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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91年，司马氏皇族内部发生“八王之乱”，长达16年，社会动荡不安，引起异族觊觎，纷纷起事。
公元311年（晋永嘉五年）6月，刘曜攻入晋都洛阳，俘晋怀帝。
公元316年，刘曜又陷长安，俘晋愍帝，西晋灭亡。
公元317年，晋宗室琅玡王司马睿在北方士族的拥戴下即位于建康，为晋元帝，史称东晋，辖有长江中下游，开启了南朝的序幕。
西晋灭亡后，中原大乱，北人纷纷南逃。
《晋书?
王导传》上谓：
“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
”随晋元帝南来的就有千余家。
在南北朝长达273年的对峙局面下，汉语方言呈现南北分途发展的倾向。
据《晋书?
地理志》，西晋末年南下的北方移民大致可分青徐、司豫、秦雍三股。
（谭其骧1934，罗香林1933）一般人民由于缺乏舟车条件，仓皇离家时多选就近避难。
于是，沿海的恒走沿海，内陆的多走内陆。
其中和后来闽方言形成有关的是青徐移民和司豫移民。
这两股移民汇聚到江东地区，构成东晋政权的基本台柱。
其中青徐移民由于交通近便，人数最多；
司豫移民多属“过江名士”，也就是原来住在洛阳地区的上层社会阶级。
（陈寅恪1963）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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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豫移民的大宗走内陆一线，小宗走长江下游。
其后再度南下抵达赣南、闽西而与畲族大量通婚的成为“客家人”。
司豫移民的分布说明了今天通泰方言和客、赣方言之间的共同点——古全浊声母平仄皆读清音送气的演变类型特点在华南地区对吴闽方言呈包围之势。
移居太湖流域的北方仕民以青徐移民为大宗，司豫移民为小宗。
这两支移民汇聚在太湖流域之后，开放了南北方言交融的局面。
东晋政权在“开济政策”下，朝野形成“共重吴声”的风气。
（陈寅恪1935）宰相王导领头学说吴语。
（事例见《世说新语?
排调》刘真见王丞相一段）南方士大夫阶级也从北人习“洛下书生咏”。
从太湖流域再度南下以前，北人早已习染了许多吴语成分。
北人再度南下缘于经济利益冲突。
王仲荦（1980：
329）指出：
“当北方的世家大族不严重损害江东世家大族的经济利益时，江东世家也还能与北来世家大族和平共处，共同维护东晋政权；
假如江东世家大族的经济利益遭到严重损害，他们不但不肯发挥支持东晋新政权的作用，甚至会不惜一切来拆新政权的台。
东晋政权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程度，必须迅速解决。
于是北来的世家大族就转而去开发东土。
……以王、谢为首的北来世家大族率其宗族、乡里、宾客、部曲，纷纷流寓到浙东会稽一带，进而又发展到温、台一带，林、黄、陈、郑四姓则移居福建。
”这一段史实在方言关系上极具关键性，有必要强调移民福建的是再度南迁的北人而不是单纯的吴人。
从汉语方言发展史的一面说，西晋末年北人南下以前，华北汉语方言实有东西之别。
为了便于称说，我们可以把这种地理分野称做中原东部和中原西部。
从以下数例可知中原东部方言远比中原西部保守。
1.庚三的分合。
古阳部所属的庚韵系三等开口字，到了傅毅、班固的时候，即公元60年左右，在邹鲁、扶风、京兆等大部分地区里，都已转入汉时的耕部；
而在汝南、南阳等小部分地区里，当时还没完成这一转变。
（王显1984）用《切韵》韵类来说，中原东部是：
清≠庚＝阳，中原西部是：
清＝庚≠阳。
2.歌支分合。
西汉时期，沿着长江北面一带及山东等地区，歌支两部的音读是不分的。
（虞万里1994）从后世语音流变看起来，这种分合消息表明：
中原东部方言支部元音较低，中原西部（或其它）方言支部元音较高。
3.益石分合。
《颜氏家训?
