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指数与幸福城市的建设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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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奠定了生活质量研究的美国传统，并暗合了“幸福是主观感受”的理解。
与“幸福是美好的生活”相对应的生活质量研究，则典型地体现在后来出现的欧洲斯堪的纳维亚生活质量研究模式，其注重的人们的生活条件、生活水平、生活状况等，即客观生活质量。
经过多年的发展，客观生活质量和主观生活质量呈现出整合的趋势，作为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幸福指数不再只是指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它还包括了一种社会现实。
即幸福指数反映了人们的客观生活状况以及主观幸福感，在评价指标构建的过程中，研究者们越来越强调主观指标与客观指标的有机统一。
城市幸福指数构建中应当注意的问题
考察城市居民幸福指数时，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到，居民个人生活离不开城市这个大环境。
城市的硬件设施、政策及环境等都会对居民的生活产生很大影响，生活在不同城市中的居民，其幸福程度显然不同。
许多国家的研究者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在进行城市层面居民生活质量研究时，强调居民与城市的互动，既关注居民的生活，又对城市的宜居程度等方面加以考察。
德国著名生活质量研究专家诺尔教授将生活质量研究分为个体生活质量和社会生活质量两大类。
个体生活质量主要关注个体的生活状况和感受，社会生活质量则强调那些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个体生活质量的社会因素，比如平等、公平、自由或团结等，关注的是整个社会的福利分配和群体关系，目前较有代表性的理念有宜居程度、社会凝聚、可持续发展等。
在我国，适宜居住程度的概念影响较大，主要体现在当前的城市建设中。
目前包括上海在内的全国一百多个大、中、小城市都提出了建设“宜居城市”的目标。
在各地的具体操作中，宜居概念可能会有所不同，但归纳起来主要包括社会文明度、经济富裕度、环境优美度、资源承载度、生活便宜度、公共安全度等方面的内容。
近年来，国际上对社会凝聚（SocialCohesion）理论非常关注。
在某种程度上，社会凝聚概念可以囊括社会排斥（SocialExclusion）和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
社会凝聚关系到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涉及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如个人、集团、组织及国家之间的关系，强调社会融合、团结和稳定的价值。
社会凝聚是体现社会质量的主要指标，会直接影响个人生活质量，是对传统生活质量概念的必要补充。
上个世纪90年代，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Development）成为最受关注和最重要的社会发展模型，该理论解答了怎样在社会发展与和谐之间保持平衡的问题。
经济可持续发展要求在不损害其最终依赖的自然资源和社会生活条件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增长，尤其是协调好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
社会可持续发展则强调改善社会条件以满足当代人和后代人都能追求幸福的目标。
可以说，可持续发展理念拓展了生活质量的内涵，又与我国的发展策略相吻合，是城市幸福指数指标构建中必须坚持的重要理念。
幸福指数对于城市决策的价值与功能
城市社会发展终极目的是为每一个市民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解，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是“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
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求，追求民众的普遍幸福，是公共政策的根本目标导向。
将提升幸福指数作为城市社会发展的目标，具有重要的政策价值。
幸福指数是衡量城市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指标。
衡量一个城市的和谐发展，最根本的标准是这个城市能否很好地满足人们的生存需求、能否为人们提供广阔的自由发展空间、是否坚持发展目标上的以人为本。
从这个标准来看，以往将GDP等反映经济发展的指标作为衡量城市发展核心指标的做法显然是有失偏颇的。
幸福指数是一种高度人性化的指标，可以一定程度弥补GDP指标的不足，用以衡量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发展。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处于关键期，城市化进程在不断加快，城市发展发展面临着诸多矛盾与问题。
我们应当密切关注城市改革和发展中各项重大政策对市民整体幸福感的影响、关注市民幸福感走势、关注城市中不同利益群体幸福感的状况，充分考虑城市发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和市民幸福度的协调与统一。
从公共政策的角度看，幸福指数指标大致可以发挥以下三种政策功能:
一是目标导向功能。
