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杂谈doc 25.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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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杂谈doc25
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杂谈
早有“史无定法”之说，这当然不是说可任意判断，而是说治史可因对象、条件不同采用不同方法。
我赞成此说。
1984年，在意大利的一次中国经济史国际讨论会上，我冉说:
“就方法论而言，有新老、学派之分，但很难说有高下、优劣之别。
中国讲‘百花齐放’，当包括方法论在内。
”本文日的，就是希望我们的中同经济史研究百花争艳。
如一事旧不同方法去研究而能得出同一结论，当更可信。
方法与目的密切相关。
事实上，几乎每种新的研究方法都是随着某种新的理论而来，这种理论和方法就形成一个学派。
本文原以“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派与方法”为题，现为节省篇幅，略去学派。
有些学派，如乾嘉学派、计量学派，可以避免讲理论，专谈方法。
而多数学派却不能元全避免，因为在那里理论就是方法，这在下文自明。
我想谈的有：
（1）文献学和考据学方法；
（2）历史唯物主义；（3）经济计量学方法；（4）发展经济学方法:
（5）区域论和周期论:
（6）社会学方法，（7）系统论方法。
所谈或详简，或我所不知而举疑，故日杂谈。
文献学和考据学方法
我国史学一向重视文献学的方法。
这方法的精神就是绝对尊重史料，言必有征；用现代话说就是“论从史出”。
治史必自史料始，以占有史料为第一义，这是个好传统，初学者尤然。
文献学方法包括校勘、辨伪功夫。
又所论多宏观，故重典章制度。
同时，它包含归纳法，广征博引，力戒孤证。
在表达上，“让史料自己说话”，质朴、简洁、有力。
“多问阙疑”，史料既多，考据学随之而兴。
考据学至清代极盛。
清代考据学之大功在于它抵制了宋明理学唯心主义的推论，追求历史信息（文献）的本来面貌，故梁启超称其有实证主义精神;又因清人逃避政治，能钩稽沉隐，无所避讳，即顾炎武所倡“实事求是”。
但清代学者考据的出发点不是事物，而是文字音义。
又所论多属微观，视野狭隘，流于繁琐。
或为文而文，示计实效。
盖原用于经学，治史反成缺点。
不过，文献学、考据学都是不断发展的。
至近代，受西方实证科学影响，己日益光大而重实效。
若陈寅恪，固考据学大师，其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文史考据之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
（《金明馆丛稿》）
我国历也文献至为丰富，史籍、地志之外，笔记、诗文、报刊等早已入史。
近又致力于档案、碑刻、民间文书之发掘。
历史档案浩若烟海，近年开发清刑部题本，已美不胜收，而其他尚少系统整理。
民间文书更是无穷宝藏。
若徽州档案、孔府档案、盛宣怀档案刚在利用，而散在各地的文契、租约、账册、书簿等都有待征集。
文献学、考据学内容日广，大有可为。
方法本身也将改进，资料库和电子计算机的利用即其一例。
总之，前途广阔。
单靠文献学、考据学方法亦有其弊。
正如列宁所说：
“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
”①这就不是论从史出，而是史随论走了。
因此，史料愈多，愈简要有科学的驾驭史料的方法。
这方法，首先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研究经济史的基本方法，其他方法之得失都要用它来衡量。
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世界观，包括一系列原则和规律，不只是方法。
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写历史，而是研究历史，即研究一个未知领域或未决问题，不如把它看作方法。
这是因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规律虽是客观存在，但只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
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对别的学科来说，可用作逻辑论证，如评某文学作品，可说它不符合历史规律。
但对研究历史本身来说，却不能这样。
如五种生产方式，可称为社会发展规律，但具体研究某民族历史时，缺奴隶社会者有之，缺封建社会者有之，缺资本主义社会者更有之。
这些“缺”正是研究的目的。
对于研究工作者来说:
“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足教义，而是方法”①。
“历史唯物主义从来也没有企附说明一切，而只是企求提出‘唯一科学的’说明历史的方法。
”②
这种科学的说明历史的方法是什么呢?
