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我国海军战事分析 图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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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在海军司令陈绍宽的命令下，“文天祥-93”鱼雷艇借着夜幕掩护，冲向敌舰。
但日军舰队早有戒备，先以交叉探照灯光搜寻江面，再以大小舰炮密集射击。
“文天祥-93”鱼雷艇多处中弹，但艇上官兵无一退缩，驾艇冲入敌阵后发射鱼雷，击沉敌舰。
“文天祥-93”趁着敌人混乱，带着累累伤痕返回。
17日，2艘鱼雷艇（“史可法-223”和“岳飞-253”）再次出击，却不幸误入敌方布置的水中阻击网阵无法脱身，“史可法-223”悲壮沉没，“岳飞-253”也多处损伤，无法开动。
日军飞机连续数日，以30架以上的密集编队前来轰炸，日军驱逐舰也开炮轰击。
中国海军在一连串的打击下，逐渐失去仅存的舰艇。
陆战敢死队
1938年下半年的武汉大会战，是中日双方投入兵力最多、战况最激烈、相持时间最长的一次战役。
在这次会战中，已损失全部舰艇的中国海军参与了长山要塞守备战，成了真正的“海军陆战队”，在陆地战场上再次重创日寇。
6月12日，日军先锋波田支队以一个旅团的兵力轻取安庆后，直取马当要塞。
本来，马当要塞应该由陆军第16军负责守备，但第16军的李军长却为了讨好上峰，在当地办了一所为期两周的“抗日军政大学”，并下令召集所有连排级以上军官参加6月24日的结业典礼。
当日军发起攻击时，整个江防前线，除海军陆战队第二总队外，竟没有一个排以上军官在岗。
正因如此，日军从香口江边登陆后一路攻击顺利，轻取多个阵地，直到海军陆战队第二总镇守的长山阵地。
海军陆战队第二总队在鲍长义少将的指挥下拼死阻击。
面对日军的拼死冲锋，以及江上舰炮、空中飞机的轮番轰击，海军陆战队凭着一腔热血和抱着必死决心，想尽各种办法打击敌人。
白天，他们用战舰上拆卸下来的舰炮轰击日寇，打退日军一次又一次的冲锋；
夜晚，他们又组成敢死队，用小船拖着水雷去炸日军的运兵船。
在3天的激战中，2000人的第二总队牺牲了1800人，阵地前留下了近2000具日军的尸体，长山阵地仍岿然不动，造就了海军在陆地上的战争奇迹。
长山守备战铸就了中国海军的铁血军魂。
在其后的抗战岁月中，失去舰艇的中国海军以陆军的形式、海军的魂魄，战斗在正面战场，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在抗日战争中，国人更多关注的是双方陆军和空军。
其实，实力不强的中国海军在阻止日军迅速入侵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7年日军入侵中国后认为，要置中国于死地，必须控制上海和南京。
而南京国民政府也制定了相应的方案，明确指示海军要绝对确保对江阴以西长江航线的控制。
为
此，国民政府海军部制定了与陆战相配合的战略目标，以长江为布防重心，集中主要舰只，封锁出海口，消灭长江内的日本军舰。
从此，中国海军走上了抗战前台。
沉船封江构建长江防线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主要舰队向中国大陆沿海集结。
为防止日本舰队溯江而上，中国海军高层决定阻止日军入江，但在如何封江等问题上犹豫不决，延误了时间。
直到7月下旬，上海附近各军港的舰只，才陆续向江阴上游的长江江面集中。
1937年7月28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决定切断长江中上游日军第三舰队第11战队的退路。
但不幸的是，这一军事机密被化名为廖雅权、潜伏在南京汤
山温泉当服务员的日本女间谍南造云子获得。