作为一种政策分析工具，幸福指数指标可以体现人类社会发展终极目标的实现程度，彰显了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
特别是指标设计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和目的性，为更高水平的幸福城市建设提供目标导向。
在发挥目标导向功能作用时，应当特别注意主观指标与客观指标可能存在相背离的情况，找到改善民众客观生存发展条件和提升民众幸福感的最佳结合点。
二是监测诊断功能。
与GDP指标不同，幸福指数指标更多发挥的是诊断功能。
要诊断出特定城市在发展的进程中，有哪些因素可能会偏离民众的期待、削弱民众的幸福。
我们可以通过幸福指数对幸福城市目标实现的程度进行有效监测，诊断在推进幸福城市建设中可能存在的各种问题，并为相应的公共政策调整提供科学的依据。
将幸福指数作为城市发展目标实现程度的重要“指示器”、了解市民情绪波动和变化的“晴雨表”、检测城市社会良性运转的“预警器”。
三是考核评价功能。
尽管近年来GDP作为政绩考评工具遭到了普遍的质疑，但幸福指数指标却不太可能完全取代GDP等指标，应当将其与GDP等指标相互补充。
在用作政绩考评工具时，必须对GDP与幸福指数的功能与作用加以区分。
一般而言，幸福指数指标、特别是幸福感指标更适宜用作约束性指标，而且不能简单地进行“一票否决”。
应当警惕“幸福陷阱”的存在，即因需求层次的改变，人们的幸福指数不随一些客观指标的加速增长而明显增长，甚至可能出现暂时的下降。
而且若将幸福指数完全取代GDP作为政绩指标，很可能导致各种形式的“幸福指数崇拜”，使该指标流于形式，远离市民的幸福，偏离为城市决策者“为人民谋幸福”的执政理念。
幸福城市建设要发挥好两个方面的作用
在幸福城市建设的过程中，政府可以起主导作用。
政府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
政府可以通过公共政策的制订和调整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环境保护以及政府自身建设等发挥重要的作用。
从当前我国城市改革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城市管理者在幸福城市建设的实践中至少可以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一是尽可能地出台各方面的政策推动城市发展，并使广大民众在改革与发展中得实惠，使他们成为改革发展的主体和受益者。
二是出台各种政策保护好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采取措施减小各类差距，最大限度地减少跨越式发展中部分市民可能产生的强烈被剥夺感。
三是处理好当前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有预见性地做出保证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安排。
四是像抓经济建设一样推动城市文化和价值建设，满足广大民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和氛围。
五是大力培育公民社会，不断提高非政府组织的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
六是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不断拓展广大市民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渠道和途径。
七是切实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努力建设职能到位、廉洁高效、群众满意的公共服务型政府。
在幸福城市建设中必须特别注意处理好“政府主导”与“民众主体”之间的关系。
民众是幸福城市建设的主体，离开了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幸福城市建设也就变成了一句空话。
民众参与幸福城市建设的渠道是多种多样的，家庭、社区、企业、校园等都可以成为幸福城市建设的重要平台。
要充分发挥好民众的主体作用，让幸福城市建设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动实践。
（作者单位：
山东大学生活质量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邢占军教授领衔完成的《城市幸福感：
来自六个省会城市的幸福指数报告》近日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这本著作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今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研究”的最终成果，是国内第一部采用本土化测量工具，在全国范围内取样、系统研究我国城市幸福感的著作，在城市幸福指数本土化研究方面取得了进展。
全书包括五章内容。
第一章研究者在更为广泛的区域内取样，对《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的测量学特性进行检验，并以此为线索，对该量表进行修订、加以完善。
他们采用鉴别力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逻辑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所包含的54个项目进行了项目分析，依据项目分析的有关指标和优中选优的原则，筛选了40个项目，形成了《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修订版）》。
他们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取样，将常模样组扩展到全国六个省会城市，抽取了由3710人组成的常模样组，通过施测《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修订版）》获得了该量表的全国性常模。
