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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的成功，固然在于其融汇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优秀师资，更在于她那符合大学精神的办学理念和学校制度。
在合并迁校之前，三校都形成了自己的优良传统，北大是自由、民主，清华是严谨、认真，南开是开拓、活泼，合并为西南联大后，互相取长补短，开拓出了更为高迈的境界。
西南联大的最高管理机构是常委会，由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和南开校长张伯苓三人组成；
另设校务会议为议事机构，设教授会为咨询机构。
校务会议由常委、主任秘书、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院长和与以上人数相等的教授组成；
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参加校务会议的教授由教授会选举产生。
由于蒋梦麟和张伯苓常在重庆，西南联大校政其实由梅贻琦主持。
这位提出了著名的“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办学理念的教育家，执掌西南联大时说：
“吾从众，无为而治。
”“众”指的其实是教授，这句话落到实处就是教授治校。
西南联合大学设有文、理、工、法商和师范五个学院，教师350多人，在校生人数在3000左右波动。
她的机关却只有三个处：
教务处、总务处和训导处；
三常委实则梅贻琦一人负责；
各学院和系均只设院长和系主任一人，由教授兼任，没有副职。
梅贻琦主张通才教育，反对重实用、轻文理的办学思想；
他认为，教给学生所谓“一艺之长”，其实是在培养匠人，与大学宗旨不符。
西南联合大学的制度以学分制为主体，具体是“选修课”制和“共同必修课”制。
学生四年（或五年）必须修满132个以上学分、相当40门课方可毕业；
大一横贯文理的必修课一般为8门（国文和中国通史所有院系都必修），达40个学分之多；
三分之一的学分课程不及格要留级，二分之一的学分课程不及格则勒令退学。
联大八年中，共开出了1600多门课，如涓涓乳汁，哺育了一代优秀青年。
有名师的精心教导，有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青年才俊们十分珍惜这战乱中万分难得的优良条件，他们刻苦勤奋，在这里迅速成长起来。
西南联大的精神，除了战时办学必有的“艰苦奋斗”之外，就是“大学独立”。
联大的高层和教授认为，政府的职责是保证办学条件，而不应干涉校政。
1942年把联大大一新生必修的“三民主义”课改为若干专题，不做考试，不计学分。
国民党当局规定，凡担任院长者都必须加入国民党。
联大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教授听到消息，沉下脸来脱口而出：
“扯淡，我就不入。
”
在这批充满自由思想和独立意识的知识精英的全力呵护下，西南联合大学不仅是战火中的宁静港湾，也是民国末年污浊社会中的绿洲。
四
一批批学子穿越千山万水，来到西南联大求学。
那时的学习条件和生活环境极艰苦，1938年到1944年间在西南联大读了大学和研究生的杨振宁后来回忆道：
“教室是铁皮屋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停。
地面是泥土压成的，几年之后，满是泥坑。
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
除老师之外，学校最重要的学习资源是图书馆，可联大低矮昏暗的土坯房图书馆只能容纳100多人，天天要占座，稍微去晚，连站着读书都不可能。
在此条件下，许多学生拿着书本跑到校园附近街道上的茶馆里，花上一毛钱叫一壶茶，就在茶馆里读书、讨论一整天。
联大并不提倡勤工俭学，但清贫的学生们都在寻找赚取生活费的机会，大批的学生在昆明城郊的中学兼课，或者为商店、机关当文书，甚至擦鞋、卖报。
昆明的几十所公私中学本来师资不足，此时正好大用价廉物美的联大学生，有些联大学生索性合伙办起了学校。
杨振宁兼课的学校是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附中。
国民党将领杜聿明的女儿杜致礼，就是他任教班上的学生，杜致礼后来成了杨振宁的夫人。
抗战中财政困难，教授待遇下降。
1941年起，随着入滇难民和军政机构的剧增，以及日军空袭中商品流通的阻滞，通货膨胀席卷了后方；
到1942年，教授一月薪水的实际购买力只相当于战前的八元三角，竟降低了百分之九十八！
国难之中，聚居龙头村的闻一多、朱自清、浦江清等教授“七八人但吃两样菜，一炒萝卜，一豆豉，外加一汤而已”。
校长梅贻琦，也在集体食堂搭伙，“经常吃白饭拌辣椒，有时吃菠菜豆腐汤就很满足”。
为节约费用，年过半百的他外出尽量不用车，经常步行一二十公里。
各教授放下架子，纷纷自救。
闻一多为得到一套宽敞的住房和每月一百斤的大米，也到中学兼课；
由于他精于篆刻，还开出价码为人治印，深夜的油灯下，他往往还在为人刻印。
连梅贻琦的夫人也联合潘光旦等教授的夫人长期制作蛋糕，命名为“定胜糕”，由梅夫人提了送到冠生园寄售。
