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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优化教育资源配置

 

优化教育资源配置

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人力资本存量

物资资本、劳动力资源、劳动力质量(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等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这些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小各不相同。

在很长一段时期,劳动力数量和结构所产生的人口红利都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但随着劳动力短缺现象在珠三角、长三角、京津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以及传统的诸如制鞋、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出现,说明刘易斯转折点在我国即将亦或已经出现,人口红利终将消失,靠廉价劳动力(以劳动力数量为基础)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必将落伍,取而代之的劳动力质量即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将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将最终成为经济增长的不竭源泉。

本文根据历年重庆市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运用明瑟尔工资方程对不同人群的教育回报进行定量分析,从而阐述如何通过统筹优化重庆市城乡教育资源配置,达到提高人力资本存量的目的。

一、教育回报和明瑟尔工资方程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之父舒尔茨认为,人力即人的知识和技能,是资本的一种形态,即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的形成是投资的结果,只有通过一定方式的投资获取某种知识和技能的人力资源才具有资本形态。

在现代经济发展中,人力作为一种资源能力超过了其他生产要素资源能力的总和,因而对人力的投资收益率也能超过其他一切形态的资本的投资收益率。

在对人力的投资中,教育投资是一种最基本的投资。

教育投资不仅能增加人力资本的存量,而且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

如同其它投资一样,教育投资也涉及到成本与回报。

通常利用教育回报率(教育回报率也叫教育收益率,包括个人教育回报率和社会教育回报率,本文关注的是前者)来描述个人进行教育投资所获得的回报。

它反映了受教育年限对收入的影响,代表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收入所产生的比例变化。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明瑟尔(Mincer)认为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上,人力资本决定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人力资本拥有量越高的劳动者其劳动生产率一般来说也越高,所以获得的劳动报酬也就越高。

因此,人力资本是决定个人收入的关键因素。

如果接受学校教育唯一的成本是接受教育期间的机会成本,如果增加受教育年限导致收入增加的比例在其一生中保持不变,那么,劳动者收入的自然对数与其个人的受教育年限线性相关。

这种线性关系的斜率可以理解为教育投资的个人收益率。

如果劳动者参加工作以后,其劳动生产率会随着工作经验的丰富而提高;但是,随着个人年龄增大,体能和接受新知识的能力都会下降,劳动者的知识结构不能随着社会技术进步而及时更新,于是劳动生产率就开始下降。

在这2个假设的基础上,明瑟尔将人力资本度量指标设定为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构建出用于估计教育回报率的明瑟尔工资方程基准模型。

+

+

+

其中,因变量

是月收入的自然对数,自变量

是受教育年数(以最高教育年限来衡量,未上过学的受教育年数为0年,小学为6年,初中为9年,高中为12年,大学专科为14年,大学本科为16年,研究生及以上为19年),

是工作经验(用年龄减去学龄前期的6年,再减去受教育年限,作为工作经验的代理指标),

是截距,

是未被模型解释的随机误差。

方程的系数

是需要测算的教育回报率。

分别表明工作经验和工作经验平方对收入的影响。

运用明瑟尔工资方程基准模型估计教育回报率并对其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弄清三方面的问题:

(1)教育回报率是评价教育生产力的一个有用的指标,它试图回答社会和个体是否应该在教育上投入资源;

(2)通过对不同群体、不同教育水平回报率的研究,可以判断教育内部资源分配的合理性,包括农村和城镇、各级各类教育资源分配的合理性问题;(3)在教育上的支出作为一项投资,要求取得相应的收益,而收益的高低能够反映出教育投资对收入分配的作用、劳动力配置效率的高低。

因此,了解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有助于分析收入政策、教育政策与就业政策的得失。

二、教育回报状况

2004年,重庆市建立了1%人口抽样调查制度,每年入户调查数量超过30万人。

本文利用历年来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重庆市不同人群的教育回报情况进行定量分析。

根据调查方案的收入定义,本文的收入指劳动者在调查时点前一个月所从事经济活动的全部月收入,包括现金和实物折合金额收入。

这里的收入仅仅指劳动所得,不包括财产收入、转移性收入等非劳动收入。

(一)教育回报率逐年上升

运用明瑟尔工资方程的基准模型估计教育回报率,可以发现2004-2007年重庆市常住人口的教育回报率表现出明显提高的趋势。

从2004年到2007年,教育回报率提高3.2个百分点。

教育对收入影响的线性回归分析:

2004-2007年重庆市常住就业人口

变量

2004

2005

2006

2007

教育年限

9.576E-02

.106

.117

.128

(.001)

(.001)

(.001)

(.001)

工作经验

6.774E-03

2.436E-03

3.334E-03

6.037E-03

(.000)

(.001)