我以为，其核心，也是我们在实践中用得最多的，就是历史辩证法。
辩证法思想来自人们观察自然现象的总结，即自然辩证法或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应用于研究社会川史”。
这本是恩格斯的意思，由斯大林明确说出③。
因而，钱学森把历史唯物主义称为“社会辩证法”，与自然辩证法相并列，这是很有见地的。
附带说，许多科学的方法部是来源于对自然界的观察。
十八世纪培根、笛卡儿的实证主义和归纳逻辑，近代的计量学方法、系统论方法，都是首先应用于自然科学，然后移植于社会科学。
它们的科学地位也在这里。
辩证法也是这样，当然，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将随着科学的日新月异而不断发展。
但是，过去我们讲授历史唯物主义却很少讲辩证法，而把国家、阶级、阶级斗争当作主要内容。
这是因为，我们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截然分成两门课（这也作俑于斯大林），前者讲辩证法，后者就不讲了。
也因为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是在民主革命战争中开始的，继之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这就很自然地突出了阶级和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直接动力”，这是1879年马克思发出的一个指挥革命行动的通告中说的。
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是经济的发展，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意。
这个“本意”也招致不少误解：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变成“线性因果关系”，僵化了的公式。
恩格斯晚年，在1893年给弗·梅林的信中说，马克思和他当初是着重从经济基础中“探索出”政治、法权等观念的，这样做是对的，因为当时是批判黑格尔等唯心主义。
但也因此犯了个错误，即忽视各种思想领域有自己发展的历史并在历史上起作用。
因而他提出“归根到底是经济”的修正。
次年，在给符·博尔乌斯的信中全面发挥了这一点:
首先，经济基础不仅是经济关系，而是包括全部技术装备和地理环境。
其次，“并不只有经济状况才足原因”，政治和意识形态都互相影响。
同时，经济并不是白发起作用，而是经过人的决策，“是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
原来，1890年他就提出历史是由人们的意志“合力”创造的理论，而人们的意志是由生活条件决定的④。
照恩格斯的说法，各领域都有自己发展的历史，离经济愈远的领域，如纯思想领域，其曲线愈曲折。
但如划出各曲线的中轴线，则“研究的时期愈长，研究的范围愈广，这个轴线就愈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愈跟后者平行而进”。
这就是“归根到底”之义。
我们不妨试画如图I。
文学艺术的曲线起伏很大，几百年未必出一个诗圣。
科学发展则到卡八世纪才突飞猛进。
它们的中轴线则几乎平行了。
我想，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意。
第一，要承认各领域的相对独立性。
从这一点说，本来可以分别研究，如政治史、文化史、经济史等等。
第二，又要有整体观、系统观。
它们是相互影响的，研究经济史也要看到政治、文化对经济的作用，更不能摆出一副“我是基础、我决定你”的架势。
“归根到底”是经济，但在一事一物上却未必。
第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是这样，相互作用是辩证法的裴本原理，“反作用”其实就是作用。
象生产和交换也“都有多半是它自己的特殊规律”，又都互相制约和影响①。
重农轻商思想不能进入史学界。
总之，史学界头脑中经常保持辩证法，或可无虞。
经济计量学方法
经济计量学源于数理经济学。
数理经济学已有百年历史，经济计量学也有数十年历史，我国现已用于计划和管理。
但经济计量学用于历史研究，还是六十年代以来的事。
它兴于美国，目前也以美国为独盛，在欧洲和日本史学界并非主流。
经济计量学用于历史研究有很大局限性。