音辞》批评吕静《韵集》把“为奇益石分作四章”。
其实，益石上古不同部，晋代石为铎部，益为锡部，仍非一部。
（周祖谟1966:
438）吕静是山东任城（今曲阜）人，他分益石为两韵代表中原东部方言的保守色彩。
从吕静到颜之推时隔两三百年，但吕、颜的差异与其说是时代之别，不如说是地理类型之异。
（张光宇1992.a）
4.三四等分合。
陆法言编纂《切韵》曾取五家韵书作为参酌之资。
在那五家韵书当中，吕静分韵最为突出，同摄之内三四等大都分为两韵。
（周祖谟1966:
455）
这四则汉语史文献，庚三的分合年代最为久远，现代汉语方言无分南北，都只有庚三清合流一种类型（北方*iη，南方*iaη）。
其余三则仍可见于华南，正应了唐代诗人张籍在《永嘉行》所说的话：
“北人避胡皆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
”上文说过，移民路线大致是沿海的恒走沿海，内陆的多走内陆。
从语言现象加以印证，信然有据。
吕静《韵集》的两则犹广见于吴闽方言。
例如“益石”在闽方言为元音前后（*iak:
*iok）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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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摄三四等在现代汉语方言当中只见于浙南吴语和闽方言，以山摄三四等“连、莲”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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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条”在吴闽方言通称“油炸（炸）馃”，但写法不一：
油炸鬼 见于《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简明吴方言词典》。
油炸桧 见于《上海市区方言志》。
其实“鬼”系误认，“桧”系附会（《补正俗字编》：
相传谓油炸宋奸秦桧夫妇也）。
正字应作“馃”（《建州八音》注：
餈之对。
）这个食品名称在华北多见于山东，少见于他地。
《潍坊方言志》的“油炸果子”说法见于潍坊、坊子、寒亭、安丘、昌乐、临朐、青州、寿光等地。
（钱曾怡等1992：
86）其中所写“果”子正与“馃”同一音韵地位。
地理分布表明，吴闽方言的“油炸馃”是中原东部移民从北方带下来的说法。
闽方言的第二个层次是司豫移民带来的中原西部方言。
它的最突出的特色表现在古全浊声母不分平仄皆读送气清音。
司豫移民所到之处都留下这项类型特点，通泰方言如此，皖南、客、赣方言也莫不如此。
这是一个相当值得瞩目的现象。
为了界定“什么是闽方言”，中外学者曾经长期测试。
罗杰瑞（Norman1988:
229）总结认为，任何一个汉语方言如果古全浊声母不分平仄兼有送气与不送气两种表现的就可能是闽方言。
以定母为例，假如某个方言“啼、头、糖、沓”四字读送气清音[t'
]，而“蹄、铜、弟、断、袋、豆、脰、毒”八字读不送气清音[t]，那个方言很可能就是闽方言。
于今看来，这两种类型分别是司豫移民和青徐移民带来的。
司豫移民的“送气”类型广见于客、赣、皖南和通泰地区，在华北见于中原官话汾河片。
有待说明的是青徐移民和“不送气”类型的关系。
这一层关系有两个支持。
其一是古全浊声母在辽东半岛文登、荣城一带犹有平仄皆不送气的残迹。
（张卫东1984）其二是西晋末年随司马睿南下的千余家多从辽东半岛的琅玡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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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方言的第三个层次是江东吴语。
这是东晋朝野“共重吴声”风气下，北方移民“南染吴越”的结果。
这一层次色彩鲜明，辨认起来并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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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方言的第四个层次是文读系统。
李唐跃身中国政治舞台不久，国力大振，声威远播，往昔鞭长莫及的地方如今悉归中央节制。
四海承平，百姓安居乐业，于是文教大兴。
唐都长安成为东西汉字文化圈的“震央”，地位可比回教世界的麦加。
日本汉音传自长安，闽南文读的终极来源也是长安。
汉音与闽南文读的近似表明它们同出一源。
文读在福建地区的发展过程大约可以概括为：
唐代播种、扎根，宋元开花结果，明末以前已广被民间。
《新唐书?
