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和积海南历史文化与经济形态的发展演变Word格式.docx
《符和积海南历史文化与经济形态的发展演变Word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符和积海南历史文化与经济形态的发展演变Word格式.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讲述海南史前社会就必须首先讲清两个问题，一是海南岛是何时形成的？
二是海南岛上最早的人类是何时出现的？
关于海南岛何时形成的问题，迄今为止先后有两说，一是陆地断陷说，一是海洋潮汐说。
按照陆地断陷说，海南岛原本是与大陆连为一体的，由于地壳运动，受到太平洋板块向亚洲大陆板块俯冲作用的影响，160万年前，海南与大陆之间出现断陷带。
此后，海南与大陆分分合合，反复几次，直至50万年前的最后一次断陷，形成名符其实的海南岛。
海洋潮汐说则认为，在陆地断陷以后，还没有形成象今天这样稳定的琼州海峡，将海南与大陆隔开。
在3万年前，我国南海的海水平面低于现在约60-70米，而今天的琼州海峡水深约为44-160米。
据此推则，在3万年前琼州海峡的大陆架可能露出水面，海南岛与雷州半岛应是陆地相连的。
至于形成今天的琼州海峡则是在7000年前。
依据是15000年前，海平面又退至比现在低110米，在此以后，海平面急剧上升，至7000年前接近于现在的高度。
海南岛至此真正与大陆分离。
我的看法是，综合上述两说，50万年前海南岛与大陆最后一次断陷，后来，经过海水平面的多次升降，至七千年前，形成了今天的琼州海峡，海南岛成为了独立的岛屿区域。
关于海南岛何时出现最早的人类问题。
迄今为止，海南岛还没有发现从猿到人的考古资料，因此，在没有确凿的科学证明之前，学者们一般认为，岛上的远古居民都是从别处迁徙过来的。
上世纪八十年初末至九十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先后在三亚落笔洞发掘出13枚人类牙凿化石，并发现一批哺乳类动物化石和贝类及火灰残遗，其中华南虎、亚洲象等大型动物化石尚属首次发现。
这说明了在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晚期，海南岛上就有了人类活动。
2006年6月10日，海南日报报道，在昌化江支流南阳溪进行的史前文物调查中，发现了两处旧石器，海南岛上人类活动的历史可能推前至2万年前。
昌江县的昌化江沿岸可能是海南岛先民最早生息的地区。
解放以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发现了200余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分布地区几乎遍及海南各个市县，说明从七千年至二千多年前海南各地均有人类居住，这些人类是黎族的祖先，他们或依山傍海、或依坡临河，过着渔狩和原始采集、农耕的原始生活，并先后经历了母权制和父权制氏族的两个社会形态。
上世纪五十年代，在保亭、白沙、乐东三县交界的毛道、毛贵、番阳三乡，尚存在合亩制生产方式，这是历史上父权制社会生产方式的遗存，并残存着母权制的种种历史遗迹。
如女子不落夫家婚俗等。
七千年至二万年前海南人类是否是黎族的先祖，至今尚无据可查，但是，我们可以说，黎族是迄至为止可知的当今海南岛上最早的土著民族。
（二）封建制契入的古代社会
海南古代社会可以西汉元封元年（前110年），武帝在海南建郡立县为开始，至清咸丰八年（1858年），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被逼与英、法分别签订《天津条约》，琼州（海口）被辟为通商口岸为止，长达近2000年。
这一时期，海南的社会形态是汉族封建制度契入海南原始社会形态，作为一种新的主导社会形态逐渐发展，至明代全岛性封建制得以确立。
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海南由黎族单一人群、族群发展至以汉族为主的汉、黎、回、苗多元的族群构成，形成多民族的移民社会。
这一时期，既有阶级压迫和阶级抗争，但各民族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海南古代社会历史发展的主流。
其一是黎族历史概况。
海南岛上二千多至七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是黎族人民的祖先。
而一万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落笔洞三亚人，是否是黎族的先祖尚未定论，需要有进一步的考古发掘资料加以考证。
黎族来源于何处，是土生土长的居民还是外迁移民?