8月11日和12日两天，长江中游的日本舰船匆忙撤退。
由于中方缺乏足够的警惕和协调，当海军部醒悟过来后，才发现所有日本军舰已经全部逃脱。
根据最高国防会议的精神，8月11日，中方开始实施封江前的相关准备工作，最主要的是破坏航标，以增加敌舰航行难度，减缓其前进速度。
8月12日，中国海军第一舰队与第二舰队主力等49艘军舰在江阴江面集合完毕。
首批准备自沉的“通济”、“大同”、“自强”、“德胜”等8艘军舰和20艘民
用舰船早已在江面准备待命。
只听海军部长陈绍宽一声令下，各舰船打开水底门，缓缓下沉。
由于水流湍急，首批下沉舰船多半被水流冲离理想位置，导致封锁线出现许多缺口。
海军部于是又征用“公平”、“万宰”、“泳吉”等3艘民轮沉入江中构筑封锁线。
同时，海军部又从江苏、浙江等省紧急征用民用船只185艘，满载石子沉入封锁线的缺口中。
海战变空战中国初战告捷
由于江阴构筑了封锁线，再加上长江两岸强大的火力，日军只好改用舰载机和陆基航空兵先进行轰炸。
遗憾的是，中国海军对日军以航空兵为主的交战手段缺乏心理准备，仍然以水面舰队决战的模式安排迎战。
中国海军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率领海军主力“宁海”、“平海”、“逸仙”等8艘巡洋舰在沉船封锁线后方布防，第二舰队的小型舰艇部署其后。
1937年8月，江阴大战拉开序幕。
8月16日，7架日机贴着江面向江阴飞来，侦察我军部署。
舰上水兵发炮进攻，日机不敢低飞，在高空掷下两枚炸弹后逃走。
19
日，日军从“加贺”号航母起飞的12架舰载机飞抵江阴要塞上空。
中国军舰与要塞两岸对空火力齐发，织成密集的火网，12架飞机仓皇逃离。
从16日到20日，敌机或进行侦察，或投石问路，均未发生实质性战斗。
此前，日军派出大批谍报人员前往上海至南京长江沿线各地，侦察中国军队的布防情况。
特务原田直三在江阴经过数日秘密侦察，摸清了江阴要塞的布防情况。
日军据此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决定于22日对中国海军进行突袭。
22日下午，12架敌机分两个编队扑向江阴要塞与电雷学校，轰炸两岸炮台和电雷学校。
要塞和军舰上的中国高射炮群等防空火力立即还击，“平海”舰3号高射炮在见习指挥官刘馥指挥下，击中第三架敌机的油箱，日机在空中冒出浓烟，一头扎到山上的丛林中。
山下电雷学校高空机枪火网命中敌第一编队第五架飞机，飞机爆炸后化为一团火球坠入学校食堂前方。
此役，中国海军在没有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击落敌机两架，使日机对中国海军有所忌惮。
这也是中国海军在抗战中，以舰艇炮火首次打下日本飞机，极大地鼓舞了海军的士气。
此后一段时间，日军停止了对江阴地区的正面空袭。
而中国海军则忙于补给炮弹，希望进行舰舰决战。
直到9月中旬，双方都在进行备战。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沿长江西上，妄图水陆并进，速战速决。
为了粉碎日军的企图，中国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英勇抗战，其中海军的长江抗战可谓惊心动魄，振奋人心。
以弱敌强重创日舰“出云”号
1937年8月，淞沪战役打响。
中国海军的练习舰队和江阴江防司令部所属的电雷学校快艇队负责防守上海，与日本海军的实力相比，它们的力量十分微弱。
然而，中国海军不畏强敌，决定主动出击，单艇对敌舰实施攻击，目标直指日本侵华海军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
1937年8月14日晚，江阴江防司令部派出“史102”号和“文171”号两艘快艇，伪装成民船，沿内河赴上海，寻找机会行动。
16日晚8时，“史102”号从上海新龙华出动，避过英、法、意等国舰艇的监视，冲向正停泊在邮船码头的“出云”号，在距离它300米处发射了两枚鱼雷。
