内涵区别为本国政治文化、国外政治文化;从时间上把政治文化区别为传统政治文化、现代政治文化等等。

作为一个学科,政治文化实际上包含了本国政治文化、外国政治文化和比较政治文化,因而形成了本国传统政治文化、本国现代政治文化、外国传统政治文化、外国现代政治文化、传统政治文化比较、现代政治文化比较等不同的课程。

在这里,我们主要从政治文化的层次结构和政治文化的内容结构两个方面对政治文化的内涵进行进一步的界定。

一、政治文化的层次结构

提出政治文化的概念之后,阿尔蒙德在接下来政治文化研究的相关成果中进一步确定了政治文化的结构,从而以认知、情感和评价三个基本要素确立了政治文化研究的框架。

阿尔蒙德的理解代表了西方对政治文化的主流理解。

阿尔蒙德的政治文化概念体现为三种形态:

认知因素,指对政治系统、官员、输入和输出的知识和信仰;情感因素,指对政治系统人员和执行的情绪;评价因素,指对政治目标的判断和意见。

就政治文化的内容来讲,西方学者对政治体系的主观倾向的理解并不一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理解。

阿尔蒙德、普特南等人一般从政治心理的角度来理解政治文化,这实际上是突出了那种可以通过心理学方法科学地获取政治文化特征的角度来理解的,也是一种经典的理解。

杰克·普拉诺在《政治学分析词典》中亦认可这种解释。

他指出:

“政治文化是每一社会内由学习和社会传递得来的关于政府和政治行为模式的聚集。

政治文化通常包括政治行为心理因素,如观念、情感及评价意向等,政治文化既是全社会历史经验的产物,也是每个人社会化的个人经验的能力”。

但对政治文化内涵的界定并不限于此种,亦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定义。

法根(RichardFagen)、索罗门(R.H.Solomon)等人则从政治思想的角度来定义政治文化的内容。

布鲁姆(W.T.Bluhm)和威尔逊(RichardWilson)等人则从更为广泛的内容出发认为,政治文化可以包括政治意识形态,甚至更多地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

另外,还有学者从民族性的角度来定义政治文化的内容。

洛威尔·底特默(LowellDittmer)则从政治符号(politicalsymbol)的角度来定义政治文化,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政治符号的系统”。

中国学术界对政治文化的结构性认识基本上是从学科角度来划分的,从学科划分的角度来看待政治文化实际上是政治文化研究本土化的结果。

从学科的角度来划分政治文化的不同认识基本上形成了两种比较流行的观点。

这里可以进一步从政治文化的结构来确定政治文化的内涵。

由于人们对政治文化所涵盖的范围有不同认识,形成了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认识:

(1)广义概念:

政治心理、政治思想、政治制度

(2)中义概念:

政治心理、政治思想

(3)狭义概念:

政治心理

广义的将政治制度也包括进政治文化的观点并不多见,但这一观点强调了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之间的联系,具有一定的启发价值。

国内学者有朱日耀、赵军、郑敬高等人,在国外学者当中,P.R.穆迪等人即持这种观点。

朱日耀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及其特点》一文中明确肯定了政治文化的三个层次:

政治思想层次,这是政治文化的主要内容,也是精华部分;政治心理则处于潜层次;传统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方式亦应该是传统政治文化结构中的基本要素。

在穆迪看来,“文化分析有时会造成特殊的假说。

文化上的概括也不能取代制度分析或其他各类政治分析。

文化提供了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力量得以运行的背景;反过来,制度、社会关系或历史事件规定了文化得以显示自身的方式”。

就普遍通行的观念来看,大多数人对政治文化持中义的认识,也就是说,政治文化不仅包含了政治心理部分,也包括了政治思想的部分。

这代表了中国政治学界研究政治文化内在结构的一个变化,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义的政治文化观念即同广义的政治文化形成争论的局面。

赵军的《如何认政治文化及其研究的社会意义》,郑敬高的《从三个层面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质》,戚珩的《政治文化结构剖析》、胡象明的《政治体制改革中的文化障碍及其克服途径》、刘泽华、葛荃的《王权结构的刚柔结构与政治意识》等论文即是典型的代表。

有意思的是,进入90年代,这种争论基本上消失,出现了向中义概念一边倒的趋势,中义的认识成为我国政治文化研究中一种占主导性的认识。

国内学者基本上从政治系统的主观方面来认识政治文化,将所有关于政治系统的主观倾向都纳入政治文化的范畴。

徐大同教授曾多次指出,“所谓政治文化,主要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和所形成的各种政治理论、思想、价值观念的总积淀”。