研究者还对他们以往研究中提出的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结构模型进行了调整。
本部分还对构成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各个评价维度的权重进行了考察，从而保证了量表分数的合成更为科学。
第二章研究者们以《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修订版）》为工具，通过将该量表施测于全国常模样本所获得的数据，对当前我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当前我国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处于较高水平。
在构成我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各个维度中，成长进步体验处于最高水平，知足充裕体验不仅处于最低水平且低于理论均值。
对地区差异分析发现，我国南北方、东部和中西部城市居民总体幸福感水平不具有显著差异。
进一步分析发现，在知足充裕体验、心理健康体验、成长进步体验、身体健康体验、人际适应体验和心态平衡体验六个分量表上，南方城市居民高于北方城市居民，而在社会信心体验、目标价值体验、自我接受体验和家庭氛围体验四个分量表上，北方城市居民的平均得分高于南方城市居民；
在知足充裕体验、成长进步体验、自我接受体验、身体健康体验四个分量表上，东部城市居民高于中西部城市居民；
而在心理健康体验、社会信心体验、目标价值体验、人际适应体验、心态平衡体验和家庭氛围体验六个分量表上，中西部城市居民的平均得分高于东部城市居民。
在年龄分布上，研究者们发现，当前我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总分均值在年龄上的分布趋势表现为：
从18岁到39岁的四个年龄组呈缓慢上升的趋势，到35-39岁组达到了第一个高峰，接着开始下降，下降趋势在45-49岁停止，在50-54岁有所回升后，又在55-59岁跌至最低点，60岁以后急剧回升，在65岁以上组达到最高值。
在收入分布上，研究者们发现，随着收入水平由低到高的变化，当前我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得分均值总体上也呈递增的趋势。
第三章研究者们首先对国外有关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实证性研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然后通过在全国常模样本中施测《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修订版）》所获得的数据，对当前我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
在收入状况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方面，比较深入地分析了我国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总体上存在随着收入增加而提升的趋势，他们提出，要提高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水平，首先要通过发展经济努力增加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其次要正确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另外当前还特别应当加大对低收入阶层的关注力度。
在受教育程度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方面，他们的研究发现，从总体看受教育水平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影响，受教育水平高的人体验到的幸福感水平高，更有机会和能力享受幸福生活，体验幸福人生。
在年龄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方面，他们发现年龄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不仅受到不同年龄段生理和心理特征的影响，而且也受到不同年龄组成长的时代背景的影响。
在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方面，他们的研究发现，不同方式的社会支持、总社会支持均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个体获得的社会支持越高，其主观幸福感越高。
以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不同方式的社会支持为自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得出，情感支持、工具支持和资讯支持均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其影响作用大小依次为情感支持、资讯支持、工具支持。
主观幸福感在主要人口学变量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社会支持在两者之间的关系中起着中介变量的作用。
第四章他们选择了北京、沈阳、昆明、西安作为个案，对这四个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从四个城市的个案研究来看，在揭示各自城市的居民主观幸福感状况外，也从局部对他们在全国常模样本中所得出的一些结论进行了印证。
本章包含的第五项研究是针对城市女性这一特定群体的。
该项研究结果显示,城市女性群体的主观幸福感得分与全国平均水平无显著差异；
年龄、婚姻状况、学历和收入等四个因素均显著影响城市女性群体的主观幸福感。
