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前期的太子问题及其政治后果兼论安史叛乱之因果.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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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前期的太子问题及其政治后果兼论安史叛乱之因果
唐前期的太子问题及其政治后果——兼论安史叛乱之因果
设立太子，是为了顺利地完成权力的交接，这是在世袭的、专制的政治体制下所能采取的最为“正常”、最为和平的权力交接方式。
但往往也出现用“政变”这一极端形式来完成权力的交接；在这种情况下，太子无疑会具有超乎寻常的政治作用和影响力。
以这种极端形式交接权力，极可能会对以后的政局产生消极的影响，出现所谓“太子问题”。
在唐前期，政局最不稳定的就是唐初和神龙至开元初年这两个时段。
玄武门之变是李唐在建国过程中埋伏下的矛盾的必然结果，可置不论；从神龙到开元初年的几次重大的政治斗争中，太子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玄宗秉政后，励精图治，出现了“开元盛世”，然而前一时期政变的消极影响到了玄宗晚年开始显现出来，天宝政治即可从这里得到解释。
一天宝政治与太子问题 玄宗晚年，政治上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格局，在内，李林甫、杨国忠长期秉政并成擅权之势；在外则久任安禄山，从而形成了由少数几个人长期把持国政大权的局面。
太子废立、安史之乱等重大的政治事件都不过是这一格局的表现。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政治格局呢？
以下我们就分别内、外两方面来加以探求。
安史之乱 开元年间，玄宗完成了对兵制的调整，确立了以职业兵长期屯防边地的军事体制。
在这种体制下，安禄山一人而兼统幽州、平卢、河东三镇，并长期任职。
我们知道，将帅长期控制某一支军队，就为他培植个人势力、拥兵自重甚至发动兵变提供了条件，宋代便是有惩于是而实行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制度。
安禄山的久任、兼统为他发动叛乱提供了充分条件。
久任、兼统在当时是普遍情况呢还是特例？
换言之，安史之乱与开元年间调整后的兵制之间是否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
如果是特例，为什么玄宗会对禄山如此信任？
对他有无防范？
这首先就涉及到了开元时期中央对边军的控制问题。
据《旧唐书·官志二》载“凡诸军镇，使、副使已上，皆四年一替”，知节度使正常的调动换防周期是四年，证以吴廷燮《唐方镇年表》[1]和王寿南《唐代藩镇总表》，可知天宝十四载以前绝大多数节度使任期在四年以下，其次是4—5年，5年以上者极少；而5年以上的任期者中，又大多是在开元年间。
以上事实可说明二个问题，第一，“久任”并非当时的普遍情况；二，久任者多在开元年间，但开元中久任者多而未发生边兵失控之事，相反，天宝年间久任者减少却发生了安史之乱。
所以从整个形势来考察，开元年间之“久任”并未导致严重的不良后果，更没有因此而导致中央对边兵的失控。
其次，关于兼统问题。
在着镇形成过程中，就已因军事需要而出现节镇间的彼此配合问题。
发布于开元三年四月的《命薛讷等讨吐蕃诏》，就说明了在边地防御体系形成过程中，北方的河西、朔方、河东、幽州诸镇间的彼此配合的情况。
