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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复习的资料
1、比较文学的定义是什么？
比较文学的定义：
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
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变异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实证性影响研究、文学变异研究、平行研究和总体文学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审美特性，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2、简要谈谈比较文学的可比性。
比较文学的可比性是比较文学得以存在的立身之本，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同源性。
在以同源性为突出特征的影响研究的可比性中，影响的种类、影响的途径和接受的实证性方式就成为法国学派比较文学具体的研究内容。
除此以外的一切比较文学研究，由于缺乏同源性，法国学派均否认其属于比较文学。
由于在法国学派那里可比性已被人为限制到很小的领域内，显而易见，这并不是比较文学可比性的全部。
（2）变异性。
出自同源的文学在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传播与交流中，在语言翻译层面、文学形象层面、文学文本层面、文化层面产生了文化过滤、误读与“创造性叛逆”，产生了形象的变异与接受的变异，甚至发生“他国化”式的蜕变，这些都是变异学关注的要点，在这里，差异性成为可比性的核心内容。
（3）类同性。
比较文学发展到以平行研究为特征的美国学派时，影响研究的束缚便得以突破。
可比性的内容得到进一步拓展，类同性和综合性作为平行研究可比性的特征凸现出来。
平行研究的对象是彼此毫无直接影响和亲缘联系的不同国家或民族间的文学。
因此，类同性所指的是没有任何关联的不同国家的文学之间在风格、结构、内容、形式、流派、情节、技巧、手法、情调、形象、主题、思潮乃至文学规律等方面所表现出的相似和契合之处。
而综合性则是立足于文学，以文学与其他学科进行跨学科比较的一种交叉关系。
因此，平行研究的可比性就在于类同性与综合性。
（4）异质性与互补性。
异质性与互补性的可比性主要是从跨文明平行研究和总体文学研究的角度来说的，因为，法、美学派均属于同一欧洲文化体系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而随着比较文学发展到以跨文明研究为基本特征的第三阶段，异质性作为比较文学的可比性又凸现出来。
在跨越异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如果忽略文化异质性的存在，比较文学研究势必会出现简单的同中求异和异中求同的比较，前者使得中国文学成为西方观念的注脚本，而后者则是一种浅层次的“X+Y”式的比附。
因此，在跨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异质性”是其可比性的根本特征。
但“异质性”必须与“互补性”相联系起来。
换句话说，研究异质性是为了达到互补性。
异质性的内容包括文明原生性、独立性，只有明确意识到这种特征的存在，东西方对话才能得以进行，东西方文学才能实现互补。
由于多元性是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的基本观念，由此才能在中西比较文学及东方文明之间（如中国与印度等）文学比较研究中使被比较的对象互为参照，从浅层次的同异比较向深层次的文化探源发展，为实现交互性和总体性奠定基础。
交互性则是在上述基础上，对被比较的对象进行互释、互证、互补式研究，这样最终才能达到总体性。
由互补性而达到的总体性原则可以说是对比较文学发展的最高层次的探索，也可说是对比较文学诞生初衷的最彻底回归。
上述四类可比性，有时是交织在一起的，在具体比较研究中，不应机械地强行分割开来。
3、什么叫流传学？
试分析它的特征及研究范围。
流传学也称誉舆学，是传统的影响研究模式之一。
1931年，法国比较文学学者梵•第根首先将它引入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使之成为比较文学实践中的一种被广泛应用的基本方法。
它的主要特点就是从给予影响的放送者出发，去研究作为终点的接受者的“他者“情况，包括文学流派、潮流、作家及文本等在他国的际遇、影响及被接受的情况。
就本质而言，流传学是“实证性”的“文学关系”研究。
