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三十年》教案(2)Word文件下载.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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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现代文学虽然只有30多年，但其收获之丰富，进步之迅速，成就之卓越，历史上很少有哪个阶段能够比拟。
这30年，足足抵得上一两个世纪，大大缩短了近代中国与西方在文学上的距离。
2．中国现代文学诞生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年代，是一种有强烈使命感的文学。
文学革命本身，就体现着民族觉醒、个体觉醒和文学觉醒的多重要求。
“五四”先驱者视启蒙、改变国民性为新文学的使命，表现了对国运民生的无比关切。
鲁迅直到30年代还这样说：
“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
……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闻一多在《静夜》诗中也说：
“最好是让这万里塞满了沙泥，如其它只会唱着个人的休戚！
”连高唱“艺术无目的”论的早期创造社作家，同样也十分重视文学的时代使命和社会使命。
他们都以文学来推动民族觉醒和人的觉醒，探索着“理想的人性’。
稍后的革命文学家更进而以文学推动工农和被压迫阶级的觉醒，塑造无产阶级新人。
中国现代文学，就其主体来说，正是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是服务于民族民主革命的真正的人民的文学。
3．不同于梁启超过于急功近利而多少忽视文学特征的主张，“五四”先驱者在坚持文学社会使命的同时，又十分重视文学本身的独特性能。
陈独秀突出地强调了文学“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答曾毅信）；
李大钊针对当时盛行的文学载封建之道和商业化的倾向提出：
“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文学而创作的文学，不是为文学本身以外的什么东西而创作的文学”（《什么是新文学》）。
鲁迅更坚决排斥那种只把文学当做宣传、当做政治留声机的主张，认为文学必须是艺术品，“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摩罗诗力说》），还说；
“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文艺与革命》）。
中国现代文学从一开始就注意使文学的社会使命和艺术的独特性相统一，正是具有高度的文学自觉的标志，也是它能够迅速走向成熟的重要原因。
4．现代文学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条件下，广泛接受外国文学影响而形成的新的文学。
现代作家同时吮吸着西方近代文学和中国古代文学双重的历史营养。
“五四”和其后的一段时间内，文学界着重介绍、学习西方近代以来的文学，这是一个前进的运动，十分切合于新文学建设的需要。
它使中国新文学从思想到艺术都成为一种真正现代化的文学。
文学革命的先驱者，首先介绍和倡导写实主义文学，以及自然主义文学，接着又对罗曼·
罗兰为代表的新浪漫主义和梅特林克为代表的象征主义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而随后的创造社，又进一步倡导了浪漫主义、表现主义和另一种新浪漫主义的文学。
这样，在欧洲历时一个半世纪的众多的文学思潮，到中国却共时地展现在文学大众面前。
这虽然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煮夹生饭的历史缺陷，却也造成了中国新文学多样化发展的良好局面，便于人们对各种思潮、各种创作方法作出比较、选择、吸取和融汇。
从鲁迅到曹禺、艾青等一批现代作家，就是在这样宽广多彩的文学海洋里，练就了一副弄潮儿的好身手，获得了辉煌的成就，有的更成为世界性的大作家。
现代作家获取文学营养的另一源泉是中国几千年来丰富的文学遗产。
说起来，这似乎同“五四”文学革命要推倒旧文学的宗旨相矛盾，但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五四”一代作家从小受的大抵是传统教育，许多人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新文化运动兴起前后又曾以启蒙主义态度重新研究、整理古代文学遗产。
作家本身所受的中国古典文学的深厚滋养，通过语言艺术、审美习性、意境情趣，无不渗透到他们自己的创作中。
尤其是中国丰厚的诗文传统，作为一种强大的历史存在，深深哺育了许多代作家，直接推动和影响着散文、抒情小说等门类获得高度的成就。
需要说明的是，传统的继承在“五四”一代作家中，主要以自发接受、自然流露的形态呈现出来，不同于外来影响的自觉追求。
这是一种潜在的并非特意的接受，连作家本人有时也未必意识到，因而使鲁迅也说了这样的话：
“新文学是在外国文学潮流的推动下发生的，从中国古代文学方面，几乎一点遗产也没摄取。
”（《〈中国杰作小说〉小引》）但所谓与传统的“断裂’，当然只是一种错觉。
在鲁迅生前，作家姚克就曾经当面表示《呐喊》、《彷徨》“描写人物的手腕有许多处还保留着旧小说的风格”，鲁迅承认“你所说的是对的”，并且说：
“以前我看过不少旧小说，所受的影响很深。
但我却不是有意模仿那种风格。
”（姚克：
《最初和最后的一面》）如果说，“五四”作家吸取外国文学营养出于自觉，接受中国文学传统出于自发的话．那么，到30年代以后，情况有了很大改变。
许多作家在吸取民族传统营养方面同样增进了自觉。