此诏虽云“讨吐蕃诏”，但令薛讷住凉州、虔[]长住并州，可知这并非确指具体的某一次出击，而是针对吐着的威胁而对边地屯军进行的一次调整。
在这次调整中，主要强调屯军之间的配合，也可以说是为加强屯军间的配合而作的一次军事调整。
节镇间这种互相配合的关系在战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开元八年十一月突厥寇边，在反击时就同时动用了朔方、河东、河西、北庭等数镇之兵。
②；开元九年，兰池州胡反叛，攻打夏州时，朝廷下诏令“陇右节度使、御林将军郭知运与睃相知讨之，睃奏‘朔方军兵自有余力，其郭知运请还本军”’夏州属朔方管，王睃时任朔方节度使，故朝廷令陇有出兵而为王氏所拒。
这一事例可说明，一方面在军事行动中需要节镇间互相配合，另一方面这些节镇之间又存在着矛盾。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时就直接命一人兼统数镇，如开元二十年正月，为出击契丹、奚而任命信安王祎为河东、河北行军副大总管以统一指挥河东、河北两军。
所以在天宝元年确立边地防御体系、明确各节镇的主要防御对象的同时，也强调了各节镇间的主要的配合关系。
如朔方节度使扞御突厥，河东节度使与朔方掎角以御突厥，陇右节度使备御吐蕃，河西节度使负责断隔吐着与突厥。
此后，在军事行动中直接将各镇军力临时加以调配的情况仍时有发生，如天宝四至五载，安禄山筑华武城时，即奏请河东王承嗣助役。
天宝八载六月“上命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帅陇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兵，益以朔方、河东兵……攻吐着石堡城”[10]。
天宝十一载安禄山进讨契丹时，曾奏请朔方副使阿布思率众会之。
[11]
天宝十四载以前的节镇兼统者共有十三人次。
[12]兼统朔方，河东者3人次：
王睃1年、李祎5年、王忠嗣1年左右；兼统河西、陇右者4人次：
王君[]至多十个月、盖嘉运1年左右、王忠嗣11个月、哥舒翰3年；兼统幽州、平卢2人次：
张守珪7年、安禄山近12年；兼统朔方、幽州者1人次：
王睃数月。
另外，王忠嗣曾兼统四镇，史称其“佩四将印，控制万里，劲兵重镇，皆归掌握，自国初已来，未之有也”[13]。
但王忠嗣兼统四镇仅4个月左右，四月他让出河东，年底朔方又别除他帅，到此仅剩陇右、河西，次年十一月回朝，故王忠嗣兼统四镇虽属前所未有，然其实际情形却不足以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
从以上分析还可看出，一般所兼统者为：
陇右河西、安西北庭、幽州平卢、朔方河东。
其中幽州与平卢、安西与北庭本为同一节镇而后分置者，而且据《新唐书·方镇表》，它们时分时合，职权、辖区也时常混淆不分。
所以兼统幽州平卢和兼统安西北庭是很正常的情况。
陇右备御吐着，朔方扞御突厥，河西则处于其间，断隔吐蕃和突厥，[14]但河西与陇右同在黄河以西，防御对象虽各有侧重却又密切相关，故其时或兼统，亦属正常。
朔方河东的任务都是扞御突厥，虽其节度使治所隔于黄河，但朔方军之主力——三受降城却在黄河以北，与河东所领边兵无复黄河之隔，为此二镇在军事行动上的配合提供了有利条件，有时即由一人兼统。
虽然从地理形势和军事形势上看，陇右与河西、幽州与平卢、安西与北庭、朔方与河东都可以合为一镇，但事实上都是离为二镇。
虽然各自为镇，但在军事行动中又往往特令其彼此配合，甚至由一人兼统，特别是前三者，更时分时合。
唐廷之所以要将其各自分作藩镇，其根本原因就是为了通过分散兵力而有效地控制藩镇。