因此，其特征表现为研究方法具有实证性，研究对象是文学关系。
首先，流传学研究的“文学关系”是多元文学关系。
梵•第根对这一点有经典的阐述，他把这种关系限定在“两国文学间的相互关系上”。
他说“地道的比较文学最通常研究着那些只是两个因子间的‘二元的’关系。
”美国学者也认同这一点，韦勒克就认为：
“‘比较文学’的另一种含义限定于对两种或多种文学之间的关系之研究。
”流传学正是在这样的基点上，沿着从“放送者”、“传递者”到“接受者”的经过路线，着重研究作家、作品（包括文学思潮和流派）对欧洲其他国家的影响、流传和变化，实际上就是在寻找放送者和接受者之间的“文学关系”。
这就决定了流传学研究的多元文学关系特性（同时也奠定了其跨越性，即跨文明和跨国界性之基础）。
其次，流传学具有实证性。
这是与它研究的对象不可分离的。
因为其研究的对象是“文学关系”，而这种关系只有建立在事实性基础之上才能成立，否则就无所谓“关系”。
所以注重事实，搜集确凿的资料，然后对材料进行审慎细密的考证，是流传学研究的必然途径和方法。
这就形成了流传学研究的本质特征——实证性。
再者，这种研究既然是以“事实”为依据，就必然要强调一种强烈的历史意识，既注意文学现象、观念、作品、文类的纵向发展、流变，又要注意这种传承流变与横向的各种关系。
流传学的特征也同时决定了它的研究范围。
那就是在考察构成影响的“经过路线”中，从放送者出发去研究作家、作品及文学思潮等对他国文学、文学创作者的影响。
其范围大致可以把它归纳为：
接受者国家和作者对作为放送者的外国作者的认识和评价、接受者通过什么方式、途径受到何种影响，及影响的内容和过程，等等。
4、举例分析交叉影响和循环影响的双向互动性。
中国元曲《赵氏孤儿》在欧洲的流传，就是比较文学发展史上交叉影响和循环影响的双向互动的典范。
它先是经历了在英法两国的流传与接受，约两个世纪以后它又“返销”中国，即1990年天津人艺又把作为西洋话剧的《中国孤儿》搬上舞台。
于是作为起点的中国古代戏剧作品《赵氏孤儿》，经历了在法国、英的改编和再创造，最后又返回到它的故乡。
《赵氏孤儿》在中、法、英三国的流传中就存在着两种方式：
一是双向互动直线式交叉影响。
英国人通过法国而认识中国文化。
曾经有学者指出，英国剧作家谋飞的《中国孤儿》是根据伏尔泰的改编剧本创作的，在角色、场景和台词上不少地方与伏氏相同或相似，但谋氏之作在结构上更多的是直接取材中国的《赵氏孤儿》。
可见，作为放送者的《赵氏孤儿》在英国人那里变成了接收者，即它接受了法国的《中国孤儿》和中国的《赵氏孤儿》的影响，形成了它与法国、中国戏剧之间的互动，呈现出一种交叉影响和互动关系。
二是双向互动的循环交流。
从中国的《赵氏孤儿》到伏尔泰的《中国孤儿》，直至再返回中国，这既是一种循环互动，也有交叉影响。
如果说，伏尔泰的《中国孤儿》是“请中国人”给“法国人上道德课”，那么20世纪末《中国孤儿》回到“娘家”，就是“请法国人给中国人上艺术课”，－—《中国孤儿》不仅以全新的面貌再现舞台，而且“反转来影响着我国艺术家的戏剧意识和戏剧思维，即作为放送者的中国又变成了接收者。
5、什么是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文化转向”是翻译研究两大主将勒菲弗尔和巴斯内特共同提出的，即翻译研究所要关注的就不仅仅是语言问题，它必须在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展开自己的讨论。
而作为比较文学分支的译介学则更自觉地践行着转向文化的理念。
换句话说，译介学的前景正在于如何通过对文学翻译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思考异质文化之间交流的深层问题。
勒菲弗尔和巴斯内特所提倡的“文化转向”特指转向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
他们还明确提出“转向文化”的方法就是要去研究翻译过程中复杂的文本操控是如何发生的。
文化研究的介入为译介学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
6、简述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研究范围与内容。
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围绕注视者、他者以及注视者和他者的关系来展开。
注视者是当代形象学研究的重心。
他者形象既然是注视者借助他者发现自我和认识自我的过程，那么，注视者在建构他者形象时就不能不受到注视者与他者相遇时的先见、身份、时间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构成了注视者创建他者形象的基础，决定着他者形象的生成方式和呈现形态。