根据迄今考证,黎族是外迁而来。
我国史学界、民族学界普遍认为，黎族来源于我国岭南地区的百越族的一支——骆越，是从广东的西部、广西的东部和贵州的南部等地先后分批渡海而来的。
西汉以后，由于汉族的南迁，黎族不断被汉族所融合，特别是唐、宋至明、清，黎族被汉族融合程度加深，汉族封建制生产关系也逐渐在黎族地区占统治地位。
与此同时，黎族也融合了部分入居黎地的汉人。
至今，黎族人口已发展至112万多。
其二是汉族的历史概况。
自西汉武帝在海南建立两郡十六县后，汉族移民逐渐南迁海南，经隋唐时期，海南岛行政建制相对稳定后，海南出现了历史上两次汉族移民高潮，一次发生在宋、元时期，一次发生在明、清时期，这两次汉族移民高潮对海南社会的历史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促成了海南封建史上的两次文化高潮。
在宋代，海南汉族移民达十万人，多数为任官世族和有官位、功名的谪官流寓、避乱躲祸者，这就出现了海南历史上第一次汉族社会精英大批过海峡的情势。
这些有功名、地位的迁琼职官、谪宦、避祸者，携家带口，落居海南，促使海南封建文化教育高潮的兴起，出现了海南历史上一批破天荒的人才。
当时海南进士及第者有14人，中举人者有23人以上，另外，在由皇帝直接掌握的制科中，海南士子中各种科目而授官42人。
宋代海南科举任官者达80人之多，这在移民人口仅10万的海南岛，其比例是不小的。
同时，南宋还出现了第一位在全国有影响的海南历史文化名人白玉蟾。
白玉蟾是道教南宗五祖，著名的诗书画家、哲学大师，在中国哲学史、文学史、美术史、书法史、宗教史上均占有重要的地位。
明代，海南汉族移民达30多万，封建文化教育发展，形成海南历史上封建文化的发展高潮，达到了海南古代文明发展的顶峰。
终明一代，全岛登进士及第者62人，中举人者594人，中武举者15人，共计中进士、举人671人。
（这还不包括每年按规定向京师输送的贡士、贡生）这在全国人口比例上是相当高的。
同时，也出现了丘浚、海瑞、邢宥、薛远、廖纪、王弘诲、钟芳等一批官至高位、文以载道的人才。
其“人文之盛，贡选之多，为海外所罕见。
”时海南籍高官在明朝廷中“比肩接踵“，人数不少。
有官员不解地询问时居相职的海南人丘浚：
海南炎天海外，蛮夷僻处，何以如此人材辈出？
丘浚写《南溟奇甸赋》一文作答讲了三层意思。
第一，“我圣祖即视之畿甸而褒之以奇之一言，岂已意哉”，“蕞尔小最外之封疆，宛然大域中之气象”。
丘浚说明太祖朱元璋将海南视之为京城郊区的神奇的地域，虽然是小小的一块边疆之地，却有大地方的气象。
第二，丘浚还针对海南是蛮荒之地回答说：
“夷岛而不夷，有如仙境而非仙。
”丘浚说，海南岛虽然有少数民族，但不“蛮夷”，海南人虽不是神仙，但海南岛就象仙境一样，非常优美。
第三，他还说，“兹甸也居岭海之尽处……总收中原百道之脉者。
”海南岛虽地处天涯海角，但它却吸收了中原各地的灵气，所以人杰地灵，人才辈出。
丘浚显示了作为一个海南人的自豪感。
至今汉族人口已发展至700万。
其三是回族的历史概况。
现三亚市凤凰镇的回族是唐、宋、元时期穆斯林移民的后裔。
唐代，海南岛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中途停泊站，途经的穆斯林因海难落居，或因海盗掠夺为奴落籍。
史籍记载，万州冯若芳每年掠夺波斯商船几艘，俘人为奴无数。
今陵水县至三亚市一百多公里海滩上大批唐代穆斯林古墓群，说明唐代穆斯林落居本岛不在少数。
宋代因占城（今越南南部）战乱，占城穆斯林请求内附，分布在海南岛儋州、三亚一带沿海地区。
元代忽必烈率元军征讨交趾（越南），将其降服的穆斯林安置在海口、琼山沿海地区。
由于民族融合，大部分穆斯林均已同化于汉族之中，仅剩三亚凤凰镇穆斯林成为如今的回族，人口一万余。
其四是苗族历史概况。
根据史籍记载，海南的苗族是明代从广西
征集苗兵而落籍海南本岛的。
另外，根据苗族老人的传说，有部分不堪封建盘剥而漂洋过海迁入海南，有部分则是为谋取生活资料而迁移海南。
根据《海南苗族情况调查》，海南苗族先民来自不同地区，有一些不同姓氏的苗胞，分别从云南、贵州、福建迁移而来。
至今海南苗族人口发展至6万多。
（三）政局多变的海南近代社会
从清末至海南岛解放，即从咸丰八年（1858年）清政府被逼与英、法签订《天津条约》，琼州（今海口）被辟为通商口岸，经民国时期，至1950年5月1日海南岛解放，为海南近代时期，时间近百年。