原来计量学用于现实经济，目的在设定最佳模式，选出最佳方案。
用于历史则不行。
历史不能选择，也不能假设。
美国曾有人用反拟法（Contrafactureapproach）研究美国早期历史，结果不住。
又因历史不能用实验或模拟办法取得所需数据，只能用已有统计和估计，不仅研究的时间多限于近代，范围也受限制。
目前所用，大多只是回归分析（Regressionanalysis）和相关分析（Correlationanalysis）二法，回归分析又多限于单元线性。
线性回归是用一直线来表达两组变量间的平均变化关系，其原理见图Ⅱ。
该图录自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实即原来统计学中的宣线趋势方法。
图中曲线是1895-1913年新设厂矿历年投资的指数（X为时间，Y为投资指数），AB线则为历年投资变化（在此为增长）的趋势。
在计量学中，AB线的含义已不尽为趋势，它称为回归线，即变化的理论值。
其方程是:
Y=a+bxX是自变量，Y是因变量；b是回归系数，即回归线的斜率;a是常数，即X=0时Y的值。
有若干（最好20个以上）X和Y的经验数据，即可用段小平方法（公式略》求出a和b的值。
而在经济史中，时间常为重要因素，故可将上式改为时间方程，即（Y=a+bt）t为时间（如年），b则变成速率（如年率）。
美国学者赵冈从孔府档案中得出1736－－1775年议上县梅花庄麦、豆、高架、杂粮的历年产盘，用上式（他还加上一个平均为0的分布变量e）算出这期间亩产量Y的平均变化率b：
麦、豆、高梁的b均为-0.04强，即平均每年下降4%，杂粮的b达-0.09。
其他用法，如LorenBrandt计算上海粮价Ps与国际市场粮价Pi变化的关系，方程为Ps=a+blP1+b2R+e其中R是汇率（因国内粮价用银，国际市场用金），c是平均为0的分布变量。
他用1876－－1930年逐年Ps、Pi、R的数值（实际计算时用对数1n），得出b1=1.10；b2=-0.98。
即上海粮价受国际粮价升降的作用和受汇率变动的作用（银价降粮价升，故为负数）都很大，以此论证上海粮价“整体化”于国际市场。
线性回归方法，计算并不困难，但其适宜性在于对资料的理解、运用，这仍有赖于定性分析。
如上述新设厂矿之例，因每年之新投资并非当年消耗掉（与产量、交易量性质不同），若用资本存鼓（前期的资本+当年投资-当年折旧）或资本集成（Capitalformation，即当年投资-当年折旧）为Y，则b值要低得多。
后例国内外粮价，因未计入粮食进口量，结论尚感不足。
青年学者吴柏均，同样用回归分析，发现国内外粮价与实际进口之关系在不同时期、不同口岸、不同粮种（米或麦及面粉）都有所不同。
这就需要从进口数量、倾销政策、市场的垄断性等方面来解释。
再如我国对外贸易的进出口价格剪刀差（国外称Termsoftrade），不乏有人研究。
但同是用1866――1936年南开指数，美国学者侯继明的计算是Y=76+0.44X，速率为每十年4％强；而RalphHuenemann之计算是Y=58.32+0.94X，速率为每十年9％强。
我对这问题是分阶段观察：
剪刀差扩大时期中国吃亏，逆剪刀差时中国受益，两相比较才有意义。
又如工业发展速度，是研究较多的问题。
美国学者章长基估计1912――1936年工矿业产值的年增长率为9.4％；ThomasRawski估计同期制造业的年增长率为12.7%;因所用代表产品不同。
我以为，既无全面材料，还不如分行业考察为妥。
总之，计量学虽定量，却未定死，要根据条件运用，才能有用二，现在谈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是找出两系列变景之间相互关联的密切程度，其原理见图Ⅲ。
该图取自RobertHartwell对明代里甲制的研究。
每里户数并非按规定的110户，因非农业人口不入里。
图Ⅲ是许州7个县的里数X与户数Y的相关图;从7个点的位置可见里数与户数关系颇为密切。
X与Y的密切程度即相关系数，通常用r（或r2）表示。
若r=1，则各点在一直线上，毋需论证。
若r=0，则两者无关系。
若r为负数，则为负相关《如价格愈高销量愈小之类》。
上述7县里数与户数之相关系数经计算（公式略）r=0.99，即密切度达99%。
而广东13个县，其r=0.96；陕西23个县，r=0.94。
相关分析的应用拖围很广。
一般说，凡作回归分析，同时即可得出相关系数，不能作回归分析者，亦常可作相关分析。
问题是要有大量的连续性数据。
因而目前所见，以用于人口、外贸、物价之研究者最多，以及研究铁路运输与贸易的关系，农场规模与产量的关系，均有成例。