尽管如此，兼统者在全部节帅中所占比例甚微，而其中兼统时间在一年以下者又占大多数，而且兼统者对其所兼统之节镇的控制力也有限，而非“专制”。
据《旧唐书·王忠嗣传》，当他兼统朔方、河东、陇右三镇时，曾“奏请徙朔方、河东戎马九千匹以实之”，他虽兼统三镇，但调动其所兼统节镇之戎马时尚需奏请。
安禄山深受玄宗宠信，身兼河东、幽州、平卢三镇时，《旧唐书》本传称其“兼三道节度，进奏无不允”。
虽奏无不允，但按规定仍需“奏请”，禄山起兵时也是通过诈为敕书，以奉密旨讨国忠为名的，可见兼统者对所兼统诸镇的许多方面的处置皆需奏清而行。
从整体上看，节镇兼统的情况是作为特例而存在的，这一情况并未成为唐玄宗时期严重的政治问题。
此外，在节度使的人选上，也体现出中央加强对边军进行控制的政策，这集中从“出将入相”上反映了出来。
唐前期，节度使有出将入相背景者，其任期一般都不太长，任期一般都是从军将或地方低级官吏中擢至节帅者[15]。
具体而言，天宝十四载以前，出将入相之中绝大多数是由将入相，即因战功而擢至相位，只有薛讷、张说、苏頲是由相出将。
薛讷是由于力主盛夏出兵讨击而朝中众人咸以为不便，玄宗便“特令讷同紫微黄门三品，总兵击奚、契丹，议者乃息”[16]。
可见其以同三品出征是为了抬高其地位。
张说因参与玄宗的政变而位至宰相，但由于他与岐王申款而外任相州，后历任并州、幽州。
[17]可知张说以相出将有贬黜之意。
苏頲出任的具体情况不明。
从由将入相的时间分布情况来看，武后到玄宗开元年间的由将入相者较多，而天宝年间则很少，这种情况是否即为林甫之奏言所致呢？
[18]我以为未必尽然，虽然也不排除李林甫正是鉴于这种由将入相的情况、出于一已之私利才上奏的，但朝廷所以能采纳林甫这一奏言，必有更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
第一，武后至玄宗开元年间正是边地形势变化、战事剧增、兵制也因之而变化的时期。
在这种战事纷繁之际，国家需要一批人从事边功，但当时朝廷官员大多重内轻外[19]。
在这种情况下，朝廷为了鼓励军功，一方面将立下战功的许多军将或地方下层官吏擢至节帅，甚至致之相位，其中以牛仙客最为典型，于是普通民众也企图以此入仕、升迁；反映在文学上，即为此一时期产生的大量边塞诗。
另一方面则鼓励朝官出任边地将帅，并使之出将入相以尊宠之。
所以，这一时期出将入相人数较多的情况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第二，所谓出将入相者，以朔方、河东人数最多，河西、陇右、北庭、安西、平卢较少，甚至没有[20]。
但这些较少甚至没有出将入相者的节镇中，由军将或下级官吏因军功而致位节帅者的比例反而较高。
参以两唐书有关本传，可知由节帅而入相者，其仕宦大多曾历任朝官，而仅因军功而擢至节帅者，入相甚难。
这些曾在朝仕宦，而又出将入相者，在军队和政府中都具有相当势力。
在开元、天宝初，随着边地形势的稳定和边防体系的形成，以及对外以防御为主的战略的确立，唐廷不再需要为鼓励边功、使边帅出将入相而使之拥有如此显赫之权势，于是，开始削弱其势力，一方面要杜绝其入相之途，同时就是更多地从蕃人、军将或下级官僚中提拔节帅。
其实这两个方面同是一个问题，因为起用的这些人，既无入相之望，又因其无显赫仕宦、不易培植势力而易为中央所控制。
天宝年间出将入相者很少以及大量任用蕃将为节帅，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将朝廷这一具有战略性的转变仅归于林甫出于私利的一纸奏言所致，便把问题简单化了。
——安禄山备受尊宠而不得入相，也正说明了这一情况。
《旧唐书·吉温传》云：
林甫虽倚以爪牙，温又见安禄山受主恩，……常谓禄山曰：
“李右相虽观察人事，亲于三兄，必不以兄为宰相。
温虽被驱使，必不超擢。
