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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80年代一度降至10％左右。
沿江两岸有的只剩5％至7％。
上游几条主要支流流域森林覆盖率大多不到3％，其中19个县市不到1％。
植被破坏，造成水土流失，河床抬高。
1853年至1949年间，湖北省洪水发生频率每5年一次。
但从1983年至1998年平均1.6年一次。
《工商时报•长江环境容量吃紧》一文报道，过量砍伐已使这里的植被处于逆向演替状态：
森林－灌丛－草丛－草坡－裸岩。
曾经遍布两岸的茂密的古森林，所剩无几。
50年代初期，地处鄂西的恩施自治州森林覆盖率尚在70%以上，而
据有关媒体报道，2003年也许是长江枯水问题最突出的一年，枯水警报从上游启始一路沿及中下游，从年前响至岁末。
2002年岁末开始，长江和嘉陵江已数次出现罕见枯水现象。
2003年1月31日起，长江上游持续进入零水位（零水位即零度水位对应的上海吴淞海拔高度）以下。
2月18日，长江干流宜昌站为有水文记录以来最低值、历史第四位。
截至4月3日，四川先后有68个县（市）遭遇春旱，旱期长达30—33天。
严重春旱使小麦减产，省内部分区县人畜饮水已极为困难。
相邻的贵州省，24个县（市、区）有480.7万人受灾，成灾人口273.2万人，干旱造成饮水困难人口47.1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6.23万公顷。
5月份，长江全流域26个城市严重缺水，居于长江边的重庆90万人遭遇饮水难，农作物受旱面积达万亩。
9月汛期结束后，江西各地维持干旱少雨天气。
11月开始，江西部分河流出现50年来历史最低水位，鄱阳湖也提前一个多月进入枯水期低水位，且水位之低为历史同期罕见。
11月受三峡库区蓄水和天气影响，长江提前半个多月进入枯水期。
不断提前的枯水期，对于生活在长江两岸的人民和沿江产业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长江枯水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包括：
（一）作为“黄金水道”的长江，水运断航，企业经济损失惨重。
2003年上半年度，重庆市航运因枯水受影响，经济损失已高达上千万。
航道阻塞的另一个问题是，航道污染，带来严重的水污染；
（二）渔业资源受到严重破坏，地方渔业渔场面积缩小，由此导致渔业生产秩序混乱甚至引发械斗。
11月底枯水期提前后，江西出现的极端事件就是一个例子。
为牟取暴利，一些不法分子在鄱阳湖、赣江等一些湖泊河流霸占渔业水域，使用电、毒、炸以及定置网等有害渔法渔具进行掠夺性捕捞，并引发了一些械斗事件。
（三）另一个民生问题是电力的严重不足。
2003年持续枯水，地处上游的重庆自身发电和向外购电均出现困难。
而作为下游经济发达区的长三角地区，至SARS后，气温一路飙升，进入盛夏，用电量几乎每天都创一个历史新高，华东电网频频告急。
8、9月份为确保居民用电，长三角的江、浙、沪三省不得不启动紧急措施——企业拉闸限电。
是什么原因造成枯水？
天灾人祸！
专家分析认为原因有二，一是降雨量偏少。
2003年1月以来，长江流域降雨分布为南多北少，即长江干流以南地区降雨偏多，干流以北降雨偏少，直接导致各支流来水减少。
二是水电站控制下泄流量，葛洲坝水电站出于发电需要，对大坝下泄流量进行了控制。
除上述原因外，枯水现象也与近几年国家对长江上游水土保持等进行综合治理、上游的森林植被涵养水源的能力增强、对雨水形成一定程度的截流有关。
然而，“天灾”并不能掩盖“人祸”，旱情如此严峻，单从降雨量减少解释不通。
专家认为，长江枯水还有以下人为原因：
上游层层修水库，截水自用；
中游缺水就打井，抽取地下水；
到了下游，径流和地下水都没了。
很多水利工程对当地来说是水利工程，对外地来说可能是水害工程。
水资源利用上的不合理也是造成缺水局面的重要原因。
专家分析称，长江水枯现象一定程度上与重庆城市工业及生活用水抽取过多有关。
而农业灌溉依然沿用传统方式，耗水惊人。
以全国农业用水为例，目前利用率在40%左右，而发达国家农业用水利用率可达70%至80%。
据专家推算，我国农业用水利用率提高10%，就意味着每年可节水约400亿立方米，相当于南水北调东线、中线调水的总和。
