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转型与发展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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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哲学范式转换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10YJC720063）；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人性化的时代意蕴”（2010221071）；

福建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资本逻辑批判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研究”（2011B219）。

［作者简介］车德志（1978-），男，黑龙江拜泉人，哈尔滨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哲学硕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

张艳涛（1977-），男，黑龙江庆安人，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从事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和能力理论研究。

如何从哲学高度来反思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

值得深入研究。

如今，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已成为当代中国主导性发展趋向，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也许是相互交织的历史转型、社会转型与经济转型，这三大转型使得我国由“以常规发展”为主导转向“以跨越式发展”为主导，由“以权力促发展”转向“以能力促发展”，由“以增长促发展”转向“以转型促发展”，这三大转型的顺利实现将会决定中国的发展前途和未来命运。

一、历史转型：

从“民族历史”转向“世界历史”

在用哲学研究中国问题时必须准确把握当代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只有如此，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的历史转型。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处在一个怎样的历史方位上，会向哪个方向发展，历史命运和前途会是怎样的？

关于当代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我们的基本判断是：

经过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社会表层到社会结构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

然而，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

从社会性质看，中国是社会主义；

从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看，中国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从社会状态看，中国依然走在现代化的征途上。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认知历史的视角长期囿于“民族历史”视阈，而对“世界历史”则缺乏深入了解。

直至欧洲的科学革命、工业革命以及政治革命在全球传播开来，现代文明的发展才具有了一种世界性与普世性，文化的发展也成为了世界文化，从此，“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

”[1]（P114）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人类的活动范围日益扩大，各民族的交往逐渐增多，人类历史逐渐由“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

所谓“世界历史”，并不是各个民族历史的简单相加，而是各民族之间相互作用的“合力”的系统值。

世界历史是各个民族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总和，它使得各个民族和国家都必须在联系中求得生存和发展的契机，任何“闭门造车”式的独立发展都已经成为不可能。

融入“世界历史”，参与全球化，是时代的潮流。

进入“世界历史”，社会发展的深层结构——即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形态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变成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

在世界历史形成以前，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一般都是在民族的狭隘的地域内“单独进行”的，每一种生产方式的形成在各个民族那里都必须从头开始。

在相对孤立封闭的“民族历史”阶段，由于地域与生产力的局限性，不同制度的国家和地区都处于一种独自发展的环境中，创造着自己独特的文明，既不参与国际事务，也不引进与输出先进的生产力，但是，“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

”[1]（P276）这表明，虽然各个民族的发展历史内容会有所差别，但已经不再只是自身社会历史发展的孤立前进，而是在保持与突出民族特性的同时，也在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成果，进行着“时空压缩”式的发展。

因为，“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

”[1]（P108）可见，只有融入全球化进程，运用世界各民族的“合力”效应，人们在普遍交往中才可能用自己的优势部分去换取对自己不足部分的弥补，避免重复劳动的耗费，并给自己带来新的发展动力，也才能发挥“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

尽管人类社会的总体发展道路是按照五大社会形态的顺序向前发展的，但马克思同时也指出，在一定的条件下，不发达国家可以有选择性地吸收资本主义“一切肯定的成就”，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因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

”[1]（P88）按照这一理论，我们不必一切从头开始，而要以人类最新成果为起点去创造新的东西，要以“非常规”发展进入到世界历史的先进行列。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

”[1]（P89）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世界历史的发展是每一个实际生活着的人的解放与发展的条件，每一个人的解放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相一致的。

此后，现实的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的能力。

社会发展规律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一直是社会发展的焦点问题之一。

一段时期以来，围绕社会形态的整体演进与单个国家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展开了长期争论。

