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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研究方法

有关后悔的相关研究

本文列举了后悔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关于孩子后悔对决定的影响,另一个是大学生性行为的后悔的研究。

Partone:

一个关于后悔行为结果的发展性研究

有时候我们的选择并不是带给我们最好的结果,因此我们需要适应性地做出不同的选择。

例如,早晨当我们的闹钟响了的时候,我们可能关掉闹钟继续睡觉,但是我们却会错过地铁,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在下次出现这种情况时我们需要做出改变。

这就是一个需要做出适应性改变的例子。

一个貌似合理的解释是: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通过和已做选择的对立面导致的结果的比较,先前的选择和不好的结果被绑定在一起,引导出了后悔情绪,进而导致了选择转变,这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Zeelenberg,Pieters2007)。

他们认为后悔在一个发展性的环境中后悔对决策的促进作用是个很有趣的事情,因为后悔是被广泛地认为是一种在较晚时期才发展出来的复杂情绪。

这就引出一个假设,就孩子来说后悔能够促使他们做出更好的决策。

一、后悔的发展

因为后悔是一种需要比较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对立面情绪,因此要经历后悔必须具备思考相反面的能力。

经验主义学者认为考虑相对立面能力出现在孩子的三到四岁,而其他人认为它实际年龄可能会更晚些。

第一次通过实验检测儿童经历后悔能力的是Amsel和Smalley。

实验中实验者让被试从两张面朝下的扑克中选择一张,如果抽中的比另一张价值高就给予他们小礼物。

一旦选中了牌,被试就他们的感受给出快乐等级,然后揭示另一张他们没选择的牌,再让他们列出此时心情的等级。

这样孩子就可以区分出经历过后悔和没经历过后悔的。

如果他们在看到未选择的卡片后的心情变差了,就说明他们经历了后悔,且具备后悔的能力,他们发现四到五岁的孩子不具备经历后悔的能力。

2010年Weisberg和Beck系统地研究了孩子们何时具备经历后悔的能力。

在他们的实验中有两个盒子,并且无论孩子们选择哪个盒子,未被选择的盒子里的奖励始终高于选择的盒子,在向孩子们揭示未选择盒子奖励之前和之后分别测试孩子们的心情等级,心情变坏的孩子就说明经历了后悔,他们认为5岁儿童已具备了后悔能力。

而O’Connor和McCormack在此基础上加入了基线水平。

他们认为只有孩子在后悔条件下体现的心情变坏才能说明是后悔。

加入了基线组作对照。

在这种条件下他们首次发现儿童在六岁是具备了后悔能力。

这些研究表明儿童具备后悔能力的年龄是在五到七岁之间。

但是也可能存在一部分孩子具备了后悔能力但是没有报告自己心情变差,这在后悔能力和决策能力之间的关联有待进一步研究。

虽然孩子在五到七岁之间能够经历后悔,但是他们却不一定具备预测后悔的能力,而这一能力要在更加晚一时期才能够出现。

Guttentag和Ferrell在08年做了一个实验。

给被视三个盒子,一个盒子里少量奖励,一个中等奖励,一个大量奖品。

让孩子移除一个盒子,并且让他们在剩下的盒子中选择一个盒子。

让所有的孩子都得到的是中等奖励,然后主试问被试你最希望剩下的盒子中是什么奖励,只有九岁或者十岁的孩子说他们希望没打开的盒子里是最少奖励的盒子,说明他们能够预测结果和后悔,重复做这个实验得出的结论是六到七岁的孩子具备后悔的能力但是不能够预测选择相反选择给自己带来的心情。

预测后悔的能力比经历后悔能力发展要晚些,因此在经历后悔和决策之间的关系就五到七岁的孩子来说是一个有潜力的研究。

二、当前的研究

当前比较前沿的发展性的理论是当孩子经历后悔时,他们接下来做的决定将会得到改善。

这个理论基于一个假设,那就是经历后悔能够通过一个过程的影响做出决策,这个过程不需要预测后悔。

考虑到Zeelenberg和Pieter主张的在选择转变中经历后悔的重要作用,这个预测是:

伴随着非最佳的决策,经历过后悔的孩子面临相似的情境更加可能做出更好的决策,相比较于没经历过后悔的孩子。

也就是说在当经历后悔的能力出现后,伴随着适应性选择的出现。

目前还没有就这一问题有过相关研究。

Burnett和Bault,Coricelli和Blakemore和Habibet在2012年测试过伴随着决策的后悔的研究,但是没有涉及具体的实验去验证这个理论。

他们的实验测试了一个更加复杂的的在赌博任务的决策,被试在两个风险变化的情境中做决定,他发现报告后悔的人数在从11岁到成人之间呈增长趋势。

但是所有研究都没有发现后悔和决策之间的关联。

并且,最年轻的被试比认为出现后悔经历的孩子还大几岁没并且这些研究没有涉及到选择改变。

不仅如此,因为赌博范式涉及到许多额外变量,不可避免地使得将后悔效应归因于预测而不是经历后悔。

并且很难记住分散的经验过程,很难测量当前赌博和先前赌博的关系也是存在的一个障碍。

本实验用了一个简单的任务检测是否就后悔和决策之间有发展性的关系,孩子第一天发现决定所带来的结果,第二天不得不接着做面临相同情境的决定,这个设计既用来测试当他们发现先前所做的结果后是否存在后悔,也测试了在面临相同情境时他们是否会做出适应性的选择改变。

正如在O’Connor的研究,孩子在基线和后悔两种条件中选择,通过比较在呈现结果之前之后被试的心情喜悦程度来确认是否经历了后悔,第二天,相同的情况下,孩子们需要最大化他们的收益,他们只会在后悔条件下改变决定。

在比较第一天经历过后悔的孩子和没经历过中发现,经历过后悔的孩子会做出更多的适应性选择的改变。

三、实验过程

四个实验检测了孩子体验后悔的能力和紧接着所做决定质量之间的关系。

第一个实验关于后悔和适应性决策体现了相应的发展性情况。

实验2a和2b,在六到七岁的孩子中,经历过后悔的比没有经历过的孩子更多地做出适应性决策,甚至在控制年龄和言语能力的情况下同样成立。

实验三排除了关于该发现基于记忆解释的影响。

所有结果表明后悔的经历会促进孩子迅速从坏结果中学习的能力。

实验一:

被试26个5岁的孩子(13女,平均年龄62.3个月,从60-66),28个八岁的孩子(14女,平均年龄85.5个月,范围83-89),24个九岁的孩子(15女,平均年龄110.1个月,范围108-113)

仪器:

四个不同颜色的盒子,每个盖子上有不同的图片,两个盒子用作后悔条件,两个用于基线条件。

每个基线条件的盒子中有一个小银盒子,里面各有一个代币,后悔条件的盒子中每个有两个银盒子,一个放一个代币,一个放十个代币。

并且通过实验者触摸能够感应出两小银盒子的区别。

通过表层粗糙程度。

(其实就是认为地制造一个后悔的情境而已,因为无论选择哪个盒子,实验者都能说选择的是一个代币,而另一个是十个,可操控的哈)。

有一个让孩子评分的图片五点量表,从左到右是从极喜到极悲。

孩子用一个带有三个叉的箭来戳图片表明心情。

过程:

通过预实验保证孩子能够做出正确判断,为一个木偶,给其中一个礼物,然后问孩子木偶应该是什么心情,接着给木偶过一些礼物或者从先前的礼物中拿走一部分,问孩子此刻木偶又是什么心情。

