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学教学案例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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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中所报道的2000年人均GDP为2700美元就是指人均实际GDP，即扣除了通货膨胀的影响。
人均实际GDP反映出一国的富裕程度。
世界银行在比较各国的总体经济状况与规模时按实际GDP排序，在比较各国的富裕程度时按人均实际GDP排序。
在国民收入核算中还有其他四个指标，这些指标都可以根据GDP推算出来。
国内生产净值（英文缩写NDP）指一国一年新增加的产值。
我们知道，在一国一年中所生产的最终物品中有一部分要用于补偿生产中所消耗的东西（称为折旧），减去这一部分才是净增加值。
因此，从GDP中减去折旧是NDP。
国内生产净值（NDP）并不是国民收入（NI），简单来说要从NDP中减去间接税才是国民收入。
间接税是税收负担不由纳税人承担的税收。
例如，对汽油征收的销售税。
汽油生产者和销售者是纳税人，但他们可以通过提价把税收全部或部分转嫁给消费者，消费者承担了全部或部分税收。
这种税就是间接税。
国民收入是一国居民提供各种生产要素得到的各种收入之和。
从生产者的角度看就是生产成本。
GDP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而价格等于生产成本加间接税。
因此，从NDP中推算出国民收入时还要减去间接税。
我们经常听到人均国民收入这个词。
严格来说，人均GDP不等于人均国民收入。
有时媒体中把这个概念等同起来，并不是一种准确的说法。
只不过习惯成自然，大家也接受了。
国民收入并不是我们每个人得到的收入之和，所以，报纸上说的人均收入还不是人均国民收入。
如果我们从国民收入中减去公司未分配给股东的利润（称为公司留存利润，用于投
资），加上政府向居民支付的利息（国债利息）就称为个人收入（PI）。
从这种个人收入中减去居民向政府交纳的所得税，再加上政府向居民支付的转移支付（比如各种社会保障与福利津贴）才是个人可支配收入（PDI）。
这种收入可以直接由个人支配，用于消费或储蓄。
报纸上所说的北京市2000年人均收入为1万元多实际上指的是人均个人可支配收入。
这也就是我们实际上所得到的收入。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像经济学家或统计学家那样严格地区分这些概念，所以往往把它们混为一谈。
新闻媒体有时也在相同的意义上使用这些不同的概念。
这次误解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所造成的。
当你了解了这些概念的含义与区别时，你就可以知道它们之间的关系，也知道在什么时候用哪一个概念。
新闻媒体还告诉我们，近几年内北京的人均GDP要达到6000美元。
人均GDP高低决定了人均收入高低，对这条消息你应该感到高兴。
但千万别天真地认为，到那时人均收入也是6000美元，或近5万元人民币。
要是你按这个数字去做出买房、买车的计划，到时会失望的。
要是企业按这个数字去盲目扩大生产，到时又会卖不出去。
可见了解这些概念对每个人都同样重要。
案例2:
GDP与GNP——全球经济一体化
以前各国在进行国民收入核算时所用的指标是国民生产总值（GNP）。
1993年联合国统计司要求各国以后一律不用GNP,而改用国内生产总值（GDP）。
GDP与GNP之间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要把GNP改为GDP呢？
在这两个词的改变中包含了极为深刻的含义。
从字面上说，GDP和GNP都是一国一年内所生产的最终产品（物品与劳务）市场价值的总和。
关键在于对“一国”的解释不同。
GDP的“一国”是指在一国的领土范围之内。
这就是说，只要在某一国的领土上，无论是本国人生产的还是外国人生产的，都是该国的GDP。
GNP的“一国”是指一国的公民。
这就是说，只要是一国的公民，无论在国内生产的，还是在国外生产的，都是该国的GNP。
在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这两者之间有固定的关系。
这就是说在GNP中加上外国公民在本国生产的产值（外企在本国的产值）减去本国公民在外国生产的产值（本国企业在外国的产值）就是GDP。
或者说GDP中减去外国公民在本国生产的产值加上本国公民在外国生产的产值就是GNP。
一般国家GDP与GNP在数值上的差额也就1%-2%左右。
既然这两者之间有数量上确定的关系，从一个可以推算出另一个，而且差别又不大，为什么联合国统计司要求各国把过去用的GNP改为GDP，实际上已经放弃了GNP这个概念，而且，各国也都这么做了呢？
从GNP变为GDP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变化，它反映了经济全球化这个重要的趋势。
首先，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国经济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许多产品很难分清是哪一国生产的。
