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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专题难点答疑概要

鲁迅专题难点答疑

问:

李教授,您在“电大在线”的辅导中说“掌握了鲁迅,也就基本上掌握了半部现代文学史”是什么意思?

  答:

鲁迅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骄傲,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灵魂。

他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创者,现代小说之父;也是现代散文的开创者,中国现代杂文之父。

我们可以说,“掌握了鲁迅,也就基本上掌握了半部现代文学史”的主要理由有三个:

第一,自《新青年》1918年开辟“随感录”专栏后,鲁迅的杂文就显示出尖锐而深刻、巧妙而生动的独特个性,并且,从此之后,杂文就与鲁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了,“鲁迅”这个名字几乎就是“杂文”的代名词。

有人认为,中国现代杂文基本上是由“《新青年》作者群”和“语丝派”这两个前后承接的散文流派开辟的,而鲁迅既是“《新青年》作者群”的主将,又是“语丝派”的坛主。

也有人曾经将中国现代散文分理出两条不同的“语体”线索,即“闲话散文”和“独语散文”,而这两种散文创作的开山之作,正是鲁迅的《朝花夕拾》与《野草》。

在新文学初期,散文被公认为最有成就的文体,而鲁迅正是这时期散文创作最高成就的代表。

第二,在新文学初期的小说创作中,鲁迅更是一枝独秀,不仅最早显示出新文学的“实绩”,而且在文体上进行了广泛而卓有成就的实验,成为了各种现代小说文体的先驱和榜样。

也可以这么说,鲁迅小说标志着中国现代小说的诞生,也标志着中国现代小说的成熟。

第三,自现代文学诞生的第一天起,文坛上就论争不断,而几乎每次重要的论争几乎都与鲁迅有关。

问:

鲁迅少年时代的生活对他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答:

绍兴的周氏家族,在清朝后期曾是一个十分兴盛的名门旺族。

在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运动中,清军勾结英法联军击败太平军后,在绍兴大肆烧杀。

周家在这场兵燹中,各房的财产损失惨重,大伤元气。

鲁迅出生时,周家已从大户没落为小康,并且一直在走下坡路。

1893年,鲁迅的祖父周介孚因科场案入狱,周家从此一蹶不振。

这年,鲁迅被送往母亲鲁瑞乡下的娘家避难,过了一段寄人篱下的生活,使他在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压抑和刺激,一方面,认识到了封建阶级的腐朽和没落,认识到了社会的虚伪和冷酷,另一方面,也使他看到了农民的痛苦和不幸。

紧接着,他父亲周伯宜吐血卧床,一病不起,鲁迅便开始了每日出入当铺和药店的终日奔波,更加深了他对社会的认识。

后来他在《呐喊?

自序》中曾说出了自己当时的感受: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他后来的创作,无论是杂文还是小说,都受到这段生活的深刻影响。

问:

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答:

主要是在他求学期间。

1898年,鲁迅在南京求学期间,受到了康梁维新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在他读到严复译述的赫胥黎的《天演论》后,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在他的思想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成为了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观察世界、认识现实的思想武器。

1902年,21岁的鲁迅考取了官费留学日本的名额,怀着救国的理想进入日本人专为中国留学生进入各种专门学校而开设的补习学校东京弘文学院,当时的东京正是中国革命党人海外活动的中心,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新小说》等报刊成为了留学生们的精神食粮。

鲁迅在课余也开始接触国外的文学作品,以翻译的形式创作了历史小说《斯巴达之魂》,同时也与他的同乡好友许寿裳一起开始了中国国民性的探讨。

后来,许寿裳在《我所认识的鲁迅》中回忆说:

“我们又常常谈着三个相联的问题:

(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

(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三)它的病根何在?

”1904年,鲁迅从弘文学院毕业后,离开东京,去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然而,他对中国国民的缺点和病根认识越多,对自己的医学救国理想就越怀疑。

1906年,一个偶然的“幻灯片”事件,特别是那些茁壮而麻木的“看客”以及“示众”的场面,对鲁迅的一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正是从那时起,鲁迅遂“弃医从文”。

鲁迅的全部创作,包括杂文和小说,无论是社会批判还是文化批判,都是沿着“改变他们的精神”这一思想发展的。

问:

什么叫“幻灯片”事件?