上至政府官员下至平民百姓“忧患意识”的缺位是用水危机最大的敌人。
一方面守着大江喊渴，一方面却在白白地浪费水资源，类似的情况在干旱地区普遍存在。
一些政府官员在接受采访时只是一再强调确保如何开源，如何城市用水以确保生活用水，关于如何节流、如何应对未来的危机，难见只言片语，节水意识、技术和制度的严重缺位显露无遗。
l水质恶化，危及城市饮用水
据统计，现在长江流域工业废水和城市污水的年排放量已达250多亿吨，同时由地表径流、船舶、生活垃圾、工业固体废物引起的污染问题也十分严重，在多数城市及主要城镇江段存在不同程度的岸边水质污染带问题。
长江水质的恶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可以从很多报道中看到这样的情况表述，然而真正值得我们需要沉思的是在这报道、公报的背后，造成水质恶化的终极原因。
只有找到问题的源头才能解决问题，否则，长江的治理将永远只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救火队员”式的解决方式。
为什么长江水质会急剧恶化？
2002年首次发布的《长江水资源质量公报》显示：
长江流域废污水排放量逐年增加，河流水质呈下滑趋势，大量湖泊富营养化，是长江水质恶化的主要原因。
但是公报找到的这些原因还只是一个间接原因，直接的原因：
一是我们城市产业带的布局不合理，二是我们城市产业的规划与决策模式不科学。
企业的发展，降低成本是一个最重要的指标，而水运成本是陆运成本的1/7，因此作为生产型的企业，最好的布局选择就是，逐水而居，而长江正是一条黄金水道，又是一个天然的排污口，因此从长江上游至下游，沿江一字排开大量工矿企业：
上游的小型炼焦、炼矿企业，下游的大型钢铁业、造船、拆船业等重污染企业。
即使贵为长三角的经济发达地区，持这种观点的政府官员与企业家也比比皆是。
踏勘一下长三角的沿江产业布局，“向长江要GDP”的情况触目惊心。
垫平珍贵的滩涂湿地，任意圈划开发区，布局低级产业的情况俯拾皆是。
与之相比，发达国家的沿江产业布局多是以绿色产业为主的服务型第三产业及高新技术产业。
由此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长江产业布局的现状——是不计后果的低层次高成本的发展，在为共和国的GDP提升作出重大贡献的长江经济带的背后，是我们付出的无法估量的沉重代价——不可再生与还原的母亲河的重创，其结果是我们在新华网上看到的如下沉重现实：
－－干流近岸水域污染未能得到有效遏制，威胁城市用水安全。
长江水资源保护局的调查显示，长江干流岸边污染带已接近600公里，500多个主要城市取水口均已不同程度地受到岸边污染带的影响。
长江干流沿岸城市污水排放量约占全流域排放总量的50％左右，其中攀枝花、重庆、武汉、南京、上海等五大城市排污量又占干流城市排放量的70％以上。
－－支流污染严重。
一些中小支流及湖泊污染严重是因一些工矿企业不加控制排污引起的。
据统计，长江干流自攀枝花以下有400多个排污口，基本上都设于岸边。
－－湖泊富营养化仍在发展。
长江流域内的10个重点湖泊中，1999年有6个湖泊水质劣于五类。
“九五”国家重点治理的滇池、巢湖、太湖水质至今无明显好转，2001年监测结果表明仍为五类或超五类。
目前，由于长江水体的含磷量偏高，继汉江出现“水华”现象后，上游的乌江也出现了“水华”迹象。
而对于长江下游的城市，水质的恶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河口盐水入侵。
特别是枯水期，黄浦江吴淞口水体含氯度超过公共给水水质标准。
盐水入侵的上界可达常熟望虞。
专家指出南水北调工程扩建和沿江省市引长江水量增加，将使盐水入侵更为严重，会直接影响上海市的水源。
当我们冷静下来，俯视现状时，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我们引以为傲的经济增长其实仍处于一个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外延粗放型增长。
l物种受到威胁，珍稀水生物日益灭绝
由于环境污染和生存环境日益恶化，长江中的珍稀水生动物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
