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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

条件、资源、环境

经济:

生产、流通、服务

社会:

人口、组织、治安

建设:

基础设施等

城市是一个复合、宏观的大系统;

一个动态、开放的大系统

七、城市的历史与未来

1、古代城市

2、现代城市

(1)前工业化时期的城市:

农业;

手工业;

规模数量;

城乡关系

(2)工业化时期的城市:

大工业;

商业贸易;

(3)后工业化时期的城市:

第三产业;

人;

(4)“信息时代”的城市:

……

 

第二章城市化进程与发展趋势

一、何谓“城市化”

1、“城市化”的含义

城市化(Urbanizaton)是社会生产力的变革所引发的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改变的过程。

它表现为:

一个国家或地区内的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

农村地区逐步演化为城市地域;

城镇数量不断增加;

城市人口不断膨胀;

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高;

城市生活水平由量变到质变的改善;

城市文化与价值观成为社会文化的主体。

2、城市化水平的测度

(1)城市人口比重

(2)非农业人口比重

(3)城市用地比重

(4)综合指标法:

城市成长系数

二、城市化的动力机制

1、初始动力

2、根本动力

3、后续动力

三、城市化的影响因素

1、经济增长

2、经济类型

3、产业结构

4、科技进步

四、城市化的发展阶段与基本形式

1、S型曲线

世界城市化发展曲线

2、阶段性差异

(1)速度差异

(2)结构差异

(3)动力差异

(4)形态差异

3、城市化基本形式:

集中型;

分散型;

就地型

五、城市化进程

1、世界城市化进程

(1)城市和城市化的产生

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以前,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少数新石器时代的村落发展了小集镇和城市,这一变化称为"

城市革命"

随着18世纪欧洲产业革命的开始,工业化的兴起和发展,城市化进程速度迅速加快。

在公元2世纪还只有3万人的伦敦,随着产业革命的发展,其人口猛增至100万人;

1700年,只有不到百分之二的英国居民在城市里生活;

到1900年,大多数英国人都成了城里人。

农业和交通的发展、新大陆的发现和新商路的开通,最重要的是生产力的提高,这些都为这时期城市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800年全世界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仅为3%。

1900年上升为13.6%。

  

(2)世界城市化进程

有关城市化水平的数据在大约1800年后才出现,估计1800年世界人口约为9.06亿,其中大约2.17亿(24%)的人口生活在拥有两万人口规模以上的城市中,大约2%的人生活在拥有10万人口的城市里。

1850年,世界人口大约增长30%,拥有2万规模人口以上的城市人口比重增长了132%,大城市的人口比重增长了76%。

在1900年--1950年期间,大城市人口增长率达到254%。

与此同时,城市化在世界各个地区出现了巨大的差异性。

在随后的几十年间,大多发达国家已经过了城市化的初始阶段、高速发展阶段和成熟阶段。

据《1989世界发展报告》显示,世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均在80%以上,其中英国已达92%、比利时为97%、澳大利亚为86%、荷兰为88%、丹麦为86%。

据《2000年世界发展指标》显示,1995年,伦敦大约有700万人口,在1998年,英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89%。

在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有78%的人口生活在城市里。

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从1950年到2030年,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将由4.46亿增加到10.15亿,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将由3.04亿增加到40.2亿,二者分别增加2.28倍和13.49倍。

因此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增加速度较快,远远的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城市化速度,随着进一步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城市化水平的地区差异将不断缩小。

从世界范围看,1800年,世界城市人口只有3%,发展到1900年。

也只有14%。

而经过1900年--2000年这一百年的时间,城市人口达到了55%,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城市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的情况。

1950年,世界上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484个,1970年增至844个。

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在1950年--1970年间由71个增至157个,1980年达到234个,根据美国《全球2000年报告》,发展中地区有400个城市突破了100万人口大关。

而且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增长的势头有增无减,持续而迅猛,而发达国家大都已达到高度城市化。

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世界城市化进程仍然保持这种态势,所以很多人说,世界进入了一个城市化时代,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将是城市化的世界。

2、中国城市化进程

中国城市化的独特道路与特征

在我国,面对庞大农业人口转移的巨大压力,我国依赖超经济力量控制着城市化进程。

避免了城市过度膨胀?