比较文学形象学和他者形象指涉的范围虽比一般文艺理论涉及的形象范围狭窄，但他也并不仅仅指涉人物形象，他存在于文学作品以及相关的游记、回忆录等各种文字材料中，像异国肖像、异国地理环境、异国人等，就都可以纳入比较文学形象学他者的研究范围。
他者形象既然是注视者建构出来的，那么，他就不可能是他者现实的客观再现，而往往是注视者欲望投射的产物。
由此可见，每一种他者形象的生成总是伴随着注视者自我形象的建构，二者相互发现、相互证明、相互补充。
具体而言，二者之间又大致构成狂热、憎恶和亲善三种特异的关系。
7、简述形象学中的注视者与他者的关系。
（1）狂热。
在这种关系形态中，注视者建构的异国形象已完全被理想化，具有浓厚的天堂般的幻象色彩憎恶。
（2）憎恶。
在这种关系形态中，在憎恶心理的驱使下，注视者在极力丑化、妖魔化他者形象时，也建构了一种凌驾于他者之上的无比美好的本土文化的幻象。
（3）亲善。
它与“狂热”要求的对他者的完全顺应不同，也与“憎恶”要求的对他者粗暴的同化不同，它认为他者处于与注视者既不更高、也不更低的地位，二者构成一种相互尊重、平等对话、交流的关系。
8、接受学与接受理论的关系辨析。
接受理论的产生，极大冲击了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革新和创造了一批新的研究范式。
作为文学研究一支的比较文学，从这一理论中看到了发展自己的机遇。
接受理论对读者在作品实现过程中主导地位的肯定，对读者接受规律的研究，正好契合了比较文学研究中影响的放送路线中对接受者的关注，比较文学和接受理论在这里找到了它们的契合点。
二者的结合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研究范式——接受研究。
比较文学中的接受研究以接受理论为基础，接受学从接受理论中吸收了诸多理论养分，二者在理论认识方面不乏共性，都注重读者在阅读中的作用，都认为作品的意义是在读者的参与下建构起来的，但二者又有所区别。
接受理论极为重视读者在文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中心意识；而接受学更注重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和阐释本身。
接受理论将读者视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但却并没有设定限制。
它可以是同质的，也可以是异质的。
9、接受学对传统的比较文学理论有何突破与创新？
比较文学接受学的出现，扩大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丰富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式，为比较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无论是对比较文学研究本身，还是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接受学的确立有利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建设。
以前的比较文学论著大多是以法国学派、美国学派和中国学派为主要板块来建构学科理论体系的，再进行历时性理论描述时无法兼顾一些带有共时性特征的理论问题，如对接受研究的归类就是如此。
国内的比较文学学者在承认“接受”有别于“影响研究”的同时，仍将接受研究视为影响研究的一个分支，以至于目前国内比较文学论著和教材在“接受学”的归属安排上比较混乱，不切合接受学的研究实际。
明确地将比较文学接受学纳入文学变异学范畴，可以消除目前的混乱状况，也为接受学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框架中找到了合适的归属。
其次，接受学打破了传统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仅仅将理论关注点放在作家作品上的偏颇，从文学作品接受者的角度，研究读者对文本的接受，作品意义的生成和接受的多样性和历史性。
再次，接受学的求“异”思维，有助于推进和深化比较文学研究。
比较文学研究中求“同”是基础，有助于探求人类文学的共同规律。
但是，求“异”更为重要，通过对“差异”和“变异”的探讨，可以发现作为比较对象的各种文学的民族特性。
10、请谈谈俄苏学派历史类型学研究的特色与局限。