例如，美国福特公司生产的福特牌伊斯柯特型汽车，零部件来自15个国家，你说是美国公民的产品呢，还是外国公民的产品？
看看当今世界，很少有什么东西是纯粹由一国公民生产的。
别说飞机、电脑这种复杂的产品了，就连巨无霸汉堡包这种东西也很可能牛肉是欧洲的，面粉是加拿大的，番茄酱来自墨西哥，而生菜来自美国。
你说这只小小汉堡包是哪国公民的产品？
工业革命以后，人们无法分清某种产品是哪个人或企业生产的。
今天的全球一体化使人们无法分清某种产品是哪国人生产的，也许将来我们都无法分清某一种产品是哪个星球的人生产的。
在全球化的今天，不可能也无必要分清哪一国人生产了什么，因此，用GDP代替GNP不仅在统计上简便，而且也是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反映。
其次，更重要的是这种名词的变化反映了人们观念上的变化。
过去人们强调的是民族工业，即由本国人所办的工业。
保护民族工业往往被作为一个爱国主义的口号，颇有号召力。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民族工业应该用境内工业的概念来替代。
境内工业是在一国领土上所兴办的工业，无论是国人办的，还是外国人办的，还是合资的。
一些人担心，外资企业太多岂不要由外国人控制本国经济命脉？
所以，总有人呼吁要限制外国人控制本国工业，甚至把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灾难。
其实外资在一个国家里要遵守该国法律，并向该国政府纳税。
这哪里有主权的丧失？
外国企业雇用本国工人，繁荣本国经济，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又解决了国内资本不足，何乐而不为？
把外资作为帝国主义侵略的一种形式，已经是过时的观念。
说的严重一点，也是一种“冷战思维”的表现。
当然，对外的开放要有一个过程，引进外资要有一定的规章，在开放中也会与他国产生各种矛盾，但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是无法阻挡的。
经济一体化之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不放弃冷战思维，还固守陈旧
的民族工业概念，在今天能有前途吗？
最后，还要看到，GNP变为GDP对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和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研究的是一个封闭经济，80年代以前的宏观经济学即使考虑到开放经济，也是把封闭经济与开放经济分开，先研究封闭经济，然后再分析开放经济。
这样的方法已不能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现实。
许多经济学家都探讨从全球的角度来分析宏观经济间题，即从一开始起就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角度来分析一国的宏观经济。
这就向宏观经济学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
在封闭经济与开放经济之下，经济政策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美国经济学家芒德尔早在60年代就注意到封闭经济和开放经济下财政与货币政策的作用是不同的。
在实行浮动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开放经济中，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大于财政政策。
在实行固定汇率和限制资本流动的封闭经济中，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大于货币政策。
他获得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大贡献之一正是这种开放经济下的政策分析。
根据这种理论，克林顿政府采取了紧缩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结合。
在开放经济下，紧缩性财政政策对国内经济的抑制作用不大，但又可以减少赤字，而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国内经济的刺激作用大，有助于繁荣。
这样，克林顿政府既减少了财政赤字，实现了财政平衡略有节余，又保持了长期繁荣。
可见GNP变为GDP还有更多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
案例3:
幸福不仅来自GDP—GDP与经济福利
60年代美国人普遍关注经济增长，迷信GDP。
1968年美国参议员罗伯特·
肯尼迪在竞选总统时批评了这种风气。
他说，GDP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这种东西。
也许他的话极端了一点，GDP毕竟是我们幸福的基础。
但他的话中有真理，因为GDP决不是幸福的惟一来源，GDP并不等于经济福利。
从物质意义上说，幸福来自我们经济活动中所创造的一切产品与劳务。
但按现行的统计方法，GDP中有许多遗漏。
GDP衡量的是通过市场交易并有价格的东西。
