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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幸福指数

“国民幸福指数”和“快乐指数”

发布时间：

2007-07-04　文章来源：

作者惠寄文章作者：

李权兴

　　“幸福”一词，《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生活境遇）称心如意。

”配的例句是：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越来越幸福。

”

　　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统领工作全局，这一新的社会发展理念必将以人民的幸福程度作为检验社会发展成就的最终标准。

为实现这个目标，就要建立起全面测量人民幸福感受程度的指标体系，并以此为依据，在制定发展规划时，不仅确定国民生产总值的预期目标，同时也要确定国民幸福指数的预期目标。

国民幸福指数将成为社会发展实践中体现人文精神和终极价值追求的重要内容，这是国民幸福指数深刻的理论内涵之所在。

“国民幸福指数”和国民生产总值同样重要

　　幸福是人们对生活满意程度的一种主观感受。

“国民幸福指数”是衡量民众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

　　“幸福指数”概念是20级世纪70年代，不丹国王提出并实施“幸福计划”，在不同的时期，政府推出了不同的国民幸福目标，使人生基本问题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

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指标。

在这个人均GDP仅为700多美元的南亚小国，国民总体生活得较幸福。

“不丹模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国民生产总值（GDP）是衡量国富的标准，GDP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社会成本；不能从本质上衡量社会福利水平和人民的幸福程度。

在很多情况下，GDP的增长可能隐藏了人们的福利下降，因为健康的身体、愉快的心情很难被体现在一个数字之中。

GDP增长模式不能反映社会财富的总积累，也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而“国民幸福指数”（GNH）是衡量百姓幸福感的标准，是社会运行状况和民众生活状态的“晴雨表”，是社会发展和民心向背的“风向标”。

　　近年来，发达国家也开始进行国民幸福指数研究,“快乐经济学”的研究方兴未艾，发展迅速。

快乐经济学在整体主义价值观与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支持下融合了行为学、社会学、实验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知识，逐渐成为“直面生活现象”的经济学，进而创设了不同模式的国民幸福指数。

美国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称之“幸福指数”，英国则称之“国民发展指数”（MeasureofDomesticProgress，简称MDP），日本的“国民生活快乐指数”更强调文化方面的因素（Gross NationalCool简称GNC），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心理学教授卡尔曼致力于“国民幸福总值”（GrossNationalHappiness简称GNH）的研究。

总之，普遍认为：

衡量人的幸福快乐的“国民幸福指数”与“国民生产总值”相比，国民生产总值与国民幸福指数之间不是互相对立的。

发展经济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增加幸福感，但人们的幸福感是相对的，国民幸福指数与国民生产总值并不一定同步增长。

对人民生活幸福而言，国民幸福指数比国民生产总值更要重要。

　　2005年，我国两会期间，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国栋提交了《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建议我国从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六类构成要素，建构我国的国民幸福核算指标体系，以监控国家经济社会运行态势，了解人民的生活满意度，成为政绩考核标准的组成部分。

国民幸福指数的一种计算方法是：

国民幸福指数＝收入的递增/吉尼系数×失业率×通货膨胀

　　这个公式中的基尼系数（Ginicoefficient）是反映收入分配公平性、测量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指标。

　　收入的增长与幸福指数的关系并不总是成正比关系的。

经济学家黄有光在其《东亚快乐鸿沟》一文中提出的“幸福鸿沟”概念，就指出：

“总体而言，在收入水平非常低的时候，收入与快乐之间关联度更为紧密，但尽管如此，在影响个人快乐的所有变数当中，收入决定快乐的比重仍不超过2%”，“多个研究表明，社会的进步程度在一个国家收入水平（以1981年的物价为准，大概在3000美元左右）还很低的时候，二者密不可分，但一旦超过那个水平，这种互连性就会消失。

”

　　2002年，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提出了“前景理论”新方向，特地介绍奚恺元创立的“幸福学”。