(.000)

(.001)

工作经验平方

-1.66E-04

-1.17E-04

-1.37E-04

-1.91E-04

(.000)

(.000)

(.000)

(.000)

截距

4.939

5.042

5.074

5.092

(.010)

(.008)

(.010)

(.013)

R-squared

.242

.272

.295

.307

注:

表中列为回归系数,括号中为标准误(standarderror),所有数据均系SPSS10.0计算所得。

(二)教育回报率有明显的城乡差异

1、总体差异

户籍制度在我国实际上既有居住位置性质,更有经济社会资格性质,甚至成为一种身份的标志。

虽然经过多年的改革,户籍制度以及其他一系列城市偏向福利制度仍然存在,就业、教育、医疗、最低生活保障、社会地位方面有明显的城乡差别,导致农业户籍就业人口(简称农业人口,下同)的教育回报率明显低于非农户籍就业人口(简称非农人口,下同)。

教育对收入影响的线性回归分析:

2007年重庆市非农人口和农业人口

变量

非农人口

农业人口

教育年限

.103

5.432E-02

(.001)

(.001)

工作经验

2.282E-02

3.087E-03

(.001)

(.001)

工作经验平方

-4.23E-04

-2.08E-04

(.000)

(.000)

截距

5.541

5.642

(.022)

(.016)

R-squared

.266

.138

注:

表中列为回归系数,括号中为标准误(standarderror),所有数据均系SPSS10.0计算所得。

2007年,重庆市非农人口的教育回报率为10.3%,而农业人口的教育回报率只有5.4%。

非农人口的教育回报率高出农业人口4.9个百分点,意味着非农人口的受教育年数每增加1年所带来的工资收入增长比高出农业人口4.9个百分点,也意味着非农人口比农业人口更能真切地体会到“知识就是金钱”。

2、不同教育阶段的差异

研究表明,在不同的教育阶段,农业人口和非农人口的教育回报率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将受教育程度划分为小学(小学及以下)、中学(初中和高中)和大学(大学专科及以上)三个阶段,通过对比回归系数的大小并进行chow检验,就可以分析出其差异性。

CHOW检验结果表明,虽然非农人口的教育回报率高于农业人口,但是分阶段来看,小学阶段的教育回报率,在农业人口和非农人口之间并没有显著性差异;而在中学阶段,农业人口的教育回报率高出非农人口3.0个百分点。

大学阶段,农业人口的教育回报率高出非农人口达到7.7个百分点。

这意味着农业人口在中学和大学阶段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所带来的工资增长比例较非农人口高3.0和7.7个百分点。

教育对收入影响的线性回归分析

(2007年不同受教育阶段的农业人口)

变量

小学

中学

大学

教育年限

9.677E-03

.124

.200

(.002)

(.004)

(.042)

工作经验

9.430E-03

2.077E-02

2.680E-02

(.001)

(.001)

(.010)

工作经验平方

-2.87E-04

-5.64E-04

-9.13E-04

(.000)

(.000)

(.000)

截距

5.751

4.836

3.948

(.024)

(.045)

(.612)

R-squared

.083

.044

.095

注:

表中列为回归系数,括号中为标准误(standarderror),所有数据均系SPSS10.0计算所得。

教育对收入影响的线性回归分析

(2007年不同受教育阶段的非农人口)

变量

小学

中学

大学

教育年限

-2.82E-02

9.364E-02

.123

(.010)

(.003)

(.004)

工作经验

1.519E-02

1.638E-02

2.179E-02

(.007)

(.002)

(.002)

工作经验平方

-5.07E-04

-2.65E-04

-3.06E-04

(.000)

(.000)

(.000)

截距

6.715

5.669

5.264

(.128)

(.041)

(.066)

R-squared

.127

.064

.138

注:

表中列为回归系数,括号中为标准误(standarderror),所有数据均系SPSS10.0计算所得。

3、边际教育回报率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只要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就需要教育发挥信号功能。

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劳动力市场不完善,信息不对称尤其严重,教育功能中信号功能的成分更大。

比较不同群体的教育回报率,能够有较地引导劳动力理性地进行教育投资,避免过度教育。

因此,除了对农业人口和非农人口的总体和不同教育阶段的回报比较外,其内部不同教育阶段的回报比较也是值得关注的。

内部不同教育阶段的回报比较,可以用边际回报率衡量,即某一教育阶段与其上一教育阶段回报率的差异。

某一教育阶段的教育回报率减去上一阶段的教育回报率,并用chow检验其显著性,就可以得到该教育阶段的边际回报率。

经计算检验,农业人口中学阶段的边际回报系数为0.114,大学阶段的边际回报系数为0.076,而且均通过显著性检验。

非农就人口中学阶段的边际回报系数不显著,大学阶段的边际回报系数为0.030,且显著。

这意味着,对于农业人口来说,中学阶段的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所带来的工资收入增长的比例,比小学阶段相应比例高11.4个百分点,大学阶段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所带来的工资收入增长比例较中学阶段高出7.6个百分点;而对于非农人口来说,大学阶段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所带来的工资收入增长比例则只比中学阶段高3.0个百分点。