大众文艺的讨论和提倡，民族形式问题的争论，创作上由反映生活的深度、实感的增强而具有更多的民族色彩，特别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解放区作家和群众的结合，都使文学在民族化道路上不断进展。
赵树理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与此同时，问题似乎又多少偏到了另一方面：
外国文学的借鉴吸收，在一部分作家中有所忽视创作中的现代意识也有所削弱，小生产思想或其他非现代意识有所抬头。
虽然如此，从现代文学发展的总体来看，外国文学的创造性吸收和传统艺术的批判性继承，二者毕竟已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结合，形成了较好的风气。
以新的现实为基础，继承古典文学传统而使之适合于现代需要，吸收外国文学营养而使之具有民族特点，由此达到有高度成就的综合性创造，这已是为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所证明了的一条正确的道路。
第二节文学革命的发生与发展（2学时）
一、“五四”文学革命
五四,这个划时代的历史符号，标志着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分野；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
中国现代史与中国近代史；
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近代文学都以此为界，无不是因为在这个符号里涵盖了一场足以动摇传统中国思想文化根基的精神风暴。
反思了“洋务运动”的夭折，回味过“戊戌维新”的短命，目睹“辛亥革命”血的教训，中国先觉的知识分子终于悟出了一个真理：
“立国”的前提是“立人”。
于是，他们逐渐将变革中国的目光聚焦于唤起国人心灵普遍觉醒的文化事业。
人的觉醒、精神的改造便成为他们首要的历史使命，而要完成国民精神改造的历史使命，只能依赖一场全方位的思想——文化的整体变革。
“五四”文学革命不仅仅是一次中国文学的革命运动，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文化革命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主要是以文学革命的形式出现的，或者说，“五四”文学革命实际上担当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任务。
因此，我们在考察“五四”文学革命时，就不能仅仅从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演变来探讨它的发生背景，而应从更广阔的中国文化的背景上来说明它赖以产生的历史背景。
1、思想文化基础
1840年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在中国历史上造成了两个相互联系的后果：
一是在政治和经济上，中国越来越深得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中国人民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和激烈化；
二是帝国主义用大炮轰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外国文化，当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开始输入中国。
中外文化在碰撞中进行融合，推动了近现代文化的发展。
在日益急迫的民族危机的推动下，以中外文化撞击与融合的形式实现的中国文化自身的发展和演变，可说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特点，也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发展的基本特点。
严重的民族危机感决定了他们发展的急剧性,中外文化和文学的撞击与融合所产生的第三种形态的文化与文学则决定了它们的基本面貌特征。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知识界的文化思想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的三种文化思想的演变发展过程。
这四个历史阶段是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
三种文化思想是①洋务派以经济改革为中心的“中体西用”的思想。
发展现代军事工业，实现船坚炮利的自强新政，并且围绕军事工业发展其他企业，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是当时的有识之士的主要追求目标。
显而易见，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能够发挥主要作用的还主要是清政府内握有一定军政大权的官僚知识分子。
他们的民族危机感是与维护清朝封建政治统治、维护中国社会的封建统治秩序紧密结合在一起，这决定了他们改革思想的有限性。
忽视乃至反对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的改革、主张单纯的改变物质技术上的落后状况，构成了他们文化思想的主要特点，由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中体西用”）的口号便集中体现了他们的文化思想。
②以政治维新为中心的改良派与革命派的文化思想。
洋务派主要是一些已经握有实际政治权利的官僚知识分子；
维新派则主要是一些没有实际政治权利的在野知识分子，他们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贡献较洋务派要巨大的多，但在政治上却是极端无力的。
