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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痛苦的自洁，想来令人叹息。
陶渊明隐居浔阳上京里的六年中，东晋政坛也接连发生几件大事。
令人不解的是，晋室大乱之际，隐居的陶渊明出人意料地出仕为桓玄的官吏。
时间就在桓玄驻兵浔阳、荣任江州刺史时。
陶渊明此番出仕，并不符合乱世则身退的隐士原则。
其实，此时的陶渊明并不高洁，功名心还很强烈。
或许还带有家贫、乱世出英雄的缘故。
但更重要的是，桓玄的家族背景与陶渊明的家族背景有相似之处。
因陶渊明与桓玄算是世交，共同的家庭背景，使得他走到了桓玄的幕下。
在桓玄的手下，陶渊明可以免受士族歧视的耻辱。
也是一个较为理想的用武之地，他自傲与自卑的心理易于安定。
可以说，陶渊明此次出仕，是其独定的人格使然，并非被迫。
这次他一干就是四年半，与他任江州祭酒“少日自解归”的情形，迥然不同。
心理、性格、人性，是人行为的内在选择依据。
不必一味从平淡、高洁看陶渊明，身处凡尘，谁又能没有功利之心？
谁又能彻底地颖悟超脱？
陶渊明再次出仕的第二年，爆发了以五斗米道徒孙恩为首的农民起义，桓玄自任荆、江州刺史，权势壮大起来，篡权野心亦膨胀起来。
建安四年，陶渊明奉桓玄之命出使京都，上疏请讨孙恩。
返途经浔阳时，因遇风停泊于规林港，赋诗两首，抒发了厌倦军阀混战、欲归江湖的情怀。
诗中写他潜思慈母、兄弟，遥望庐山，感慨在仕与隐的歧路上无所适从。
然后，园林固好，但人生又有几个壮年？
在矛盾的心灵徘徊中，陶渊明终于用“猛志”战胜了“冲淡”，毅然踏上人间的仕途。
建安五年，慈母病重，陶渊明请假还家侍奉老母。
至七月，母亲病稍愈，陶渊明又不远千里，赶赴江陵桓玄官府销假，又告别慈母、家园。
途中夜晚，凉风暂起，望空明秋月，俯清流素波，想起从前六年与尘事隔绝的隐居生活，诵书念诗的林园安静，无限的清心。
欲投冠归耕，然世情又终于使之不能舍怀超脱。
于是，他在高唱园林好的同时，冒夜行舟，前去荆州桓玄的官府了。
陶渊明就是如此生活在仕与隐的矛盾痛苦中，直到这年冬天，慈母病逝的消息传来，他才下定决心弃官投冠，归里守丧。
就在他隐居守丧的几年中，东晋政局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桓玄从江陵挥兵东下，功陷京师，自任太尉，总揽朝政，暴露出篡位的野心。
桓玄篡晋，建立楚国，贬晋安帝为平固王。
一时天子蒙尘，战火烧到了陶渊明隐居的草庐。
他再也隐居不下去了，愤然束装，参加到讨伐桓玄的行列，任刘浴镇参军。
陶渊明此次出仕，完全是出于对桓悬臂篡晋的义愤，对晋朝皇室的忠贞。
所以在出仕的同时，又是身在魏阕，心存江湖。
一个隐士要取“高世名”，不甘于默默无闻于“百年中”，不是人格分裂，又是什么？
在国家四分五裂的时期，不是的冷漠的人，无法保持完整统一的人格。
陶渊明是一个平淡的隐士，也是一个热血的猛士。
就在晋安帝重登宝座，陶渊明看到战乱后山川的平静，不禁又想起故乡的田园。
时光如川壑之舟流逝不已，只有松柏经霜寒不变其青翠本色。
义熙元年八月，陶渊明转为浔阳不远，任彭泽县令。
十一月，陶渊明同父异母妹程氏卒于武昌，因弃职返归故里浔阳。
经过几番仕隐的陶渊明，终于看透了“真风告逝”的尘世，消释了仕与隐的内心矛盾，彻底归隐了。
从二十九岁初仕，到四十一岁归隐，陶渊明用了十三年的时间才悟出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这种醒悟饱含着他许多痛苦的心路历程。
也许，此时的陶渊明才完成了他的隐士人格，然而，在仕与隐的徘徊中，他终究是一位两难的隐士。
陶渊明田园诗中的三农情结
摘要：
陶的一生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出任彭泽县令前和辞去彭泽县令后。
前一个时期主要是在归隐与出仕之间徘徊，后期则坚定了其归隐的决心。
在后期陶渊明写了许多流传千古的诗篇，这些诗篇更多的是关注其居住的农村，关注农村中的农民和农业。
关键词：
陶渊明田园诗三农
【中图分类号】I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09）04-0027-01
三农在古代由来已久，按现代的说法是农村、农民和农业，这三方面的内容在陶归隐后的诗中都有体现，反应了陶渊明作为一个诗人心系农民，热爱劳动的三农情结。
一、陶渊明诗歌中的农村形象