海南近代的政治历史，既是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使海南与全国各地一样，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也是海南人民坚韧不拔、愈挫愈奋地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
这一时期是海南历史上政治相当复杂的时期，既经历了辛亥革命后海南政局的嬗变，各大小军阀轮番对海南的统治和海南人民坚持不懈地反军阀斗争，后国民革命军渡琼统一全岛，又经历了国共两次合作和分裂，长期内战，中共琼崖党领导琼崖人民创造了中国革命史上孤岛奋战、武装斗争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光辉典范。
这一时期，对外关系上受到资本主义列强的觊觎，既经过清末各资本主义列强对海南的争夺，各国领事馆入驻海南，经法国帝国主义企图侵占海南后，清朝总理衙门作出海南岛不割让他国的声明，海南成为各资本主义列强共同的势力范围。
后于1939年2月日本军国主义大举入侵，海南陷入了历史上最惨痛的社会和民族危机。
在清末以来的政局动乱中，大批海南沿海民众纷纷迁徙南洋群岛，形成海南近代华侨群体，琼州华侨成为继我国广东、福建、潮州、客家之后的第五大华侨群体。
与此同时，海南大批青年外出大陆或日本、欧美，或选择求学、留学，或外出谋生发展。
一大批有志的海南青年，后来成为了海南和全国政界、军界和文化、教育、科技界的精英。
仅文昌一县，除出了一批政界、科教界精英外，军界将军就有190多名，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将军县。
一家迭出几名将军的在文昌、澄迈、万宁等县均有。
这是特殊历史年代海南人才辈出，群英涌现的时期。
（四）历史性转折的当代海南社会
从1950年5月至今半个多世纪，属海南当代社会。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海南人民开发海南、建设海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
可分为五个阶段。
1、1950年5月海南解放至1956年8月党的“八大”召开前的6年，是海南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
这一阶段，海南社会经济全面恢复至解放前最好的水平，农业生产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速度发展，社会主义改革在城乡全面完成的，并进行一系列的国防建设，确立了国防前哨的地位。
2、1956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至1966年4月文化大革命前的10年，是海南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前进的阶段。
这一阶段有两个特点：
（1）有经济建设中的急于求成、政治上左的倾向错误和反地方主义历史冤案发生；
（2）从总体上初步确立起海南岛开发建设的方针，提出海南开发建设的发展目标和总体思路，即：
在粮食自给并略有储备的基础上，以积极地发展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为主，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农、林、牧、渔相结合的综合开发，并根据国家的需要和开发资源的需要相应的发展工业和交通运输业。
这是根据海南的历史背景和国家的现实需要提出来的
（1）海南历史上除了明代外，均为缺粮地区，需要发展粮食生产；
（2）海南岛是我国唯一的热带地区，必须以发展热带亚热带作物为主；
（3）海南当时处于国防前哨的现实定位。
3、1966年5月“五·
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发动至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10年，是海南与全国各地一样的政治内乱的10年。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左倾错误盛行、政治动乱，海南开发建设受到影响，但党的正确路线的影响，党的领导的影响仍然存在，海南开发建设中的一批基础设施陆续完成，维护国家领海主权的西沙自卫反击战取得胜利等。