但经济中许多活动属于非市场活动，不统计在GDP之内。
比如自己在家料理家务也是一种能给我们带来幸福的经济活动，但它不通过市场交易，不在GDP之内。
市场交换越不发达，这部分活动的比例越大。
GDP中还不包括地下经济。
地下经济有一些是非法的（如贩毒），还有一些是为了逃避税收或其他管制的隐蔽经济活动，如市场上无许可证的生产者或无营业许可证也不纳税的流动摊饭。
据经济学家估计．即使在美国这样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地下经济也要占到GDP的5%-l5%。
而在意大利这样的国家，地下经济可能占GDP的70%以上。
尽管不同经济学家估算的地下经济大小范围不同，但都承认这种未计入GDP的经济活动在各国都相当大。
如果把GDP用来判断经济周期的阶段，因为GDP与未统计的经济活动之间有一个较为固定的比例，这种失误并不大，但如果用来判断和比较不同国家的生活水平，因为各国的遗漏不同，这种失误关系就大了。
GDP在统计时是根据生产出来的最终产品，但并不是这些产品都与我们的幸福相关。
例如，军火生产是GDP中重要的一部分但许多军火产品与我们的幸福无关。
相反，多生产了军火，使用了本来能生产消费品的资源，还会减少我们的幸福。
两个GDP相同的国家，一个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另一个奉行和平中立。
前一个国家的GDP中军火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后一个国家军火生产很少。
这两个国家人民幸福的程度肯定不同。
法西斯德国和日本的GDP也曾经相当高，但它们的人民有幸福吗？
GDP按市场价格计算，但市场价格与产品质量和数量并没有直接关系。
人们的幸福程度与产品的质量和数量相关，而与价格关系不大。
例如电脑质量在提高，数量在增加，但价格急剧下降。
按价格计算也许电脑的产值没有增加多少，但质量与数量的提高给人们带来的幸福是巨大的。
现代杜会中，许多产品的趋势是质量提高的同时价格下降。
仅仅按价格计算无法反映这种趋势。
环境和闲暇是影响人们经济福利和幸福程度的两大因素，但GDP统计中无法正确反映这些因素。
经济活动会带来环境污染，如果以环境污染为代价发展生产，GDP无疑增加了。
但人们呼吸污浊的空气，喝受污染的水，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这能有幸福吗？
经济活动带来污染，治理污染又增加了GDP。
但这种情况下，人们的福利又增加了多少呢？
闲暇是人幸福的来源，减少闲暇会增加GDP，但人们没有或减少了闲暇，经济福利虽然会减少，我们用闲暇去从事各种精神或没有产值的活动，例如听音乐、运动、与朋友聊天，都不会引起GDP增加，反而要减少GDP。
但这种GDP的减少却是幸福的重要来源。
人们的幸福程度、经济福利的大小还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
无论是GDP也好，人均GDP也好，反映不出收入分配的状况。
我们考察一个社会的幸福状况，不是看一部分人甚至少数人是否幸福，而是看所有的人是否幸福。
衡量经济福利也不是少数人的经济福利，而是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
一个社会如果收入悬殊过大，少数人花天酒地，多数人难以为生，即使这个社会GDP高，人均GDP高，也不能说是一个幸福的社会。
美国经济学家克普格曼认为，社会经济福利取决于生产率、失业率与收入分配平等程度。
GDP可以反映出生产率与失业率，但完全反映不出收入分配状况。
其实收入分配差别太大、社会不安定，即使高收入的少数人也谈不上幸福二字。
正因为GDP不能反映出社会经济福利，美国经济学家托宾和诺德蒙斯提出了经济福利衡量指标，萨缪尔森提出了纯经济福利的概念，企图对GDP进行校正。
他们的基本观点是，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是幸福或经济福利，福利更多地取决于消费而不是生产。
GDP是生产的衡量，而经济福利衡量指标和纯经济福利是要衡量对福利做出贡献的消费。
因此，这两个指标要在GDP之上减去某些不能对福利做出贡献的项目，加上某些对福利作出了贡献而没有计入GDP的项目。
具体来说，减去GDP中没有对福利做出贡献的项目（如超过国防需要的军备生产），减去对福利有负作用的项目（如污染、都市化的影响），加上不通过市场的经济活动的价值（如家务劳动、自给性产品），加上闲暇的价值（用所放弃的生产活动的价值作为机会成本来计算）。
这种思路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进行计算并没有完全解决。
当然，话说回来，GDP并不是不重要。
它毕竟是幸福与经济福利的基础。
这里又用上了一句俗话：
GDP不是万能的，但没有GDP是万万不能的。
第十三章简单国民收入决定理论
假日经济有多大作用？
——消费函数理论
在“五一”、“十一”、春节的长假期间，外出旅游的人增加，商店的顾客也人头攒动。
于是，人们把拉动经济的希望寄托在假日带动消费上，并称之为假日经济。
其实假日经济尽管很火也不过几十亿元而已，更别说假日之后还会冷落。
假日经济这匹小马怎么能拉动经济这部大车呢？
我们只要对消费函数理论有所了解，就能知道把经济振兴的希望寄托于假日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南柯一梦。