第五章首先针对近来国内对幸福指数问题的关注，深入地探讨了幸福指数与主观幸福感、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探讨了幸福指数的政策意义，以及当前对待幸福指数应当注意避免的一些认识误区。
随后的两项研究展现的是他们以《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为工具对社会转型中我国民众的幸福指数所进行探索性实证研究成果。
其中，既有展现幸福指数波动的纵向的追踪性研究，也有体现幸福指数差异的横向的群体比较研究。
从中可以看出研究者将幸福指数研究不断引向纵深的努力及效果，突出体现了幸福指数研究所蕴涵的巨大公共政策价值。
世界大城市发展理念——“规划环保创意”
“２１世纪的国际竞争实际上就是大城市带的竞争，其焦点是能否以人为本，实现可持续发展。
”这是“２００４年首届世界大城市带发展高层论坛”上，来自世界２５个国家４３个城市的１２０多位市长、专家与中国长三角市长们在深入交流研讨中形成的共识。
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近年加快了城市化的步伐。
然而，由于起步较晚，与世界大城市及大城市带相比，中国的城市带建设无论从城市化水平还是财富聚集程度都有较大差距。
面对新世纪的发展和竞争，中国的城市化和城市带建设如何更有作为？
围绕“规划、环保、以人为本”等热点话题，与会的各国市长、专家发表颇有借鉴意义的真知灼见。
规划医治“大城市病”的良药
伦敦市首席执行官安东尼·
梅尔在演讲时，用幻灯片展示了伦敦城市带７００年的发展演变。
他说：
“直到１９４７年，伦敦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大的城市带，都没有很好的城市规划。
”从幻灯片上可以明显看出，从１７５０年伦敦开始向北快速扩展，直到１９３９年的近两百年间，伦敦城市扩大了近１０倍，公路填满了扩展出来的城市区域，但由于缺乏系统的规划，城市布局无序，道路杂乱。
加之工业污染严重，城市又缺乏绿地，当时的伦敦几乎是“最不适合居住的城市”，“大城市病”的症状非常明显。
１９４７年，伦敦通过城市规划法案，真正开始规划。
城市周围逐步建成一条由公园和绿地组成的“绿带”和完整环状的机动车道。
梅尔介绍，现在大伦敦地区分成了大大小小的城市，有各自的文化和设施。
“我们明确强调：
不能以牺牲人的居住性求发展，要把伦敦建设成为大家愿意居住的城市，有足够的绿地和方便的交通。
在伦敦，我们最引以为豪的是能够非常严格地执行规划，在绿地内规划建设城市，不使城市过度扩张。
”
梅尔承认，伦敦现在仍然存在人口密度高、交通拥挤等方面的问题。
他认为，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今后２０年，世界各大城市带的发展都将面临这样的挑战。
如何破解这一难题？
梅尔说：
“从长远来看，只有一个中心的城市是不可持续的。
如果城市只有一个中心，没有次中心，对城市有相当大的压力。
”他强调要通过科学规划，开发城市次中心，分散人口。
“在英国，我们一直强调建设多元化的社区，既要有工作的机会、就业的场所，也要提供娱乐设施，使得人们都愿意留在社区内。
这样就可避免大家都开车到市中心上班，导致交通拥挤的情况。
”对于大城市发展中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就业困难、环境治理等诸多挑战性的问题，梅尔强调了市场的作用。
他说，“计划和市场不是相互敌对的，市场和有计划的城市规划应该相互补充。
正是市场的作用使得伦敦成为今天的伦敦。
环保世界大城市共同面临的紧迫问题
主要依托制造业发展、扩张的世界大城市带，大多曾为发展付出过惨重的环境代价。
现在，环境保护问题已经成为世界主要大城市共同面临的紧迫问题。
加拿大魁北克市市长让·
保罗说：
“我们的城市就在北美五大湖流域，不久以前，人们依然认为永远会有干净的淡水。
但随着酸雨的增加，我们必须正视水污染的问题，采取有力措施保护水资源。
现在我们经常与同流域的蒙特利尔市合作，双方都意识到彼此虽然处在不同的城市，但都有同样的需要。
基于这一共同认识，五大湖流域各城市在水污染治理方面开展的长期合作，取得了非常良好的结果。
如果在环保方面没有区域联动的决策，城市的发展将会成为一场噩梦。
”法国里尔都市圈委员会副主席达尼埃尔·
德枫丹女士说：
“里尔都市圈有２００万人口，是西北欧洲非常重要的都市圈，到巴黎只有１个小时的距离，离伦敦只有２个小时距离，距布鲁塞尔也非常近。
里尔过去以纺织业、冶金业为主，污染非常严重。
上世纪７０年代开始，我们用高技术治理污染，并且进行了产业结构调整，当时失去了１０万个就业岗位，但我们很快依靠发展第三产业，建立商务中心，吸引了许多法国及外国的企业前来投资，创造了很多新的就业机会。
现在里尔是法国办公楼最多的一个城市。
”作为现代城市中唯一被列入人类文化遗产的城市，巴西利亚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经验值得很多城市借鉴。
巴西利亚市长代表罗萨娜·
伊丽莎白·
雷戈女士说：
“巴西利亚本身处在植物保护地带，而且地处高原，巴西有三条水源的发源地都在这里，因此，我们相当重视保护水资源。
目前，我们得到世界银行提供的１亿５千万美元，正在进行三个水资源保护的项目。
这些项目将在两年之内完成，使城市的环境保护达到较高的水平。
同时，由美洲发展银行提供２６亿美元推进的联邦区卫生项目，将使１００万人受益。
“创意城市”城市发展新理念
对于２１世纪城市发展的方向，英国经济学家、布莱尔首相的高级经济顾问约翰·
坎农提出“创意城市”的理念，认为需要“以人为本”发展城市。
“创意城市”是指大城市发展中需要人的创造力，依靠人的力量来推动大城市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
坎农说：
“城市的基本要素不仅仅是建筑、硬件，而是人，人的创造力和能力塑造城市的未来。
人是城市发展中的软因素，城市的未来完全取决于软因素。
坎农认为，世界主要大城市的共同点，就是经济上有能量，文化上有创造力，人民也有活力。
大城市在人类文明发展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就是发展和建立好的城市传统，提供交流思想的舞台，产生强大的经济以及富有影响力的文化。