王惠岩教授基本上认可这种观念,即认为政治文化既有潜层次的心理存在,同时亦有显层次的理性表达。

他指出:

“政治文化是长期积累的由诸多因素影响而形成的多层次的政治认识。

政治文化具有历史性、民族性、阶级性的特征。

政治文化是人们政治理性认识和政治情感的综合产物”。

王沪宁教授亦认可将政治思想这种理论性较强的内容要素包含进政治文化中。

他认为:

“作为一种主观意识领域,政治文化包括了社会对政治活动的态度、信仰、情感和价值,具体地讲,包括了政治意识、民族气质、民族精神、民族政治心理、政治思想、政治观念、政治理想、政治道德等各个方面”。

这种认识已经渗透到政治学理论的教学过程中。

比如,在王浦劬主编的《政治学基础》一书中即把政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视为政治文化的两个层次。

作者在该篇的导论中指出:

“政治心理主要是一种政治权利的精神现象……特定社会政治中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则是政治权力意志的集中体现,其他政治思想也只是在统治阶级权力意志许可的范围内发生作用”。

从政治文化的中义概念出发,政治文化的内涵层次如下:

广义概念:

政治心理、政治思想

狭义概念:

政治心理

从政治心理的角度定义政治文化更符合政治文化的原义。

阿尔蒙德曾经明确地认为,政治文化与政治心理是重合的,所谓的政治文化即“指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

实际上,国内对政治文化进行实证研究的学者一般持狭义定义,更接近于西方的研究者。

比如,闵琦即从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这三个结构来界定政治文化的范围,同阿尔蒙德的概念如出一辙;张明澍则在他的《中国“政治人”》一书中从政治观念、政治知识、参与经历的角度来界定政治文化。

两者的特点都是运用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

前者在1987年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中国公民政治心理调查”,而后者亦采用了调查问卷和访谈相结合的方法。

在《当代西方政治学新词典》一书中,作者即将政治文化定义为“政治系统的基本倾向或心理方面,它包括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普遍奉行的一整套政治态度、信仰、情感、价值等取向”。

这些观念基本上同西方政治文化刚兴起时的原义是吻合的,同阿尔蒙德的经典概念大同小异。

我国学者俞可平把政治文化的结构分为五个部分,即政治认知取向、政治态度取向、政治信仰取向、政治情感取向和政治价值取向。

他认为:

“政治文化就是人们的政治取向模式。

作为政治取向模式,政治文化包括五个基本组成部分,即人们的政治认知取向、政治态度取向、政治信仰取向、政治情感取向和政治价值取向。

政治认知就是人们关于政治的智慧和知识;政治态度就是人们表现在政治问题上的性格和精神状态,如对政治参与是积极还是消极;政治信仰即是对政治目标忠诚与否;政治情感是对政治目标的依附或反抗的心态;政治价值即是对政治目标的判断和评价。

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信仰、政治情感和政治价值这五个方面是密切相关的,并且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阶层中有某种规律性的联系方式,它们的有机结合便构成了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

对政治文化的这种认识可以做如下的图示:

 

政治文化五要素示意图

狭义与中义之争在9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形成,并一直存在于中国目前对政治文化概念的认识中。

狭义概念强调了西方政治文化的原意,而中义概念则强调了政治文化内涵的一致性。

实际上,我们无法把一个普通公民的政治心理同政治思想家的政治态度区别开来,就像政治文化无法将精英的政治文化排除在政治文化之外一样。

抛开具有一定影响并以理论形式系统化的政治思想,政治文化就无法完整地反映对政治系统认知的主观倾向。

因此,将政治思想的内容纳入政治文化的概念内涵更能表现政治文化在概念上的一致性,即政治心理是一种潜层次存在的政治思想,政治思想是以显形式存在的政治心理,两者构成了政治文化的两种表现形式,但其实质是一样的,均是政治系统的主观倾向。

意识形态是政治观念系统化、理论化的表现形式。

最初,意识形态主要指“观念的科学”,但在19世纪早期,这一概念主要用来指一种思考的方式。

后来,意识形态逐渐被视为一种系统化的表现方式。

阿尔蒙德即认为,所谓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是一般的政治倾向的系统化的、外在形式。

从这个意义上讲,意识形态是一系列意识和观念按照一定的逻辑组合起来的的集合体,并具备系统化、理论化的外在表现形式。

如果我们承认政治思想是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那么,我们就无法将更为理论化、系统化,并对人们的政治行为构成重要影响的政治意识形态排除在政治文化之外。