物质条件的艰苦没有侵蚀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风骨。
194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要给兼任行政职务的教授补助一笔“特别办公费”，但西南联大的各学院院长、各部门负责人和各系主任一齐宣布国难之时，生活尚可，对此补助不便享受，把送上门的钱拒了回去。
贫困倒不算最可怕，最可怕的是日军的空袭。
1940年10月13日和1941年8月14日日机直接轰炸到联大校园，前一次炸毁了师范学院男生宿舍，后一次损失更惨重，宿舍、饭厅、教室、图书馆都给炸得千疮百孔。
住最简陋的屋，吃最粗糙的饭；
在轰炸下学习，在硝烟中授课。
西南联大，如此悲壮。
五
西南联合大学的魅力在于她的坚毅卓绝，在于她的独立自由，在于她的名师云集和桃李满天下。
1938年11月，西南联大做出了一个引起震荡的决定：
聘请36岁，小学没毕业的作家沈从文为教授。
西南联大集中了当时全国学界精英，留学欧美名校、获得博士硕士学位归来的教师数不胜数。
这种不拘一格的任命激起一些教授的抵触乃至愤怒，态度最激烈的是今天有“国学大师”之誉的著名学者刘文典。
刘文典精研传统文化，尤其是《庄子》，他说自古以来只有两个半人懂庄子，一个是庄子自己，另一个他没说，半个则就是他刘大教授。
学问精深不说，刘文典脾气暴烈。
1928年他任安徽大学校长时，鲜明地提出“大学不是衙门”；
11月，安大闹学潮，蒋介石要求他惩办罢课学生，他说：
“我这里只有教师学生，不知道谁是共产党。
你是总司令，应该带好你的兵；
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负责。
”蒋介石大怒，对他拍案斥责；
刘文典顿时发飚，指着蒋介石的鼻子说：
“你就是军阀！
”竟然扑上来要打蒋介石。
刘文典被卫兵拖下后，蒋介石自下台阶骂道：
“真是个疯子！
与沈从文同为教授，刘文典十分不平，觉得跌了身价。
他公开质问：
“他沈从文有什么资格当教授？
”还在课堂上说：
“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钱，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钱。
昆明空袭警报频繁拉响之时，刘文典和学生一起护卫着大学者陈寅恪离开教室，看到沈从文也匆匆跑出，他当众大骂：
“我被炸死了，就没人给学生讲庄子了，你沈从文跑什么跑？
！
一贯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心灵敏感，来联大后自卑而自尊。
面对前辈刘文典的屡屡粗暴伤害，他一言不发，只是认真讲授他的写作课，可他的湖南方言又时常让学生不知其所云，但他还是培养出了和他的风格一脉相承、后来被称为“最后一个京派作家”的著名小说家汪曾祺。
沈从文今天在文学圈的最大传奇也是最大遗憾是：
1988年，瑞典皇家文学院已议定，该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沈从文；
可是在这一年5月，他以86岁高龄辞世，而诺贝尔文学奖只给活着的作家。
那时代教授可以自由流动，只要你真有学问才华，自有学府礼聘，而没有编制、档案、组织关系之类的羁绊约束，这也是知识分子能张扬个性的条件；
而有个性的张扬，才有智慧的喷薄。
在重重“管理”下谋生的人，即便资质优异、勤奋刻苦，也不大可能成为开拓创新之才。
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极强，因此极容易文人相轻。
被西方人称为“中国20世纪上半叶唯一一个真正的哲学家”的联大文学院长冯友兰，同样在课堂上“攻击”胡适说：
“胡适到27年就完了，以后再没有东西了，也没起多大的作用。
”胡适本被定为西南联大文学院长，只是旋即出任中国驻美大使，因此没有在西南联大留下足迹。
联大学生里同样“狂徒”多多，西南联大物理系学生里有两大才子：
杨振宁和黄昆，两人常在茶馆高谈阔论。
当时同学听到，黄昆问：
“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
”杨振宁说看了，黄昆问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很不屑地说：
“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
大学是智慧和才情、个性的集中地，一所大学，如果没有一批奇人、狂人、怪人，即便其资金再充裕，景致再优美、学风再严谨、毕业生出路再宽阔，其魅力也要减色不少。
惟有西南联大，如此充分地诠释了“大学”二字。
六
大学由校长、教授、学生这三股主要“势力”组成。
论人数，学生是主体，学校的面貌，可以说就是学生的面貌，而学生的面貌，绝不仅仅只体现在学习的用功上，朝气、抱负和热血，更是青年的标志。
在那国难当头的抗战八年间，西南联大从军学生前后一共达到834人，包括梅贻琦之子梅祖彦。
除了对侵略者日本斗争，联大学生更对日趋走向反动、企图驯化大学生而维护统治的国民党当局斗争。
当时全国的“民主堡垒”是昆明，而这座堡垒的中坚就是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有一批追求中国政治进步的教授，闻一多、吴晗等著名民主人士自不在话下，即便是理科教授，同样是这样的思想倾向。