这不仅关涉到如何理解不同国家发展道路的根本性问题，而且关涉到各国发展道路的特殊性问题以及如何看待这种特殊性。

在此方面，马克思的关于世界历史视域下各国发展道路的多样化的思想无疑会给我们更多的启示。

就理论而言，“世界历史”为各国探索多样化的发展道路提供了可能性。

“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

”[2]（P776）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

“所有别人的东西都可以参考，但也只是参考。

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

”[3]（P261）纵观中国历史，不可否认，中国是一个具有丰富文化资源的国家，但是中国长期处在地理环境相对封闭的东亚大陆，发展着稳定的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一度游离于“世界历史”的大门之外。

直至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人们才认识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只有积极融入“世界历史”的发展大潮中，才能找到中国发展的机遇，实现现代化。

至此，我国的历史发展才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开始由传统的封闭半封闭的社会向全方位开放的社会转变，由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代以“义”、“权”、“情”、“靠”为主导理念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以“利益”、“能力”、“理性”、“自立”为主导理念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回顾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历程，充分说明融入“世界历史”是明智的选择。

我们必须进一步认识由“民族历史”转向“世界历史”是人类历史发展不可阻挡的趋势，必须不断深化对外开放的水平和能力，在加速实现历史转型的过程中，推进我国的社会转型与经济转型，为实现每一个中国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和精神的双重保障。

二、社会转型：

从“权力社会”转向“能力社会”

诚然，中国融入“世界历史”，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时空压缩”式的历史转型，必然推进中国的社会转型。

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转型不仅仅是体制转型问题，在根本上是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由封闭到开放的社会结构转型问题，与此相应，所进行的社会改革也不仅仅是体制性改革问题，在根本上是结构性改革问题，即改造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及其权力结构和权力运作方式问题。

在传统“权力社会”，政府长期运用强制性手段和行政命令对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进行控制，把人民仅仅当作其管理和支配的对象，其结果是“官”与“民”之间形成了一种“命令”与“服从”的关系；

它单一追求经济效益，忽视民主职能的重要性，置市场经济本身的调节作用于不顾；

它限制民众参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置公众于封闭或半封闭的状态，严重束缚了人们的创造性，禁锢了人们的个性，并且造成了权力的缺位、错位与越位。

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鉴于知识经济与市场经济时代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竞争，人的知识、智力与创新能力日益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空前突出，因此，我们的社会改革的主导方向应是由“权力社会”转向“能力社会”。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而生产力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人。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主要是自由自觉的活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和根本目的归根结底是每个人的能力和自由通过劳动而形成、发展和实现的历史”。

[4]（P77）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通过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来证明和展现自我的认识与实践能力，这是人的潜能和力量不断得以提升的过程，也是人的素质和个性不断发挥与完善的过程，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一部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的潜能发挥史。

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首先就要解放人和发展人，促进人们认识能力与实践潜力的发挥，人的认识潜力与实践潜力发挥的越充分，人类社会就会越进步，人们就越能够获得自由与尊严，从而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正是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逐渐认识到了人才的重要作用。

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资源的大国，这意味着“人口资源开发的好，人口包袱就会变成人力财富，人口负担将会变成人力优势，人口阻力将会变成人口动力”[5]（P281）人的潜力是否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变包袱为财富，变负担为优势，变阻力为动力，将会影响我国的发展实力与在未来世界的地位及尊严。

国家的地位与尊严依赖于国家实力的强弱，而每个人的发展实力则是国家实力的基础，是社会发展的最大财富。

无论哪个社会，它的真正财富都是每一个社会个体的发达生产力的合力。

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质就是实现每一个人的潜力的全面发展，让每一个人都能从社会实践与交往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自己的能力。

人的能力即人自身的体力和智力，交往能力与劳动能力，创造力与执行力等都是人类生产活动得以实现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而社会每一个个体成员的生产能力即发展潜力是社会总的生产力的细胞，只有每个个体的潜力通过一定的实践与合作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才能发挥整个社会的生产力，使人的内在本质力量得到最大程度的呈现与运用。

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的社会必须由“权力社会”转向“能力社会”，释放13亿人的每一个人的巨大潜能，为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但是，释放13亿中国人的巨大潜能，必须改进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

首先，要逐渐把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传统社会层级结构，改造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市场经济、公共服务型政府和公民社会所构成的“三维制约”的现代公民社会结构。