因为毫无疑问,政治意识形态仍然是政治系统的主观倾向。

我们看到,由于意识形态的引入,中义的政治文化概念进一步区别为以下三个层次,即:

广义概念:

政治心理、政治思想、意识形态

中义概念:

政治心理、政治思想

狭义概念:

政治心理

就政治意识形态是否应该被列入政治文化的范畴这个问题,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认识。

阿尔蒙德即从“系统性与显性”两个方面区别了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认为政治文化实际上是对政治系统“含糊、隐性”的认识,而作为系统性、显性存在的意识形态则不是政治文化的应有之义。

与之相反,布鲁姆和威尔逊等人则将意识形态包含进政治文化中来。

国内学者对此亦有不同的认识,但一般认为,意识形态属于政治文化的范畴。

较早对这种内涵予以确认的当属徐大同和高建在《中西传统政治文化比较研究》一书中指出的那样: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研究,只停留在感性、心理阶段是不够的,还是表层的……政治文化就不仅仅包括政治心理等感性部分,还应包括更深层的政治观念、政治思想以及政治学说等理性部分,即包括经过人们对民族心理、民族的表层政治文化提炼以后而升华为观念形态的思想文化”。

甚至有政治文化的研究者将大众政治心理和意识形态作为分析政治文化的两个基本维度,认为处理好大众政治心理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使其尽可能保持一种和谐的状况,对于任何一种政治文化都是至关重要的。

一些有影响的教材也逐渐将这种认识作为共识加以传播。

比如,复旦版的MPA政治学理论教材中即把意识形态视为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该书指出:

“在任何政治文化系统中,政治意识形态处于核心地位”。

我们认为,如果从政治系统的主观方面来理解政治文化,那么,无论其反应的形式如何,但其指向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就其内容来讲,应该归入政治文化的范畴之中。

实际上,人们一般对政治文化概念的区别并不十分严格。

比如,南开大学的刘泽华教授曾经指出:

“政治文化是政治中的主观因素,是政治思想、政治信仰、政治观念、政治价值标准、政治意识和政治心理的总和,它的表现形式有理论形态,心理趋向和情感趋向等”。

但有时他又认为,政治文化是“政治系统赖以生存的文化条件或背景,即一个民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流行的政治价值观念、政治信仰、政治情感和政治心理等”。

这里并没有提及政治思想和政治意识形态。

政治文化的概念之争反映了政治文化认识上的区别,是一种表达的需要。

只要在规范的学术研究中有所交待,它并不会曲解政治现象的本身。

因此,我们并不试图在诸种政治文化概念中强求一致,而是采取了比较灵活的界定。

我们可以在概念的架构上体现了广义的概念,但这并不是否认其他概念的合理性。

二、政治文化的内容结构

我们进一步将这一概念层次细化为四个基本范畴,即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

这种内容结构的细分如下图所示:

政治文化的结构示意图

1政治文化的静态结构

所谓的“政治认知”即政治主体获得政治知识的过程。

一般来讲,认知就是对客观存在的知识进行观察、记忆的活动,是一种心理过程。

它包括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想象等过程。

人脑接受外界输入的信息,经过头脑的加工处理,转换成内在的心理活动,进而支配人的行为,这个过程就是信息加工的过程,也就是认知过程。

而政治认知就是对客观存在的政治现象进行认知的过程。

研究作为一种心理过程的政治认知需要的是现代心理学、信息科学、神经科学、数学、科学语言学、人类学乃至自然哲学等学科交叉发展的结果。

但一般来讲,政治科学的研究常常是研究政治主体形成的政治认知水平,尤其是政治主体具备的政治知识对政治行为的影响。

在政治生活中,政治文化的主体会通过家庭、学校、社会等政治社会化的媒介对政治生活中存在的主体进行认识,这一认识的结果即政治认知的内容。

政治认知指政治文化的主体通过政治生活的实践对政治系统进行实然性的认识活动。

从认知的一般规律来讲,认知包括了认知的对象和认识的方法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政治体系中,政治认知的对象是极为丰富的。

一般来说,只要是政治生活中存在的对象都属于政治认知的范围,既有国家、社会这样的宏观主体,也有个人这样的微观主体,甚至我们可以把政治主体对自身的认知也纳入到认知的对象中来。