俄国比较文艺学之父、“历史诗学”奠基人亚历山大•维谢洛夫斯基认为,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类生活方式、社会模式和文化心理在一定历史阶段存在着结构相似性，文学发展规律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相一致，应当运用历史的比较的观点去研究各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学发展过程中相同或相似的东西，维谢洛夫斯基的这种历史诗学理论对日后以日尔蒙斯基、康拉德、赫拉普钦科等为代表的独树一帜的俄苏比较文学历史类型学研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关于俄苏学派历史类型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康拉德做出了全面和细致的说明，认为其大体可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1、由某种历史共同性的因素而产生的一些现象，如十九世纪法国、英国、俄国、欧洲其他国家以及亚洲某些国家的古典现实主义文学的类型学相似；2、各国文学在没有任何历史共同性甚至产生于不同历史时代、彼此缺乏任何联系的条件下所产生的相似性现象。
俄苏学派的历史类型学研究旗帜鲜明地反对“欧洲中心论”，重视东西方文学之间的比较研究，认为真正的总体文学必须把整个人类文明的文学全都纳入研究的轨道，其学术视野远比美国学派弘通。
俄苏学派在联系中国、日本、波斯等东方文学与西方文学进行比较研究方面做出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不过，以维谢洛夫斯基、日尔蒙斯基等为代表的俄苏学者一般都将东西方文学比较研究的重心放在了类型学的相似上面，而相对忽略了对于其内在差异性的考察。
11、跨文明语境下的类型学研究遇到了哪些新问题、产生了哪些新变化？
请举例说明。
随着比较文学研究发展进程中欧洲中心论的步步失势和瓦解，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意识到突破单一欧洲文化体系局限的重要性，在打通类型学相似的前提下强调研究对象的“异质性”——这是跨文明语境下类型学研究的新特色。
如果我们不能清醒地认识并处理中西文学中的异质性问题，就很可能使异质性相互遮蔽，而最终导致其中一种异质性的失落。
这种“异质性的失落”的危机在中国的东西比较文学类型学研究中大致有两方面的体现。
一是一度颇为流行的被称为“X＋Y式”的东西方文学的浅度比附，把西方文学思潮流派或文学理论中一些特定的类型学术语牵强生硬地套用来阐发中国文学——这是中国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中存在的另一个严重问题。
以求同思维为中心的比较文学研究摸式，针对广义上同属单一文明范畴之内的西方文学时有很实际的应用性，然而，当我们将比较文学的研究视野投向不同的文明体系中的文学比较时，就会发现除了一些基本的文学原则大致相同外，更多的是文学的不同，更多的是而对同一个文学对象而形成的不同的文学表达形式或观念的变异，跨文明语境下类型学研究的重心已由相似性转移到了差异性之上。
在《东西比较文学中“模子”的应用》一文中，叶维廉提出东西方各有自己的思维、语言和文学模子，文化模子的歧异以及由之而起的文学模子的歧异，我们必须先予正视，始可达成适当的了解，在进行跨文明研究时，必须放弃死守一个“模子”的偏执态度。
12、什么叫主题学研究？
试叙述主题学发展历程。
主题学是不同国家的不同作家对相同主题的不同处理，是对并无事实联系的不同文学之间中的相同主题进行比较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文学发展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主题学的产生主要是德国的民俗学研究。
法国学者梵•第根总结了德国学者的民俗学研究方法。
主题学在美国的发展作为里程碑的是1968年美国著名学者哈利•列文发表的专论《主题学和文学批评》。
美国著名学者韦斯坦因在其专著《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中专门辟出“主题学”一章。
对主题学的历史、内容和形式作了全面论述。
之后弗朗索瓦•约斯特在其专著《比较文学导论》中对主题学专门进行了深刻论述。
很快，主题学在美国比较文学学界立住脚，许多学者并将之纳入平行研究范畴之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了目前比较文学学界十分热门的研究方法之一。
主题学在国内的发端也是民俗学。
1924年，顾颉刚在《北京大学歌谣周刊》上发表《孟姜女故事的转变》文章。
其后，顾颉刚又整理出版了三册《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加上我国其他学者出版的一些对民间传说人物的研究，开辟了国内主题学研究的先河。
70年代以来，我国的主题学研究日趋活跃。