常衮传》：
“始闽人未知学，衮至为设乡校，课为文章，亲加讲导。
……由是俗一变，贡士与内州等。
”
陈衍《补订〈闽诗录〉叙》：
“文教之开兴，吾闽最晚。
至唐始有诗人；
至唐末五代，中土诗人时有流寓入闽者，诗教乃渐昌；
至宋而日益盛。
唐宋科举以诗赋取士，诗教发达与文教发达互为表里。
诗赋讲求押韵合律，不能无所准绳。
这个准绳不是别的正是唐都长安—洛阳的读书音。
这个读书音以厦门韵母系统为例，呈现如下的特点：
（只举开口，促声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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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读的推广主要仰赖学堂，戏曲界也有推波助澜之功。
例如闽南梨园戏师传严谨，道白考究，每个字的读音和咬字都有一定的规范。
道白分文读和白读，文读一般用在身份和文化修养较高的人物，如读书人、官宦、闺门小姐等，白读用在身份较低下的人物或丑角或性格风趣的人。
（李丽敏1992）作为宋元南戏遗响的梨园剧团有如纪律严明的文化军，随着公开演出的需求经常转移阵地，把文读夹在白读中传送给庶民大众；
舞台形同讲台，观众好比学生，使文读的散播日益波澜壮阔。
唐初陈政、陈元光父子，唐末王潮、王审知兄弟对闽方言文读的推广似乎也有功劳。
陈氏父子在公元669年领135将校，八千多士兵到漳、潮一带镇压畲族的叛乱。
事平之后，悉数定居屯守。
王氏兄弟领军数万入闽，审知且受梁封为闽王，治闽五十年（893—945）。
这前后两次入闽的军队肯定会对闽方言产生冲击，对文读的推广也大有帮助。
陈氏父子和王氏兄弟都出自河南光州固始，其士兵也多来自河南。
从后世西南官话的情况看来，军队往往是语言的传播体。
不过，我们今天已难以衡量这前后两支军队对闽方言文读推广的力量达到什么地步。
我以为在学堂里师徒相传，透过梨园戏普及民间是文读广被的主要方式。
陈氏父子守漳最大的影响是把九龙江以西以南变成漳州话的分布地。
王氏兄弟的最大影响是把洛阳等河南方言植入福州。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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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这类字的读法是白读而非文读，多见于闽江以北而少见于闽南。
足见文读的传习另有其它途径。
明郑以来，台湾与闽南故土隔绝了三四百年，可是两地文白异读系统如出一辙，差异微乎其微。
这个事实说明，闽南文读系统在明末以前早已广被民间。
总起来说，闽方言层次的时代背景包括西晋、南朝和唐宋三个阶段，地域来源包括中原东部、中原西部、江东吴语区和长安文读系统：
时代 地域来源 性质
西晋 中原西部，中原东部 白读
南朝 江东 白读
唐宋 长安 文读
宋代以来，闽语已经相当定型化，只有边陲和飞地可以见到若干发展变化，核心地带的闽语没有什么大的变动。
二、前人学说述评
经由层次分析，闽方言形成的时代在公元四世纪至公元七、八世纪，地域来源涵盖大江南北。
这个移民史和汉语史文献共同映照的看法与前人大异其趣。
下面分层次、时代和地域三个方面对前人的学说略作述评。
把层次观念引进闽方言研究是罗杰瑞（1979）的重要贡献。
由于这个观念，人们开始认识到文白两分法的粗疏。
罗杰瑞的三层次说以下列四个单字音的分析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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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Ⅰ层来自汉代，Ⅱ层来自南朝，Ⅲ层来自晚唐。
这种分析比起传统的文白两分显然精密许多，不过仍有其局限。
我们以音类为分析基础，很快就可得出四个层次。
例如匣母就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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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考古类型学中的一个层位是一个横切面一样，我认为闽方言的一个层次是一个面的现象，谈到面不能不顾及“共存关系”或类型特点。
这就是上文采取音类分合为层次辨析的原因。
从“共存关系”上看，上列匣母和青韵的形式可以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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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罗杰瑞以单字音为基础所作的分析得出三个时代层次，我的分析以音类为基础兼顾共存关系得出三个时代阶段，四个地理类型背景。