“在强调城市硬件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强调的是人的互动，是信息、知识的交流。
”坎农说，在２１世纪如果要建立强大的商业资本，必须重视城市中每一个人为创意城市带来的贡献。
这种先进理念得到普遍认同并在一些城市的发展中付诸实践。
费城市长代表乔治·
布雷尔说：
“在美国，大的公司是跟着劳动力走的。
现在美国最活跃的就是一批具有很高知识和技术的年轻专业人员，他们到哪里聚集，投资商就跟到哪儿。
所以城市应该为这样高学历的专业人员创造好的条件，包括安全程度、娱乐条件、文化设施。
”目前，费城市政府已经成功筹集了超过千万美元的资金用于费城“创新计划”，希望把费城建设成为美国最新型的无限英特网的创新城市。
今后十年，还将在费城水岸地区投资１００亿美元开发适宜居住的地区，兴建学校和文化设施，同时开发旅游业，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使得费城的全球竞争力得到提高。
“创意城市”的理念还强调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互动，呼吁缩小城市中的贫富差距，保证公众的生活水平。
美国洛杉矶副市长凯伦·
布来克维女士说：
“通过实施教育计划，我们正在努力提高大众教育水平，保障儿童的健康营养，还要在社区中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尽量减少贫富差距。
最重要的就让人们在这个城市得到自己所想要的东西，为自己的未来建设美好的明天。
”在论坛上，主持市长圆桌会议的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认为，国际城市化和城市带建设的经验对中国大城市的发展有普遍的借鉴意义，他说：
“中国和亚洲的许多国家现在都处在迅速发展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城市化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也是一个必须面对的挑战。
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实际上就是城市化的过程，所以研究大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带的建设，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尤为重要。
国外社区建设的做法与经验
目前，社区参与社会管理是当前重要的社会管理策略．社区建设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相比之下国外社区建设已经发展到成熟的阶段，本文通过介绍国外社区建设的做法与经验，为我国社区建设，构建我国和谐社区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发达国家的社区建设发展到今天，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归纳其一些基本做法和经验主要是：
政府高度重视和组织引导
发达国家早期的社区发展带有较强的自发性质，随着社区地位在应对社会问题和社会挑战中作用的日益提升，政府高度重视社区发展。
尽管政府将大量具体事务交给非营利组织和社区承担，并鼓励企业参与，但政府在规划指导、法律环境、项目组织和资金支持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如澳大利亚政府从１９８３年开始先后实施了“地方政府社区发展”、“家庭和社区护理”、“农村社区”等一系列项目。
２０００年由联邦家庭与社区发展部组织实施“强化家庭和社区战略”，项目前四年投入２．２亿澳元，其中包括对儿童的照料，让儿童和青年人积极参加社区活动，实现社区现有资源的增值，培养社区居民的归属感等。
政府部门除设立项目、安排资金外，还建立了完善的监测体系，对项目实施进行评价、指导和监管。
德国、加拿大等国家政府也通过直接投资、税收优惠、购买服务等多种措施，支持社区发展。
在很多国家，政府还通过规划加强对社区发展的指导。
早在１９５２年印度就推行了世界上第一个全国性的社区发展计划。
在此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制定社区发展规划，并注意社区建设与城市建设规划、新区开发规划的衔接。
多渠道资金投入
国外社区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的资助、基金会和私人的捐款、以及收取的服务费用。
在加拿大，政府拨款占６０％左右，捐助占１１％，服务收费占２９％。
政府的资金支持，一部分采取常规性拨款，由非营利组织按政府的法规和与政府签订的合同，向社区居民提供服务，此外政府还提供各种专项资助，安排一些特定的项目，交给有关组织实施竞标。
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也主要由政府和企业投入，交由社区管理实施。
完善的社区服务体系
国际社区发展经验和国内的实践都表明，社区建设必须依托比较完善的服务体系。
正如英国政府的一份白皮书指出的，“社区中心是正常环境下正常社区生活的一项基本福利设施”。
它通常具有相对完善的设施条件，集社会福利、成人教育、职业培训、老年保健、儿童看护、娱乐休闲、信息交流等功能于一身，面向社区居民开展各种服务。
同时，英国的社区中心又与政府机构、志愿组织和慈善机构一道，构成了完善的社区服务网络，通过为这些组织提供活动场所和设施，支持和协调更加广泛的社区服务。
早在１９９７年，仅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的社区服务中心就已经达到１．９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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