经济学家认为，影响消费的因素很多，但最重要的还是收入水平。
人们的消费支出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就是消费函数。
我们还可以用两个概念来说明消费函数。
一个是平均
消费倾向，即消费支出与收入之比。
例如，社会收入为2万亿元，消费支出为1.5万亿元，平均消费倾向就是0.75。
另一个是边际消费倾向，即增加的消费支出与增加的收入之比。
例如，收入增加到3万亿元（增加了1万亿元），消费增加到2万亿元（增加了0.5万亿元），边际消费倾向就是0.5。
消费函数理论最早是凯恩斯所提出的。
他确定了消费支出和收入之间的关系，把收入作为影响消费支出最重要的因素，这是一个贡献。
但凯恩斯主观地推测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即随着收入增加，消费支出也会增加，但增加的消费在增加的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都在减少，却是错误的。
以后的经济学家研究了长期中的消费与收入关系的数据，得出的结论是，并不存在凯恩斯所说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
在长期中，平均消费倾向等于边际消费倾向，而且，是稳定的。
这就是消费函数的稳定性。
经济学家不仅从数据上证明了消费函数的稳定性，而且还从理论上解释了这种现象。
这些解释消费函数稳定性的理论就是宏观经济学中的消费函数理论，各种消费函数理论中最有影响的是生命周期假说和持久收入假说。
美国经济学家莫迪利亚尼的生命周期假说认为，人要从一生的角度来安排自己的消费与储蓄。
人一生的消费取决于一生的收入，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每个人的消费与储蓄不同。
一般而言，在年轻时消费大于收入，有负债；
在中年时收入大于消费，有储蓄；
在老年时消费又大于收入，用储蓄支付。
每个人都按这种方式消费。
在整个社会人口结构稳定时，消费与收入的比例就是稳定的。
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认为，人的消费取决于持久性收入，即长期内的稳定收入。
不确定的暂时性收入变动对消费并没有什么影响。
在长期中，持久收入是稳定的，消费也是稳定的。
这两种理论分析的角度不同，但都证明了消费函数的稳定性。
消费函数理论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假日经济的认识。
既然消费取决于收入而不是有没有时间消费—假日多长，那么，如果收入水平不提高，就很难增加消费了。
或者说，刺激消费的方法是增加收入，而不是放假。
现在我们经济中的消费不足不在于高收入者没时间消费，而在于低收入者没钱去消费。
当城市中失业人口和低收入者居高不下时，放假有什么用呢？
特别应该强调的是，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绝大部分，是我们消费的主力军。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
但由于各种原因，农民收入增加缓慢，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农民实际收入水平下降的情况。
许多人强调启动农村消费市场，但总是启而不动。
其原因就在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不从根本上解决低收入者，尤其是农民的收入增加问题，恐怕刺激消费无从谈起。
对于中高收入者而言，假日经济也起不到刺激消费的作用。
消费函数是稳定的，即人们收入中消费的比例，从整个社会来看是稳定的。
假日经济消费并没有增加总消费或提高边际消费倾向，只是改变了消费的方式和时间而已。
假日出去旅游的人以旅游这种形式的消费支出增加了，很可能要减少其他消费，例如，少买几件时尚服装，少去几次饭店，或推迟购车计划。
商店更多遇到的情况是，节假日人头攒动，销售额猛增，但节假日过后冷冷清清，平均起来并没有什么增加。
假日期间消费增加仅仅是消费方式不同和季节性变化，对整体经济并没有什么影响。
在国外，圣诞节也是消费高峰，有些地方，圣诞节的购物要占一年购物的1/3左右。
但决没有什么圣诞节经济之说，也没有人希望由圣诞节经济去拉动经济。
在宏观经济中，消费函数的稳定性有两点重要的含义。
一是消费函数的稳定性是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
就发达国家的情况而言，消费支出在总需求中占2/3左右。
这就使经济能基本保持稳定，即使发生衰退也有底线，因为无论如何衰退，人们还要保持稳定的消费。
例如，在美国1991-1992年的衰退中，消费支出并没有减少。
这种消费的稳定性使经济衰退不太严重，并能较快地从衰退中复苏。
二是消费函数的稳定性使得刺激消费来带动经济增长较为困难。
在总需求中，波动最大的是投资。
因此，使经济走出衰退或实现繁荣的关键不是刺激消费而是刺激投资。
总把刺激消费，寻找新的消费增长点，作为拉动经济的主力，甚至寄希望于什么莫须有的假期，经济，有点走入了误区。
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不要发展假日经济，更不是反对放长假，只是认为不要扩大假日经济对刺激整个经济的作用，把假日经济神化。