世界著名的白鳍豚现在已不足100只。
按此消亡速度，其在自然界灭绝已难以避免；
此外还有江豚、中华鲟、鲥鱼、刀鱼等也有可能在未来数十年内灭绝。
l固体废物污染严重，污染水湖，威胁水闸与电厂
长期以来，许多沿江城镇的生活垃圾和工业固体废弃物沿岸随意堆放，三峡库区及其上游地区情况更为严重。
目前三峡库区生活垃圾堆存总量达380万吨，工业固体废物堆存量已超过3000万吨。
每到汛期，大量垃圾和固体废物随暴雨、洪水沿江而下,形成“白色污染”。
其中难降解的漂浮物在葛洲坝前被拦阻，白茫茫一片覆盖整个江面，对葛洲坝船闸和电厂的运行形成严重威胁。
如不治理，今后会影响三峡工程的运行安全，也将破坏三峡水库的景观与形象。
l湿地面积日益缩减，水的天然自洁功能日益丧失
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功能的不断拓展，投资量的不断加大，促使土地商业化的速度日益加大，城市包围农村的“圈地”运动，一浪更比一浪高，低价甚至零转让的土地征用开发，最终的结果是土地日益变成稀缺资源。
在土地不足的情况下，大量开发滩涂，填海造地，而被称作地球“绿肺”的湿地则更是被视作可有可无的区域。
由此中国的湿地面积日益缩减。
与此同时，联合国鉴于湿地对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及对保护地球环境资源的重要性于1971年制定了《湿地公约》。
为什么湿地保护如此受联合国的重视？
因为湿地具有对水源与生态环境独特的保护作用。
科学研究发现湿地的功能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滞留营养物：
科学观察发现沼泽能有效地排除水流中的营养物，净化水源。
美国佛罗里达洲的人们发现，废水在进入地下之前流经一片柏树沼泽地后，几乎98%的氮和97%的磷被净化排除。
这个过程如此有效，以致于在世界许多地方人们建立人工湿地来净化水源。
这些自然系统在建造、操作和维护方面常规的人工系统更为便宜。
（二）防止盐水的侵入：
对于地下水来说，沿海淡水湿地保持了淡水楔的存在，淡水楔存在，可以使深层咸水不向地表上移，而影响生态群落和当地居民的饮水和农业灌溉水的供应，并能防止土壤的盐碱化。
对地表水来说，某些情况下，河流、渠道和沿岸植被特别是湿地，有助于防止潮水流人河流，限制海水的回灌。
（三）防止自然力的破坏：
表现为保护海岸线及控制侵蚀，防风，排除有毒物。
（四）流量调节：
在美国，当研究表明如果40%的湿地被排干，每年洪水造成的损失将至少增加300万元时，就停止了麻省查尔斯河湿地的排水工程。
（五）滞留沉积物：
某些湿地特别是沼泽地和泛洪平原的自然属性（如植被、大小、水深等）有助于减缓水流的速度，有利于沉积物的沉降和排除。
这种沉降和有毒物质及养分的排除密切相关，因为这些物质常常附着在沉积物颗粒上。
长江流域的湿地现状是——不断萎缩，长江源头与江尾的上海是最明显的例子，我们获得的资料显示：
位于青海省长江源头的巨大冰川在近几十年里正在加速消退，数千个高山湖泊已经干涸，湖泊缩小、内流化和盐碱化甚至干涸的现象已经十分突出。
曾被誉为高原“千湖之县”的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境内分布着4077个大小湖泊。
但在过去短短20多年的时间里，一半以上的湖泊已干枯消失。
区域内宝贵的湿地资源由此呈加快萎缩之势。
受此影响，区域内特有的高寒生物物种分布范围正在加速缩小，不少物种目前已陷入濒危境地。
作为江之尾的上海，滩涂已基本消失。
上海自然博物馆2000年完成的《上海地域自然生态环境的建设和维护》调查报告显示：
上海的湿地属于滨海湿地，包括沿江沿海滩涂湿地、长江口沙洲岛屿湿地、淀山湖低洼河流湿地和人工湿地4种类型。
据调查，目前上海现有自然湿地面积约23万公顷，占上海地区总面积的25%以上，约为全国自然湿地面积平均比率（2.6%）的10倍。
但是上述湿地因陆续被纳入商业开发范围而不断被蚕蚀，城区最后一块湿地——江湾湿地面积的不断萎缩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遭受破坏的湿地最先反应出来的是湿地生物种群的锐减和消亡。
地处候鸟亚太迁徙路线上的崇明东滩，原来每年春秋季节途经此地的鹬类有56种，上百万只，还有个体数达到3000多的国内最大的小天鹅种群。