  答:

鲁迅在《呐喊•自序》说:

“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

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从那一回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问:

教材中说:

“和‘五四’前后许多‘前驱者’不同,鲁迅对现实对未来不乐观,不激进,甚至有些消沉……”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

  答:

应该联系鲁迅当时的经历来看。

1909年,28岁的鲁迅回到国内后,先是在浙江当中学教员,讲授化学、生物学等课程。

1912年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才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后随部赴北京,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

袁世凯复辟后,鲁迅陷入了幻灭,沉没于古籍。

1917年,当风行一时的《新青年》大张旗鼓地发起“文学革命”时,鲁迅仍未能改变自己颓唐的心情,仍躲在S会馆里抄古碑,以排遣自己内心的寂寞。

正是在这种寂寞的心情中,应新文学朋友们的邀请,几乎是同时开始了白话散文、白话小说和白话诗的创作。

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于1918年发表时,他已经是将近“不惑之年”的中年人了。

问:

教材中说刘半农曾赠送鲁迅一副联语“托尼学说,魏晋文章”。

请问,这里的“托尼”指的是谁?

  答:

托,指俄罗斯文学大师托尔斯泰;尼,就是提倡“超人哲学”的尼采。

问:

鲁迅的主要作品有哪些?

  答:

鲁迅笔耕一生,从事过多种体裁的文学创作,留下大量著述。

虽然鲁迅后来所说的“五种创作”只包括三种小说(《呐喊》、《彷徨》、《故事新编》)和两种散文(《野草》、《朝花夕拾》),并不包括以评论为主的杂文,但鲁迅一生中创作得最多的仍然是杂文。

鲁迅的杂文创作大致可以1927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期杂文主要收入《热风》(1925)、《华盖集》(1926)、《坟》(1927)、《华盖集续编》(1927)、《而已集》(1928)五部集子中,后期杂文主要收入《三闲集》(1932)、《二心集》(1932)、《伪自由书》(1933)、《南腔北调集》(1934)、《准风月谈》(1934)、《集外集》(1935)、《花边文学》(1936)、《且介亭杂文》(1937)、《且介亭杂文二集》(1937)、《且介亭杂文末编》(1937)十部集子中,另外还有《集外集拾遗》,共16部。

他曾在《且介亭杂文二集?

后记》中对自己的杂文创作做过这样的统计:

1927年以后的九年,比以前九年创作的数量多两倍;而这后九年中的最后三年,其数量又等于前六年。

鲁迅杂文创作的数量越来越多,内容也越来越广泛,特别是后三部《且介亭杂文》,堪称鲁迅杂文的压卷之作,在形式上包括杂感、短论、随笔、书信、序引题跋,以及墓志碑铭等,在内容上更涉及妇女、儿童、青年、家庭、教育、心理、道德、风习、语言、文字、现实和历史等。

问:

为什么称鲁迅为“现代小说之父”?

  答:

《狂人日记》的发表,拉开了现代小说不断推陈出新的序幕,鲁迅也因此一发而不可收。

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前,接连发表了《孔乙己》和《药》,到1921年底以前,又接连发表了《风波》和《阿Q正传》,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至尊的崇高地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

到1925年发表《离婚》止,7年间共计创作了25篇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后结集为《呐喊》(1923)和《彷徨》(1926),这些作品几乎每篇一种形式,每篇都是对现代小说形式的新创造,并成为中国现代各体小说发展的重要源头。

鲁迅小说之所以既是现代小说的开端,又是现代小说的成熟的标志,不仅在于它体现了“五四”启蒙运动和思想革命的时代要求,而且还在于它将西方小说的手法技巧与中国传统小说的艺术精神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在题材、构思、心理描写,以及小说的体式和语言等方面都对传统小说进行了革命性的突破,实现了中国小说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比如,《药》中的华老栓的愚昧,是通过他去杀人现场买人血馒头的过程,特别是他用手摸藏在内衣口袋里的“硬硬的”银元和在现场专注在馒头上的眼神表现出来的。

《肥皂》中的四铭封建道学家的虚伪脸嘴,也主要是通过他与妻子和几位同道的对话表现出来的。

然而,在这些人的话语和行为中,越是具有生活阅历的人,就越是能读出更多更丰富的“潜台词”,读出人物的复杂的心理活动和潜意识。

这被后人们看作是中国小说向现代转型的显著特征之一,对后来的现代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问:

为什么称鲁迅为“被逼成思想家的文学家”?

  答:

毛泽东曾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鲁迅在“弃医从文”之初,并没有想要成为一位思想家或革命家,而只想成为一位文学家。

然而,当他眼看着那些体格健全而精神愚弱的国民“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而想要“改变他们的精神”时,实际上,已经决定了鲁迅的人生之路绝不可能是一条单纯的文学之路,他不可避免地要被自己和社会“逼上”一条思想家和革命家之路。

1917年文学革命开始时,已经“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鲁迅:

《自选集?