他们更重视文学艺术的宣传作用，在外国文学的启发下把小说和戏剧的地位提高到与诗文并重的地步，倡导了“新文体”、“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大大促进了中国文学的革新。
但他们对传统封建主义的批判，始终主要停留在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范围内，而没有进入到更深层次的精神文化中，他们所倡导的文学界的革命也就不能不是皮毛的、零碎的，不能进入到新的审美追求中去。
归根到底，他们还只是把文学艺术作为宣传自己的改良主义政治主张的工具，对于传统封建伦理道德，还缺乏起码的批判。
③以伦理道德歌名为中心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都是在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革命运动所取得的历史成果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他们多是曾在国外留过学的学生，对西方文化有着较之他们的前辈更广泛也更深入地了解。
洋务派实际上认为发达的物质文化是西方文化之本，维新派人为制度文化是西方文化之本，他们都轻视西方的精神文化，维护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
只有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这里，才充分重视精神文化在整个文化中的巨大作用，从而提出了中国人的精神重建问题。
中国国民的精神，在传统的封建社会里，主要是在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中形成的。
要改造中国国民的精神，势必要批判传统的封建道德，提倡伦理道德的革命。
我们看到，从洋务派物质文化发展的要求，经由维新派、革命派制度文化发展的要求，不论是对西方文化的借鉴还是对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的反思，都经历了一个由较易认识到的浅层的、外在的、有形的空间逐渐深入到了较难认识到的深层的、内在的、无形的空间的发展过程。
毛泽东高度评价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
他说：
“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
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
”只有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将自己的文化追求深入到对人、对人的新的道德观念、对人的新的精神面貌的追求时，才为感受人、体验人、表现人以至感受、体验、表现由人构成的社会现实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尺度，文学才有可能成为有别于传统旧文学的一种新文学。
因此，“五四”文学革命只有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才能完成，但它同时又是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成熟的。
2、语言基础
“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文学革命、“五四”白话文运动是我们对“五四”时期所发生的文化变动的三种称谓。
“五四”文学革命不但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化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中国近代语言逐步革新的结果。
中国近代的语言革新也经历了与上述三种文化思想相联系的三种形式：
与洋务派文化思想相联系的音标文字运动；
与维新派、革命派启蒙主义文化思想相联系的“新文体”和“诗界革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联系的白话文运动。
中国现代的白话文是有活力的一种语言形式。
当白话文成了中国文学的语言载体时，中国的文学才实现了自己的根本性的变革。
3、发生与发展
经过戊戌改良以来近20年的云雨，到了“五四”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终于在文学革命的催生下，以崭新的姿态诞生了，“五四”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正式发端。
“五四”文学革命并不是孤立的历史现象，它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依据。
在1919年“五四”政治运动前后的五六年时间里，中国文化界曾发生过一场意义深刻、影响深远的文化革命运动，这就是一般所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就其大端而言，则基本上可以概括为思想启蒙（或称思想革命、道德革命）和文学革命两大方面。
“五四”文学革命是“五四”思想启蒙深入发展的结果，而“五四”思想启蒙又是当时中国整个近代文化运动深入发展的结果。
《新青年》是最早应启蒙运动需要而诞生的综合性文化批判刊物，同时也是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新文化阵营向旧文化阵营进攻的最主要阵地。
1915年9月，由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1916年9月第2卷起更名为《新青年》）创刊。
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它从“八事”入手，集中指责旧文学的流弊，初步接触了文学的内容与形式，文学的社会功能、真实性与时代性等一系列“文学上根本问题”。