80年代以来，我国主题学作为比较文学学科的一部分得到了深入的发展。
主题学在发展中也遭到国内外学者的质疑。
意大利著名学者克罗齐、法国比较文学奠基人阿扎尔、代表新批评派的美国著名学者雷纳•韦勒克等提出了质疑。
但就在上述学者的一片质疑声中，法国、美国的主题学研究仍然逐渐发展为比较文学的一个领域。
主题学的领域为许多学者提供了资料来源。
作家们从来是思想史和感情史最直言无忌、最有说服力的阐释者，比较文学无须陷入民俗学和空泛的广博，就可以在其中找到结实的机会为思想史和感情史做出贡献。
13、什么叫主题学研究的母题研究、情境研究、意象研究？
略举例分别说明。
母题是文学研究中最具有特色的范畴。
母题是一篇文学作品中较小的单位，文学作品的主题常常通过若干母题的组合表现出来，母题具有客观性。
倘若将母题与主题相比较的话，其主要差别就是：
母题是具体的，主题是抽象的；母题具客观性，主题具主观性；母题是基本叙事句，主题是复杂句式。
比如同样展示战争的两部电影文学作品《红日》与《珍珠港》，前者的主题是通过解放军打垮国民党王牌师的事件，宣扬了革命战争的正义性。
后者的主题是通过日本军国主义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的事件，渲染了战争摧毁人性美好的东西。
而前者后者的母题就是两个字：
战争。
这样分析电影文学《红日》与《珍珠港》各自的主题母题，其差别十分清楚了。
这里所说的母题“战争”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该两部作品中小到不可能再分的组成部分。
而“革命战争的正义性”及“摧毁人性美好的东西”就具有主观性、抽象性及复杂句式特征了。
情境有时译作形势、局面。
在比较文学中，情境指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常见的一种典型的格局。
“文革”时期文学作品中都存在种种典型的格局。
比如：
正面人物大义凛然，气势上永远压倒反面人物。
英雄人物的男性往往没有女人，他们只爱事业。
英雄人物的女性往往是不爱男人爱武装。
各个民族都一样，革命事业压倒一切。
对这些情境进行研究，特别是着力探讨这些情境怎样从一个国家（民族）传入另一国家（民族），从一个作家笔下传到另一个作家的笔下，目的都是要揭示出这些情境中的具体变异及其过程，寻觅到这些情境的鲜明的时代色彩、民族特征和个人风格。
主题学中的意象，指某一民族、某一国家中具有的特定意义的文学形象或文化形象。
它们在历代文学中都具有深层意义。
主题学中的意象可以是一种自然现象，可以是一种动植物，可以是一种想象中的事物，而这些自然现象动植物及想象的事物，在不同民族文化里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
山，其文化意象在中国人心中有崇高的含义。
形容一位伟人往往称之为巍巍的高山，视之有“高山仰止”的敬佩之意。
然而，山在爱尔兰文学作品里却成了一个具有威胁性的形象。
主题学中的意象研究就要着力于探讨同一意象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文化的内涵，比较其变化与差异，揭示出各民族作品中的深层意蕴。
特别重要的是，要通过同一主题不同意象或同一意象不同主题的研究，去探讨各个作家的民族文化心理及各民族的审美情趣之差异，这是意象研究的目的所在。
14、比较文学文体学研究对象和文体划分标准是什么？
比较文学文体学研究实际上就是比较文体学的研究，即从跨国、跨文明的角度，研究如何按照文学自身的特点来划分文学体裁，研究各种文体的特征以及在发展过程中文体的演变和文体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比较研究体系。
在比较文学文体学研究中，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文体的划分。
在中西方对文学文体划分标准是不同的：
西方自柏拉图开始，就逐渐形成了各种划分方法，最易接受的是文体划分的三分法，即把文学文体划分为抒情类、叙事类、戏剧类。
在中国，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因素，中国一直是以有韵文和无韵文来划分文体的，直到“五四”之后，在西式话语的影响下，才有了后来的三分法（抒情类、叙事类、戏剧类）和四分法（小说、戏剧、散文、诗歌）的提出。
15、中西方戏剧文类比较有何异同？
首先，西方自亚里士多德起就将戏剧作为最主要的文体受到重视、得到推崇，并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剧作家和评论家。
而中国传统文学、文论一直是以“有韵之文”和“无韵之笔”来划分文体，所以诗与文一直被视为文学正宗，而戏剧与小说均被视为“小道”，受到压抑。