自序》)的鲁迅,内心的火焰即使没有完全熄灭,也只是一团“死火”。

但是,当他早就渴望的“精神界之战士”终于将要呼之欲出的时候,当这些驰骋在寂寞中的猛士向他发出了增援的呼号时,他却将这种“邀请”当作是“前驱者”向自己发出的“将令”,他内心的死火也终于被重新点燃。

1918年5月,当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上发表之后,8月,他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公开自己与社会决裂态度的杂文《我之节烈观》,紧接着,在这年的10月,他毅然加入了“《新青年》作家群”,加入了正方兴未艾的“随感录”创作热潮,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随感录”《随感录?

二十五》。

从此,他一发而不可收,而读者也看到了一位“从旧营垒中来”的老成持重而坚韧不拔的真正的“精神界之战士”。

当然,以文学创作来实现自己的救国理想的人远不止鲁迅一人,当时的文学家都是启蒙家,而所有的启蒙家都必然地承担着思想家的重任,这正是“五四”的时代特征。

问:

鲁迅与其他“五四”小说的区别与是什么?

  答:

鲁迅小说在五四时期众多取材于普通人生的小说中一枝独秀,主要在于它总是能够从大家熟悉的生活中发现并揭示出生活中所蕴含的“一切的永久的悲哀”(张定璜:

《鲁迅先生》,《现代评论》,1925年1月号),并形成独特的冷峻风格。

这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鲁迅小说所关注的不仅仅是人的个性解放或家庭婚姻或革命斗争,而是中国社会变革时期最紧要最迫切的人的精神困惑和生存前景等重大问题。

以《狂人日记》、《长明灯》为代表的对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彻底揭露和批判;以《阿Q正传》、《药》、《风波》和《示众》为代表的对辛亥革命失败教训的总结和对愚弱国民性的探讨和改造;以《孔乙己》、《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和《肥皂》为代表的对“五四”前后几代知识分子的前途和道路的关注。

第二,鲁迅小说并不像“五四”前后的“前驱者”那样乐观,而是在自己的怀疑和沉思中形成了“忧愤深广”的总体特征。

鲁迅小说既不像写实派小说那样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问题的揭露或对爱与美的追求上,也不像抒情派小说那样满足于自己身边故事的描写或依靠感伤情感的抒发来打动读者,而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要“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问:

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主要有什么特点?

  答:

鲁迅收入《呐喊》和《彷徨》两部集子中的25篇现实题材的小说,主要有知识分子和农民两大题材。

其中,知识分子题材占14篇,真实地描写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清末、辛亥革命和“五四”以后三个重要时期的精神和生存状况,是鲁迅小说的一个重要内容。

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按其精神特征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和牺牲者,如《孔乙己》中的孔乙己、《白光》中的陈士成等。

他们深受封建科举制度的毒害,一心想求得功名,充满旧式文人的酸腐气味,作者对他们既有批判,也有同情;第二类是封建制度的维护者和追随者,如《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尔础等。

他们的灵魂已经完全腐朽,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满肚子男盗女娼,或是封建道德的卫道士、假道学,或是不学无术的文人垃圾、文人败类。

作者对他们只有批判,没有同情;第三类是封建制度的破坏者和反抗者,如《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以及《药》中的夏瑜、《长明灯》中的疯子、《一件小事》中的“我”和《幸福的家庭》中的“文学青年”等。

他们具有现代的意识、进步的思想和改革的要求,也曾有过为自己理想而奋斗的辉煌历史,但他们的反抗几乎都以失败而告终。

这类形象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也是鲁迅最为看重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

鲁迅希望大家通过他们失败的故事,看到他们的悲剧既是时代的悲剧、社会的悲剧,也是他们自己缺乏“韧性”精神和斗争策略的结果。

问:

为什么说《狂人日记》是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小说?

  答:

五四新文学从一开始就呈现出各种体裁发展不平衡的格局。

话剧从开端到成熟几乎花费了半个世纪;新诗对于传统旧诗的胜利虽然只用了短短四年,然而,它不但经历了一个痛苦的涅槃过程,而且距离艺术上真正的成熟还有待时日;散文的成就最大,但是,它一开始使用的却是文学革命所反对的文言文,而且,它虽然有数量众多的名家名作,却很难找出一篇足以体现其整体成就和水平的代表之作。

只有小说,虽然起步较晚,大多比较幼稚,但是,却由于产生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创造出了一个奇迹:

小说的开端,也就是它成熟的标志。

虽然《狂人日记》不是新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但它却是第一篇猛烈抨击封建礼教的白话小说,以足够的思想分量体现了新文学运动的实质,在艺术上成功地借鉴了外国小说的表现手法,在现代文学史上创造了一种崭新的小说形态,最早显示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

问:

《狂人日记》的主题思想是什么?