随着两声巨大的爆炸声，一枚鱼雷击中了“出云”号的防雷网，炸毁了敷网的驳船；
一枚鱼雷击中了码头岸壁，但“出云”号没有被损伤。
剧烈的爆炸声使日本舰队头目大为震惊，他们发现了“史102”号后便立即发炮回击。
“史102”号被击中油箱，顷刻失去动力，半沉半浮于九江路税关栈桥附近，不得不撤出战斗。
28日，海军又派出士兵携带两枚水雷，潜至长江码头，泅水至“出云”号附近，施放水雷。
两声巨响，“出云”号终于被炸受伤。
当时，日军头目正在“出云”号上开会，水雷爆炸将他们震得东倒西歪，狼狈不堪。
在以后的战斗中，“出云”号又多次成为我海军快艇和空军袭击的目标，但始终没有被击沉。
海空大决战中国主力战舰沉没
9月23日，中日双方海军展开决战。
日军10余艘军舰向江阴前进，“平海”、“宁海”与“逸仙”迎战。
随后，日军派出4个编队共58架飞机对中国舰队进行轮番轰炸，但技术拙劣的日军不但没有一颗炸弹命中目标，反而被中国击落了7架战机。
不过，炸弹散片对中国军舰造成了重大损害，“宁海”舰多处受伤，开始进水。
最后舰身严重倾斜，船上官兵死伤过半，最终搁浅在长江北岸。
在“宁海”号拼死抗击敌机的同时，旗舰“平海”号也遭到日机的轮番轰炸和扫射，舰体在巨大的震波中被震出江水，又重重地落入江中。
此后它在撤退过程中，再次遭到30多架飞机的围追堵截。
25日清晨，“平海”舰沉入长江。
“宁海”、“平海”两舰被炸沉后，“逸仙”舰改作旗舰。
9月25日上午，日军出动9架飞机对它进行猛烈轰炸。
“逸仙”舰用仅剩的99枚空炸榴弹进行还击。
令人称奇的是，舰首150毫米主炮还击落了两架敌机。
不过该舰已被击中多处，舱内大量进水，后沉没江中。
在敌机空袭中失去大多数主力军舰以后，中国海军部长陈绍宽下令放弃“海圻”、“海容”、“海筹”、“海琛”等年久失修、缺乏防空火力的巡洋舰。
9月25日夜，4艘军舰打开海底门，静静地沉入长江。
随后，“青天”、“湖鹏”等舰也被炸沉。
尽管中国海军的第一、第二舰队在中日海军大战中几乎悉数被击沉，但中国海军进行的江阴抗战，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推迟了日军的进攻速度，其惨烈程度也是少有的。
亲临要塞观战的德国军官法尔肯豪森说：
“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我所见到的最激烈的海空战。
”
江阴抗战，为江苏、浙江、武汉等地的大量工厂、企业、人员内迁赢得了时间，为中国长期抗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抗战时期的水上布雷游击战
1
1938年10月末，华中重镇武汉在一片炮火硝烟中不幸沦落敌手——中国的抗日战争，自此步入最艰难、最严峻的战略相持阶段。
而对于中国海军来说，武汉会战失利，则使其几乎损失了最后的舰船实力，不啻已经面临绝地之境。
抗战前夕，中国海军虽然号称编有5支常规舰队（主力为第1、第2舰队，亦即中央海军），可实际上，舰船总数不过区区70余艘，总排水量只及日本海军的5%左右；
这些舰艇大半老旧逾龄，不仅吨位小、航速低，火力配置单薄，好些还是铁壳木质的，“根本无法外洋作战，只能在海口或江河一带协助陆上巡缉警卫”。
而日本，早在1920年便“跻身世界海军三强”，此后蓄谋侵华，又加紧扩张，使大中型舰船的数量一举增至约300艘（仅航空母舰就有4艘）。
它除了舰船新式，种类齐全，性能、火力远优于中国海军；
旗下还统辖着一支庞大的海军航空兵，拥有飞机811架（中国海军为零）。
因此，“七·
七事变”一朝爆发，中国海军就不得不以绝对的弱势，迎战一群气焰极度凶狂的侵略强盗。
中国海军没有畏怯。
根据国民政府军委会的指令，海军部于1937年8月初，将中央海军两支舰队“迅速集中长江”，进行重点防御（对福州、厦门、青岛、虎门等外海口，也做了相应部署）；
随即，在下游咽喉地段紧急沉船200余艘（大部分为征用的商船），构筑起一道横锁中流的江阴阻塞线，以阻挡敌舰溯江深入；