若三兄奏温为相，即奏兄堪大任，挤出林甫，是两人必为相矣。
”禄山悦之。
从天宝十载禄山兼河东节帅时，奏请吉温为副使，杨国忠以其与禄山结托，追入为御史中丞，充京畿内采访处置使，后终遭贬、死，“禄山起兵作乱，人谓与温报仇”。
但史书把他们二人勾结归因于吉温要引禄山入相。
以林甫之为人，荐之为节帅，禄山已惧之三分，[21]引之入相，亦可制之，仙客即其先例，林甫不会因其难制而不引之入相，况且当时还是群相制，不引禄山也需引他人入相，何必要不引禄山呢？
——其原因是他根本无入相之条件与可能。
天宝十三载三月玄宗欲以宰相处之，杨国忠以其“不识文字，命之为相，恐四夷轻中国”为由谏止[22]。
玄宗拜之为相，也不过为使相，[23]然无实质之使相虚衔亦不轻意授之，更可证其无入相之可能。
禄山自己对这点很清楚，所以才交通吉温，以图侥幸；否则，自当请求玄宗而入相了。
吉温交结禄山不过是利用禄山受宠之机而使之荐己入相而已。
如果安禄山有入相之可能，或曾历任朝中显宦，则绝不可能兼任数镇，或任帅长达十数年之久了。
总之，安史之乱以前，边帅的久任、兼统、出将入相等问题在总体形势上，都未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
至于“精兵咸戍北边，天下之势偏重”的情况，是当时边地形势的客观要求。
作为国家机器的军队，究其性质，也应当出现在边防前线，此本无可厚非。
军队集中屯驻与叛乱之间本无必然的因果关系。
具体而言，精兵屯于北边并不会一定导致兵变。
所谓屯兵要恪守内重外轻的原则是安史之乱以后人们的看法。
安禄山是在开元未至天宝年间，朝廷认为蕃将寒族无党援、易控制的背景下逐渐由蕃将而位至节帅，并得以兼统和久任的。
在这一背景之下，以蕃人或寒族出任节帅的并非禄山一人，他们都在任期到一定年限后即予撤换，而禄山为何可以例外呢？
旧史一般将此归于玄宗对禄山的过分宠信。
为什么玄宗会对禄山如此宠信呢？
陈寅恪先生对此曾有过分析，认为河朔地区在武后至玄宗开元年间已经胡化，居住于这一区域的是东北及西北的诸胡种，在这种情况下，“唐代中央政府若欲羁縻统治而求一武力与权术兼具之人才，为此复杂胡族方隅之主将，则拓竭与突厥合种之安禄山者，实为适应当时环境之唯一上选也。
玄宗以东北诸镇付之禄山，虽尚有他故，而禄山之种姓与河朔之情势要必为其主因。
”[24]但据陈先生论述，河朔胡化的时间是在武则天及唐玄宗开元之世，而据《王表》所列开元年间幽州的历任节帅中，除赵含章、王斛斯两任情况不明外，只有安禄山一人为胡人，其余均为汉人，任期仅次于安禄山的张守珪也是汉人，而且，张守珪任职期间，也正是幽州军事实力得到很大增强的时期。
如果东北局面需要安禄山这样一个人任节帅，那么为何在这一地区胡化最关键的时期不用这样一个人物来羁縻统冶呢？
我们不否认朝廷任用安禄山这样背景的人物与当时这一地区的情况密切相关，然而具有禄山这样背景的人物也绝非禄山一人，[25]唐廷完全可以再拨擢一位以代之，然而玄宗却任之达数年，以致使其在如此长的时间内慢慢培养起了自己的势力而终致叛乱。
所以，玄宗对他的过分宠信另有原因。
据《安禄山事迹》卷上所载，禄山本为一寒族朗人，因其战功而被节帅张守珪养为假子，后渐升至千卢将军。
开元廿四年战败，几被处死，廿八年为平卢军兵马使，廿九年因曲事河北采访使张利贞、利贞归朝盛赞之而升任平卢节帅，至此，禄山之迁转尚属正常。
天宝二年入朝“奏对称旨”后才得到不次拨擢：
次年兼任范阳节帅，离京时玄宗命中书门下三品已下正、员外郎长官、诸司侍郎、御史中丞于鸿胪亭子祖饯。
禄山首次觐见，就得到玄宗如此尊宠之礼待，推演史载，知此即由其“奏对称旨”所致。
禄山以一蕃将奏对何事而使玄宗如此满意呢？
《事迹》自注：
是时，禄山奏云，去年七月部内生紫方虫食木苗，臣焚香告曰：