  答:

《狂人日记》的主题十分明确,就是要“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鲁迅: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作品虽然是一篇狂人的日记,却始终围绕着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不断发生的吃人现象展开,其用意就是告诉大家,在写满“仁义道德”的历史中,其实满本都只写着两个字:

“吃人”!

这是鲁迅对封建道德下的定义,也是他多年来思考的结果。

作品通过主人公狂人的眼睛,观察了他身边的人:

“他们——也有给知县打过枷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给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然而,他们不但没有起来反抗吃人的人,反倒也要跟着吃人。

狂人为此而困惑,作者为此而愤怒:

“是历来如此惯了,不以为非呢?

还是丧了良心,明知故犯呢?

”在狂人或作者看来,这些人如果不改,最后终会被吃掉的,而未来的希望只能寄托在那些“或者还有”的“没有吃过人的孩子”身上,因此,他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

作品不仅表现了彻底批判封建礼教的勇气,还表现了作者“忧愤深广”的人道主义情怀,表现了他以文艺创作来改造社会和人生的总体精神。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狂人日记》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

问:

狂人是否具有两重人格?

  答:

鲁迅仰仗自己先前所看的外国文学作品和所学的医学知识,将狂人这个具有恐惧、多疑、知觉障碍和逻辑思维不健全等特征的“迫害妄想型”精神病患者,描写得栩栩如生,但作品的主旨却并不是要表现他所受到的精神迫害,更不是一篇精神病人的纪实作品,而是要借狂人之口来揭示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

狂人的形象具有“狂”与“不狂”的两重性。

狂人的“狂”,一方面在于他所具有的精神病人的特征,一方面也在于他对传统和世俗的反抗;而狂人的“不狂”,则在于他“超前”的思想认识,说出了当时人们不敢说或根本还没有想到的话。

如同历史上凡是反抗传统、反抗社会现存秩序的人都无一例外地被视为“疯子”一样,狂人的思维和语言常常是离经叛道的,但他的观察和结论却是丰富和深刻的。

因此,狂人实际上是一个敢于向传统挑战的已经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一个敢于向现实的世俗社会挑战的清醒的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者的象征形象。

然而,鲁迅对于狂人的命运和前途却并不乐观,因此,在作品的“文言小序”中预感到了他的结局:

“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

问:

鲁迅的《伤逝》与当时的爱情小说有什么不同?

  答:

在鲁迅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发表于1925年的《伤逝》是惟一的一篇直接表现青年婚姻爱情题材的作品。

鲁迅创作《伤逝》的目的,不同于当时流行的同类题材小说,不是为了表现青年人为争取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而对封建婚姻观的反抗,也不是为了歌颂当时风行一时的“个性解放思想”,而是为了指出“个性解放思想”的局限,探讨受“个性解放思想”影响的一代“五四”反叛青年在冲出家庭的牢笼后如何才能走上“新的生路”。

男女主人公涓生和子君是一对受到“五四”新思潮影响,要求个性解放的青年知识分子。

他们相互认识后,在时代精神的感召和鼓舞下,大胆追求自由恋爱,勇敢地反抗封建道德和世俗偏见,毅然地冲出了家庭的束缚,在众目睽睽之下同居在一起。

最后却因涓生得到的一张辞退信而断了生路,他们也与狂人、吕纬甫和魏连殳一样,在强大的社会势力面前,无法逃脱失败的命运。

鲁迅在写作这篇小说的两年前,即1923年12月,曾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作过一次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

《娜拉》是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一部社会问题剧,曾被译作《傀儡家庭》在中国公演,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

当时人们关注的重点是如何走出家庭,而鲁迅则在演讲中告诫大家:

“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

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

……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

否则,就得问:

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

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的。

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

”两年之后,鲁迅旧话重提,是因为他认为“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仍然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因此,他在《伤逝》中不厌其烦地12次用了“新的生路”一词。

这就是鲁迅看到的许多“五四”青年在勇敢地迈出了反抗的第一步后,所面临的两难处境:

就如笼中鸟,不放不能飞,放了也飞不了。

因此,作品越是接近尾声,作者所希望的“新的生路”一词出现的频率就越高。

鲁迅虽然并没有能够为涓生子君们指出一条新的生路,因为他也同涓生子君们一样,只知道“新的生路还很多”,却不知道“怎样跨出那第一步”,但是,还是顽强地勉励自己,并与涓生子君们共勉:

“我活着,我总得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那第一步……”

问:

鲁迅农村题材小说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答:

如果说鲁迅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主要表现了他“哀其不幸”的态度,那么,他的农民题材小说则更多地表现了他“怒其不争”的思想,更集中地表现出鲁迅作为一个启蒙主义思想家的特点。

鲁迅农民题材的小说不仅成功地塑造出了一批落后农民的艺术形象,而且还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村黑暗的现实,深刻地揭示出了这些农民愚昧、麻木的精神上的创伤。

鲁迅曾在《灯下漫笔》一文中指出:

“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

”因此,他将中国人的生存状况直接归纳为两个时代: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故乡》中的闰土、《祝福》中的祥林嫂等,都属于这两个时代。

然而,也有不甘于这两个时代的人,如《阿Q正传》中的阿Q、《离婚》中的爱姑等,他们虽然也与曾经反抗过的狂人、吕纬甫、魏连殳以及涓生子君们一样,都以失败而告终,但鲁迅仍然将“创造这中国历史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作为包括自己在内的“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问:

鲁迅写作《阿Q正传》的目的是什么?

  答:

鲁迅写作《阿Q正传》的目的就是要通过阿Q的形象,挖掘出中国农民愚昧落后的原因,揭示出中国人的灵魂。

因此,从阿Q形象出现的第一天起,就有人“栗栗危惧”,怀疑作者是在借阿Q骂自己,或者害怕有一天终会骂到自己头上来。

作品开始在报上连载不久,茅盾就断言:

“《阿Q正传》虽只登到第四章,但以我看来,实是一部杰作。

……阿Q这人,要在现社会中去实指出来,是办不到的;但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面熟。

是啊,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

……而且,阿Q所代表的中国人的品性,又是中国上中社会阶级的品性”。

《阿Q正传》是鲁迅在辛亥革命失败后潜心于中国文化的历史“钩沉”的结果,最深刻最突出地表现了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弱点和病根的认识,因此,是鲁迅小说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最辉煌的作品之一。

问:

阿Q性格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答:

阿Q是一个生活在江南小镇上的农村流浪汉,他“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

”阿Q不但没有土地,没有家,甚至连自己的姓名籍贯也不知道,即使是在未庄也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然而,他却不愿承认这个现实,总以为“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

你算是什么东西!

”因此,“又很自尊,所有未庄的居民,全不在他的眼里,甚而至于对于两位‘文童’也有以为不值一笑的神情。

”而且,也真如茅盾所言,还具有“上中社会阶级的品性”:

第一,由于他头有几处癞疮疤,便有了许多的忌讳,“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

第二,由于在争斗中总是失败,便改变策略,采取“怒目主义”,以求得精神上的胜利。

谁要说“亮起来了”,他便以“你还不配……”作为还击和报复,并因此真的觉得自己的癞头疮也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了。

即使是挨了打,也能找到自我安慰的办法,以为自己是“被儿子打了”。

即使是自己也发现自己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也有妙招解脱:

“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

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

‘你算什么东西’呢!

”这种不敢正视现实,不愿承认失败的态度,和自轻自贱、自嘲自解、自甘屈辱、或妄自尊大、自我陶醉的种种表现形式,就是阿Q性格的主要特征:

自欺欺人,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阿Q精神”或“阿Q主义”。

由于这种表现的目的都是为了求得精神上的胜利,故又称为“精神胜利法”。

问:

什么叫“精神胜利法”?

阿Q为什么有“精神胜利法”?

  答:

“精神胜利法”作为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特征,通常是那些需要胜利而又无法取得胜利的人,用以维持精神平衡的一种“骗术”,常常表现在正走向没落的统治阶级的精神状态中。

阿Q作为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怎么也会产生这种现象呢?

从人类思想的普遍意义上来看,这正是被统治者接受统治阶级思想影响的结果。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受着统治阶级支配的。

”由于当时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封建阶级在现实中总是以这种精神上的胜利来掩盖对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失败,因此,当时的中国国民便普遍如此。

具体地说,中国农民具有这种精神病态的原因还有三个:

第一,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

中国农民从一次次造反的失败中,错误地得出了造反没有出路的结论,而不造反又无法忍受现实和痛苦生活,只好寻求精神上的安慰,或求佛拜神,或寄希望于来世;第二,由于自然经济的闭塞环境。

中国农民长期生活在小国寡民、自给自足的环境中,稍有满足便夜郎自大,盲目排外;第三,由于封建家长制的家庭生活。

中国农民虽然其社会地位低贱,但在家庭中却具有至高无上的尊严,而且越是在外面受辱受压,就越是在家庭中称王称霸。

“精神胜利法”作为弱势群体的一种精神特征,不仅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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