这个理论提出：

吉尼系数所体现的社会比较，基尼系数加大，因为财富增加者为少数人，会使得效用递减，多数人对于财富的两极分化更敏感。

从社会所有人的幸福着想，应该是把吉尼系数的倒数作为社会幸福指数的组成。

社会发展中绝对财富的鸿沟无法填平，但关注弱势群体，则是花费最小的代价增加全社会的幸福感，这是政府的责任，也应成为社会全体成员的追求。

　　国民幸福指数的一种计算方法是：

因为在国民幸福指数核算体系中，生产总值指数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指数。

为得到完整的国民幸福指数核算指数体系，就要求得生产总值指数、社会健康指数、社会福利指数、社会文明指数和生态环境指数。

根据这些指数可以得出如下的国民幸福指数核算公式：

　国民幸福指数=生产总值指数×a%+社会健康指数×b%+社会福利指数×c%+社会文明指数×d%+生态环境指数×c%。

　　其中a,b,c,d,c分别表示生产总值指数、社会健康指数、社会福利指数、社会文明指数和生态环境指数所占的权数，具体权重的大小取决于各政府所要实现的经济和社会目标。

　　因此，在社会发展实践中，还要努力做到国民生产总值（GDP）与国民幸福指数（GNH）有机结合的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新体系。

我们绝对不应忘记“发展是硬道理”，即财富拥有的增长和幸福指数的高度相关性，一定要把“一心一意谋发展”放在第一位。

　　通货膨胀使所有人的财富缩水，减少所有人的幸福，尤以穷人为甚。

　　就业是民生之本。

失业，不仅是失业者的不幸，也是他的亲人的不幸，对于所有就业者也是减少幸福的不祥的阴云。

　　为了提高国民幸福指数，社会经济的发展只能是努力追求一高两低：

国民生产总值高、失业率低、通货膨胀低。

　　（国民幸福指数核算体系的指标构成和计算方法，可参考见本文后面的附表。

）

　　2006年6月，在加拿大举行的“国民幸福指数”问题国际会议，有来自43个国家的代表参加。

“国民幸福指数”概念建立了衡量国民财富的四个新标准：

经济发展的必要性无可厚非，但造成失业率升高、不能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经济增长，只会降低“国民幸福指数”，要建立社会经济可持续的、均衡的发展；破坏自然环境的经济增长，只会破坏“国民幸福指数”，要保持良好的自然环境；如果一个国家不保护自己的文化财富和文化多样性，必将破坏人民的普遍幸福感，各国人民应该在不丧失其个性特点的条件下融入全球化，要做好文化的保护和推广；如果一个政府不为人民谋福利，不管它在其他方面取得多大成功，都不是一个好政府，都会降低人民的“国民幸福指数”要建立良好的政府。

　　民意调查机构对69个国家的研究显示，尼日利亚、委内瑞拉、墨西哥和坦桑尼亚等国的“国民幸福指数”很高，这些国家50%以上的人认为自己非常幸福。

而美国的这一比例为39%，法国为31%，德国仅为20%。

在堪称福利国家典范的瑞典，感到自己很幸福的人口只有36%。

　　幸福指数是衡量人们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状况的感受和体验，不同的人对幸福感的理解不同，幸福感可以理解为满意感、快乐感和价值感的有机统一。

幸福指数的含义远不止幸福感，它还包含民众所拥有的外部生存环境和自身发展条件：

“非典”让人们的幸福指数下跌；“神五”成功发射则提高幸福指数；生活在空气污染指数低的城市，就相对幸福。

　　怎样测试自己的幸福程度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今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研究》主持人邢占军教授认为，可以通过心理测试来把握。

他提出了由10个次级指标构成的我国民众幸福指数指标体系：

知足充裕体验指数、心理健康体验指数、成长发展体验指数、社会信心体验指数、目标价值体验指数、自我接受体验指数、人际适应体验指数、身体健康体验指数、心态平衡体验指数、家庭氛围体验指数。

现在我国国民幸福指数是多少？

　　现在，衡量我国社会发展的指标已经从单纯的经济指标，扩展到环保指标、制造业指标、构建和谐社会的指标。

对生活状态、幸福指数关注度增强，《2005年社会蓝皮书》中公布的《2004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报告》调查结果显示，目前中国近八成居民感到生活幸福，农村居民幸福感强于城镇居民。

北京市统计局局长崔述强表示，北京将开展幸福指数的研究，市民对生活境遇、工作境遇等的满意度都可能成为幸福指数，进而推出一套幸福指标体系，纳入和谐社会指标评价体系中，将“幸福感”作为衡量北京社会和谐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

　　2003年，我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当年GDP的15%，反映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基尼系数超过０．４的社会失衡临界点。

中央及时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地方政府将幸福指数纳入评价指标体系。

随之，中央出台一系列的相关政策和措施：

取消农业税；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调整土地征用价格；扩大就业，加大就业培训的力度；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加强社区建设；扩大农村养老保障试点；制止教育乱收费；对农村困难家庭子女义务教育“两免一补”；完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推进非公企业工会建设；加强反腐败，加强对中央和省级权力部门的审计监督；严格税收监管，调整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线等等。