“臣若不行正道，事主不忠，食臣心；若不欺正道，事主竭诚，其虫请便消化，启生必应。
”时有群鸟食其虫，其鸟赤头而青色。
伏请宣付史馆。
所谓“是时禄山奏云”即指禄山觐见时“奏对称旨”之奏对，姚汝能据当时档案以注出之。
其所奏清称旨不过是向玄宗表了一番忠心而已，别无其它实质内容。
此前禄山曾贿赂中央出使地方的官员以求其向玄宗美言，禄山任平卢节帅或许与此有关，但禄山得以兼统幽州则是这次“奏对称旨”以后的事。
身兼幽州、平卢并不罕见，张守珪即曾兼统七年，禄山出镇而玄宗命三品以下官员祖饯，也并不是因其兼统二镇，而是欣赏他的“忠心”。
同书天宝六载条载：
玄宗春秋渐高，托禄山心旅之任，禄山每探其旨，常因内宴承欢，奏云：
“臣蕃戎残臣，受主宠荣过甚，臣无异材为陛下用，愿以此身为陛下死。
”玄宗不对，私甚怜之。
因命皇太子见之。
禄山见太子不拜。
左右曰：
“何以不拜？
”禄山曰：
“臣蕃人，不识朝仪，不知太子是何官？
”玄宗曰：
“是储君，朕百岁之后，传位于太子。
”禄山曰：
“臣愚，比者只知陛下，不知太子，臣今当万死。
”左右令拜，禄山乃拜，玄宗尤嘉其纯诚。
《新唐书·安禄山传》称其“晚益肥，腹缓及膝，……帝视其腹曰：
‘胡腹中何有而大？
’答曰：
‘唯赤心耳！
’”禄山反复向玄宗表明的是对玄宗的一片忠心。
所谓“禄山每探其旨”，“常因内宴承欢”、大献忠心而博取玄宗对他的“甚怜”，说明玄宗内心所要求的也是这种忠心。
如果其忠心仅在口头上，也未必能深中玄宗之旨，当禄山向玄宗献忠心之后，玄宗令其拜见太子，而禄山却不拜。
不拜太子既是禄山向玄宗献忠的表现，也是玄宗认为禄山忠于自己的有力证据，从此，玄宗对他更加宠信，不断给他加官晋爵，以至欲“托禄山心旅之任”。
其时玄宗“春秋渐高”，按理他应当筹划其百年后传位太子之事。
如此，则承“心旅之任”者应指顾命大臣或托孤之人，但他选中的人却是不拜太子之安禄山。
可见，所谓的“心旅之任”并非指托孤或顾命大臣，而是只忠于自己而与太子相抗衡的握兵蕃将，这说明玄宗对太子是有猜忌之心的。
正是这种猜忌之心和安禄山对玄宗与太子载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导致了禄山的久任。
这从玄宗对禄山所采取的非常不力的防范措施中也可得到佐证。
禄山兼统的是河东、幽州、平卢三镇。
在天宝十载二月他提出要兼统河东时，玄宗虽然同意，并应其要求任命其死党吉温为留后，但次年十一月杨国忠就将吉温召回京师任职[26]，此后之留后未见史载，[27]但禄山起兵反叛时，“命范阳节度副使贾循守范阳，平卢节度副使吕知诲守平卢”，而未言及对河东节度副使之安排，相反却命别将高秀严守大同，其目的显然是防遏河东；同时他还派人以献射生手为名，乘驿至太原，乘北京副留守杨光翽出迎之机，劫之而去，“太原具言其状”[28]，可知杨光翽并非禄山亲信，禄山也不能控制河东。
参以杨国忠入相后对禄山的种种防范措施，[29]可知吉温被召回京师，并非如史载所言因他与国忠相善之故，[30]而是朝廷不让禄山控制河东，故此后之河东留后并非禄山亲信。
至于幽州、平卢，原本为一镇，后也经常兼统，甚至合并，禄山兼统亦属正常。
在安禄山任幽州、平卢节帅时，朔方节帅任用的是与禄山有矛盾的安思顺、哥舒翰，陈寅恪已指出这是为牵制安禄山[31]。
当时，防御北方的节镇中，朔方、河东、幽州平卢三道力量最大，与禄山毗邻的两镇都可牵制禄山，但并不能有效地遏制禄山。
他长期控制一镇，就足以起兵作乱，但如果按期令禄山换防，就说明玄宗对禄山并无特别之处，就不足以体现玄宗对他要“托以心旅”之意了。
太子废立与李、杨秉政 李林甫从开元廿二年入相，直到天宝十一载死，任相达十九年之久，而且其时虽为群相制，但在张九龄罢后，无人可与之抗衡。
玄宗对他信任有加，甚至要“将天下事付林甫”[32]，逐渐形成一人把持朝政的局面，而这种情况在唐前期实属仅有。