白保罗（Benedict1982）认为原始闽语在原始汉语之后即与其它汉语方言的共同祖语（即一般所称“上古汉语”）分途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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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说法源自高本汉。
高本汉（Karlgren1954:
216）认为：
“现代汉语方言（除了闽语之外）都从《切韵》语言演化而来。
”如所周知，高本汉是站在《切韵》重建的立场上说的，他赖以重建的33种方言材料北方偏多而南方偏少也难免左右他的视线。
高本汉的说法无非表明，就逻辑过程而言，闽语在相对年代上比起其它方言保守。
问题就在保守的内容是什么？
下列两点是无法回避的：
1.保守《切韵》同摄三四等的区别。
这种区别除了闽语和浙南吴语之外不见于其它任何方言。
2.保守昔韵上古汉语锡、铎两部的对立。
这种对立在闽语是元音前后（*iak:
*iok）的对立，在吴语和长江中下游沿岸的方言是高低（*ik:
*iak）的对立。
这两个事实不免迫使白保罗的理论发生基础性的动摇。
白保罗关于原始闽语源自原始汉语的说法大约是从心母h-声等现象得到启发。
例如闽南方言：
“岁”字读hue。
董同和（1960：
989）指出：
“古s-照例不变闽南的h-。
不过由岁字的谐声关系来看，他在上古必然和k-，k'
-，x-系字有关系。
那么闽南的读法当不是直接从《切韵》来的。
“董同和的推论合情合理，白保罗据以说明闽语来自原始汉语也顺理成章，因此他在《汉藏语概论》把“岁”字拟作*s-hwiy。
但是，应该指出，历史语言学的重建在于探讨语言发展的逻辑过程，重建内容只有相对年代的意义。
论及方言形成问题着重历史过程，必须结合移民史和汉语史相互参证。
白保罗未能见到闽语和中古汉语、上古汉语的关系，因而使他的闽语脱胎于原始汉语的说法带有很大的片面性。
其盲点就在把闽方言的“根源”视为“形成”。
从历史过程看，白保罗的学说简直是个空中楼阁。
大约出于同一思考模式，梅祖麟和罗杰瑞（1971）在“试论几个闽北方言中的来母s-声字”也采用重建的方式，把来母s-声的来源定为上古时期的*Cl-型复辅音，结论指出：
“早期的闽语该有相当多的复辅音，由此可见闽语与其它汉语方言分支之早。
”其实，闽北来母s-声与闽南次浊声母读h-都是“气流换道”演变的结果。
前者是气流由舌边到舌央的变化，后者是气流由鼻腔到口腔的变化。
（张光宇1989b）现象既可从中古声母出发得到解释，就没有必要另起炉灶从上古复声母寻求解释之道。
上古复声母的前提既不存在，他们的结论也自然顿失依傍。
梅祖麟和罗杰瑞（1971）虽有“分支早”的笼统说法，但没有时代节点的提议。
到了1979年罗杰瑞提出时代层次说的时候，他推论闽语最早的一个层次来自汉代。
随后，丁邦新（1983）进一步把分支节点定在两汉之交。
两汉之交说以支韵B类（上古歌部）字为论说基础。
例如厦门、潮州等闽南方言“骑、jì
徛、寄、蚁”都念-ia韵，与李方桂先生所拟歌部形式*jar相当近似。
这一类字在西汉时期仍留在歌部，东汉以后才转入支部（*jei）。
（罗常培、周祖谟1958）东汉以后，这类字不再与歌部有何瓜葛，元音也节节升高。
丁邦新据此认为闽南支韵B类的-ia是从两汉之交的汉语主流分支出来的。
同类现象也见于吴方言，例如“蚁”字在下列浙江方言多半带低元音。
（傅国通等，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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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地方多在浙江南部，大体与三四等有区别的方言重迭。
从移民史路线图看起来，这样的地理分布绝非偶然，正是青徐移民过江之后再度南迁所留下来的痕迹，其时代应在东晋以后。
闽方言的地域背景在层次学说提出以前鲜有学者论及。
随着“时代层次”观念的进展，人们逐渐意识到，层次似乎不只跟时代挂钩，也有地域来源的问题。
融入地域的考虑之后，关于时代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
罗杰瑞对闽语地域来源的问题前后提过两种看法，较早的是吴闽方言关系说，最近的是古南方话说。
前说反应热烈，后说未见回响，一并检讨如下。
吴闽方言关系说是罗杰瑞（1983）在查考十四个闽语古方言字之后提出来的。
他的例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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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振鹤、游汝杰（1986）认为：
“闽语的主要渊源应该是东汉三国时期的吴语，因为福建的汉人主要是这一时期开始从江浙一带迁入的。