而引发的“城市病”城市化进展迟缓?

1949年,我国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0.6%,对照国际经验,刚处于城市化的起点水平。

当时世界城市化的平均水平是29%,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早已超过60%。

1952年国民经济得到恢复,1953年开始的“一五”计划展开了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从而启动了我国城市化进程,并逐步形成了一个有层次结构、有职能分工的城市体系。

1949—198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提高8.8%,年均增长仅0.28个百分点,而世界城市化水平在1950—1980年间年均增长0.41个百分点。

直到1978年城市化水平仍低于18%。

显示出这一时期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滞后性。

制约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因素,最主要的是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

建国之后,我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在长达30年的传统体制下,城市发展主要依靠政府财政,同时实行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对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对物资交流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分配。

这一套制度屏障割裂了城乡之间的有机联系,阻碍着人口和资源在城乡之间、城市之间的合理流动和配置,影响了城市的正常发展。

70年代末的市场取向改革大潮,城市发展中的计划、政策机制逐步弱化,市场机制作用日益增强。

200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提高到36.1%,1980—2000年年均增长0.84个百分点,其增长速度是相当高的。

从1978年到2000年,小城镇由2176个增加到20312个,城市数量由190个增加到663个,其中大城市、特大城市及超大城市93个,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

2000年城市化率达到36.09%。

据国家建设部2005年公布的数字,目前中国的城镇化率是41.8%。

相比欧美的城市化进程,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时间较短、变化迅猛。

中国的城镇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目前的41.8%,城镇化年均增长速度是改革开放前30年的3倍多。

这份成绩单显示,1978年至2004年,我国城镇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5.4亿人;

全国城市总数由193个增加到661个。

在城市数量增加的同时,城市规模不断扩大。

1978年至2003年,1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从13个增加到49个,50万人至100万人的大城市从27个增加到78个,20万人至50万人的中等城市从59个增加到213个,20万人以下的小城市从115个发展到320个。

与国际社会比较,2000年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为55%,发达国家和地区为76%,发展中国家为38%,最不发达国家为22%,表明我国城市化水平已接近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从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水平关系来考察,世界城市化可分成四种模式,即:

——同步城市化(Synchrourbanization)。

这是指城市化的进程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水平趋于一致的城市化模式。

这里的一致主要指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发达国家在城市化加速时期,这种相关性表现得相当明显。

据测算,发达国家在整个工业化中期,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相关系数极高。

1841—1931年间英国为0.985,1866—1946年间法国为0.970,1870-1940年间瑞典为0.967,整个发达国家为0.997。

工业化率与城市化率曲线几乎是两条平行上升的曲线,应该指出的是,由于农村人口只有迁居到城市后,才能在城市就业,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的地域迁移先于职业转换是一种较普遍的现象。

大部分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方式如英国的圈地运动方式、美国自由迁移方式和德国容克买办方式等,都具有地域迁移先于职业转换的特征,但基本上属于同步城市化模式。

——过度城市化(0verurbanization)。

又称超前城市化,是指城市化水平明显超过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化模式。

城市化的速度大大超过工业化的速度,城市化主要是依靠传统的第三产业来推动,甚至是无工业化的城市化,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少数大中城市,城市人口过度增长,城市建设的步伐赶不上人口城市化速度,城市不能为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和必要的生活条件,农村人口迁移之后没有实现相应的职业转换,造成严重的“城市病”。

过度城市化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二元经济结构下形成的农村推力和城市拉力的不平衡(主要是推力作用大于拉力作用),而政府又没有采取必要的宏观调控措施。

相当数量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是这种城市化模式。

如墨西哥的工业化化与经济发展水平远远不如发达国家,但1993年其城市化水平已74%,明显高于同期瑞士的60%、奥地利的55%、芬兰的62%和意大利的67%。

——滞后城市化(underurbanization)。

是指城市化水平落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化模式。

滞后的原因主要是政府为了避免城乡对立和“城市病”的发生,采取种种措施来限制城市化的发展,结果不仅使城市的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得不到很好的发挥,而且还引发了诸如工业乡土化、农业副业化,离农人口“两栖化”和城镇发展无序化等“农村病”现象。