1945年西南联大的五四运动纪念会上，数学家华罗庚发表演讲说：
“科学的基础应建立在民主上。
”这句话，把“民主与科学”的五四精神更发展深入了一层。
在进步教授和中共地下组织的宣传带动下，西南联大学生在政治上一贯活跃。
西南联大的学生社团有20多个，经常出墙报，做演讲，表达对时局的意见和理想追求。
他们不畏强暴，奋起抗争，经常给国民党当局以沉重打击。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
沦陷前，大批文化名人滞留香港不得回内地，可行政院长孔祥熙却用国家的飞机把他在香港的家具、保姆以及七条宠物狗先运回国内。
消息传到联大，联大学生义愤填膺，掀起了“倒孔运动”。
1942年元月6日，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等校学生发起游行，高呼口号：
“打倒贪官污吏！
”“孔贼不死，贪污不止！
”“铲除孔祥熙！
”等口号，社会上一时人心大快。
1944年，孔祥熙来云南，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为昆明大学生作讲话。
当一白二胖的他讲到“今天我们大家生活都很苦”时，联大学生齐声高喊：
“你不苦！
”随后起哄声经久不息，更有人喊道：
“肥猪！
肥猪！
”当天晚饭后，孔祥熙的二女儿代表父亲向联大参军学生赠慰问品。
这些慰问品被扔了一地，学生们说：
“我们不要你的慰问！
抗战胜利结束，可内战的阴霾又立即笼罩了中国。
西南联大学生又投入到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中。
1945年11月25日晚，六千多名昆明各学校学生在西南联大举行时事晚会，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等四教授就和平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作讲演。
演说正进行时，国民党军队包围会场，并用枪炮对会场上空射击，进行恐吓。
数颗子弹擦着演讲者费孝通的头皮飞过，费孝通神色不改，演讲如常。
次日，昆明三万学生宣布总罢课，以反对内战和抗议军警暴行。
12月1日，大批特务和士兵围攻西南联大，毒打联大师生，并向人群投掷手榴弹，炸死西南联大学生潘琰、李鲁连以及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南菁中学青年教师于再等四人，重伤29人，轻伤30多人，造成了震惊全国的“一二?
一惨案”。
“一二?
一惨案”激起昆明民众更大义愤，学校罢课坚持继续进行。
12月2日起，社会各界公祭四烈士，一个半月中，参加公祭的各界人士有十五万人，近700个团体。
最后，为平息学生和民众怒火，国民党当局只好将杀害学生的凶手公审后枪决，并将云南省代主席李宗黄免职。
西南联大最后的岁月被鲜血染红。
1946年7月15日，在纪念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的悼念会上，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闻一多发表了气壮山河的“最后一次讲演”。
他横眉立目，拍案振臂，痛快淋漓地怒斥国民党反动派的卑劣行为和心理，一时山河含悲，风云变色。
当天下午，闻一多就倒在了特务的枪口下，此时离西南联大正式撤销只有16天。
七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举行结业典礼。
距1938年5月4日开学，联大在昆整整八年。
八年办学，共约8000人在西南联大接受了教育，联大历届毕业生一共2522人。
这年7月31日，西南联合大学正式宣布结束校史。
为了纪念中国高等教育史上这最不平凡的一页，留住人生最值得怀念的岁月，三校筹备回迁之时，联大人倾心倾力，建起了一座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
1170字碑文由联大文学院长冯友兰撰拟，中文系教授闻一多篆刻，中文系主任罗庸书丹，号称“现代三绝”。
碑体庄严雄浑，气势恢宏，流溢着无言的神圣。
一位花了三十年时间来研究西南联大校史的美国学者，在西南联大建校五十周年纪念时说：
“正当某些国家大量借鉴于西方教育的经验之时，中国人却能以他们现代化的教育制度引以自豪；
并且在半个世纪以前，就能够产生一所具有世界水平的大学，这所大学的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
一座无形的丰碑同时在联大师生及后世的心里巍峨树起。
为报答云南父老八年的恩情，应云南省政府请求，西南联大回迁时将师范学院留在昆明，单独办起了国立昆明师范学院，发展为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就在云南师大本部校园东北角，云南师大本部大门边墙上有朱光亚题写的“中国历史名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两行金色大字；
旧址至今留存有教室两间，纪念碑一座，另有闻一多衣冠冢和“一二?