究其原因，与安禄山久任一样，它与太子问题密切相关。
唐玄宗在开元三年正月即立赵丽妃之瑛为太子，开元十二年废王皇后以后，武惠妃渐承恩庞，“宫中礼秩，一同皇后”[33]。
武惠妃欲以其所生寿王代瑛为太子，时任吏部侍郎的李林甫乘机通过宦官向惠妃表示“愿尽心保护寿王。
惠妃德之，阴为之助”[34]，使林甫得以入相。
其时惠妃婿杨洄也“日求其短，谮于惠妃。
妃泣诉于玄宗，以太子结党，将害于妾母子，亦指斥于至尊”[35]。
玄宗为此而谋于宰相，欲以废立，但遭到张九龄的反对，同年，玄宗与九龄发生了关于牛仙客是否可入相的争论，九龄因此罢相。
次年四月，杨洄上奏，说太子瑛、鄂王瑶、光王倨与太子妃兄驸马薛锈潜构异谋。
玄宗召见宰相，李林甫以“此陛下家事，臣不合参知”作答，玄宗听后决定废太子瑛为庶人，不久三子赐死”[36]。
当年十二月武惠妃死，李林甫劝玄宗立惠妃子寿王瑁，为玄宗所拒绝。
次年六月立忠王玙为太子，这就是日后的肃宗。
从表面上看，太子瑛的被废是由于玄宗宠爱武惠妃，而惠妃为立自己的儿子、多方构谄太子瑛所致。
但太子瑛被废后，并没有马上立太子。
太子被废在四月，武惠妃死在十二月，其间有近八个月的时间可供考虑，况且当朝宰相李林甫也支持寿王。
联系到当初玄宗废太子瑛时，因遭到宰相张九龄的反对而未能立刻实施，直到罢九龄相后才废之，为何此时在宰相李林甫的支持下反而犹豫不决了呢？
[37]可见，太子瑛之废不是因为惠妃的受宠；寿王瑁未能取代瑛而为太子，也不是因为惠妃已死。
究其原因，当是李瑛作太子已廿余年，为时已久，很可能玄宗认为他已形成了一种势力，而当时宰相张九龄的力保太子，更使玄宗感到不安，终于以牛仙客入相等藉口，罢免了九龄；武惠妃谮毁太子的理由和根据也正是“太子结党”、“构异谋”。
从玄宗对李瑛兄弟的处置——均予处死——来看，玄宗对此是相信的，而且也是不能容忍的！
李瑛等废死后，似乎应立寿王，但其时惠妃方承恩幸，权势炙手可热，若立寿王，不久就会在惠妃及杨洄等人的支持下形成一种势力。
惠妃为谋废立，派人拉拢张九龄的往事犹在目前[38]，在更何况因武惠妃之助而入相的李林甫一直就站在惠妃一边，并力主立寿王，这岂不是对自己造成的威胁更大吗？
！
如果立其他皇子，则武惠妃会怎样呢？
她毕竟在正承恩遇！
——这恐怕就是玄宗迟迟不立太子的原因。
不久，惠妃死后，玄宗果然立了忠王为太子。
由于林甫主张立寿王，忠王被立为太子后，林甫惧不利于己，曾几次挑起事端，以巅覆太子。
天宝五载，起韦坚、皇甫惟明、柳积之狱。
韦坚是忠王妃之兄，因其与河西节度使皇甫惟明交游，“为林甫所发，以坚戚里，不合与节将狎昵”，于是上奏，云韦坚与惟明结谋，欲共立太子。
玄宗为此而贬黜韦坚及其弟将作少匠韦兰、兵部员外郎韦芝以及相关人士数十人，太子也不得不请与妃离婚。
[39]十一月，柳积诬告太子良娣父杜有邻“妄称图谶，交构东宫，指斥乘舆”。
与此相关者皆被杖杀，太子也出良娣为庶人。
天宝六载十月，林甫指使济阳别驾魏林告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忠嗣“尝自言我幼养宫中，与忠王相狎爱，欲拥兵以尊奉太子”，玄宗以“吾儿居深宫，安得与外人通谋，此必妄也”而贬黜忠嗣。
明年，忠嗣暴死。
[40]
玄宗对这些事虽然不信，但对与事者处置极重，一般均予处死，就是要从根本上杜绝朝臣与太子的结托之望。
[41]玄宗所以不信，主要是忠王为太子之日尚短，没有形成一股势力；而宰相林甫对太子倾覆的不遗余力，反而使玄宗猜忌太子与朝廷重臣结党之心稍有缓解。
旧史多言林甫倾覆太子时，玄宗破其言而庇护太子。
若果如此，则玄宗可以象罢免九龄那样罢免林甫，何必要如此煞费苦心以保护太子！