这些关系民生、民计、民权、民情、民心的政策和措施，为提高人们的幸福感提供外部条件。

　　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卡尼曼与普林斯顿大学的艾伦•克鲁格于2006年起编制国民幸福指数，“使它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一样成为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衡量标准”。

英国则在创设“国民发展指数”（MDP）时，把社会、环境成本和自然资本也考虑进去。

2002年英国内阁公布的“生活满意度”文件，认为“国家有理由进行干预，以提高国民对生活的满意度。

”日本也开始采用另一种更强调文化方面因素的“国民幸福总值（ＧrossNationalCool，GNC）”。

　　我国从第六个五年计划开始，把“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改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

但是，不少地方的中心工作还没有真正关注“社会发展”。

目前，我国的国民幸福指数还是“引进”的，即多数是引用国外有关单位的测量结果，因此有着很大的不确切性。

　　荷兰鹿特丹伊斯拉谟大学维恩·哈文（VeenHoven）教授，对中国3次幸福指数的调查结果是：

中国1990年国民幸福指数为6．64，1995年上升到7．08，2001年又下降到6．60。

　　2004年，《瞭望东方周刊》与芝加哥大学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行为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奚恺元合作，对中国部分城市进行了一次幸福指数测试。

在被调查的杭州、成都、北京、西安、上海、武汉6大城市中，杭州的幸福指数排名第一。

　　2006年12月，美国密西根大学社会研究所公布最新幸福指数调查，显示东亚国家幸福指数普遍低于西欧及美洲国家，最快乐的亚洲国家新加坡也只排名第25位，中国则排第48位。

　　英国“新经济基金”联合该国“地球之友”的《幸福星球指数》报告，对全球178个国家及地区做“幸福”排名榜，中国的幸福程度排在第31位，在亚洲排在越南（第12位）之后，日本（第95位）、韩国（第102位）和新加坡（第131位）之前。

　　今年5月25日，浙江公布了国民快乐指数调查结果：

浙江人平均快乐指数是6.68（美国平均快乐指数7.2）。

从事快乐学研究的浙江财经学院工商管理学院院长陈惠雄认为：

“人类所有行为与结果如衣食住行、GDP增长、环境保护等，归根结底都是相对于快乐而言才具有价值的。

或者说，人类所有的行为与结果均是手段，快乐才是终极目的。

”“快乐与幸福生活是人类行为与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与终极价值所在。

如果经济增长，快乐却没有增长，这样的发展就没有意义。

因为，终极而言，快乐才是检验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最高尺度。

”因此他的调查显示为快乐指数，他进而认为用“快乐指数”比之用“幸福指数”反映人民生活状况更贴切适当。

浙江人的平均快乐指数是6.68，相比美国平均快乐指数7.2还有一定差距。

以机关干部、教师、医生的快乐指数为最高，达到美国人快乐指数的平均水平，而农民的快乐指数最低，为6.2。

　　杭州市统计局近期对3000户杭州居民家庭的抽样调查显示，17.6%的杭州人感到幸福，比较幸福的占32.0%，幸福程度一般的占47.0%。

感觉不太幸福和感觉很不幸福的分别占2.7%、0.7%。

　　在杭州、西安等城市“幸福指数”公布的同时，山东省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测量工作也在进行中。

　　杭州市机关干部、教师、医生的快乐指数已经达到美国人快乐指数的平均水平？

人们可能对此产生疑问。

由于快乐是主观的，可能会发生衡量上的困难。

对快乐的衡量可能不是很可靠。

但还是可以用一些基数来衡量的，快乐经济学研究者黄有光早在1996年一篇文章中就提出并回答了这个问题。

他说：

“在更好的衡量方法出现之前，可能你不大相信这种主观的衡量，那么可以用一些客观的指标。

这些指标包括教育水平、健康、交通、平等、环保、民主、政治稳定等95项；世界银行的一个研究综合了其他社会科学的一些研究，得出结论说，这些指标随着所得的提高，有些可能变好，有些可能变坏，大体上是一样的；在其中65个指标中，62%的指标随着时间而增加比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得更厉害，所以时间比经济增长更加重要。

”“这是由于生活品质的提高，不仅要随着自己的收入水平而提高，而且要随着全世界的科技水平而提高；而全世界科技水平的提高有一部分要靠私人消费，但大部分尤其是基础研究是靠公共支出的。

