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完全可以避免重蹈日本泡沫经济覆辙下文档格式.docx
《中国完全可以避免重蹈日本泡沫经济覆辙下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国完全可以避免重蹈日本泡沫经济覆辙下文档格式.docx（8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特别是近年来，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以及东南亚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快速发展，为全球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奠定了基础。
这种经济格局的出现，为避免全球资本单一追逐中国市场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从而削弱了国内金融市场泡沫全面爆发的可能。
这与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一枝独秀，成为全球资本关注焦点的外部环境有着显著的不同。
3.美中贸易的互补性特征决定了美中贸易逆差是国际自然分工的结果，不会对美国经济和国家竞争力产生实质性的威胁，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来自外部的经济压力。
表3列示了美中贸易逆差前10位的商品类型，其中包括：
电机、音像设备及零部件；
锅炉、机械器具及零部件；
玩具、游戏和运动器具及零部件；
家具、床具和灯饰品及零部件；
服装及附件；
塑料及其制品等社会居民的生活必需品，这些商品约占美国从中国进口总量的75%，属于技术水平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
美中贸易逆差的商品构成清晰地反映了中美经济在制造业部门存在的互补性特征。
这种分工格局的构成，在很大程度上说明，美中贸易逆差是由国际分工自然产生，而非单纯的人民币汇率低估所致。
美中贸易双方的经济互惠远远大于冲突。
因此，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施压仅仅受美国传统制造业部门的小部分势力影响，不可能左右美中贸易的根本利益。
因此，以财政部为代表的美国白宫对于中国经济的施压，包括在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上，并没有采取强硬的报复性措施。
这一点在近期美中高层对话以及始终否认中国存在汇率操纵行为的明确表态中得以鲜明地反映。
而中国政府也始终秉持自主、渐进和可控的原则实施汇率制度改革。
这与20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冲突和政策协调存在显著不同：
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日本积极实施“节约能源化”和“微电子技术革命”为先导的产业结构改革。
升级后的日本制造业在汽车产业和以微电子技术为主体的半导体及信息通讯产业中与美国经济直接发生正面冲突。
低能耗的日本汽车直接冲击了作为美国主导产业的汽车制造业，特别是美国一直引以为豪的微电子技术如计算机和通讯，受到了日本相应产业的严重冲击。
所有这些贸易冲突直接影响美国的国家竞争力和经济安全，引发美国产业部门和政府的强烈不安与反抗。
因此，必定采取强制性贸易报复政策予以反击，要求日本实施包括日元升值、开放金融市场在内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
日本政府迫于这种协调，制定了不以本国经济利益为重的宏观经济政策，多次延误治理本国泡沫经济的时机，最终导致了泡沫经济的形成与崩溃。
4.面对日益上涨的通货膨胀压力和信贷的规模增长，中国政府及时出台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
（1）紧缩的货币政策。
2007年以来，针对银行流动性偏多，货币信贷规模增长，物价水平日益上涨的趋势，中国人民银行采取了包括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存贷基准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和窗口指导在内的综合措施，加强对银行体系的流动性管理，控制信贷规模增长。
2007年至今，人民银行发挥存款准备金工具冻结程度较深，主动性强的特点，1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累计上调8个百分点，一般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达到近20年以来的最高点17.5%，有力的对冲了银行的流动性，抑制了银行创造货币的能力。
对于资本充足率低于一定比例、不良贷款高于一定比例的金融机构，人民银行还积极地实施了较高的差别存款准备金率，促进了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
在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的同时，人民银行积极发挥利率的价格杠杆作用，2007年按照“渐远递减”的原则6次提高了存贷款基准利率。
其中，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从年初的2.52%上调至年末的4.14%，累计上调1.62个百分点；
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从年初的6.12%上调至年末的7.47%，累计上调1.35个百分点。
存贷款利率的提高，有利于金融机构和各类经济主体适当衡量风险，引导货币信贷合理增长，优化资金流向，调节和稳定通胀预期。
通过加大央行票据的发行力度，积极适时开展正回购交易，市场发行与定向发行相结合以及通过央行票据利率上行引导市场利率提高等多种灵活的公开市场操作方式加大回收银行的流动性。
此外，人民银行通过窗口指导，传达宏观调控意图，提示金融风险，优化信贷结构。
（2）稳健的财政政策。
配合紧缩的货币政策，中国政府实行了稳健的财政政策。
适当减少财政赤字和长期建设国债规模。