但应用最多的是拿它检验已有的论点或设想是否正确，亦以这种用法最为有效。
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我国棉纺业颇为发达，利润亦优。
T.Rawski估计出1913――1936年历年纱厂利润，与同时期棉纺业的发展（以纱锭数代表）作相关分析，而r值仅为0.15――0.17。
说明纱厂的利润大半并未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棉纺业的新投资主要来自业外。
反之，欲用相关分析推导出新的结论，则须慎重。
如上述纱厂利润之变化与钢铁、水泥、机器三业之发展相关系数达0.86-0.91，非有文献证明，不能遽认为纱厂利润，投入比三业。
又如按粮食运销路线常可得经过各地的价格关系。
有人研究清代陕西粮价，按最大r值应是从陕西最南部向最北部运销;又米市中心苏州，与其米价相关最密切的地方竟是济南。
类此情况，若迷信数字，必致失误。
图论为数学方法之一，但在经济史中尚难应用。
不过，有时简单之图解也有助于研究。
如R.Huenemann研究中国铁路的经济效益简式如图Ⅳ。
AB是铁路边际运输成本。
OT是运量（吨公里）。
OP是传统运输平均运价，op’是铁路平均运价（均为元/吨公里）。
则铁路的经济效益为三角形PCP“。
从图可知：
PCP’=1/2（OP-OP’）OT
1930年代，传统运输（大车驮运等，因铁路为南北线）运价平均按0.1元计，铁路平均运价为0.02元;1933年6条国有铁路的运最为2，896百万吨公里。
代入上式，经济效益为116百万元。
我在论清代同内市场一文中，将市场商品按其相互交换关系分成三类，因各估出数值（万两），并估出城市消费额C=2，195万两，因而可利用框图（图Ⅴ）得出下列不等式：
Ⅰ>Ⅱ>Ⅲ
Ⅰ-C≈Ⅱ
再从不等式中推导出结论。
①
总之，用计量学方法研究经济史，有其局限性。
国外所用，多限于研究生产力；国内有用于研究生产关系者，尚待开发。
而其最大缺点是只见量变，不见质变，不往往为追求数据，连续性，忽视以至否定突变。
这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但其方法本身是科学的，用以检验、纠正已有之定性分析，最为有效。
这种检验也可用统计学方法，做定量分析。
定量分析可避免概念模糊、夸大、以局部作总结等弊病。
因此我主张，在经济史研究中，凡能定量的，都应定量，不能定量的，也尽可能找出相对的数量概念。
发展经济学方法
发展经济学五、六十年代盛极一时，近已衰落。
然而，它是研究不发达国家经济的，又注重长期趋势，它的方法以至一些论点，对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都能有所借鉴。
发展经济学学派众多，方法各异，但有一点共同的，即注重比较方法，这也是近年来我国倡行的。
六十年代以前的发展经济学，多是与英美等国的工业化过程相比较，一如过去史学界的西欧中心论。
不过因学派不同，重点不同。
如新凯恩斯学派注重投资效果，故常用Harrod-Domar经济增长模式（增长率G=S/Y，S为储蓄率，V为资本与产出比率）。
新古典学派注意劳动力，故常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Y=rKaLB，K为资本，L为劳力）推导出各种增长模式。
二元经济论者认为不发达国家存在着两种经济——传统农业经济和从西方输入的现代化工业经济，发展程度就是两者的消长。
曾有人用这个观点研究中国经济史，致有口岸经济和内地经济之分。
二元经济论集中到“无限剩余劳动”，即Lewis模式:
传统农业中存在着一种生产效率极低的剩余劳动，其作，用等于0，他们转移到工业部门，经济就发展了。
用这些模式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自然不得要领。
不过，我们过去的研究偏重生产关系，对资本、劳动注意不够，在这方面与外国工业化过程作对比研究，仍是有益的。
青年学者李伯重研究明清江南经济，与十六至十八世纪中期的英国对比，以及近来一些与日本德川时代和明治时代经济的比较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
六十年代以后，拉美经济学者在发展经济学中异军突起，研究方法也变成南北对比。
同时，提出结构主义、依附论、不等价交换等理论。
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已形成一种世界性经济结构，后者依附于前者，处于前者的边陪或卫星国地位。