可以认为,农业人口如果受过中学阶段教育,与仅受过小学阶段教育相比,工资回报会有明显增长;受过大学阶段教育的与受过中学阶段教育相比,工资回报同样会有显著提高。

然而对于非农人口来说,如果受过中学阶段教育与仅受过小学阶段教育相比,工资回报不会有明显增长;受过大学阶段教育的与仅受过中学阶段教育相比,工资回报才会有显著提高。

三、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坚持普及义务教育,保证义务教育经费,加大义务教育投入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不管是农业人口还是非农人口,在不同的教育阶段上,受教育年数每增加一年,收入都会有所增长,并且教育投资所带来的收益率会随着时间而不断提高。

提高人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每一个人尽可能接受更多的教育。

对于农村地区更是如此,“授之鱼不如授之渔”,给予农村地区扶贫的政策、资金,不如让农业人口接受更多的教育,掌握摆脱贫困的“金钥匙”。

要使每个人接受更多教育,就必须要加大教育投入。

而现阶段,九年义务教育是接受更高教育的前提和基础。

(二)实施城乡有别的教育发展战略

对于非农人口而言,仅仅接受中学阶段的教育,对其工资提高的作用已经不再重要,必须接受大学阶段的教育才会显著提高工资收入水平。

非农人口中有60.6%接受过中学阶段的教育,而只有30.5%的接受过大学阶段的教育。

这意味着,现阶段只有三分之一的非农人口能在中学教育结束后接受大学阶段教育。

如何让更多的中学毕业生接收大学阶段教育应该是着力加以解决的。

2006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1%。

按照国际标准,中国已经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

结合上述分析,城镇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趋势,是符合资源效用配置最大化原则的。

对于农业人口而言接收中学阶段、大学阶段的教育都会使其工资收入显著提高。

然而,52.2%的农业人口的只受过小学阶段教育,47.4%的农业人口受过中学阶段教育,仅有0.4%的人受过大学阶段教育。

因此,考虑到教育资源的有限性和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在扩大可用于农村教育的资源的同时,应逐步提高中学教育特别是高中或者中专教育在农村教育发展中的优先地位,同时,创造条件,鼓励更多的农业人口接受高等教育并促进高等教育向农村地区延伸和发展。

十七大报告提出“优化教育结构,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实施城乡有别的教育发展战略,让更多的城镇人口接受大学教育,让更多的农村人口接受中学特别是高中或者中专教育,鼓励更多的农村人口接受大学教育,对于提高城乡整体人力资本存量、提高就业人口工资的边际作用将会十分显著,并进而达到教育资源的效用最大化。

(三)教育资源向农村倾斜

一方面,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农村地区获得的教育资源远远落后于城镇地区,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呈现扩大的趋势;另一方面,教育资源投资到农村地区所获得的收益明显大于城镇地区。

农业人口的在中学和大学阶段的教育回报率均高于非农人口,在中学和大学阶段农业人口的教育回报率比非农人口高出3.0和7.7个百分点,意味着农业人口在中学和大学阶段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所带来的工资增长比例较非农人口高3.0和7.7个百分点。

通过加大农村地区教育资源投入,使农村人口受教育年限提高,能够有效地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四)降低高等教育成本

我国高等教育已经实现了由“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历史性跨越。

高等教育入学率的提高,办学规模的扩大,要求有相应规模投入的支持,在国家财政支持增长能力有限条件下,我国高等教育自1997年起全面实行收费制度。

但高昂的教育费用却成为个人接受高等教育的障碍,对于农村地区人口而言更是如此。

因此,通过加大政府财政对高等教育的支持力度,提高财政分担高等教育费用的比重降低高等教育成本,扩大高等教育发展的融资渠道,鼓励社会力量集资发展高等教育,进一步完善和扩大高校助学贷款的规模和范围等措施,降低高等教育成本,减轻个人负担,让更多的人尽可能多地接受高等教育将成为未来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本存量的发展方向。

如果说人口红利更多地体现在劳动力数量上的优势,并且作为增长源泉终究会消失的话,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意味着形成一个具有报酬递增,更具有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源泉。

在重庆,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即将到来,通过加大教育投入,统筹优化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加大人力资本的积累,提高人力资本存量,用质量代数量,将成为预防劳动力短缺的未雨筹缪之举。

(人口处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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