陶渊明笔下的农村是恬静和谐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方宅、草屋、榆柳、桃李、村庄、烟雾在农村中是一些再普通不过的事物了，单独看根本就不能给人多少美感，但经他一组合，便构成了一幅美妙的图景，透过这些不经意的事物我们似乎看见了一个有花有果，有树有人烟的农家。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宁静是陶渊明要着力表现农村的一个特点，这宁静不仅是客观的农村，也是他内心世界的安静，就像其在《饮酒》其二中说“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只要内心安静，外界自然而然就安静了，可以说内心的宁静使得陶诗中的农村更加安静。
因此陶渊明才可以在草庐的东篱下采撷菊花，悠然举首望南山。
陶渊明作为一个曾经想为国效力的诗人，不可能和真正的农民那样只关心自己的事情，就是在他归隐的同时，他也没忘记这个带给他失望的社会，因此在歌颂农村美好的一面，他也无情地暴露了农村的破败。
“野外军人事，穷巷寡轮鞅”，一个“穷”字凸显了农村固有的特点——僻陋、残破。
“荒途无归人，时时见废墟。
”，“无人”、“废墟”这与之前的描写形成鲜明的对比，破败的农村无人居住，到处留下的是倒塌的废墟。
其实这才是陶渊明所处时代的真实写照，这才是现实的、未加任何感情的客观的农村，这样的农村让作者触目惊心，是他不愿看到的，他所希望的农村是“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但是这样的农村只存在于理想之中。
如果说破败的农村是客观现实的农村，宁静的乡村是陶渊明的主观感受与客观现实结合的产物，那么他在《桃花源记》中描写的农村则完全是主观的农村了，这样的农村注定在现实中不存在的。
二、陶渊明诗歌中的农业状况
作为农民，饮酒赋诗只是他们生活的补充，他们最重要的事情要属农忙，农忙是农民一年中最繁忙、最辛苦的日子了。
“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
”，“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也是常有的事。
有时候也不只是身体疲乏这样的小事，有时候还得顶着饥饿的痛苦，像陶渊民在《乞食》中就细致地刻画了自己因无法忍受饥饿厚着脸皮去行乞的画面。
在《归去来兮辞》中陶渊明也说自己是迫于生计才去当官。
在那个年代，要想填饱肚子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不然也不会有陶渊明的三仕三隐了。
农民见面时最多的话题莫过于谈论庄稼的长势如何，陶渊明也不例外。
“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与村民见面没有其他的寒暄，直接切入话题：
桑麻的长势。
其实陶渊明作为一个诗人，并不在意自己的农作物长势有多好，而是在于他参与农活所体验的乐趣。
即使是“草盛豆苗稀”，即使是“晨夕理荒穗，带月锄禾归”，但是其心里却是无比的喜悦。
陶渊明与孔子这种轻视劳动的文人不同，他是一个非常关注劳动的诗人，他认为农业是整个社会的“本”，因此他乐意为农民，他享受作为农民的乐趣。
“代耕非所望，所业在田桑”，不仅如此，他还在《劝农》中写到“悠悠上古，厥初生民。
傲然自足，抱璞含真，智巧既荫，资待靡因。
谁其瞻之，实赖哲人。
哲人伊何，时惟后稷，瞻之伊何，实曰播植。
”他结合上古农耕的历史，从正面肯定了劳动的价值。
“秉耒欢事务”写出了作者怀着欢悦之情从事农耕的情景。
“解颜劝农人”他真心实意地带着和蔼的笑容劝诱他所在的农村的农民，让大家都爱上农耕生活，别把农耕看作是一种辛苦可厌的工作。
他通过自己的行动深深地影响了当时的浔阳。
农村、农民、农业构成了陶渊明田园诗歌中的主题，作为一个诗人，所以陶渊明能够用诗歌表现这三方面，并且通过诗歌表达了他在劳动中的情感。
作为一个农民，所以陶渊明在诗歌中所表达的情感是真切的，是发自内心的。
诗人与农民在他身上已经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了，去掉其中的任何一个身份，陶渊明就不成其为陶渊明了，也就不可能成为东晋诗坛上的一朵奇葩了。
三、陶渊明诗歌中的农民形象
农民作为陶渊明笔下农村的主人，也是陶渊明关注的焦点之一。
千百年来，诗人们只顾着去抒发自己的感情，却很少静下心来倾听农民的心声。
但是陶渊明却属例外，他的诗歌很多都提到了农民，提到了农民的生活状况，农民的内心情感。
陶渊明归隐后积极参加劳动，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体会作为一个农民的感觉，因此他写农民时就不只是一个农民的代言人，更是一个农民的贴心人，他把自己作为农民的那种感觉通过诗歌真切地表达出来。
在他的笔下农民有中华民族固有的优良品质——勤劳、朴实、善良、好客。
《乞食》
（一）中：
“主人解其意，遗赠副虚期。
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