一惨案”四烈士墓。
相关链接：
1938年4月2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TheNationalSouth-WestAssociatedUniversity）。
校训：
刚毅坚卓
校歌：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史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别离，绝檄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
尽笳吹弦诵在春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
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
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校风：
民主自由、严谨求实、活泼创新、团结实干。
一二一运动
解放战争时期一次大规模的反内战争民主运动。
抗日战争结束后，全国人民希望实现和平民主，但国民党政府却一意孤行，坚持一党专政，并在美国支持下奉行内战政策。
1945年国共两党签订的《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便背信弃义，向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各解放区发动进攻。
为此，11月5日，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
处于全国民主运动中心的昆明青年首先行动起来，迅速投入反内战、争民主的运动。
11月25日晚，昆明几所大学的学生自治会在西南联合大学举行时事晚会，到会者达6000多人，民主战士吴晗、周新民、闻一多参加了讨论会，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四教授就和平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作了讲演。
演说正进行时，包围会场的国民党军队突然用冲锋枪、机关枪、小钢炮对会场上空射击，进行恐吓。
次日，昆明3**生为反对内战和抗议军警暴行宣布总罢课，提出立即停止内战、撤退驻华美军、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等口号。
学生组织了100多个宣传队上街宣传，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殴打和追捕，许多学生受伤。
12月1日，大批国民党特务和军人分途围攻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等校，毒打学生和教师，并向学生集中的地方投掷手榴弹，炸死西南联大学生潘琰、李鲁连，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南菁中学青年教师于再等4人，重伤29人，轻伤30多人，造成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
惨案发生后，昆明3万多师生立即掀起更大规模的反内战、争民主运动。
在继续坚持罢课的同时，每天出动100多个宣传队到街头、工厂和郊区农村宣传。
从12月2日起，昆明为四烈士举行公祭。
一个半月中，参加公祭的各界人士有15万人，近700个团体。
全国各地学生纷纷举行集会游行，声援昆明学生的正义斗争。
全国学生和昆明市民对昆明学生的支持和声援，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气焰，迫使国民党“公审”并枪决了杀害学生的凶手，并免去了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任委员、代理省主席李宗黄的职务。
这次运动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谋，对以后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纪念意义
它是解放战争时期第一次大规模的以学生群众为主的反内战争民主运动。
1945年11月25日，昆明西南联大等四校师生5，000余人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遭到国民党云南省军政当局的阻挠、捣乱和诬蔑。
次日，昆明学生3万多人罢课抗议。
12月1日，国民党军警特务冲进学校，鸣枪、投掷手榴弹，死亡师生4人，伤20余人。
惨案发生后，学生立即提出了严惩凶犯、抚恤死者、赔偿损失等4项要求。
昆明大中学校教师也纷纷发表声明、罢教，抗议反动派残杀师生。
师生在联大图书馆安置了四烈士灵堂。
灵堂内烈士的血衣，各界群众的挽联，有力地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深刻地教育了参加公祭的群众。
昆明学生在12月27口“停灵复课”后，又于次年3月17日举行了四烈士出殡游行，扩大了宣传，打击了反动派的气焰。
昆明学生的斗争得到了广泛的同情与支持，许多大城市学生纷纷提出抗议和进行示威游行，要求严惩凶手。
延安各界青年集会向烈士致哀，周恩来发表讲话，高度赞扬了学生的正义斗争。
上海学生和各界群众两万多人举行于再烈士追悼会，并游行示威，工人阶级和各民主党派也采用多种形式支持学生斗争。
这次运动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谋，对以后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往事钩沉：
走近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学院系列学术活动之三（图）
来源：
发表时间：