所以我就认为在温饱过后，私人消费已不能增加快乐。

当然这是从整个社会来讲的。

每个人还是要多赚钱、多消费的，但这主要是竞争性、互相攀比的，当大多数人的收入都上去后，我们的快乐水平差不多都一样，但是此时环保等对快乐的影响就会变得更加重要起来。

”

避免国民幸福指数研究的误区

　　国家统计局负责人表示：

国家统计局正在制定国民幸福指数、人的全面发展指数、社会进步指数等统计指标。

希望通过国民幸福指数等每一个百分点的变化反映出社会进步“惠及了群众、减少了对环境的牺牲”。

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但中国不能照搬国际统计口径，因为中国城乡差距大是造成基尼系数较大的原因。

目前分别来看，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分别统计都低于0.4，“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基尼系数到了0.45也没有引起社会动荡的原因”，他说，“应该正确认识基尼系数，给基尼系数打一个‘国情折扣’”。

　　姜奇平著文《避免国民幸福指数研究的误区》，认为：

编制国民幸福指数方案，政策性、理论性很强。

既要有很强的针对性，以反映某一具体阶段政策导向的要求，又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经得住历史考验。

突出的理论难题是不仅要从工业化的现实出发，还要基于未来的发展，指标设计要处理好“提前量”，处理好眼前与长远的关系。

　　在解决生存需求的温饱阶段和解决发展问题的小康阶段，收入与幸福的正相关关系很明显。

而在解决自我实现需求的阶段，从物质需求为主转向文化需求为主时，收入与幸福的正相关性明显减弱。

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对于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地区，应弱化有形、物质指标的权重，突出文化内容；对于贫困地区，仍要以“有钱”定“快乐”。

这是才是正确的设计思路。

　　社会幸福不是个人快乐的总和，而是通过个人快乐这种微观机制，在制度作用下达到社会幸福宏观效果。

这才是以人为本的必然要求。

　　国民幸福指数的精华之处，就是看它能不能反映未来的发展，这才是国力较量的要害。

不仅能使根本的、长远的、普遍的需求得到满足，还能使多元化、个性化、差异性的需求得到满足。

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只有在这样的国民幸福指数引导下，才能真正实现。

（2006年10月16日科技新闻与信息网）

测量“国民幸福指数”，应做到六要六不

　　《幸福经济学》作者奚恺元（ChristopherK.Hsee）认为：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对“国民幸福指数”的研究更为重视，纳入了各级党委和各级地方政府的议事日程，就应把握好“幸福”的定义及其程度的判断。