”面对“我”的行乞，他们没有表示出鄙夷的神态，而是赠送东西，殷勤留饮，欢谈终日。
慷慨大方，热情朴实的农民形象跃然纸上。
《移居》
（一）中“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
“素心”一词可见与陶渊明交往的农民都是心地朴素之人。
《桃花源诗并记》中描写的是作者心目中的一个理想社会，但是其中的“见渔人，乃大惊；
问所从来。
具答之。
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
”却是现实中农民的投射。
除了写农民的优良品质外，陶渊明更多的是关注农民的生活。
在陶诗歌中，身为农民有可喜的一面，也有可悲的一面。
《归园田居》中通过描写自己辞官到归隐，传递出一个重要的信息：
陶渊明很喜欢农民的生活，在那里他可以自由自在，不用解绶去接见比他级别高的官员，在那里他可以“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
”。
“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则表现了和朋友一起谈天说地，共赏奇文，共析疑义。
除了做一点文人喜欢做的，他还可以彻彻底底地做农民，与农民兄弟一样“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
”不仅自己乐，他还带动其他的人一起享受农村生活的乐趣。
“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
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
”，春秋时节相邀一群朋友，带上酒，登高赋诗，何等的惬意，何等的舒畅。
陶渊明仕与隐的矛盾交织
作者：
张翠荣
《文学教育》2006年第7期
陶渊明是我国人品与文品俱佳的伟大诗人。
他生活于东晋末年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的时代却能洁身自好，保持光明峻洁的人格，坚持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
他开创了田园诗一体，描写平淡的田园风光、农村的日常生活以及处于这种生活中的恬静心境，风格平淡自然，好像是从“胸中自然流出”，没有一点斧凿痕迹，毫不迎合当时理过其辞、矫揉造作的诗风。
他高洁的人品与文品对后代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但是，人们在提到陶渊明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强调他的归隐，强调他的躬耕自给的生活，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他的出仕经历，仿佛害怕一谈做官就会损害陶渊明的伟大。
对陶渊明的忽仕忽隐该如何理解，历来有不同的说法。
说法之一是陶渊明受老庄思想和当时社会隐逸风气盛行的影响。
两晋时期，政局动荡，腐朽的士族阶级依靠门第，把持高官，却又要“不以物务婴心”。
在这种情况下，清谈玄理的风气非常之盛。
士族阶级一方面用老庄的任诞思想支持自己不受任何拘束的纵欲享乐生活；
一方面又从老庄超然物外的思想中寻求苟安生活中的恬静心境。
在此种社会状况下，魏晋名士们把心神的超然无累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希企隐逸之风大行其道，人们以缨于世务为鄙俗，以宅心玄远为清高，隐胜于显，处优于出，已经被魏晋名士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人生选择，而且也是他们对人事高下优劣的评价标准。
当时的诗坛名流阮籍、嵇康、陆机、潘岳、谢灵运都曾在诗赋中抒发嘉遁幽栖之志。
因此，有人认为，陶渊明的归隐是受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
但实际上，陶渊明的归隐和那些名士的“归隐”有着质的区别，那些名士们归隐只是附庸风雅，他们绝对做不到像陶渊明那样的躬耕自给，回归田园。
朱熹对此曾有独到的评价：
“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淡，那边一面招权纳货。
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
”因此，将陶渊明的归隐简单地理解为受隐逸风气影响有失偏颇，而且，这种说法只是在解释归隐，并没有说明他的仕与隐。
另一种说法似乎较为合理，即认为陶渊明的忽仕忽隐是他在经济上贫与富矛盾的外在体现。
陶渊明曾祖陶侃曾官至大司马，祖父和父亲与做过太守、县令一类的官，不过到他家境已经没落。