中美消费倾向比较——决定消费倾向的因素
据估算，美国的消费倾向，即消费支出在可支配收入中的比例，约为0.68，而中国的消费倾向是0.48。
有人解释引起这种差别的是消费观念。
美国祟尚享受，今天敢花明天的钱。
中国有节俭的传统，一分钱要掰成两半花。
在经济学家看来，消费观念属于伦理道德的范畴，由经济基础决定。
所以，不能用消费观念去解释这种差别，而要从经济的角度分析不同消费观念的经济原因。
正如消费函数理论所指出的，消费主要取决于收入，但这种收入并不是现期收入，而是一生的收入或持续三年以上的固定持久收入。
决定一生收入或持久收入的是未来收入的预期。
这就是说，人们的收入预期越稳定，消费支出越多。
相反，即使现在收入水平高，但如果未来预期收入不确定性高，那么，人们也不敢增加消费，而要把部分收入储蓄起来，以防患于未然。
美国是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这些年来经济强劲增长，这就使人们对未来收入的增加有信心，相信未来预期收入会随经济增长而增加。
在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经济繁荣，股市价格上升，消费倾向从长期以来一直稳定的0.676上升到0.68就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是个转型中国家，计划经济下的“铁饭碗”打破了。
人们普遍对未来有一种不确定的心态。
一些企业倒闭，部分工人失业，机关等事业单位调整，也会有人暂时失去工作，即使现在收入高的，对未来的收入也没有十分把握。
一切都在变，未来会怎么样，许多人心中没底。
正是这种心态制约了人们的消费支出。
消费信贷已开始实行，但绝大多数消费者不敢问津。
在面对未来的收入不确定时，有多少人敢借钱去买车、旅游或办婚事呢？
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整个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
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覆盖面广而水平较高。
失业有失业津贴，老年人有养老金，看病有医疗保险或政府医疗援助，低于贫困线之下有贫困津贴，多子女单亲家庭有补贴，孩子上大学可以容易地得到奖学金或贷款。
这一切在相当大程度上解除了人们消费的后顾之优，花起钱来当然大方了。
转型中的中国原有计划体系下的社会保障体系不适用了，新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一是覆盖面不够广，二是总体水平低。
社会保障要适合我们的国情，以现有的国力难以迅速扩大和提高。
与社会保障配套的私人保险也不完善。
所有这些都制约了消费支出。
在人们要考虑到未来养老、医疗、孩子上学等问题的情况下，消费倾向低也是正常的，而且难以在短期内提高。
一国的消费倾向低，还与收入分配格局相关。
在总收入与人均收入既定时，收入分配越平等，消费倾向越高。
经济学家早就发现，就个人而言，消费倾向实际与收入是反方向变动的。
高收入者的消费倾向低，而低收入者的消费倾向高。
这样，一个社会收入分配差别越大，消费倾向就越低。
这是因为，高收入者得到了社会的大部分收入，而这些收入又有大部分被他们储蓄起来了，低收入者尽管消费倾向高，但收入太少，这样，整个社会消费倾向就低。
假设一个社会20％的富人占有80％的收入，消费倾向为0.2，其他人占有20％的收入，消费倾向为0.7，这个社会的消费倾向为0.8×
0.2＋0.2×
0.7＝0.16＋0.14＝0.30。
如果另一个社会20％的富人占有20％的收入，消费倾向为0.2，其他人占有80％的收入，消费倾向为0．7，则消费倾向为0.2×
0.2＋0.8×
0.7＝0.6。
经济学家们早已注意到这一问题。
富人消费倾向高于穷人是古典学派的假设。
凯恩斯根据这一点把收入平等化作为增加消费的政策之一。
英国经济学家琼卜·
罗宾逊根据这一假设提出，经济增长以储蓄率提高为条件，而提高储蓄率就要扩大收入分配不平等。
应该说近年来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其不平等程度已超过美国。
更重要的是，无论收入的两极如何悬殊，只要有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社会的消费倾向也是较高的。
这个阶层是重要的消费者。
美国社会有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
中国一方面收入不平等加剧，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
这样，富人消费倾向低，中低收入者占的比率小。
消费倾向自然不会高。
所以说，中国消费倾向低不是有什么节俭的传统，而是穷。
穷而要活下去，只有节俭。
不能开源只有节流。
一个国家有什么传统是经济基础决定的，节俭是中国长期落后贫穷的结果，说不上是什么美德。
生产本来是为了消费。
如果一味节俭，发展生产是为了什么呢？
这些年经济增长不如以前，失业人数（包括农村富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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