用三叉箭左边的叉标识便高兴,右边叉表变坏,中间叉标识不变,知道孩子们都能正确作出判断才能进行实验。

实验首先向被试呈现基线盒子,并且告诉他里面有代币,孩子选中一个盒子,拿出里面的银盒子取出代币,在被试做出反应后公布另一个盒子里的东西。

也是一个代币,让他们再次做出反应,用箭标识出心情变化。

在后悔组则是先选,拿出一个代币的银盒子,让其反应,然后从另一个盒子中拿出十个代币的盒子。

再让她做反应,用箭。

并把它们已经选择的盒子写上自己的名字。

告知他们第二天所有的放置和第一天相同。

第二天,面对相同的情境,被试有两种选择,一是上交一个代币,但是有一次改变的机会。

或者是不上交代币再次重复昨天的选择。

再此之后做个事后检验验证孩子是否能够进行简单的数学运算和转换所带来的利益的运算。

五岁组的结果不明显,五岁的儿童不具备经历后悔的能力所以2a和2b实验排除了年龄的影响。

因此实验2a排除了五岁组,年龄为6-7岁的儿童(71人,36女生,平均年龄80.6个月,范围72-92个月)。

其他的步骤和实验一完全相同。

实验2-b排除了儿童语言能力的影响。

在第一天实验之前先给孩子们做一个BPVS测试,一个词汇接受能力的量表。

其他部分和实验一相同。

后来学者认为后悔体验能力和记忆有关,因此有了实验三,一种叫选择结果任务范式。

和后悔任务的不同就是相比后悔报告实际选择他要求的只是被试如果得到另一种奖励的感觉,而这一过程包括了对选择性结果的分析的能力和对导致结果的评价两个阶段。

实验过程和2-b第一天是一样的,第二天有两个不同点,第二天在被试选择之前先问被试每个盒子里面装有多少代币。

然后在决定任务之后插入一个选择性任务。

有两个袋子,一个装有一支铅笔,一个有六支铅笔。

让被试选择一个袋子并看到其中的铅笔,让其对选择通过五分量表做评价,然后向他展示另一个没选的袋子里的铅笔数,问他如果选择的是这只袋子是什么心情。

 

四、讨论和总结

这个研究是第一次在儿童中同时研究后悔和决策的,实验一结果表明在考虑到先前坏的结果的情况下,适应性改变决策的能力几乎同时和体验后悔的能力出现。

第二个结果2a表明在控制年龄的情况下后悔能力和适应性选择的改变之间的关系,2b表明在控制言语能力的情况下后悔能力和适应性决策改变间的关系。

从这些结果大致可以得出经历后悔可以促进孩子发展适应性决策转变的能力。

实验三中当外显性地问他们每个盒子里装的是什么的时候,即使没有经历过后悔的孩子也能够准确地记得每个盒子里装的什么,并且,在后悔的条件下他们能够适应性地做出决策改变,这个与先前的被试做出的结果相反,在后悔的条件下他们更可能不会转变选择。

这些结果表明所有的被试都高度意识到第一天的奖励,在未选择的盒子里的奖励,然而,那些经历过后悔的孩子更会带着更多的信息去应对第二天的选择。

因此在任务中,先前经历过后悔似乎把决策者预先向外显记忆设置,这些回忆是在相似情况下与特殊决策的结果相联系的。

总之,研究发现了经历后悔和适应性决策改变之间的联系,先前的证据表明经历后悔能够独立地影响与预测能力有关的决策,虽然未能准确地找到运行的机制,但是研究表明先前的经历后悔可以使决策者自发地回想起选项所能够带来的结果,因此能够促使他们更可能地做出不同的选择当面临同样的情境时。

但是仍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于后悔能力和和预测后悔的个体差异是否与决策的之类存在联系。

在孩子和未成年人关于后悔及决策的问题任然有很多问题有待研究。

Parttwo:

关于大学生的后悔的研究

尽管关于后悔的研究有不少,但是关于性经历后悔的研究却不多,在美国有百分之71.6的大学生报告说在大学最后一年至少和一个人发生性关系,百分之10.4的和四个及以上的人发生过性关系,因此关于学生对性后悔的研究显得十分必要,这有助于学生对决策的把握。