中央基本建设投资重点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生态环保、社会事业领域项目以及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重点支持科技创新，推进节能减排，调整产业结构。
落实西部大开发等财税政策，促进地区协调发展。
实施鼓励节能环保的进口税收优惠政策。
运用财税杠杆，大力支持粮油肉等农产品生产，保障基本生活必需品供应，抑制物价过快上涨。
紧缩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相配合在宏观层面上向市场传达了中央政府遏制当前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的决心，对于抑制资本市场的非理性繁荣和可能出现的泡沫经济起到了重要的调控功能。
5.抑制市场过度投机、防范系统风险的财税金融政策有效稳定了资本市场运行。
2006年至今，沪深股市呈现快速上涨和股价大幅波动的基本态势。
2007年5月29日，上证指数在快速的经济增长、良好的公司业绩、景气的市场预期以及人民币升值和国际热钱的推动下，曾一路攻城拔地、高奏凯歌，达到阶段峰值4335.96点，两年时间内股指上涨了300%。
其时，沪深股市平均静态市盈率达到50倍，超过全球主要市场的平均市盈率，整体估值偏高，结构性泡沫已然显现。
中国管理层认为市场投机过度，为避免更大的系统性风险，有必要进行阶段性的市场调整。
2007年5月30日，财政部经国务院批准上调印花税至3%0。
当天，深沪两市骤现跳水行情，上证综指下跌6.5%；
6月4日，上证综指在下跌近700点至3670.4点，有力地打击了市场投机活动。
此后，市场逐渐稳定回暖，出现振荡上扬，2007年10月17日达到峰值6124.04点。
在全球次贷危机日益显现、经济增长预期下降、国际热钱撤离中国以及国内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共同作用下，市场信心逐步丧失，上证综指一路振荡下滑，2008年4月18日跌至3094.67点。
4月24日，在证券市场出现持续低迷萎缩的局面下，国务院考虑到维护资本市场稳定的需要，在出台关于“大小非”解禁的指导意见后，进一步出台了下调印花税至1‰的利好政策，有力的稳定了市场预期。
整体看，在2005～2008年间，中国高层管理者应对股市投机泡沫的措施有力地打击了市场的过度投机行为，对于稳定市场秩序、推动股票市场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高层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股市目前仍然处于发展的幼稚期，市场纪律和自我调节机制依然脆弱，从稳定市场和规避系统风险的角度出发，市场干预仍有必要。
系统地对市场失灵作出调节，是目前中国高层管理者对于维护和发展尚处于幼稚期的中国资本市场的基本态度。
中国高层管理的这一基本姿态，对于抑制股市泡沫、维护我国金融稳定、遏制中国的泡沫经济，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这与日本20世纪80年代对于资本市场采取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存在根本的不同。
6.“有序、渐进、可控”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削减了金融不平衡的累积。
金融体制的改革是中国政府始终予以高度关注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之一。
20年来，中国的金融体制发生了显著地变化，在利率市场化、汇率弹性化、银行综合经营、金融市场自由化以及资本账户开放等多方面取得了显著地进展。
但是，所有这些改革都是在“渐进、可控”的基本原则下逐步、有序的开展和实施，而非激进式改革，尽可能将金融市场化带来的金融风险限制在市场和监管机构能够接受的范围内，与市场自我协调能力均衡发展，防范金融泡沫的形成和扩大。
这与20世纪80年代日本迫于美国的压迫实施过急的金融自由化改革有着显著地不同。
日本过急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并没有充分考虑到金融监管能力是否得到同步的提升，金融市场自我约束和调节能力是否足以化解金融风险，最终导致投机盛行，泡沫飞涨。
7.经济总体发展水平不高，市场空间广阔，回旋余地大。
目前，二元经济结构仍是我国国民经济结构的基本特征，“三农”问题仍很突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依然薄弱，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城镇化进程还很落后，中部西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缩小区域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任务非常艰巨。
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的转变与产业结构的升级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因此，在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之外，投资领域和市场空间非常广阔，资金需求量巨大？
这与20世纪80年代日本产业经济趋于饱和，实业投资收益率下降，大量产业资本转移至金融领域追逐投机利润，引发金融泡沫存在显著不同。
四、防止泡沫经济，避免重蹈日本覆辙的对策
预防永远是治疗危机的最佳办法。
虽然，中国经济现状与昔日日本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我们并不能因此高枕无忧，毕竟中国已经表现出经济过热的端倪，甚至在局部市场出现了明显的泡沫迹象，如何防微杜渐、避免步入日本后尘，将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1.政策制定部门应当更为系统地关注资产价格波动。
因为一国的经济政策将极大的影响资产市场参与者的预期而影响其投资组合的选择，而这种投资组合本身的变动将影响金融系统的稳定。
忽视或姑息资产价格的异常波动，最终会导致泡沫的产生，一旦任其形成与崩溃，将对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的损害，其中包括对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的不利变化。