他正面主张书面语与口头语接近，要求以白话文学为“正宗”，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个‘发难’的信号”，也是这场革命的第一篇宣言。
2月的《新青年》上发表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它明确提出了“三大主义”，对整个封建旧文学宣战，他对国风、楚辞直到元曲、明清小说的充分肯定，表明“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的实际意义并非全盘否定古典文学，锋芒指向“明之前后七子”及桐城派的仿古主义。
他把文学革命当作“开发文明”、改变“国民性”并借以“革新政治”的“利器”；
同时，又认为“文学之为物”有“其自身孤立存在之价值”，这是对梁启超将文学作为资产阶级政治改良的“工具论”倾向的反拨。
陈独秀把晚清以来的文学改革运动推向了高潮。
胡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的主张得到了刘半农、钱玄同等人的响应。
刘半农发表的《我之文学改良观》提出改革韵文、散文和使用标点符号等建设性意见。
钱玄同在致《新青年》的信中，从语言进化的角度说明白话取代文言的历史必然性，并激烈的指斥旧文学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
1918年4月，胡适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以“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来概括文学革命的宗旨，意在将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结合起来，扩大文学革命的影响。
4、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意义
A、五四新文化运动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而文学革命作为这一运动的组成部分，以激进的态度否定了以封建思想为其主导的传统文化体系，宣扬了个性解放、人性自觉、自由平等等新思想、新观念，为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展开发挥了巨大作用。
B、在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它为白话最终成为中国现代民族语言奠定了基础。
C、打破中国文学孤立封闭的格局，建立了与世界文学的密切关系。
5、“五四”文学革命的局限
A、缺乏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具体对待的历史主义态度；
B、初期存在着偏激情绪及简单化倾向；
C、范围限于小资产阶级的圈子内，未能广泛普及到工农大众中。
二、与封建复古派的几次斗争
1、1919年，与林纾（琴南）的论辩
2、1922年，与“学衡派”的论辩
3、1925年，与“甲寅派”的论辩
三、文学革命取得重大实绩
1、白话文的全面推广
2、外国文学思潮的广泛涌入和新文学社团的蜂起
3、文学理论建设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4、创作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实绩
第三节外国文艺思潮的涌入和新文学社团的蜂起（1学时）
一、外国文艺思潮的涌入
五四时期，外国文艺思潮的引入与传播对新文学的崛起所产生的作用，是得到公认的。
由于林译小说的出现及其广泛深刻的影响，中国文学自此以后的文学资源条件和生成发展环境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巨变。
林译小说标志着中国文学的发展从此进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崭新情境，即外国文学的因素逐渐地却又是全面地渗透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结构之中。
外国文学资源的影响与利用。
二、主要的新文学社团
进入20年代以后，新文学运动由少数激进者的倡导转为由多数人参与的专门建设，这种转变的标志就是体现了不同创作倾向的各种社团和流派的蜂涌群起。
据茅盾统计，到1925年，全国各地出现的青年文学社团有一百多个。
1、文学研究会
2、创造社
3、新月社
4、语丝社
5、浅草—沉钟社
6、湖畔诗社
第四节胡适、周作人与新文学初期理论建设（1学时）
新文学的理论建设不仅是白话文学时间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是它的先导和前提。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白话”的文学可能性和实践的必要性，在其主要方面均不是由“白话”本身提供的，而是近代以来知识实践和思想实践的一种产物。
尽管胡适也强调“文学革命”和近代维新人物的语文革新之间的重要区别，但后者无疑是文学革命理论建设的最主要的资源之一。
当然，文学革命能够揭开中国文学全新的一页，不能不输入更新的实践资源，而且还必须具有全新的实践领域和实践方向。
只有这样，它才不至于成为近代语文革新运动和诗文界革命在量上的增加和在时间上的简单延伸。
在上述意义上，白话文学理论建设的拓展清晰地呈现为三个部分：
第一，是在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学”概念背景下，为白话作出重新定位。
在一个新的理论空间赋予白话以文学的合法性。
与近代语文革新运动和诗文界革命的仅仅看重白话的简易性、通俗性的流行看法不同，它为白话文学合理性提供了新的论证，它将白话作为文学的“工具”，并从文学进化论的角度加以重新审视，确认其“正宗地位”。