4、1976年月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至1988年4月海南建省前的12年，是海南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
这一阶段历史错案的平反和华侨政策的落实，取得民心和侨心，社会政治稳定；
国民经济调整使海南社会经济平稳发展，恢复了对海南开发建设的重新探索；
各种形式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拉开了海南新时期农村变革的序幕，从此，海南由国防前哨变为改革开放的前沿。
5、1988年5月海南建省办特区至今的二十余年，是海南全面改革开放、开发建设的全新的历史时期。
这一阶段经历了改革开放模式和发展战略的不断探索、经济建设一度大起大落和经济发展的恢复性增长，直到今天的大规模投资建设形势的形成，新一轮经济快速发展势头走上了轨道。
2006年5月召开的海南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标志着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具有海南特色的经济结构和更具活力的体制机制，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海南新时期的开始。
这是海南有史以来，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最好最迅速的时期，其发展势头正在越来越好。
海南文化，是由多民族世代积累和交流融汇的结晶，其社会人文群体，来源于多民族多区域，主要由黎、汉、回、苗等民族构成。
（一）海南文化的历史渊源。
在一万年前后，海南岛的先民——三亚人群居洞穴，懂得用火，以打制石器作为生产工具，过着狩猎、捕捞和采集的生活，宣告了人类在海南岛上创造意识的出现，人类文化在亘古洪荒的海南岛上诞生。
海南至今已发掘的大批文化遗址表明，在二千多年至七千年前，黎族先民最先在沿海地区生活，后来才逐渐向内地迁移，形成一个遍及全岛的人文布局。
因此，黎族先民沿袭了海南岛上最早的先民，开创了海南区域人类的社会纪元，在茹毛饮血的莽荒之地，创造了原始文化，为海南人类社会的文化和文明的发展，开辟了历史的先途，栽育了海南最早的文化根系。
在两千多年前，中华民族的主干成份汉族的移民，续黎族之后迁徙海南。
西汉元封元年（前110年），武帝在海南设置珠崖、儋耳二郡，标志着中原封建文化向海南的原始民族文化流动的开始，揭开了汉族人民进入和开发海南岛的历史新篇章。
海南社会进入了黎汉文化并存的历史时期。
唐天宝（742—756年）以前，汉族人进入海南岛的移民计有3.4万多人，主要来源于中原各地。
这些中原移民的成份，有历代举家赴琼的朝廷命官。
有戌边驻琼将官和从征兵勇，有漂洋过海的贸易山客，有战乱内迁的庶族平民，也有少量仕途失意的贬官谪宦。
他们率先带来了中原的封建文化。
汉至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生产关系和君主集权政治的发展时期，也是中华民族汉文化高峰迭起的上升阶段，尤其是盛唐，其繁盛的汉文化影响深入边疆地区，超越国界，对海南影响亦为深远。
它不仅成为海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随着封建制度在海南的扩展，朝着成为海南文化的主导方向发展，其重要标志为汉文化通过儒学正规的学校教育在海南传播，正是从唐代开始的。
据《正德琼崖志》记曰“琼古在荒服之表，历汉及唐，至宣宗（847—859年）朝，文化始洽；
岭南“州县学仅四五十人”。
其儒学教育也涉及黎族，根据史籍记载，唐贞观（627—649年）末年，吉安（今昌江县境）县丞王义芳，召集黎族各峒首领，商议教化，“稍选生徒，为开陈经书，行释奠礼，清歌吹笛，登降跽立，人人悦顺。
”唐儒学的传播，对汉文化主导地位的确立，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是海南封建文化初兴的标志，并为古代海南封建文化高潮的到来提供了条件。
宋代海南汉族移民发展至十万人，其移民重心出现了南移的倾向，主要来源于湖广和福建等省。
特别是明清两代，汉移民大批南迁，移民人口迅速增长，明代33.7万多人，清嘉庆年间（1796—1820年）则发展至149万多人，其成份主要来源于闽南和两广，使海南文化打上了深刻的岭南烙印。