这里所说“系统性”的关注并不代表政府应当对资产价格的任何波动都予以干预，而是建立对资产市场的监测系统，时时关注资产价格的变动，对于任何持续的异常变化，政府必须明确地向市场发出十分关注资产市场的信号，并表示在必要时会采取任何有效措施避免资产市场不平衡的发生，以此震慑过度的投机行为。
2.建立识别资产价格泡沫的侦测机制。
尽管侦测资产价格的“泡沫”成分很难，但是在实践上往往能够发现“泡沫”的种种迹象。
事实上，在日本泡沫经济形成的初期，日本货币当局已经意识到泡沫的存在，并在多种场合表示了强烈的关注。
识别资产价格“泡沫”相比于预测潜在产出，并不要求更高的技术难度，“泡沫”是完全可以预测和识别的。
其中最为显著的信号是资产价格的持续异常上升和信贷总量的急剧扩张，特别是与投机资本相联系的信贷总量的增加。
因此，关注金融机构的资产组合是识别泡沫产生的重要指标。
政府应当建立相应的常设侦测机构，通过经验总结，逐步提高识别“泡沫”的能力和准确度。
3.加强审慎监管，强健金融体系。
金融市场既是泡沫经济的晴雨表，也是防范危机的桥头堡。
在日本泡沫经济时期，金融管制的放松严重弱化了市场纪律对市场参与者的约束，金融市场进入了一个无序发展的时期。
由于缺少强健金融体系的保护，大量的银行资金通过资产抵押贷款的方式涌入资本市场，使得原本脆弱的金融系统变得更为风雨飘摇。
与昔日日本金融系统相比，今天中国的金融系统也是典型的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系统，但是无论是在银行系统的公司治理结构、经营机制和风险管理方面，还是金融市场发展的深度与广度方面，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优越性。
大量的银行资金和国际热钱同样参与到今日中国股市的潮起潮落与房地产业的规模膨胀，表明整个金融系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因此，强健金融系统和加强审慎监管对于遏制中国潜在的金融经济泡沫存在显著的必要性。
可以进一步改善的具体措施包括强化信息披露、加强审慎监管、切实设立与适用国际标准与准则、大力培育和发展金融市场、改善金融资产结构、积极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金融风险监测系统及金融安全网。
4.金融财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一定要具有前瞻性。
所谓“前瞻性”是指政府的政策调整要保持稳定，给予市场充分的调整时间，不能造成市场参与者过大的心理波动，要充分考虑市场的承受力。
中国当前宏观经济管理的前瞻性是相对不足的，这种不足很大一部分源于政策调控的精确性问题。
由于无法确知政策滞后效应的时间和规模，没有灵活精确的政策调控工具进行及时的市场微调，因此，对政策的力度把握往往不够，疲于亡羊补牢，无法起到平滑经济的功能。
当然，这种政策调控能力的具备，还需要经验的积累和经济体制的完善，需要耐心。
5.进一步完善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或自主性（Monetarypolicyindependenceorautonomy）通常是指——国中央银行在获得独立于政府的地位后既不受政府干预，更不受外国影响而独立地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
独立性是确保稳健性的一个重要前提。
这一点我们在总结日本的教训时已经明显看到：
由于日本央行政策过多的顾忌社会公众的情绪和国际经济的协调，贻误了治理泡沫的最佳时期，而导致泡沫经济的扩大与崩溃。
当前，中国正面临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日益显著的局面，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特别是货币与汇率政策，必须强调独立性。
货币政策应当集中精力解决物价稳定问题，避免过多的货币政策目标。
配合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和加快外汇市场建设，在“自主、渐进、可控”的三原则下，有序的实施金融自由化改革。
6.进一步实施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避免过度依赖外部经济。
从历史的经验看，“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是不可持续的，容易受制于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
美日贸易摩擦是引发的日元升值问题的根源，也是金融泡沫形成的重要外因。
因此，“贸易立国”的发展模式只可为用、不可为体。
虽然美日之间的贸易关系与中美贸易关系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是中美之间发生的贸易摩擦和人民币升值问题已经充分说明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贸易环境正在趋于恶化。
因此，将经济发展的重点转向国内，坚实金融市场发展的真实经济基础，是抵御外部冲击、避免虚假繁荣的重要举措。
中国人口众多、区域、城乡差异显著和产业结构升级空间广阔的经济现状为扩大内需政策提供了现实的基础。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当前的中国经济与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的泡沫经济存在着一些表象的相似性，也的确是诱发中国出现全面泡沫经济的潜在因素。
但是无论是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政治思维，还是在宏观经济政策、贸易结构、金融发展以及局部结构性泡沫的程度，都与昔日的日本存在显著的差异性，而这些差异将主导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中国政府远见于未萌，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和推动微观市场改革，就能避危于无形，避免重蹈日本泡沫经济的覆辙。
作者：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王朝才封北麟来源：
《经济研究参考》2008年第52B-8期
责任编辑：
林桂芳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