颜延之在《陶征士诛》中说他“少而贫苦，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蔡菽不给”，他自己在《自祭文》中也写到“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
一个人在世间生存，衣食住行样样少了经济为后盾，除非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
陶渊明虽然热爱田园生活，在躬耕自给中体味到人生的真意，但他并不是一个高明的农夫，正如他在《归园田居》其三中所写“草盛豆苗稀”，收成也就可想可知。
虽然他像一个真正的农夫一样辛勤地劳作，“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并且相信“力耕不吾欺”，但是他的生活却常常入不敷出，经常受到饥寒的威胁，有时甚至不得不出去乞食。
在他的诗中随处可见表现饥寒苦况的诗句。
《戊申岁六月中遇火》中写到“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
《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写到“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
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
夏时抱长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
《杂诗十二首》之八写到“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
”一个人穷到吃不饱，穿不暖的地步，其艰难可知。
虽然陶渊明自己能安贫乐道，但是他作为一家之主，必须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
因此，史家和诗人自己总是把出仕的原因归结为“家贫”，沈约在《宋书·
陶潜传》将陶渊明“起为州祭酒”的原因解释为“亲老家贫”，颜延之在《陶征士诛序》中称他出仕是由于“母老子幼，就养勤匮”，诗人自己也在《饮酒二十首》之十九中写到早年“投未去学仕”是为“长饥”所迫，《归去来兮辞》在序言中写自己出仕是因为“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
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
这样看来，诗人出仕是因为家贫的缘故。
但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分析陶渊明的出仕，有些问题就很不好解释，如陶渊明出仕期间并不是他最贫穷的时候，并没有穷到非出仕不可的地步，他最穷的时候是在辞去彭泽令以后，有时还穷到“行行至斯里”去沿门讨乞的程度，但他并没有因“长饥”而去“学仕”，并且拒绝了朝廷“著作郎”之征。
可见贫穷并不是他出仕的主要原因。
当时社会的隐逸之风不是他归隐的主要原因，贫穷也不是他出仕的主要原因。
他忽仕忽隐的主要原因在于大济苍生的政治理想与“质性自然”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陶渊明少年时代由于家庭和儒经的影响，对统治阶级抱有幻想，有“大济苍生”的壮志。
在陶渊明五次出仕过程中，除第一次和最后一次时间短暂，并有明确记载是因为家贫出仕后又因不堪吏职而辞去以外，其它的三次都和他的政治理想有密切的关系。
这三次出仕，他分别入荆州军府恒玄幕中，北府将领刘裕幕中，北府旧将刘牢之的儿子刘敬宣幕中。
这是最足以影响东晋政局的两个军府。
同时这三次出仕的八年中并不是他最穷的时候，说明他还是关注于政治，并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
无论是从他的实际经历还是从他的诗文可以看到陶渊明曾有积极出世，大济苍生的雄心壮志。
然而陶渊明的家世出身和所处的时代却使他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
这时，反动的门阀制度发展到了顶点，门阀士族垄断了高官要职，出身于庶族寒门的人则遭到无理的压抑。
陶渊明的曾祖陶侃虽以军功取得晋朝的高官，但本身并非门阀士族，在当时就已被讥骂为“小人”和“溪狗”，到了陶渊明时代，连这样的家世也没落了，他无法得到社会的重视。
这时东晋政治又极端腐败，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十分尖锐，在陶渊明生活的时期便经历了马司道子、元显的专权，王国宝的乱政，王恭、殷仲堪的起兵，桓玄的夺位，以及后来终于夺取了晋政权的刘裕势力的兴起。