在政治认知的体系中,主体不仅是政治文化的承载者,同时,它还会成为政治认知的客体。

因此,政治文化的主体既是政治文化的创造者,同时又是政治文化的载体。

由于意识形态的引入,政治文化的主体不再只是政治心理的主体,同时还可以是组织、团体,或者是政党,在某种情况中,民族国家亦成为重要的主体。

在比较政治文化的视野中,这种主体通常是国家。

在政治生活中,政治主体对认知对象的认知并不是孤立的,而是联系在一起的,主体对自身的认识通常会扩展到主体间关系的认识。

政治主体一般都会在一定的政治关系中认识被认知的对象,不仅将这些认知对象区别开来,而且还联系在一起,甚至会自觉不自觉地形成某种排序,从而形成了与主体认知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关系。

一般来讲,权利关系从个体的独立出发,而权力关系则从个体之间的合作着眼,两者从本质上构成了政治认知的两大领域,在政治文化领域中,权力与权利构成了政治认知的两个主要方面,即政治文化的主体如何看待政治权力的作用,如何看待政治权利的保障与发挥。

在权力基础上形成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直接决定着人们对政治系统的主观认识。

同时,不同的权利观念亦是主体间关系的一种表现样式。

如果从更为广泛的角度去考察政治认知的对象,还应该包括政治主体对政治行为的认知,这里既包括对宏观主体的国家与社会发展的认识,同时也包括了政治主体对个体政治行为的认识,诸如革命与改革、统治与参与等等都是政治认知的内容。

统治、管理行为的认识实际上是对权力关系运行的表现形式,而政治参与行为的认识则体现为人们对政治权利行为的认识。

作为政治发展的两种重要形式,革命与改革表现出来的政治发展观是政治体系运动的形式。

实际上,作为决定个体政治行为主观因素,政治文化必然包含着对政治行为的认识,比如,成功的政治参与行为构成了政治参与的能力感,对政治参与的行为就会形成积极的态度,从而渗透到政治文化当中,并影响其进一步的政治行为。

政治认知另一个重要的要素即思维方式。

如果说政治认知的对象构成了政治认知的内容的话,那么,思维方式则是获得这些政治认知内容的手段。

在这里,思维方式即政治认知的模式,即政治文化的主体认识和思考政治生活的方式。

思维方式的不同不但决定了对政治认知对象的取舍,而且直接影响到对政治认知对象的认识。

比如,由于理性主义与实用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西方和中国的政治文化形成了很大的差异: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更注重形而下层面的“治国之道”,而西方传统政治文化则更注重形而上层面的“城邦之善”。

同时,思维方式不仅是主体获取政治认知的方式,同时还会直接影响到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的形成,构成了政治文化从政治认知向处于更高层次的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转化,从而由主体内部的实然向应然转化的一个桥梁。

政治态度是一个复杂的内涵。

有的时候,人们以政治态度来指称政治文化,认为政治态度实际上是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等因素的复合体。

这以阿尔蒙德和维巴的《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为典型。

在这部著作中,阿尔蒙德多次用政治态度同政治文化互换。

这种认识有一定的代表性。

比如,戈登·阿尔波特(GordonAllport)即在《态度》一文中指出:

“政治态度是由政治认知、政治情感与政治行为倾向共同组成的一种心理或生理组织,用以引导或影响个人对有关政治目标、政治情境的反应”。

这在中国学者那里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例如,王敏在《政治态度:

涵义、成因与研究走向》一文中即指出:

“政治态度是指政治人对政治目标与政治情境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

在这里,我们所谓的政治态度实际上是一种狭义的政治态度,只是积极或消极的政治情感。

对于政治认知、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的研究比较独立,而相对来说,对于政治态度的研究则很难将其从政治文化的各个要素中独立出来。

但是,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文化因素,它却成为内含于政治认知和政治价值的一种倾向性因素。

比如,自由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存在时,它本身就存在着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分野;民主作为一种制度观念存在时,它本身亦存在着积极民主和消极民主的说法;就是作为政治主体的公民来讲,我们甚至亦可以区分为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

因此,政治态度是内化在政治文化的结构之中,同时对各种要素构成影响的一种要素。

政治价值是政治文化的核心部分,如果说政治认知还属于政治文化的客观范畴的话,那么,政治价值则更多地渗入了感情和评价性的要素,从而具有更多主观倾向。

政治价值的基础是政治认知,一定的政治价值一定会以一定的政治知识为基础,政治主体的政治选择,制度偏好都是在政治知识的基础上产生的。

政治观念进一步发展,并同政治实践发生联系就有可能转化为政治意识形态。

政治价值的核心是政治生活中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意义。

我们从客体满足主体的角度进一步把政治观念区别为两种不同的观念,一种观念是价值观念,它实际上是一些基本的原则对主体的满足程度,包括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政治价值的偏好。