通过与业已成为“死文字”的文言的对比，使之理所当然的成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
第二，是对白话文学形式的探索。
它通过对旧文学表意规范和文类系统的批判，借助对西方文学的引介，初步确立了新文学的表现方法和文类系统；
第三，是对白话文学精神的追寻。
它同样是在对西方文学的接收和认同中逐步完成的，其核心部分就是关注社会、现实的“易卜生主义”和富于人道主义、个性主义色彩的“人的文学”。
理论建设的这三个部分既是阶级性前后相继的过程，也是结构性相互补充和支持的。
文学革命初期理论建设的重心主要在于对白话价值的重新论证。
一、胡适的文学理论
胡适对于白话文学合理性的论证思路十分简洁，他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两条：
（1）、中国文学一向是朝着白话的路走的。
只是由于许多的波折和障碍才完全没有走入正轨。
（2）古文是死文字，白话才是今人使用的“活文字”，才是今人表达感情、思想，进行文学创造的合用的工具。
二、周作人的文学理论
第二章鲁迅（10学时）
1、《呐喊》与《彷徨》的杰出成就
2、《野草》与《朝花夕拾》的解读
第一节鲁迅的思想发展与创作道路（2学时）
一、寻求真理的爱国主义者（1881—1918）
1、青少年时代：
（1881——1898）
家庭状况：
鲁迅，原名周樟寿，小名阿樟，后改名周树人。
祖父周介孚，曾经担任江西金溪县知县、翰林院内阁中书等职；
父亲周伯宜，秀才。
可以说是封建官僚家庭。
但是，由于其祖父卷入一个科场贿赂案，被捕入狱，周伯宜的秀才被革、永久取消考试资格，鲁迅因此而家道中落。
家庭中的许多事件给他留下了痛苦的记忆。
祖父下大狱后，父亲酗酒生病，脾气暴躁，鲁迅多次出入当铺和药铺。
在被侮辱、受歧视的环境里，鲁迅深感世态的炎凉、社会的冷酷。
作为家中的长子，他更早地承受到家庭的重压。
鲁迅受母亲的影响较深。
鲁迅的母亲经历了几次重大的家庭变故：
科场案的打击、丈夫的重病、亡故、儿子的夭折等，但她刚强坚毅，坚强地挺了下来，把孩子培养长大成人。
鲁迅因此取母姓为笔名的姓。
鲁迅幼年时受过诗、书、经、传的教育，涉猎了这个的许多古籍，非常喜爱民间艺术，读了许多野史、笔记，培育了他研究历史的兴趣，他小时常随母亲去安桥头的外祖母家，从而熟悉农村社会，和农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如润土、长妈妈等，鲁迅都寄以了深刻的同情。
1898年，18岁的他，告别了母亲，考取了免费的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开始了新的人生之旅。
2、南京读书与日本留学：
（1898——1909）
江南水师学堂是当时洋务派创办的，却不料仍然延续旧制，这与鲁迅的理想和要求相距甚远。
只读了半年，鲁迅便转学到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路矿铁路学堂。
在这里，鲁迅接触到西方的一些近代自然科学知识。
鲁迅在这里读了严复译述的《天演论》（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即进化论理论。
提出了“生存竞争”、“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
鲁迅由此规律就联想起，中国在竞争剧烈的世界上的命运。
只有走强国之路，中华民族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他抱定“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决心。
这一年，正好发生了康有为为首的“维新变法”运动，鲁迅常常看维新派创办的《时务报》，受到“维新图强”思想的影响。
读了4年，鲁迅毕业了。
在“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到外国”的流行思想影响下，他选择了出国留学之路。
1902年，他考取了官费留学，东渡到日本。
先进了预备学校，他积极参与海外革命党人的反清爱国运动，第二年就剪了头上的长辫子。
他摄影留念，作了《自题小像》：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黯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
其后，他撰写了《斯巴达之魂》、《说镭》、《中国地质略论》、《中国矿产志》等论文，还翻译了《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北极探险记》等。
他这时走的是科学救国之路。
要用自己所学的“专长”，来挽救中国的危亡。
之后，他在研究日本经济发展的历史和原因时，发现日本的“明治维新”的发端是“西方医学”。
要发展国家、民族的经济，先要使国民有强健的身体。
当时，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加之鲁迅父亲生病被庸医所误，这就促使他决心转向医学的学习。
在弘文学院结业后，他进了仙台的医科专门学校。
在仙台，鲁迅得到了藤野先生的关怀。
可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改变了他的人生，击碎了他的美梦。
课间的一个幻灯片：
日军杀中国人，周围的中国人身体虽然健壮，却在麻木地当看客。
鲁迅认识到：
“医学并非一件要紧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改变他们的精神”，就是人们所说“改造国民性”，启蒙主义思想的表现。
在群众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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