左右政局的士族和军阀所热衷的是争权夺利，他们既不想整顿政治，也无意收复失地。
在这样的政治局面下，别说实现进步的政治理想，就是想混迹官场求一个饭碗也得付出沉重的代价——丧失人格，与统治者同流合污。
在污浊的世风之下，许多人为求得荣华富贵这样做了，他们出卖良知，苟容媚世，目的在于追名逐利，以求在官场中谋一席之地。
而“质性自然”的陶渊明却无法做到这一点。
每次他为实现政治抱负走上仕途，而一入仕就感觉像鸟儿被关进笼子一般如拘如囚，产生归隐的念头。
他第一次出仕因“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入桓玄幕不久即厌倦官场敷衍与仕途奔波，发出“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的慨叹，刚刚出任镇军参军，就有“终返到王生庐”的打算，赴彭泽县令之职，一到任就“眷然有归欤之情”。
出仕又厌仕，始出便思归，成了陶渊明每次出仕的心理模式。
因为在几次“宛如辔憩通衢”的仕宦生涯事他明白，要想保持自己“自然”的质性，就得超脱世俗的名利，回归田园。
大济苍生的政治理想使他出仕，“质性自然”的个性又使他选择归隐。
而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二者不可得兼。
这不可得兼的矛盾使陶渊明处于两难的境地，忽隐忽仕正表明他仕有仕的苦恼，隐又有隐的不安。
委怀于琴书和寄情于园田他难免有白首无成的惶恐，暂疏园田走上仕途他又深觉意志多所耻，这样，他每次出仕都好象是违心之举，每首出仕诗总是先写自己的宿好在于园田诗书，后写自己一定要决别官场躬耕终老。
早年儒家诗书的熏陶赋予他积极入世的猛志，他不断激励自己进德修业，以期有功生前留名于生后，可是他的气质个性又闲静少言，不堪市朝的浮竞喧嚣。
他的人生志向与精神气质的内在冲突，使他的灵魂无论是仕还是隐都不得安宁。
行文至此，我对陶渊明忽仕忽隐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他的仕与隐并非一时意气，随心所欲，而是对生命价值的艰苦探寻与追求。
苏轼曾评价说“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
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
”高度赞赏陶渊明的为人之“真”。
这种真实而不虚矫，不违自己的本性做人也许正是陶渊明所追求的最高生存境界。
在经过一番仕隐周折之后，他发现只有回归自然才能保持自己的本真，因此最终选择了归隐，在归隐中遭遇贫穷的窘迫，也享受着做一个真我的乐趣，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是出仕还是归隐都体现出其人格的崇高。
张翠荣，教师，现居广东深圳。
陶渊明五子
陶渊明有五个儿子，分别为陶舒俨、陶宣俟、陶雍份、陶端佚、陶通佟.在他眼里，五个儿子都不成气候。
他在《责子》一诗中写道：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
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
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
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艺。
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
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长子阿舒，懒惰到举世无双；
次子阿宣，对应考没兴趣；
阿雍和阿端是双胞胎，谁知笨得不认识六和七；
小儿子阿通成天都在找果子吃。
老陶我只好听天由命，管它三七二十一，喝自己的酒去。
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十分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
他的曾祖父陶侃曾任晋朝的大司马；
祖父做过太守，父亲大概官职更低一些而且在陶渊明幼年就去世了。
在重视门阀的社会里，陶家的地位无法与王、谢等士族相比，但又不同于寒门。
陶渊明在柴桑的农村里度过少年时代，“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便是那时生活的写照。
他常说因家贫而不得不出仕谋生，这固然是实情，但也不能排除一般士人具有的那种想要建功立业的动机。