这是一种违背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规律的城市化模式。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城市化就是这种城市化的突出代表。

1980年世界城市化水平为42.2%,发达国家为70.2%,发展中国家为29.2%,而中国城市化水平仅为19.4%。

从城市化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看,我国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与第三产业呈低水平上的相适应。

1996年我国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指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之比仅为0.69,远低于该比值1.4—2.5的合理范围。

这一方面说明了我国城市化的滞后,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工业化过度地孤军深入。

——逆城市化(Counterurbanization)。

是指城市市区人口尤其是大城市市区人口郊区化、大城市外围卫星城镇布局分散化的城市化模式,所谓“逆”并不是指城市人口的农村化,更不是指城市文明和生活方式的农村化,而是指城市市区人口向郊区迁移,大城市人口向卫星城迁移的倾向。

造成逆城市化的原因主要有大城市城区人口过于密集、就业困难、环境恶化、地价房租昂贵、生活质量下降,引起人口向环境优美、地价房租便宜的郊区或卫星城迁移;

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城区人口的外迁交通,通讯的现代化大大缩短了城市与郊区的时空距离等。

逆城市化的倾向主要发生在20世纪50—70年代城市化水平很高的发达国家。

如美国除洛杉矶以外的12个最大城市的市区人口,在1950—1971年间,城市市区人口从2625.3万下降到2552.4万,郊区及卫星城人口则从1463.5万增加到1714.7万。

实际上,逆城市化不是城市化的反向运动,而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更高层次的城市化。

第三章城市化发展理论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

研究中国的城市化问题,有必要深入系统地把握世界城市化发展的一般理论和一般规律。

一、区位理论

1、1826年,德国经济学家冯·

杜能发表的《孤立国对于农业及国民经济之关系》中的农业区位论,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2、1906年,德国经济学家韦伯的工业区位论,是现代区域经济学的基础,系统阐述了工业区位选择和合理布局。

3、1933年,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托勒发表的《南部德国的中心地原理》中的城市区位论,核心是城市服务功能地域(空间)网络体系规律,说明一定区域内城市等级及空间分布特征。

中心地是为居住在它周围地域的居民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地方,中心地(城市)的基本功能是作为影响区的服务中心,为其影响区提供中心性商品和服务,由于这些中心性商品和服务依其特性可分成若干档次,因而城市可按其提供的商品及服务的划分成若干等级。

区位理论认为,城市是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它以社会生产的各种物质要素和物质过程在空间上的集聚为特征。

社会经济系统由不同的城镇个体及子系统组成,城镇之间及系统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城市的集聚性创造出大于分散系统的社会经济效益,这是城市化的动力源泉。

区位理论的贡献在于,它分析了城市效益的根源,确定了城市的分布状态和分布形式。

二、结构理论

1953年,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概括为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建立了两部门经济发展模型,奠定了无限剩余劳动力供给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基础,成为发展经济学第一阶段核心理论。

刘易斯的就业转换理论的要旨,是利用农业部门的隐蔽性失业劳动力支持现代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

后来的发展:

农业部门还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必需的劳动剩余,要使就业转换得以实现,必须保证农业迅速增长到足以满足越来越多的非农产业劳动力对产品的消费需求。

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部门流动和转移的根本原因在于消费结构的变化,是消费需求拉动的结果。

因为人们对粮食等农产品的需求有其生理限度,而对工业品的需求则是无限度的。

三、人口迁移论

推——拉理论。

该理论分析群体迁移的原因及迁移方向,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拉文斯的“人口迁移律”。

该理论认为,迁移行为发生的原因是迁出地的推力因素和迁入地的拉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推力”,即存在着迫使居民迁出的社会、经济和自然压力;

“拉力”,即存在着吸引其他地区居民迁入的社会、经济和自然引力。

发展:

人口迁移转变假说。

泽林斯基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出发,提出了著名的“人口迁移转变假说”,认为人口迁移和流动既与社会经济发展条件有关,同时也与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转变密切相关。

他将社会发展划分为5个阶段:

在现代化以前的传统社会阶段里,人口再生产类型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模式,人口很少发生迁移流动;

工业革命早期社会转变阶段,人口再生产类型向“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模式转变,人口迅速增移,出现大规模从农村向城镇的人口迁移;

在工业革命晚期社会转变阶段,人口再生产类型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模式改变,人口自然增长受到抑制,各种形式的人口迁移包括乡城人口迁移势头减缓;

在发达社会阶段,人口自然增长率由于生育率和死亡率的进一步下降而到很低水平,由乡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和迁往未开发地区,国内人口迁移及国际人口迁移的重要性都在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城市之间的城市内部的迁移,人口流动得到进一步强化;

在未来超发达阶段,从总的方面来看,人口迁移数量会有所下降,但城市之间和城市内部的人口迁移仍将保持一定的增长。

配第一克拉克定理。

该定理指出了一国随经济发展,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分布将发生从第一产业转移至第二产业,然后再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变化趋势。

农业劳动力转移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并不是唯一的,与此同时,第二产业的劳动力也向第三产业转移,更进一步说,在第三产业内部,劳动力也不断从一些行业转向另一些行业。

四、非均衡增长论

增长极理论是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于1955年首先提出来的。

他认为“增长极”是由主导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在某些地区或大城市的聚集发展而形成的经济活动中心,恰似一个“磁场极”,能够产生吸引或辐射作用,促进自身并推动其他部门和地区的经济增长。

“增长极”的产生,使人口、资本、生产、技术、贸易等高度聚集,产生“城市化趋向”或形成“经济区域”。

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集中于少数几个城市,能比分散状态更快、更有效。

区域经济的发展都是由增长极(城市)来启动的。

60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发表了《区域发展政策—委内瑞拉案例研究》(1961年)和《极化发展的一般理论》(1967年)等著作,提出了中心—边缘理论,该理论拓展了佩鲁的增长极理论视角,把增长极模式与各种空间系统发展相融合,认为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中,通常具有强烈的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中心区和边缘区相互依存机制的形成,是通过中心区自身经济的不断强化,而形成对边缘区的支配态势。

把核心—边缘结构模式分解为四个部分:

核心增长区,向上转移地带,向下转移地带,资源边际区。

1957年,缪尔达尔,提出了“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又称“循环累积论”。

他认为,地理上的二元经济产生的原因在于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性,这种差距的存在是因为存在“扩散效应”和“极化效应”。

“极化效应”是指劳动力、资金、技术、资源等受到要素收益差异而发生的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的现象。

差距的产生会进而引起“累积性因果循环”,使发展快的地区发展更快,发展慢的地区发展更慢,从而逐渐增大地区间的经济差距,形成地区性的二元经济结构。

极化—扩散原理,运用于城市经济分析,解释了城市的等级扩散现象,即由中心大城市向外扩散总是以不同等级城市体系的“蛙跳”规律进行。

1958年,著名经济学家赫希曼出版《经济发展战略》一书,着重从现有资源的稀缺性和企业家的缺乏等方面,论述了平衡增长战略的不可行性,并提出了“非均衡增长”理论。

平衡增长是目的,不平衡增长是手段。

五、生态学派理论

田园城市论。

19世纪末,英国社会活动家霍华德提出关于城市规划与建设的设想,20世纪初以来对世界许多国家的城市规划产生了重大影响。

霍华德于1898年10月出版了名著《明日:

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之路》,从二版起改名为《明日的田园城市》。

他认为应该建设一种兼有城市和乡村优点的理想城市,他称之为“田园城市”)。

田园城市的定义:

“田园城市是为了安排健康的生活和工业而设计的城市;

其规模要有可能满足各种社会生活,但不能太大;

四周要有永久性农业地带围绕,城市的土地归公众所有或托人为社区代管。

霍华德还设想,若干个田园城市围绕中心城市,构成城市组群,为“无贫民窟无烟尘的城市群”,他称之“社会城市”。

霍华德针对现代社会出现的城市问题,提出带有先驱性的规划思想;

对城市规模、布局结构、人口密度、绿化带等城市规划问题,提出一系列独创性的见解,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城市规划思想体系。