其次，要把注重上下国家政治权力管制、但对政治权利缺乏制约的“集权型”权力结构，改造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注重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分权型”权力结构。

第三，要把政府权力至上且自上而下的权力运作方式，改造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公共权力和民主三者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权力运作方式。

它强调资本、权力与民主三者的协调发展，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在创造适合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的同时，要发挥每一个人的积极性，并且为每一个人能力的发挥提供舞台与平台、管理与服务、机会与规则。

在新型的社会结构中，政府、企业和民众三者的关系模式将发生变化或重组，即构成三者相互理解的“一主二基”的关系模式：

首先，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由过去的“政府管企业”的关系逐渐变成“纳税与服务”关系——政府与企业合作共同创造社会物质财富；

企业主要通过纳税支持政府，政府则主要通过“营造公平竞争和创新的环境”、“宏观调控”和“为企业提供正确价值导向”支持、引导企业，避免市场失灵。

其次，政府与民众的关系，由过去“权利服从权力”的关系逐渐变成“政府公共权力服务于民众权利”的关系——政府与民众协商合作共同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

民众通过社会组织等渠道向政府表达正当权利诉求，对政府权力实行民主监督，同时支持政府合理行使公共权力；

政府维护和保障民众权利，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

第三，民众与企业的关系，由过去“企业社会责任缺失”逐渐变成“生产和消费良性互动”关系——企业为民众提供安全的消费产品，为社会慈善事业、公益事业提供经济支持，民众应通过绿色消费和健康消费的新型消费模式，支持、引导企业生产的发展。

在此，政府将变成“三维制约”结构中的政府，其中作为公共权力掌控的政府仍起主导作用，而市场中的企业和社会中的民众成为政府存在、运行的两个基石。

[6]这样的“一主二基”的关系模式将成为“能力社会”建设的前提与基础。

我们之所以强调建设“能力社会”，是由于我国当今还处于由前现代向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封建专制影响下的很多非能力因素造成的不公正还在发挥着消极作用，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造成了严重阻碍。

因此，确立注重人的后天作为，倡导每个人凭能力立足的“能力社会”是我国现代化健康发展的保证。

可以说，以“能力为本”的社会发展观是“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观的具体化和现实化，它使人“成为了社会发展的‘目标主体’、‘价值主体’、‘动力主体’和‘责任主体’”[7]，同时，他能够充分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从而促进我国的历史转型、社会转型和经济转型。

三、经济转型：

从“物本经济”转向“人本经济”

当代中国是一个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经济转型”双重问题的国家，不仅如此，中国还是当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些特点带来了中国经济发展与经济转型的复杂性和迫切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时空压缩”的形式加速进行三大转型，即历史转型、社会转型和经济转型。

这三大转型使中国在30多年的时间浓缩了世界上近300年间的发展任务。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矛盾错综复杂，这种复杂性，决定了中国处在一个多种价值因素重新整合过程之中。

如何在复杂经济环境中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关键是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如今，我国已经进入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

可以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其进展如何，决定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均发生了深刻且广泛的变化，这些变化使得每一个中国人都深切地感受到了社会历史变迁巨大且不可阻挡的影响力和冲击力。

中国在经济建设领域创造了“中国奇迹”，这一奇迹的取得既是制度变革的结果，也是转型的结果。

中国经济形态转型的结果是，结束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一次的经济转型，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且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之所以中国的经济转型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其实质原因在于市场机制能够立足于时代，采用竞争的形式，充分利用每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本性来激发人的潜力，同时为社会作出巨大贡献，它是以满足个人的合理利益追求为出发点的“人本经济”。

其实，任何经济形式的出现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都是由特定历史条件决定的，而不是由任何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