在美国1970年关于一个对性的态度调查中,40%的人对婚前性行为表示后悔,而后悔中的女性比例是男性的两倍。

8%表示对没有婚前性行为后悔,而这其中,男性的比例远远大于女性。

而在另一个关于第一次性行为的研究中发现54%和16%的男性和女性分别对婚前性行为后悔,而11%和1%的男性和女性表示后悔没有进行婚前性行为,而wightetal在2002年时,在年龄从13到18岁的青年中发现,18%和33.6%的男性和女性对第一次性行为表示后悔。

并且对避孕套的预期后悔对其以后避孕套的使用产生了深远影响。

还有一系列的研究关于性后悔带来的心理影响比如说愧疚,矛盾和焦虑等。

而导致这些情绪的原因大概也有和自己的价值观冲突,父母的立场,同代人的眼光。

本实验是为了证明任何形式的(口,刚,阴道性交)性行为的后悔,或一次,或持续性的。

实验过程

被试是在校大学生,248个男的,98个女的,年龄从18到32岁之间,平均年龄为19.74岁,都是通过一个出席一个性健康的节目来征得的,严格控制保密,在出席之前让被试完成一个健康性行为的问卷。

问卷共29个题目,是个测量后悔,19个测量与性无关的后悔。

题目的介绍:

测量性经历后悔的

1.性行为维度:

第一个问是否有过任何形式的性行为,第二题问性搭档的性别,第三个问性伴侣的个数,后两个关于std(性传播疾病)的测试。

2.后悔性行为维度:

第一个问题是让被试用五点量表形容他们的后悔程度,第二题是从列出的原因中选择后悔的原因。

有伴侣压力,相同伴侣,怀孕,疾病,价值观冲突,酒精影响了当时的决定,想要等到结婚才发生性行为,没用安全套。

被试尽可能地选择

3.安全套使用维度:

两个题,第一个问在阴道性交时我使用安全套,第二个是在刚交是我使用安全套。

两题的a系数为0.77,要求被试用五点量表回答5表示经常,1表示绝不。

结果

27.6%被试报告他们很少后悔当初的决定,36.8%的是有时候会后悔,而7.3%和2.7%分别表示经常后悔和总是后悔;而后悔的原因最多是价值观不同,36.8%,其次是酒精影响31.6%。

伴侣压力因素22.%伴侣相同28.2%安全套25.4%希望等到结婚的占15.3%怀孕占4.3%疾病传播占2.9%。

结果表明大概四分之三的人都会有后悔的性经历。

原因也有不少。

但是通过回归分析从图三可以看出来有且只有后悔程度与性伴侣的个数呈正相关。

因此教学可以围绕减少性伴侣展开健康性教育。

这是本实验的实际意义。

从实验可看出存在的不足:

首先,被试的选择,被试的招募只是通过海报参加节目的形式,没有做到随机化或自由分组,大部分被试是以群体的形式报名参加,并且不能完全代表全校学生。

可以扩大招募范围,招募海报分布更加均匀,涉及学校几乎每个地方,确保每个地方的学生都可能看到。

其次,该实验在美国一所南方学校做的,未能排出宗教影响,可以在不同宗教信仰的地方分别选取部分被试。

在实验过程方面,本实验全是基于回忆的,并且没有时间限制,不能排除当前的后悔对先前所有的后悔的影响,如一个人目前很后悔,或许他会说以前也很后悔,即使那是当前投射过去的。

可以在题目后再加上是对当前的伴侣后悔还是以前的伴侣。

再者,实验说的是任何形式的性行为,而问卷中没有明确。

问卷中如果分别列出三种形式的性行为,得到的信息会更加具体。

究竟是哪种形式引发的后悔程度更加深刻。

2014专硕赵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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