他们带来的这一时期的吴语与当地闽越族语言经过交融后，逐渐形成与今日吴语大不相同的闽语。
”（页15）又说：
“吴语历史虽然最为久远，但在表现形态上却不算最古老。
因为三千年来它一直受到不断南下的北方话的强烈影响。
比较原始的吴语特征反而保留在闽语里头。
”（页38）
2.丁邦新（1988）的说法是：
“现在吴语的底层具有闽语的成分，可能南北朝时的吴语就是现在闽语的前身，而当时的北语则是现在吴语的祖先。
这两家说法把罗杰瑞的“切韵以前”改为“东汉三国”、“南北朝”。
为了解释日后吴闽方言的差异，两家又各有推论。
依周、游两人的说法，吴闽本一家，古吴语和闽越语交融之后成为闽语，古吴语受后起北方话影响的是吴语。
以公式表之，就是：
闽语＝古吴语+闽越语
吴语＝古吴语+北方话
丁邦新的看法有类“掏空移植式”，南北朝的吴语连根拔起移植到福建成为闽语，北方话乘虚而入江东再生而为今日吴语。
周、游两人的说法贴近真相，丁邦新的说法乖离事实。
这两家推阐吴闽关系的学说共同忽略了北人再度南迁的史实：
闽语中的吴语成分是中原移民“路过”江东时期夹带南下的结果。
当后人循其视线继续推演前行的时候，罗杰瑞本人已转移焦点发现了闽客方言的密切关系。
这一发现促使他放弃闽语源自吴语的说法，改提“古南方话”（OldSouthernChinese）的假设，以便于笼罩更广的现象。
古南方话的假设大意是说：
闽客方言关系特别密切，这个事实只有假设它们早期有一个共同的渊源才能够解释。
已知闽方言含有许多早于《切韵》的成分，可见这个共同渊源必定在公元前二三世纪已被带到南方。
至于一般所说的客赣方言关系实际上是相当肤浅的。
（Norman1988：
222）罗杰瑞所说的古南方话范围包括今天的闽、粤、客和一部分吴语。
这些方言呈现如下共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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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罗杰瑞的说法，这些共同现象是公元前二三世纪由北方带到南方来的，闽、粤、客方言的来源就是从这个共同的南方话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
罗杰瑞试图以秦始皇发配五十万大军屯守岭南作为古南方话假设的历史背景。
这个背景与“冶”的郡望问题同样扑朔迷离。
（劳干1935，蒋炳钊1981）如果秦军的语言和闽方言有任何关系，至多表示在“根源”上有某种联系，闽方言的“形成”首先必须分清层次，找寻各层次的时代和地域来源。
如此说来，古南方话的假设只不过是寻根工作的一部分，对闽方言的最终形成并无解释。
为了联系闽客方言，罗杰瑞把客赣方言的关系拉远，实为得不偿失。
上文说过，客、赣方言和江苏通泰方言、皖南方言共有的类型特点是司豫移民留下的足迹。
闽方言的一部分先民来自司豫，就因此故闽客方言才有难以切割的联系。
罗常培（1950）很早就从客家迁徙踪迹提出客赣方言“同系异派”的说法。
罗杰瑞（Norman1988:
222）不否认族谱数据显示客家人源自四世纪的北方，但又认为这与客家话的起源是两码事。
如此一来，罗杰瑞不免陷入两难，语言类型不足为据，移民史文献也不足为据。
其实，只有首先把客赣方言关系建立起来，闽客方言的关系才能加以厘清。
罗杰瑞既以古全浊声母的两种演变类型并存作为闽语的定义，其中清音送气类型正是客赣共有的特点而不仅仅是客家话的特点。
客赣关系无从否认，古南方话的假设不免基础动摇。
罗杰瑞从吴闽关系说转而倡议古南方话说，地理背景变得更加模糊，时代背景却反而更加明确。
其实，新说不如旧说。
因为，吴闽方言关系说至少解释了闽语中的一个层次，古南方话说对闽、客、粤、吴方言的歧异全然没有解释能力。
华南原为百越栖息之地，北方汉人南下不免要与南方土著产生互动关系：
少数民族逐渐汉化而北来汉人习染吴越。
从这个观点上说，“古南方话”假设不如留给少数民族语言底层。
桥本万太郎、余霭芹的“侗台语”底层说和罗杰瑞、梅祖麟的“南亚语”底层说都试图为南方习见而北方罕见的“汉语”成分（例如闽方言常用词“骹”和“囝”）找寻其非汉语的根源。
不消说，这种尝试足以深化汉语南方方言形成与发展的认识。
问题就在：
北方汉人不南下，南方汉语方言如何成立？
底层现象又从何说起？
总而言之，闽方言是一个层次复杂的综合体，探讨闽方言形成首先必须从事层次的考古类型分析。
层次是时代、地域和类型三位一体的“面”的现象，一个面上布满共存关系的网络。
关于时代问题，前人多从逻辑过程立论，仰赖历史比较语言学的重建方法；
我认为应从历史过程立论，结合汉语史和移民史文献。
用考古类型学的话来说，逻辑过程专注器物的制作年代，历史过程除了制作年代之外还同时照顾器物的传承和弃置年代。
方言形成应从器物弃置年代算起。
北方移民经过江东到达福建才逐渐形成与北方故地不同的方言。
至于地域背景的探讨，也因为缺乏古代方言地理类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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