以“物”为本的“物本经济”之所以存在决非偶然，而是由当时所处的时代环境与历史条件决定的。

因此，我们并不能简单否定“物本经济”在当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

西方经过了500多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在物本主义思想理念的基础上，其市场经济不仅有效地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而且有效地促进了物质财富的积累，从整体上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而在中国，之所以当时实行物本经济，是快速发展工业的必然选择，因为所处时代生产力水平低，经济结构和科学技术水平落后，实行物本经济，可以有效地集中全国之力，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

在“先生产、后生活”的口号下，政府把大部分资金投入工业建设中，优先发展重工业，必然会一步步地走上物本经济的道路，当时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具备实行人本经济的可能。

但是，它却为实行人本经济准备了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就此而论，物本经济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

只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物本经济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时代的要求，必须从“物本经济”转向“人本经济”。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我们既要坚持“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更要自觉由“以增长促发展”走向“以转型促发展”。

[8]由“物本经济”转向“人本经济”同样需要面对一些实际的问题。

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之前，我国是属于以“物”为本的“物本经济”，它以对社会财富的占有量来衡量社会的发展水平，把发展单纯地理解为经济的增长与物质财富的积累，以投入的扩张、资源和能源的消耗、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为代价，推动着经济的发展。

这种发展模式“见物不见人”，鉴于此，当时全国上下的目光都集中于“强国”，而对于“富民”则相对忽视。

随着市场经济与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这种“以物为本”推动经济发展的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现代化的发展需要，适时提出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人本经济”发展模式。

当代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发展？

如何协调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

如何通过经济整合，寻求公平和效率、富民和强国的新途径和新方式？

第一，“以人为本”发展经济，要求以“人”的方式来发展经济，也就是说“要通过大力开发人力资源的方式，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和注重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的方式，通过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来推动经济发展。

具体而言就是要以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新能力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代替以过度消耗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源为特征的传统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使人的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与基础，让每一个社会个人的发达成为社会生产与社会财富的稳定基石。

第二，“以人为本”发展经济，就是从单纯开发“物质资源”来发展经济转变为开发“人力资源”来发展经济。

“人力资源”开发关键是“人才资源”的开发，也就是说知识、能力、健康等素质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将远远超过单纯的物质资源、劳动力数量增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虽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系统也注重通过新兴科技与知识的普及等手段培养各类人才，但是就现实来看，人才资源的开发与经济发展的要求还有不小差距，需要加大力度开发我国的“人力资源”与“人才资源”。

第三，“以人为本”发展经济，就是要实现经济发展成果由少部分人受益到人人共享的转变，进言之，就是要通过“有计划地利用和进一步发展一切社会成员的现有的巨大生产力，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要的资料”[1]（P330），就是要结束那种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来满足少数人利益的情况，使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到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与精神财富，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全面自由地发挥自身的潜力。

真正建构起“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尊重诉求、和谐有序、共生共进的社会”[9]（P236）。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史、社会和经济的转型之所以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主要原因就在于“三大转型”客观上顺应了人性需要的必然。

面对人性化的时代潮流，相应的各种制度、体制和机制，“就应当不是压抑它，而是要能够疏导这种人性，使之成为一种有益的、恒久的动力源，并为由之而来的竞争提供平等与开放的机会。

”[10]当代中国“三大转型”的最终目的不只是推进经济发展与实现现代化，而是要“深刻革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最现代化的社会体制、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运作方式，最充分地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5]（P165）就是要发掘13亿中国人的巨大潜能，开发并合理配置人力资源，培育自主创新能力，最终实现“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效率”与“公平”、“强国”与“富民”的统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2]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

[4]张艳涛.马克思哲学观[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5]韩庆祥.思想是时代的声音：

从哲学到人学[M].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2005.

[6]韩庆祥，张艳涛.破解“中国问题”需要“中国理论”[J].哲学动态，2009，（9）.

[7]贺来.“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观的哲学前提[J].哲学研究，2005，

（1）.

[8]韩庆祥.论转型与发展[J].天津社会科学，2010，（5）.

[9]张艳涛.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阈中的“中国问题”[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10]陈嘉明.人性与市场经济[J].学术界，2000，（5）.

责任编辑郑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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