经济剩余被中心国榨取去，即使按照李嘉图比较成本说，也是处于不等价交换地位。
他们运用大最资料和计最学方法作对比分析，这一点是十分可取的。
显然，我们研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不能只研究本国，而需要研究对方。
我想，至少在某个方面或某些商品市场，确是形成一种国际经济结构。
比较经济学方法不是比较两个孤立的国家，而是要研究两者的相互类系，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要点。
发展经济学中还有其他一些值得注意的理论和方法，如不均衡发展、发展阶段论、周期论等，将于下面分述。
这些理论不只是从不发达国家出发，而是从整个经济史立论。
区域论和周期论
区域论和周期论是七十年代兴起的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一个学派，创始人当推WiiliamSkinner和RobertHartwell，近年来极为盛行，并流行于日本、法国的中国史学者。
这方法又称为“空间时间研究法”（Spacialand，temporalstudy）。
其把中国分为八大经济区，清以后加七东北成九大区。
每区都有一两个核心区（Core），经济发展是由核心区向边缘区（Periphery）推广。
大区内由各级市场和资本、劳动力的转移相联系，形成多级性体系（Hierarchicsystem）。
各大区的发展都有周期性。
周期二般有四个阶段z边区（未开发）阶段，大发展阶段，衰落阶段和平衡阶段。
如东南大区在唐开元前还处于边区状态，开元末到宋孝宗时大发展，此后处于平衡状态，商宋到元一度衰落，明洪武后又大发展。
大发展时边缘区速于核心区，衰落时也是边缘区先衰落，两者之相关程度可用计量学方法算出等等。
日本著名史学家斯波义信最近采用这种方法研究江南农业和商业，得出该区域经济发展的周期律：
980－－1030中度发展
1030－－1279大发展
1279－－1368衰落
1368－－1421恢复发展
1421－－1550平衡状态
这种研究方法虽是新兴的，但区域论和周期论却都源远流长。
区域论源于古老的地缘政治学。
十九世纪初德国H.vonThuen发表《土地经济与国民经济》，随后有资源配置的理论。
二十世纪美国出现传播论，研究美国经济由东向西、自南向北的发展。
接着美国刊德国都有区位经济学，以至出现Losehchristalle的中地理论（Centralplacetheory），也就是区域论中核心区和边缘区的来源。
以中国之大，分区研究很有必要。
我国有地方志传统，为此提供了便利。
不过按行政区划又不如接经济区域为宜。
近年来大陆和台湾学者研究城市和镇市经济史，即多按经济区，并多少受中地理论影响。
但是象W.Skinner的强调各区域发展的非同步性和封闭性（Autarkic），则属过分。
地区特性和区域间共性是对立的统一。
中国自古就是大一统为主的国家，经济制度和政治、法律等基本上是统一的，很早就有全国性市场。
这一点和欧洲很不相同。
美国籍学者王业键的清代粮价研究，用计量学方法说明各大区物价长期趋势的同步性，是个有力的证明。
周期论思想更早，我国春秋战国时即有范蠡、白圭的农业循环说。
西方周期论有多家，我觉得最有贡献的是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的创新论，道出周期的根源。
1934年他吸收苏联学者NikolaiKondratieff的大循环理论，提出康德拉捷夫周期。
其第一期自工业革命到1842年，恰是鸦片战争；第二期断至1897年，恰临甲午之战;第三期终于1950年，恰是中国解放。
当然这不过是巧合，但他是说西方经历了纺织工业钢铁工业、电化工业三个时代。
其次当推罗斯托（WaltRostow）的《经济成长阶段论》，提出主导经济部门和“起飞”的理论。
我觉得“阶段”比“周期”的提法更好。
历史发展非直线，有盛有衰就是周期。
事物发展出量变到质变，就自成阶段。
我觉得应当这样去研究经济史，比用断代史的方法好，因经济发展往往是朝代断不开的。
不过，西方的周期论一般只讲生产力，不讲生产关系。
如照托夫勒（AlvinToffler）的说法，人类历史就变成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以至信息社会，而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都不见了。