同时，分兵支援淞沪战役，策应陆军遏制日寇登陆西进，为东部地区政府机关的后撤和各方有生力量的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
但是，在日军航空兵大编队机群“密如暴雨”的轮番轰炸下，中国海军伤亡惨重，第1、第2舰队的主要舰船皆被炸沉，整体实力元气大折。
半年后，经过匆匆调整的中国海军又哀兵悉发，全力投入武汉会战，在整整4个多月的浴血拼搏中，共击沉击伤日舰50余艘，击落日机10余架，自己则因为依旧毫无制空权而再蒙巨创，仅剩下10余艘浅水炮艇退据三峡，扼守陪都门户。
至此，中国海军的5支舰队已基本覆灭（青岛第3舰队、广东江防舰队和练习舰队的船只，也先后或自沉塞港，或被日机炸沉），不可能再以舰对舰、以艇对艇地同日本海军正面较量了。
这种几近绝境的险恶情势，并没有挫颓海军官兵抗日救亡的斗志，反而愈加激励了他们与侵略者周旋到底的勇气！
现实，使海军战时总司令部（1938年1月由海军部改组建立）的抗战方略发生了重大变化：
全军转入以水雷战为主要破敌手段的继续战斗。
这，就是要把所有失去了军舰的水兵重新组织起来，到江河港汊去，到湖荡海口去，在陆军的配合下，机动灵活地布设水雷，袭炸敌船，破坏乃至切断其水上交通——“哪里的航道有日舰活动，哪里便是海军歼灭敌寇的战场”！
于是，一种独特的布雷游击战，首先在长江前线神出鬼没地展开了，并且很快向敌占区拓伸……
2
1939年12月，“长江中游布雷游击队（后定名‘第2布雷游击总队’）”在上饶成立，下辖5个大队，大队之下又设11个中队。
这支队伍，应该是当时中国海军“第一个到敌后去的布雷游击队”。
其游击区域，为湖口至芜湖之间数百公里的长江沿线（不久，东扩至江阴）；
每个布雷分队，由第3战区所属之陆军派部掩护，自寻战机，独立作战
据曾经担任第2总队布雷官的欧阳晋回忆，他们在敌后的首次出击，是翌年1月19日，于贵池两河口进行的。
事先，布雷队（第5大队）悄悄潜至贵池附近的山沟里，通过陆军第148师特工队，初步摸清了敌舰动态，然后又深入实地勘察，仔细研究了布雷方案。
临出发，为着隐秘，布雷队员们全部换上了农民的服装，还特地烙了“光饼”（相传明代戚继光抗倭，制饼以充军粮），以壮行色。
那一夜，雨雪交加，一路泥泞。
有30多个老乡帮助抬运蒙上了伪装的15具漂雷（一种靠浮筒顺水漂流的触发式水雷），每具雷重约150公斤；
148师的两个排随同掩护。
他们一行200余人，“顶风冒雪，避公路，走野径，绕过敌人的据点，一口气跋涉40余里”，来到下船的埠头。
那3条船，是借口“往江北贩运货物”，向当地船户暂租的。
布雷队员小心地“将雷装上引爆装置，抬上船，划到长江航道，布放进水中”。
第二天便传来消息：
日军的1艘运输舰和1只汽艇被炸沉了，还炸死了10余个鬼子。
首战成功，大大振奋了布雷队的士气。
各分队纷纷出击，捷报连翩飞传：
在安庆黄石矶，“有满载军火之敌中型运输舰1艘触雷，当其将次下沉时，复有敌大小汽艇3艘上驶抢救，亦各触雷，4艘人、物全毁”；
在彭泽方湖口外，“有敌中型运输舰‘凤朝丸’、‘吉阳丸’2艘相继触雷，前者顷刻沉没，后者受创甚重。
敌又有载重汽车1辆，载官兵40余由附近桥上驶过，桥下漂雷受震爆炸，桥梁、人、车均毁，敌守桥哨兵与望台亦同归于尽”；
在芜湖、旧县之间，“有敌大型载兵运输舰1艘触雷覆没，死伤600余人，敌捞尸数日之久”；
在马香口江面，“（漂雷）炸沉敌上驶之运输舰1艘，又将敌1艘炮舰炸成重伤，该舰在江边搁浅未几亦告沉没，仅余桅杆露出水面”……
中国海军的敌后攻势实施才1个月，就令日寇惶惶不安，头痛不已。
日军原以为攻陷武汉、岳阳等地之后，即攫取了“控制长江”的主动权，其利用长江航运，“进，可图沿江西犯，窥伺荆川；
退，可保补给无虞，稳固后方”。
如今，布雷游击队的频频袭炸，无疑给了侵略者当头一棒，打破了他们这番如意算盘，使其不能不“大感威胁”。
为了躲避中国海军的水雷战，日军长江舰队司令专门颁发“训令”，禁止手下舰艇“（在长江）集结航行”，规定“凡行驶芜湖以上船只，必须由兵舰领导”；