田园城市理论对现代城市规划思想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芝加哥古典人类生态学论。

美国芝加哥大学以帕克为代表的学者于1916年发表了题为《城市:

关于城市环境中人类行为研究的几点意见》的论文,他们运用生态学的理论,研究芝加哥城市的人口空间分布的社会原因与非社会原因,分析了城市土地利用模式,对城市环境进行调查研究,人们称之为芝加哥古典人类生态学派。

该学派的主要理论是认为城市土地价值变化与植物对空间的竞争相似,土地的利用价值反映了人们最愿意竞争有价值的地点,这种竞争作用导致了经济上的分离,从而按土地价值的支付能力分化出不同的阶层。

该学派还应用植物优势种的概念解释了城市有形群体的发展形式,土地价值决定了市民各种活动水平和形式。

芝加哥古典人类生态学派的典型理论主要有同心圆论、扇形模式论、多中心论等。

有机疏散论。

美国著名建筑学家伊利尔·

沙里宁为缓解由于城市过分集中所产生的弊病,而提出的关于城市发展及其布局结构的理论。

沙里宁在1942年写的《城市:

它的生长、衰退和将来》一书中对有机疏散论作了系统的阐述。

沙里宁提出了有机疏散的城市结构的观点,他认为这种结构既要符合人类聚居的天性,便于人们过共同的社会生活,而又不脱离自然。

有机疏散的城市发展方式能使人们居住在一个兼具城乡优点的环境中。

有机疏散的两个基本原则是:

把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即沙里宁称为“日常活动”)的区域,作集中的布置;

不经常的“偶然活动”的场所,不必拘泥于一定的位置,则作分散的布置。

生态城市论。

我国生态学家马世骏(1984)、王如松(1988)认为,城市生态系统可分为社会、经济、自然三个亚系统,各个亚系统又可分为不同层次的子系统,彼此互为环境。

社会生态亚系统以人口为中心,包括基本人口、服务人口、抚养人口、流动人口等。

自然亚系统是基础,经济亚系统是命脉,社会亚系统是主导,各生态要素在系统一定的时空范围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导致了城市这个复合体复杂的矛盾运动。

山水城市论。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最早提出“山水城市”的概念。

所谓“山水城市”是借用了传统说法来寄托一种全新的城市观,是中国人从传统文化观念追求21世纪城市发展的模式。

创造山水城市是一项巨大的自然与人相结合、生态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的系统工程。

它是把城市作为一个巨大的现代园林来建设。

从美学意义上看,它是追求城市中有人工的艺术创造,又有大自然的艺术创造,正如中国传统风水理论中所描述的山水城市的特征:

人工艺术与自然景观“共生、共荣、共存、共乐、共雅”。

山水,泛指自然环境,城市,泛指人工环境。

因此,山水城市是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协调发展的,其最终目的在于建立“人工环境”(以城市为代表)与自然环境相融合的人类聚居环境。

六、城市体系论

中心地理论——城市等级论——大城市带理论

上世纪50年代,城市带概念是由法国著名地理学家简·

戈特曼首先提出,简·

戈特曼在对美国东北沿海城市密集地区进行研究时,提出了“城市带”的概念,认为城市带应以2500万人口规模和每平方公里250人的人口密度为下限。

城市带是城市群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最高空间组织形式,其规模是国家级甚至国际级的。

城市带,又称城市群,指在特定地域范围内具有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以一个或两个超大或特大城市作为地区经济的核心,借助现代的交通工具和综合运输网以及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发展城市之间的联系,共同构成的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

七、世界六大城市群简介

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

 该城市群从波士顿到华盛顿,包括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几个大城市,共40个城市(指10万人以上的城市)。

该城市带长965公里,宽48到160公里,面积13·

8万平方公里,占美国面积的1·

5%。

该区人口6500万,占美国总人口的20%,城市化水平达到90%以上。

欧洲西北部城市群

该城市群分布于五大湖沿岸,从芝加哥向东到底特律、克利夫兰、匹兹堡,并一直延伸到加拿大的多伦多和蒙特利尔。

该城市群与美国东北沿海城市群共同构成了北美的制造业带。

北美五大湖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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