直到清末民初，戏剧才在王国维等人的倡导下成为正宗。
其次，从历史上看，西方有着很强大的叙事传统，而中国有着很强的抒情诗歌传统，因此，中西传统戏剧在形式上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传统戏曲以歌诗为主，而西方传统戏剧则以对白为主。
在结构上，西方逐渐形成戏剧的“三一律”理论，而中国传统戏曲的时空结构是开放的，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它的地点是可以流动的，而时间的长短也是依照故事的需要，是没有限度的。
第三，中国与西方的戏剧发展轨迹不同。
大略来说，西方戏剧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末，越来越向写实的对话戏剧发展。
同时，歌剧、芭蕾剧、哑剧等都成为独立的形式，而不被认为是戏剧正统了。
相反，在中国，传统的戏剧形式自宋元、经明清以来，一直保存着它的特色，依然以歌舞、象征、风格化的演出艺术为主。
到了二十世纪，中西方戏剧都发生巨大的转向，开始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出现了文化交汇的局面。
16、如何界定异质性，如何认识异质性在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中的重要意义？
所谓异质性，是指不同文明之间在文化机制、知识体系、学术规则和话语方式等层面表现出的从根本质态上彼此相异的特性。
这种彼此相异的特性在不同文明的文学中都可得以体现。
例如中西文论之间的异质性。
任何一种文明都会有自身独特的品格，不同文明体系的文学自然也各有特色，表现出鲜明的异质性来。
面对这种异质性，面对异质文学之间彼此激荡的局面，我们应该认识到异质性他者存在的重要价值，在对话中达成互识、互证和互补，进而促发文学新质的形成，促进世界文学的发展。
在当今时代，体认不同文明间文化差异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异质性成为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不可规避的题域合情合理；在跨文明的视野中进行异质性研究，是中国学者立足于国际文化的当下语境，审时度势而采取的一种文化策略；在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中，异质性成为比较文学可比性的主要内容，但研究异质性的最终目的在于达成不同文明和文学间的互补性，将不同文明间的异质性和互补性结合起来，以求得不同文明系统的文学之间相互融会、整合和共同发展。
17、探讨文学的跨文明互补与融会可以从那些具体研究途径入手？
我们要在异质性的基础上求得互补，进而达到某种总体性，将不同文明的文学共冶一炉，融会贯通，探索异质文化与文学的共同文学现象与规律，并进而建构起具有更大阐释能力的世界性和全球性理论框架。
异质文明间的互补和融会，是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比较文学在新的发展阶段注重异质性研究的必然结果。
对于不同文学之间的这种互补和融会，跨文明研究提供了以下几种具体的研究途径：
归类法、附录法、引证法、混用法和融合法。
具体如下：
归类法：
在文学的比较研究中采取归类的方法，也即站在总体文学的高度，将异质文明中的文学现象加以类分，并归结为若干理论问题，加以对比研究，进而达到特定的融合。
曹顺庆《中西比较诗学》一书就是采取这一方法进行研究的成功范例。
附录法：
我国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就很典型地采用了这种方法。
这种方法在研究某种文明体系的文学问题时，以“附录”的形式将不同文化背景中可以与此问题相类比的对应文学观念列出，以进行对比辨析。
通过“附录法”，不同文明体系的文学观念一并呈现出来，在一个宏阔的视野中，正文部分对特定问题的论述详尽深入，附录所列内容全面而清晰，这为我们比照不同文明文学提供了便利，也利于我们在较高层面上探寻共通的文学规律。
引证法：
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和《管锥编》中所采用的“引证法”也是文学在研究异质文明之间互补与融会的一种有效途径。
在研究文论时，“引证法”要求我们以某种文论的研究为主，而在研究过程中，将不同文明体系与此相关的例证和理论论述加以引证，从而把异质文明中的文论融为一体。
混用法：
将不同文学的各种观念、范畴、术语等汇于一处，熔铸成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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