2005-4-272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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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全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时期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合并而成。
在仅仅九年的时间里,这里走出了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黄昆，走出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屠守锷、郭永怀、陈芳允、王希季、朱光亚、邓稼先，走出了90名院士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2005年4月20日晚上，外语楼312教室挤满了前来聆听讲座的学生和老师。
物理院的老教授王志明老师也亲自来听这场不同寻常的讲座。
抗战时期，杨寿康先生就读于西南联大，从老师于：
王佐良（教英国文学史）、钱钟书（教英文散文与作文）、吕淑湘（教翻译）、吴晗（教中国通史）、温德（著名外教，教英国诗歌），此外，还经常聆听过吴宓的（红学）讲座、闻一多的演讲。
抗战胜利后杨老继续大学学业就读清华大学，１９５０年，从清华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外交部，从事新闻工作。
从事国际时事评论文章的撰写，系当时《大公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世界知识》及《时事手册》（《半月谈》前身）等刊物的撰稿人，１９６１年，调到长沙铁道学院从事外语教学工作；
１９９８年退休，但杨老一直坚持给学生上课，为外国语学院的研究生培养发挥余热。
本次讲座由外国语学院研究生助理辅导员、研究生会主席仲文明主持，他首先简单介绍了西南联大校史，“抗战期间，北平沦陷之后，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名校南迁在岳麓山下联合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我校的和平楼和民主楼即是当时的建筑。
1938年西迁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46年夏宣告结束。
前后历时九年，大师云集，人才辈出。
今天我们请来了曾在西南联大学习生活过的杨寿康教授，来回顾那段艰苦而又光辉的历史。
杨教授登台之后，全场掌声雷动，全体学生都热烈的向这位德高望重、和蔼可亲的老先生表示由衷的尊敬。
杨老说到,西南联大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也是世界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那时的生活环境很差，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学生营养不良，住宿条件恶劣，很多老师和学生以家教为生（有意思的是，邓稼先曾为杨先生家作过家教），但是艰苦的学习条件为何能造就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和精英呢？
杨教授主要总结了三点：
首先，大师云集，群星灿烂的师资阵容。
文科教授中，有国学根底很深的学者，有学贯中西的大师，有著名的诗人，文学家和政治家，如陈寅恪、钱钟书、王力、朱自清、沈从文、张奚若、陈岱孙、潘光旦、钱端升、金岳霖、冯友兰、闻一多等。
教授们不仅学术造诣深厚，他们的学风和敬业精神对学生更有深远的影响。
其次，高涨的爱国热情。
抗战时期，全体师生爱国主义精神高昂，坚信抗战必胜，愿为抗战贡献力量，也立志要为培育或成为建设国家的人才而不懈奋斗。
先后有１０００多名联大学子投笔从戎，参加抗战工作。
也正是这种自觉的爱国主义精神使西南联大获得“民主堡垒”的称号。
第三，浓厚的学习气氛。
闻一多的诗歌朗诵热情澎湃，王力主办的《生活道》妙语连珠，更有林语堂等许多名师来校讲学，各类讲座层出不穷。
学生们思维活跃、视野开阔，富有创造力。
今年正值抗战胜利60周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回顾这段历史，就是要我们大家记住今天能够坐在安静的书桌前学习是来之不易的；
回顾这段历史，就是要我们大家学习前辈在战火中坚持学习的精神，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达爱国的决心。
现在日本否认侵华历史，作为当代的研究生和本科生要采用正确的方式方法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
我们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是爱国，锻炼好自己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就是爱国，这也是我们本次活动的目的。
我们坚信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因为我们有党的领导，因为我们的民族精神是不朽的，因为西南联大的精神是不朽的。
李晓兰仲文明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PDF版本下载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有这样一所特殊的大学：
它由当时中国3所著名
的大学联合而成，但合并前的3校又各自相对独立；
虽然它只存在了8年，但它却集中了当时国内最优秀的师资，培养了大批科技、教育、政治人才，在此期间，教师、学生的民主运动如火如荼，此伏彼起，“一二·
一”运动在爱国学生运动史上写下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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