但专家们调查发现，东滩被围垦后，已基本上看不到成群的小天鹅；
长江口和近海水域中，曾生活着多种水栖和半水栖的哺乳动物，如江豚、白鳍豚、水獭等，其中江豚为优势种，现上述水生动物已基本绝迹。
保护湿地，刻不容缓！
人类的文明史是在不断的反思、忏悔、纠正中得以前进，共和国的发展史更是在蹒跚中前行。
错误不可怕，可怕的是在反思与总结的基础上，重蹈覆辙，没有比集体无意识的重复过去的覆辙更可怕的事，没有比借发展的名义行破坏性开发之实更可怕的事。
普遍的麻木不仁和急功近利更是某些城市和地区破坏生态环境的最致命的原因。
纵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长江面临的环境状况非常严峻，我们正在一步步地失去自己的家园，同时却盲目地陶醉在GDP粗糙地增长。
一个曾经如此智慧的民族，却狂热地以只争朝夕的速度争取了今天的生存与幸福而抛弃了明天的朝阳。
照此下去，总有一天我们将背着永久的骂名被牢牢地钉在人类文明的耻辱柱上。
照此下去，我们必将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和报复。
长江在呼喊：
救救母亲河！
我们不能再犯错否则必受大自然报复
古印度有句格言：
“空气，水和土地不是父辈给我们的礼物，而是我们向子孙的借款。
”然而我们的现状是经济高速发展，单纯追求GDP的增长，使我们忘记了这笔借款。
根据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课题组专家的计算，GDP在中国的高速增长是用生态赤字换取的，“扣除这部分损失，纯GDP只剩下78%，而日本在人均GDP1000多美元时，扣除生态损失后的纯GDP为86%”。
据估计，中国每年因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而造成的经济损失至少为4000亿元。
假如按要素生产率计算，GDP在中国的增加额中，靠增加投入取得的增长占3/4，靠提高效益取得的增长只占1/4，而发达国家增加额中50%以上是靠效益提高。
仅此说明我们的经济长期处于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地外延粗放型增长方式。
2003年末美国兰德公司发表的《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因素》中提出了包括水资源和污染在内的8个方面的制约因素，其余为：
失业、贫困和社会不稳定，腐败的经济影响，艾滋病和其它流行性疾病，能源消费和价格，不完善的金融体系和国有企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可能缩减，台湾问题和其它的政治冲突。
对照童年与成年生活，我们这一代人确实感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力主改革开放的第二、第三代领导人的指引下，我们的人民用勤劳的双手与智慧创造了几代中国人日夜梦想的共和国的崛起与强大。
然而我们在财富积累同时，也可能以一代人的富裕断送了几代人的生存与发展，这是我们应该直面的严峻课题。
拯救我们的生态环境，保持可持续发展，必须依靠国家和民众的共同努力。
对于政府来说，重点在科学的决策、法律法规的健全及对未来发展的规划与问题的预估，诸如城市功能的规划，产业带的规划，在重点工程立项时对可能带来的生态环境与国计民生影响的预估等。
而其中决策是最重要的前提。
一个决策所采用的模式与专家的组成方式，研究的深度与时间长度都将深深的影响数代人的生存。
兰德的决策方式与专家组的组成方式是一个可资借鉴的模式。
对于百姓而言，重点在于环保忧患意识的树立，我们的社会仍需要大力宣传与唤醒人民的环保意识，并付之以行动，渗透于日常生活的细节中。
对于企业而言，更重要的是规范企业的生产行为，加大执法力度，彻底摒弃地方保护主义。
世界著名学者、联合国环境奖得主、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创办人莱斯特•布朗在其《B模式：
拯救地球延续文明》一书中提出了可供我们思考与借鉴的模式。
书中指出中国、美国、印度三大谷物产国，都面临着水位下降，地下水资源日益枯竭；
土壤侵蚀和气温上升三大生态环境问题。