另一种是制度观念,与价值观念不同,制度观念则明确地将客体限定为政治制度,表明了政治制度对主体的满足程度,包括民主、法治、宪政、分权等政治制度。

意识形态是理论化、系统化、抽象化的政治文化。

同时,因为意识形态在政治生活中的实践作用,意识形态也是对人们政治行为产生最重要影响的政治文化要素。

意识形态提供的常常是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价值的种种组合,因而形成了种种不同的意识形态。

在当代西方,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三大政治思潮长期占有重要地位,除此而外,女权主义、绿色和平主义、新共和主义、社群主义等等政治思潮均在某个时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在中国古代,也曾经出现过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政治流派。

在当代中国,占据主流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这些政治意识形态均是在某种特定的政治认知的基础上形成的一整套的政治理论和政治主张,构成了政治文化结构中最为显性的要素。

2政治文化的动态结构

我们认为,政治文化四大模块的分类并不是独立的,而是一个整体,互相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就这一结构的形成来看,整个政治文化的结构实际上是动态的,即体现为由实然向应然转变的过程,遵循了由个性向共性转变的过程。

这些过程本身就构成了政治文化由政治观念(idea)向政治意识(ideology)转化的过程。

从英文来看,以idea形式存在的观念、观点实际上是零星的,个性的,带有很强的实践性;而以ideology形式存在的意识形态则是完整的,共性的,带有很强的理论性。

意识形态实际上是对政治认知、政治态度、制度观念的一种排列组合。

以自由主义为例,它实际上是通过组合个人观、国家观、社会观、权力观、权利观、参与观、自由观、平等观、民主观、法治观等一系列政治认知、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从而形成一种系统的政治观念的组合。

这种由政治观念向意识形态转化的过程就是由实然向应然、由个性向共性转化的过程。

同时,这种动态的政治文化结构又是同时并存的。

也就是说,政治文化的这一动态结构始终连续不断地循环,并表现出不同的形态。

在政治文化的内涵当中,即有实然的、个性的、观念的,也有应然的、共性的、意识形态的东西。

政治文化的动态结构示意图

政治文化的内部结构是一种由实然向应然转变的过程结构,政治文化的动态结构示意图体现了这一变化过程。

政治认知的内容还停留于对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关系、现象、过程等的认识,是客观世界在政治个体主观世界的一种反映,这种反应的目标是一种对实然的追求,政治个体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某种思维模式去努力认识政治生活的本来面目,从而形成对国家、个人、社会等基本主体,权利、权力等基本关系、统治、管理、治理等基本政治行为的认识。

在这些认知的基础上,政治主体逐渐形成自己的态度,并进而上升为政治思想或是政治理论、政治学说等更高层次的意识形态,开始在政治实践中产生影响,发展成为政治思潮。

在这一过程中,抽象化的努力使得政治文化的主体逐渐开始自主地忽略某些政治现实,出现过滤现象;理论化的努力则使得政治主体获取的知识按一定的顺序排列,出现结构化的知识。

这一过程使得政治文化的实然性内容逐渐减少,客观性降低,而应然性内容逐渐增加,主观性增强。

政治文化的内部结构遵循了由个性向共性转变的过程,政治文化的动态结构示意图中颜色由浅入深的变化即体现了这一变化过程。

从总体上讲,政治要完成的即是由个性向共性的转化,它深刻地影响了政治文化的过程,政治文化的形成亦遵循了由个性向共性转化的过程。

在政治认知层次,政治认知内容的获得是个体性的,是政治个体在政治实践中观察和体验的结果。

无论是对国家的认知,还是对社会的认知,尤其是政治个体对自身的认知实际上还主要是政治个体性的东西,主要源自政治个体的政治实践。

随着个体之间的交流,个体在政治实践中获得的知识逐渐在一定层次上被整合,一些个体性的知识被忽略,共性的知识按照一定的结构被组织起来,逐渐体现出共性的内涵。

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个体政治社会化的结论倾向于同群体政治文化融合,抛弃某些个性化的认识,认可某些群体政治社会化形成的政治文化成果;另一方面,政治文化的主体也表现出群体倾向,无论社会团体组织、政党,还是民族、国家,其政治文化的形成都需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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