舰船“不得夜间行驶芜湖、九江之间”；
凡行经芜湖上游时，“必须加速驶过”。
在下达这些“戒规”的同时，还附以严厉的“违禁惩条”，足见敌人对江上水雷的焦虑忧惧。
然而，尽管战战兢兢，“慎重航行”，日军舰船却仍旧没能逃脱不断挨炸的厄运。
各布雷游击队加强侦察，机敏行动，力求对敌打击更准，更狠，更出其不意。
日寇躲无可躲，防不胜防，就连他们的扫雷舰，也往往成了被袭炸的目标。
无奈之下，敌人只得“宣告停止航行”。
可长时间之停航，敌实难办到，故停航不久，即又开航，而一开航，触雷碰炸之惨祸，又随之降临——如此屡炸屡停，再航再炸，把那帮曾经骄横到了极点的日本海军，一个个都炸得焦头烂额，闻“雷”色变！
鬼子们惊呼：
“水中布满漂雷，纵横冲撞，实在无法躲避。
在江上航行，实系与漂雷死斗。
”有个《读卖新闻》社的随军记者，在安庆跟着一艘触雷的炮舰做了江底游魂。
他的同行从其尸身中发现一册日记，题为《长江作战》，文字多叙“水雷如何可怕”，言及日军挨炸种种，尤为辛酸，大有声泪俱下之势。
还有个名叫森的海军大佐舰长，惊悸之余，甚至发出了这样的哀鸣：
“海军在中国作战，如遇陆空军，尚能预先写遗嘱，然后应战；
独一遇水雷，即行爆炸，立时与舰同归于尽，欲求写一遗嘱之短瞬时间，亦不可得。
3
及至1942年秋冬，中国海军已经陆续组建了5个布雷游击总队（各辖大队、中队若干）。
其中，有3个总队，一直活跃在长江流域的广大敌占区，坚持着顽强的敌后战斗（另两个总队，分别在川江防线和浙、闽、粤、桂的敌后作战）。
日军在接连遭到水雷战痛惩之后，对神秘莫测的布雷游击队又怕又恨。
他们不甘心自己在长江上的失败，如同疯狗一般向布雷队进行反扑：
凡是有布雷队出没的江段，日军都增设据点，密布岗哨，昼夜梭巡；
并将周围农民的船只悉数搜缴，严加“统制”。
除了指派汉奸四下刺探布雷队的行踪，鬼子又隔三岔五窜到一些地方有肆意烧杀，威逼那里的百姓报告“雷队下落”。
这一招未能奏效，他们就改以重金引诱，“悬赏”告密，即便“能捞一漂雷者，变有厚赏”；
各县的伪乡长、保甲长之类，更被“责令具结”，不许疏漏了管区的“雷队情报”。
日军还多次调集重兵，在皖赣、湘鄂交界的沿江一带，水陆并进地实施所谓的“拉网式的大扫荡”，甚至不惜出动飞机搜索、轰炸，企图迫使布雷游击队忌惮高压，远离江岸。
而对于在作战中不幸被俘的布雷游击队员，日寇更是以极其狠毒的手段，残害泄恨。
1940年6月，第2布雷总队的侦察员陈木生，奉命潜入湖口执行任务，为敌所缚。
该员临危不惧，骂不绝口，灭绝人性的鬼子竟将他“活锯”，尸首抛掷江中……
侵略者的暴戾吓不倒布雷游击队——官兵们誓死抗日，既入虎穴，何畏牺牲！
他们依然坚忍不拔地转辗千里以至数千里，把一具具沉重的水雷从后方兵站，用人力肩扛手抬，秘运到沿江的隐蔽地点；
途中“蛇行鹜伏”，不知要穿越多少条日伪封锁线，要绕过多少个鬼子据点，一旦遭遇敌人拦截，随时可能面临一场恶战。
为了使布雷的行动更加变幻无定，布雷队平素多以陆军装束，来去无痕；
而且专门挑选最恶劣的天气，在敌人戒备最容易疏懈的江段，去打它的措手不及；
越是飓风、暴雨、大雪、浓雾，布雷队就越是连连出袭，趁夜放雷；
有许多次，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潜行到了敌人眼皮底下，在日舰探照灯的死角里悄声屏息，布设雷阵，而此时舰上鬼子敲钟，犹清晰可闻。
日军在沿江搜缴民船以后，布雷队的游击作业一度发生了很大困难。
布雷找不到船，官兵们常常就自己直接跳进江里，将雷且推且泅，奋力布放到中流；
夜黑浪急，泅水布雷十分危险，但大家却争抢下水，无人退缩。
曾经担任陆军147师某团团长的骆周能，当年率部在马江岸掩护布雷。
他亲眼看到：
隆冬雪天，江水寒彻，布雷队员照样下水布雷，有的布雷位置较远，来不及上岸取暖，就冻死在江里了。
这是何等壮烈的牺牲精神！
针对日寇气势汹汹的“大扫荡”，布雷游击队也以牙还牙，展开了坚决的反“扫荡”。
他们常用声东击西的战术，跳出包围圈，抄到敌人的背后去“狠揍它的脑壳”。