针对三大问题，莱氏的对策模式是：
一是提高水的生产率，二是稳定人口增长，三是限制碳排放量。
在吸取了国外可持续发展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后，我国城乡建设与生态环境研究组的专家们针对长江问题，提出了一些可持续发展的建议，其中包括：
1、重视城市功能的正确定位与城市间合理分工合作，避免各城市出现经济
同构化现象，致力于产业结构优化及城市综合实力的加强；
2、建立高效运输网，完善基础设施。
疏浚河道，清除污泥；
3、保持长江流域合理的人口容量，集约利用土地；
4、采取果断措施治理环境污染，严格控制污水排放总量、排放标准，推广
节水增产技术减少水体污染，控制沿江引水量，特别是枯水期，从战略高度分区建立I、II类水质源地；
5、加强环境保护投入，建立环境保护经济补偿及造血机制，完善环境保护
立法，提高全民环境保护意识，把环境保护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重要内容。
到2050年，中国人口将要增加到16亿，更多的人口和更高的生活水平，建立在更多的资源消耗上，长江怆怆履霜，将面临着更沉重的负担。
如果我们现在还麻木不仁，一味向长江索取GDP，我们必将受到大自然的报复。
鉴于长江的严峻形势，在经历了粗犷型经济运行方式，积累了一定的国力后，现在是到了“修复失地”向子孙还债的时候了。
中华民族不能失去长江，我们需要的已经不是简单的呼吁而是有效的行动，对此我提出如下建议：
一、改革以GDP为基础指标的传统的经济核算体系和指标体系来评估发展，将自然资源与环境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建立旨在确保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环境与经济一体化核算体系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方法；
二、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为保护长江立法，设立保护长江的专项法规；
三、建议国务院成立保护长江协调委员会，由总理或副总理牵头，相关部委、省市政府一起参加，协同作战保护长江；
四、建议中央和相关省市政府，支持由中国发展研究院倡导策划的旨在唤起中华民族环保意识并能产生重大影响的“保护长江万里行”活动；
五、建议科学、合理地规划长江沿江产业带及产业布局，对沿江两岸的污染应作专项治理，不仅要限制可能导致污染的新项目上马，而且要对历史遗留的污染源作一个清理整顿，沿江开发不能重复以生态资源的永久破坏来换取GDP的一时增长，沿江开发一定要开发与环保并重，不能因工业化毁掉长江；
六、建议准许由民间组织发起成立保护长江基金会，接受国内外捐助，以对长江进行专项治理与进行环保宣传；
七、建议将长江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作为沿江城市政府官员政绩考核的一项内容。
随着党的十六大召开，我们欣慰地看到新一代领导对生态资源严峻性的清醒认识。
从“先富论”到“共同富裕论”的第二代发展战略中，我们欣喜的听到“树立以人为本的政府管理思想，坚持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观”，温家宝总理明确提出了四个协调的观点：
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
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
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人与自然协调发展。
我相信在以人为本的政策指引下，众多有识之士将紧密携手一起行动，以唤醒全民族的环保意识，筑起一条保护长江的钢铁长城。
总有一天，我们会看到天蓝、水清、树绿，鱼在江中游，鸟在水上飞，长江之水世世代代奔流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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