林甫所以能屡兴大狱，并广为株连，予以重处，都是得到了玄宗的默许，甚至支持他要以此来威慑太子、威慑朝臣，而玄宗在天宝年间专任李林甫也正是由于他对太子的这种态度。
值得一提的是，这几次大案都与边将有关，因为当时只有边将才具有拥立太子的军事实力，所以林甫才会不遗余力在太子与边将关系上大作文章。
出于同样的认识，玄宗也更加着意于拔擢既忠于自己、又排斥太子的握兵边将以托心旅之任。
于是，对握兵已至数年却忠于自己的安禄山，便令其继续留任而不再按制度予以罢免或换防。
李林甫死后，杨国忠入相，史称其“依倚妃家，恣为亵秽，惧上英武，潜谋不利，为患久之”[42]。
国忠与太子并无利害冲突，为何也要潜谋不利于太子呢？
所谓“依倚妃家，恣为亵秽”显系托辞，宋儒朱熹即尝言“唐渊流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43]，参以高宗娶武后、玄宗纳杨氏等事，皆信而有征。
[44]与此相较，国忠所为就只能算是些末微事了。
国忠对太子的这种态度，正是因为他十分明白林甫为玄宗所宠信的根本原因，所以他也要摆出这种态度以博取玄宗的宠信。
换言之，国忠之任相秉权，也是由于他对太子的“潜谋不利”。
但在客观上，林甫、国忠的这一态度，却又保护了太子。
二太子在唐前期政变中的作用 要理解玄宗晚年对太子的猜忌，不得不追溯他所亲身经历过的几次重大政变。
除唐太宗的玄武门之变外，唐前期为权力交接而频频发生的政变都集中在神龙至开元初年，其原因非本文所欲详论，此处所要指出的是，在影响较大的政变中，拥立太子都是政变的政治目的；太子成了他们的政治领袖，每次政变都须得到太子的同意，并在关键时刻让太子出面，稳定局面，直至拥立为帝。
有时，太子甚至就是政变的直接主谋者和策划者。
武则天建周后，她在立武氏子弟还是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最后终于在圣历元年立自己的儿子李显为太子。
[45]神龙元年正月，张柬之、桓彦范、敬晖等人乘武则天生病之机，发动改变，拥太子即位，即中宗。
史载桓彦范等人在密谋后才向太子报告，太子从之。
[46]似乎太子并未参与最初的谋划。
《资治通鉴》神龙元年五月《考异》引《纪统》称中宗复辟后，曾看望武则天，“太后泣曰：
‘我自房陵迎汝来，固以天下授汝矣，而五贼贪功，惊我至此。
’”但高宗时，即在武后主持下屡易太子。
高宗死，李显即位，不久即被废为王，立李旦为帝，后又自己称帝。
这些情况中宗并非不知，他怎么敢坚信此次升储贰，终会以天下授之呢？
！
若中宗未预其谋，彦范等谋定而告中宗，一旦中宗不从．岂不有杀身之祸！
而这点从政变当天的情况即可证实。
政变前夕，张柬之等派人先迎太子，然后要冲进玄武门．拥之即位。
但“太子疑，不出”，这使迎立太子者异常紧张，纷纷劝说，其中李湛说：
“诸将相不顾家族以循社稷，殿下奈何欲纳之鼎镬乎！
请陛下自出止之。
”太子乃出，王同皎抱扶太子上马，从玄武门斩关而入，可见太子一直是这次政变的幕后主使者，而政变当天的经过，更可说明太子的作用。
如果太子不行，他们就失去了用以号召的旗帜，失去政变的“合法性”，性质就会因之而变为叛乱。
这种性质绝非后代研究者给他们贴的标签，而是当时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性质的变化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兵变的成功与否，甚至会直接导致失败。
这些原本可作佐命元勋的人便可能会随之而变为叛逆之徒。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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