海南形成了以琼州语（以文昌话为标准，俗称海南话）为主的区域性多方言，是其突出的表现之一。
现行海南汉语方言极为复杂，大致可分琼州、儋州、客家、临高、艇家和海边（粤语）六大类。
以琼州语为主的海南多方言的出现，反映了海南汉文化中的岭南思维意识和文化特色。
但是，海南汉文化的主流仍系中原文化，以宋明理学为其精神核心，这是由于宋、明时代海南封建文化发展的兴盛而确立起来的。
宋代海南文化教育颇具生气。
州县大多设有州、县学和小学，还有州府官办的（“附廓学”以及辅助官学的）一些社会教育设施（如琼州的知乐亭，儋州的东坡祠等）。
宋代海南民办的私学更不在少数。
私人举办的塾学、学舍、学馆、书会所之类的机构为数不少，还出现了私人教授讲学的办学形式书院，如东坡书院。
苏东坡从儋州谪居地遇敕奉诏移徙廉州，经琼州府城时，写了《伏波庙记》，赞叹海南社会人文盛况云：
“今衣冠礼乐班班然矣”。
这是苏东坡对自庆历兴学（1044年）以来60多年，海南文化教育社会成效显著的一种评价。
到了南宋时期海南则“名嗣辈出，有海滨邹鲁之称”。
到了明代，海南更是文运兴盛、才贤汇兴，形成一个以宋明理学为其教育内容的遍布全岛的文化教育网络。
宋明理学是中国儒学文化系统全面成熟的标志，它造就了明代海南岛一代众多的文化明星，同时，也最终确立了中原文化在海南文化中不可动摇的主导地位，铸造了海南文化对中原文化具有强烈的向心力的品质。
海南社会的历史人文构成，还包括了海南的回族和苗族。
回、苗族自落居海南，文化世代相承，沿袭至今，构成海南区域文化的组成部分。
海南社会历史人文构成，来源于多民族多区域，形成一个以汉族移民为主体的多民族移民社会。
移民社会的基本特性是具有较大的包容性。
海南文化由此而具有包容多种文化成份的多元化特征，形成以汉族中原文化为主调，以黎族民族文化为特色的多元文化体系。
（二）海南多元文化的融汇发展。
在海南多元化体系的形成过程中，随着各民族文化模式在海南岛上的出现，其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以至互相同化的文化现象也随之发生，使海南各种文化模式涵包着多种文化因素。
汉族中原文化，自进入海南岛后，就与黎族文化逐渐发生了密切联系，一方面，汉文化对沿海广大区域的黎族文化发生了影响和改造，并同化了部分黎族；
另一方面，根植于本岛的黎文化发生逆向流动，同化了部分汉族，呈现黎汉民族双向同化的历史态势，这是海南区域文化历史发展的一大特点。
西汉封建郡县制在海南的建立，带进了中原封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开始沟通了海南与中原的联系。
但是，这种联系的沟通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
西汉海南郡县官吏对黎族人民的酷虐盘剥，引起频繁的反抗，初入海南的中原文化与黎族氏族文化处于对抗、冲撞的状况，使得昭帝始元五年（前82年）不得不下诏“罢儋耳，并属珠崖，”把海南岛上的二郡建置并为一郡；
元帝初元三年（前46年）“罢珠崖郡”，入朱卢县，属合浦郡，海南郡级建置降为县级建置，封建统治终于在海南岛上退却、让步。
此后，“珠崖自汉元弃至梁大同凡五百八十年”，直至南朝梁武帝天监年间（502—527年），海南儋耳一千多峒归于岭南俚族女中豪杰冼夫人，梁朝遂在海南西北重置珠崖州，游离中央皇朝直接统治的海南岛重归大陆政权之下，标志着黎族文化对汉族文化从排斥、对抗，经过五百多年的磨合，转向包容、接受的开始，中原文化对海南影响自此日见加深。
唐、宋以后，汉文化对黎族的影响进入了历史的新阶段。
唐代，海南发展至五州二十二县，封建统治扩展至包括南渡江中下游在内的环岛广大地区，黎汉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进一步扩大，对黎族的社会人文也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开始出现了“黎”这一族称。
宋代，“黎”则成为海南岛上最早的先民的专用族称。
“黎”这一专用族称的起用和固定化，说明根植于海南岛上的最早先民的文化意识活动，作为一种世代相袭的民族文化现象与文化模式，得到历史的确认。
从此，黎族文化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和改造。
唐宋封建郡县在海南的建立，形成一个黎汉编户杂居于沿海区域和黎族编外聚居于内地的人文格局。
黎族受到汉文化的影响而产生了人文分化，出现了“生黎”和“热黎”之别。