有一次，日寇重兵围剿某布雷大队在洋湖的根据地。
适值海军总司令陈绍宽将军前往该处巡察，他亲自指挥官兵沉着应战，并乘敌纷乱，抽调两个中队星夜穿插到贵池，在日舰集结的氽水洲南北港布雷55具，1周内共炸沉敌舰6艘，炸死炸伤鬼子400余人，打了一个漂亮的反击战。
又有一次，我一布雷大队，乘敌大举进攻驻地侧翼之际，料敌必意我不敢再动，遂迳迫黄湓、前江口、螃蟹矶等处，一路放雷，连续炸沉敌“山田丸”、“村木丸”、“立野丸”等运输舰，鬼子仅从1艘沉舰的舱里，即捞出官兵尸体200余具。
日军招架不住布雷游击队的奇袭痛打，其“扫荡”之举大半丢盔折戟，只得灰溜溜地仓惶收场。
在反“扫荡”战斗中，布雷队还巧妙地创造了小艇伏击、岸炮腰击（将火炮埋伏在敌船必经航道的岸上，伺机拦腰射击）、漂浮杂物（以乱麻将木片、铁丝等团住，顺江漂下，去缠缚敌船的螺旋桨）和间布假雷（将木头、竹子制成的假雷，混杂在真雷中一起布放，干扰敌人扫雷）等新战术，与水雷破袭灵活配合，把日寇打得晕头转向，一筹莫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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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军的敌后布雷游击战，从一开始，即得到了沦陷区民众和进步力量的悉力支持。
在长江中段，同属第3战区的新四军，经常主动向第2布雷总队（辖下之第1、3、5大队）伸出坦诚的援助之手，为其通报敌情，侦除汉奸，动员民夫，募集船只；
只每每派出精干武装，全程掩护布雷队穿越封锁线，去江边放手布雷。
布雷队员们都深为共产党公忠为国，一心抗战的襟怀所感动。
沿江一带的老百姓，有的冒着风险，让布雷队长期隐蔽在自己村里；
有的翻山涉水，自愿替布雷队打探消息，传递情报；
有的为之带路、抬雷、驾船、送粮，或者救护负伤掉队的官兵。
日伪军的迭次肆意烧杀、恫吓利诱，皆不能使沿江民众动摇屈从。
曾经有数名船户被鬼子绑去酷刑拷打，逼迫他们说出布雷队的行踪，船户们宁死不屈，直至惨遭活埋，仍不吐一字！
正是因为有了同仇敌忾的民族后盾，布雷游击队方能在敌后的龙潭虎穴之中，越战越勇，战果累累。
仅第2布雷总队，转战湖口至江阴的游击区5年余，“共布雷1370具，炸沉敌大小军舰、炮舰、运输舰、汽艇和商轮驳船总计114艘，另有汽车20余辆，伤亡敌官兵5000余人，破坏其武器弹药等军用物资不可胜计”。
当时有报纸做过这么一番大略调查：
“中国海军每消耗10具水雷，一般即可炸沉敌舰1艘，对于敌军在长江航行，予以极大威胁。
以每具水雷1000元计，10具水雷仅消耗10000元，即可击沉1艘敌舰；
而敌舰每艘最低以100吨计，约值百余万元，以此推算，我每击沉寇舰1艘，可消耗敌90余万元。
亦即每10具水雷所取得的，乃是百倍以上的战果。
海军水雷战的出色战绩，自然引起了国民政府军委会的瞩目。
战前，南京当局对于海军战备甚为漠视。
蒋介石宁肯将大笔财力用于内战或扩充陆空军，也不愿在海军建设上多花钱，以致1937年拨给海军的国防建设费，一减再减，少到只够打造1艘炮艇，还不及日本海军每年经费的1/200。
抗战全面爆发后，南京的单纯防御方针，又使海军节节被动，短短10多个月，舰船实力便折损几尽。
而此时，水雷破袭的赫赫战果，不能不令蒋氏对海军的态度有所改变。
1941年3月，蒋介石亲自给海军总司令部发去手令，认同海军在长江“采用游击布雷截断敌人水上交通，消耗敌人物资力量”，是“较任何武器均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正确方略，并指示沿江各战区长官“转饬（陆军）部队，对于布雷人员须特别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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