“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煮”（《杂计》其五）就透露了这一消息。
陶渊明29岁曾任江州祭酒，不久即辞职。
后来江州召为主簿，他未就仕。
晋安帝隆安二年（398），陶渊明到江陵，入荆州刺史桓玄幕。
当时桓玄掌握着长江中上游的军政大权，野心勃勃图谋篡晋。
陶渊明便又产生了辞归的想法，这年冬因母孟氏卒，便回柴阳居丧。
此后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402年，桓玄以讨尚书令司马元显为名，举兵东下攻入京师。
次年篡位，改国号为楚。
404年刘裕起兵讨伐桓玄，入建康，任镇军将军，掌握了国家大权，给晋王朝带来一线希望。
于是陶渊明又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
他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觉得时机到了，希望有所作为；
另一方面又眷恋着田园生活：
“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
”这时刘裕正集中力量讨伐桓玄及其残馀势力，陶渊明在刘裕幕中恐难有所作为。
于是405年他便改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
这年八月又请求改任彭泽县令，在官八十馀日，十一月就辞官归隐了。
这次辞去彭泽县令的直接原因，据《宋书》本传记载：
“郡遣督邮至，县吏曰：
‘应束带见之。
'
潜叹曰：
‘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
即日解印绶去职。
”而他辞官时所作的《归去来兮辞》说出了更为深刻的原因：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
”陶渊明彻底觉悟到世俗与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违背的，他不能改变本性以适应世俗，再加上对政局的失望，于是坚决地辞官归隐了。
辞彭泽县令，是陶渊明一生前后两期的分界线。
此前，他不断在官僚与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中做选择，隐居时想出仕，出仕时要归隐，心情很矛盾。
此后他坚定了隐居的决心，一直过着隐居躬耕的生活，但心情仍不平静：
“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
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杂诗》其二）他在诗里一再描写隐居的快乐，表示隐居的决心，这固然是他真实的感受，但也可以视为他坚定自己决心的一种方法。
在后期他并非没有再度出仕的机会，但是他拒绝了。
晋朝末年曾征他为著作郎，不就。
刘裕篡晋建立宋朝，他更厌倦了政治，在《述酒》里隐晦地表达了他对此事的想法。
到了晚年他贫病交加，“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
道济谓曰：
‘夫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
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
对曰：
‘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
道济馈以梁肉，麾而去之。
”（萧统《陶渊明传》）宋文帝元嘉四年去世前写了一篇《自祭文》，文章最后说：
“人生实难，死如之何？
呜呼哀哉！
”这成为他的绝笔。
死后，朋友们给他的谥号曰“靖节先生”。
他的好友颜延之为他写了诔文。
陶渊明心路历程
陶渊明（365－427），又名潜，字元亮，私谥靖节，别号五柳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
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出身孤贫，以军功而达显贵，官至八州都督，封长沙郡公。
陶侃亡故后，衰败相继，家境急剧沦落，其祖父陶茂做了太守，陶渊明说他为官“直云二台”，以耿直方正闻名，必定在官场上混不圆转。
其父陶逸做过安城太守，陶渊明赞其为官不喜，去官不怒，似可以看出陶逸更是不得志。
不喜不怒与其说是天然心性，不如说是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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