黎族生熟之别，以居地处于郡县治所的远近、接受汉文化影响的深浅来划分：
“去省地远者为生黎，近者为熟”，“生黎居深山，不服王化，不供赋役，足迹不履民地”，熟黎“开险阻，置村峒……外连居民，慕化服役”。
这种黎族生熟分化是黎族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对汉族文化的归化，是黎族氏族文化模式的运动更新和对汉文化的归化发展，使黎族氏族社会跨过奴隶制历史阶段，开始了封建化的历史进程。
历史上异质文化之间交往发展，往往导致民族之间的同化。
据宋人《系年录》载：
“四郡各占岛之一隅，四郡人多黎性，盖其裔族，而今黎族乃多姓王”，所谓“黎性”“裔族”，系汉化了的黎人，说明黎汉之间的民族融合早在宋代已经发生，以至出现“文昌无黎”，黎族在较大面积区域内被汉化的文化现象。
明、清两代更出现“会同无黎”、“澄迈黎人归化既久，与齐民等”，“虽有黎都之名，实无黎人之实”，等等。
大面积区域的黎族被汉文化同化的人文现象继续发展，显示了海南多元文化发展态势中汉族文化的主导地位和主动势头。
历史总是在矛盾辩证中发展的，作为海南文化多元融汇发展中的黎族文化，在受到汉化的同时，也融化了某些汉族文化的历史人文。
由于封建统治的经济剥夺和种种原因，部分汉人被迫迁入黎族聚落，与黎民共同生活，逐渐黎化，史载：
“熟黎多湖广福建之奸民”，“亡命杂焉。
”所谓“亡命”“奸民”，乃因不堪封建压榨而逃亡的汉族人民；
又载：
熟黎“初皆闽商，谓赀亡命为黎，亦有本省诸郡人，利其土乐其俗，而为黎者”。
上述以黎族汉化为主流的黎汉民族双向同化的人文现象，自宋代一直延续至明、清两代，达到高潮。
据统计，从明嘉靖到清道光年间，不足三百年，海南黎峒减少了30%。
在明清两代海南人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剧增的情况下，黎峒数量大幅度锐减，说明在民族双向同化的过程中，黎族汉化规模的扩大，同化速度的增快，而民族文化融合发展速度的加快，反映了明清两代海南社会文化进步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即封建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在海南全面确立。
海南回族，在民族习俗、宗教和语言方面有别于其他民族，作为海南文化的古人文构成，也是在民族文化相互影响、互相融合中发展的。
唐代万、振两州的穆斯林，系被掠劫为奴或台风假泊落居者，被掠劫为奴者，因丧失自由发展自身文化的条件，被逼接受异族文化，已强制性地消融在汉文化中，仅能从至今尚存的古万、振地的番坊和穆斯林墓葬群等遗迹中，窥见其历史的存在。
宋代，因占城（今越南南部）内乱，要求内附而挈家来琼，散居儋州、三亚一带海岸；
元初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间（1264-1294年），元军征战占城，“纳蕃人降，并其父母妻子发海口浦（今海口市区至演丰沿海一带），安置立营籍为南蕃兵”。
宋、元入琼落籍的穆斯林因其与汉族杂居，或入伍当兵，其民族文化特性至清代已被融化，不食猪肉和定期斋会等宗教活动和禁忌已经消失。
现今仅存的三亚凤凰镇一带的回民，其文化亦兼容了他文化因素，诸如回语方言数词，一部分带有马来语的语根；
回民的姓氏，除古老的蒲姓外，还增加了方、海、刘、哈、杨、马、米、汪等十余姓，这些都是回族文化与其他文化长期交往、历史融汇的结果。
晚清以后，随着海南近代社会性质的变化，海南汉文化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迅速加进了近代西方文化因素。
首先，海外移民引进了新的文化。
康熙年（1661-1722年）以来，海南人文向海外移民之风愈演愈盛，至近代形成海外移民高潮，移民范围近则南洋各地，远则欧美各国。
海南近代人文大规模向海外发展，呈现其独特的规律：
每当政局动荡，海南人口大批外流，一旦政局稳定，外流人口相对返归。
这种人文双向流动的特点，使得近代海外文化不断输入本岛，对海南汉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诸如近代华侨向海南投资，开辟农垦事业，促进了海南农业资本主义的发生；
华侨带回南洋、西方各国外来语言，演变为琼州方言，（如“故利”（苦力）、“奥赛”（出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