美国学者用周期论研究中国经济，实际上找不出生产力盛衰的指标，只好用人口估计以及税赋、贸易等数字代替，因而所得结论并不确切。
其实，如果不拘泥于计量学方法，还有更多的资料可用。
社会学方法
社会学内容广泛，其中有的部门如人口、劳动等己独立成专门学科，同时又有新部门出现，我这里以涉及经济史者为限，采取广义，把结构学派、功能和行为学说等也放入，实际它们已成经济学的分支了。
社会学就方法论说有其基本特点。
第一，它认为每个民族或地区都有自己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其发展也非同一道路。
这就摆脱了“西欧中心论”，不去套西方工业化模式，而注意各民族、地区特点的比较研究，因而有“空间史学”之称。
第二，它重视“底层”即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研究，把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心理学等作为方法引入历史研究，扩大了方法的领域。
第三，它非常重视社会调查，积累了一套科学调查方法。
历史虽属往事，但经验证明，社会调查还是很有用的。
在三十年代以前，西方对中国史的认识长期受韦伯（MaxWeber）学说的支配，即中国是个儒教国家，缺乏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社会学方面研究中国活跃起来，而主要集中于家族制度、绅士阶层、科举制度等。
在这方面，日本学者的研究更多些，他们还有人注意基层组织，提出“村落共同体”的理论，井大量利用原来满铁等机构的“中国惯行调查”。
而研究民间组织、行会、商会者也不乏人。
近年来，从传统文化和伦理思想研究历史的倾向又有抬头，其有力论证是:
同受西方资本主义和经济侵略的冲击，而各民族、地区的反应和后果不同，重要原因即在于传统文化的继承性和适应性。
因而有人称之为韦伯主义复兴。
我国早就注意文化史的研究。
五四以后，新文化代替旧文化，“旧学”遭到否定，而最近两年，又重新注意传统文化以及孔学的研究了。
这是个好现象。
社会经济的发展，主要决定于内部力量，传统力量的继承和演变，应是经济史的一个课题。
事实上，中国传统的政治以至伦理观点，都非一成不变，十八世纪以来演变尤大。
我想，研究这种演变;如研究资本主义萌芽有同等意义。
结构学派在经济学上是个新学派。
其中心思想是，经济的发展不仅是生产力的进步，而且在于结构的合理，否则比例失调，产生危机。
在经济史上，可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它因1929年创刊《经济社会史年鉴》而得名。
从方法论上说，最重要的就是“整体历史”论，反对描述个别部门、事件，因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利”，而历史是一系列“互相连锁”的机制。
即使研究一国一地区历史，也是先研究地理、气候、交通等，即人与环境的历史，然后是人口、劳动、贸易、家庭、文化等，即群体的历史，最后才是政治、军事、外交等历史，有点上层建筑的味道。
同时，他们主张研究质，不注意计是分析，而代之以结构分析。
尊重传统，讲究平衡。
我觉得，重视经济结构，以及人口、劳动、地理环境等研究，都是我们研究中国经济史所需的。
不过这派学者提及中国时，强调了传统平衡的作用，并不恰当。
行为和功能学说都源于社会学。
行为学说是早期比拟于生物学的研究而来。
功能学说则是认为社会现象不能用简单的因果关系去解释，时常是种瓜得豆，因而要研究先于结果（或目的）的东西，即功能。
其理论用于经济学，形成制度学派。
其制度（Institution）有制度和机构二义。
如银行、交易所是一种制度，也是执行某种功能的机构。
经济发展与否，就看这些机构执行其功能是否得当，以及各种功能配合得好坏，这种配合也就是结构（制度）。
在方法论上，就是研究各种制度的功能效率。
如钱庄的功能不如银行，漕运的功能不如商运。
在研究中又特别重视服务性的功能，如商业、运输、资金融通、政府管理和税制等。
有人把这些转化为交换成本，交换成本低，经济就有发展。
国外用这种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很多，一般把中国近代经济的不发展归之于运输落后，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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