测量国民幸福指数，应注意做到“六要六不要”。

其主要内容是：

　　一要重视主观感受，不强调客观量化统计。

幸福感是主观感受，对幸福最好的定义就是人们自述的自我感受。

幸福的定义和测量应当反映人们的主观体验，而不能由他人强加或包办。

认为幸福必须用客观的方法来定义，把人的寿命长短、婚姻状况、教育水平、人际关系等因素进行加权平均后，来定义幸福感。

这种做法貌似客观理性，实际上比直接询问被访者的幸福感受更为主观。

　　二要倡导简单明确，不把问卷过分复杂化。

不是问卷体系越复杂、越“深奥”，就越有“水平”。

用来测量幸福的最佳方法应该是简单的、明确的。

英国心理学家埃德·迪纳设计的生活满意度量表，只有5个简单的问题，就被广泛运用并通过了实践的检验。

　　三要反映总体感受，不片面强调物质因素。

幸福是指整体的主观感受，包括积极的感受，也包括消极的刺激。

“幸福”不只是“安逸”或“吃喝玩乐”，吟诵优美的诗句，欣赏瑰丽的落日，帮助盲人过马路，都属于幸福的范畴。

幸福指数应该是幸福感受的指数。

认为幸福难以捉摸无法准确测量的观点不正确，正是这一问题的复杂性才使得幸福研究变得重要和有趣。

　　四要做到交流比较，不夸大其绝对性。

目前，在测量幸福的方法上还有不少没有解决的问题，完全用幸福指数代替经济指标来考核政绩或制定政策还为时过早。

用传统的心理量表，对农村农民生活调查的幸福指数，有可能比城市居民幸福指数还高，这是正确地反映出农民比市民生活更幸福吗，显然不是。

因为，是整体测量准确，还是基于一定时段的测量更可靠，还是一个没有解决好的问题。

　　世界上也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幸福指数，相信未来也不会有。

我们还只能是投石问路，收集数据，检验不同的测量方法，渐渐地用幸福测量来引导政策制定，而绝对不是用来替代经济指标。

　　五要重视实证研究，不重于衡量幸福指数。

幸福学的主要挑战不在于如何制定幸福指数，而是研究决定幸福的因素。

从理性上说，幸福是外部环境因素和个人差异的函数。

幸福学就是要通过实证研究来收集和分析数据，来探索幸福和环境因素、性格特质以及两者交互作用之间的关系。

　　六要放眼未来发展，不只看眼前社会现实。

幸福研究旨在最大化幸福，不仅是当前的幸福，还包括未来的幸福。

如同经济，追求的是“可持续发展”。

而幸福测量往往只能反映人们当前的主观感受，如果只用对当前幸福的测量结果，就直接用来衡量当地政府的作为和政绩，很可能会催生短期行为，反而是办了错事。

　　在奚恺元看来，这一切都因为“幸福是发展的最终目标，也是检验发展的最终标准”。

一种国民幸福指数核算体系的指标构成和计算方法

　　中国社科院近年来定期发布《社会蓝皮书》和《中国居民生活质量调查报告》，采用统计抽样的方法，对我国不同行业、性别、年龄、地区、收入的从业人员的满意度和幸福感进行调查。

这是我国最为接近于国民幸福指数的相关调查。

还有一些省市（如浙江省）以及其他一些机构也进行了类似的调查，该《国民幸福指数核算体系的指标构成和计算方法》，就是由浙江省有关部门公布的。

这里提供出来，作为研究我国国民幸福指数的参考。

核算体系的指标构成为：

社会健康指数、社会福利指数、社会文明指数、生态环境指数四大类。

各类又分列出若干项目。

假定人口总量一定，即以某地区（社区）的抽样调查为基础，因此，所有指标数据均具有可获得性；该指标对幸福的影响方向以其后面括号中的加减号表示：

“+”　表示幸福度增加，“-”　表示幸福度降低；指数的计算采用加权平均法。

　　1、社会健康指数（５项）：

——儿童虐待率==受虐待儿童人数/儿童总数                   　（-）

——婴儿死亡率==死亡婴儿/婴儿总数                          　（-）

——老年人中贫困比例==贫困线以下老人数／60岁以上老人总数  （-）

——医疗保险可得性==拥有医疗保险的人数/人口总数              （+）

——健康保险普及程度==各种健康保险拥有人数/人口总数        （+）

　　2、社会福利指数（７项）：

　　——生活服务满意度=＝对生活服务满意的人数/人口总数         　（+）

　　——可支配住房的用户比＝=拥有房产的人数/人口总数           　（+）

　　——养老保险可得性＝=拥有养老保险的人数/人口总数           　（+）

　　——参与文体和旅游的频率＝=每年参与文体旅游的人次/人口总数 （+）

　　——闲暇的分配与构成＝=闲暇时间/工作时间　　　大于1记为（+） 

　　　　　　　　　　　　　　　　                   小于1记为（-）

　　——失业人口比率=＝失业人口/人口总数    （-）

　　——思格尔系数=＝食品支出额/个人消费总额    大于59%记为（-）

　　　　　　　　　　　　　　　　                小于59%记为（+）

　　3、社会文明指数（８项）：

　　——非婚生育率=＝非婚生育人数/妇女总数                     （-）

　　——离婚率=＝离婚为数/登记结婚总人数                       （-）

　　——吸毒人口比率=＝吸毒人数/人口总数                       （-）

　　——犯罪率＝=罪犯总数/人口总数                             （-）

　　——青少年自杀比率=＝青少年自杀人数/青少年总人数        （-）

　　——暴力事件发生频率=＝暴力事件发生数/365              （-）

　　——参入宗教团体人口比=＝宗教信仰人数/人口总数         （+）

　　——政治与公益活动参与度＝=参与公益活动人数/人口总数（+）

　　4、生态环境指数（６项）：

　　——政治信用水平＝=对政府持信任态度人数/人口总数      （+）

　　——地理条件满意度＝=对本地地理条件满意人数/本地人口数  （+）

　　——生存环境满意度＝=对本地生存条件满意人数/本地人口数  （+）

　　——自然资源利用率＝=资源利用量/资源存量                    （+）

　　——环保水平＝=环保投入/财政总支出                          （+）

　　——自然灾害发生频率＝=自然灾害发生次数/3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