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中国敢说真话的知识分子还是太少0982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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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平中国敢说真话的知识分子还是太少09821
江平：
中国敢说真话的知识分子还是太少
作者：
奕奕提交日期：
2009-8-2115:
12:
00
谁在改变我们的世界---告诉你那些不为人知的大师
已经79岁高龄的江平教授，仍然精神矍铄，语言风趣幽默。
他以其学术贡献和不懈努力参与宪法的修订，参与民法、行政法的起草，成为法治中国的重要建设者……
对话摘录：
江平：
“中国历次的政治运动最大的问题我觉得就是培养了人一种不敢说真话的一种思想。
中国真正能够敢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是比较少的，所以也可以说，这是知识分子的某种软弱性吧。
可能从中国来说，知识分子总有一些软弱性。
可能这种东西也不能够太多来责怪当事人，说你怎么那么没有骨气，但是我只能说，我在这种情况下，我尽量做到了说真话。
不去诬陷别人，不去往上爬，不去为了追求官职而昧掉自己的良心，我觉得尽量做到这一点，是我一生很大的愿望。
所以我在当校长期间，我也没有去为了当什么我去跑官或者是跑什么，我觉得知识分子就是凭自己的知识和我的能力，我能够在这个范围中做到了学生觉得这个老师还有他的起码的良心，有起码的政治的理解，这就够了。
”
“中国的法律，应该说有十年左右，一部法律就会出现落后，跟现实发生矛盾了，至少在现今阶段，中国的立法已经越来越从“立一个新法”变成“修改一部旧法”，也就是说，修改的法律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了。
”
奕奕：
请您先介绍一下您现在的生活状态，您现在每天的生活、时间是怎么样安排的？
江平：
我今年79岁了，但是工作还没有离开。
学校给了我一个终身教授的职务，但是工作现在来说不是非常繁忙，更多的是带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
我最近得了一场病，这场病是中风后遗症。
中风后遗症出现了以后，一开始是说话也有障碍，语言有障碍，行动有障碍，经过301医院的治疗应该说基本上恢复了，可以说恢复到原来的95%吧，还没有完全恢复到原来的应该有的样子。
所以大夫建议我更多的注意恢复身体，他说这个中风后遗症如果再要发作的话，问题就比较大。
我现在的生活可以说是处于一种安心修养为主的这种状态，所以工作并不太特别繁忙。
奕奕：
我记得去年给您打电话的时候，那个时候您就在生病，在病中在医院呆了多长时间？
江平：
近两个月吧，差不多快两个月出来的。
奕奕：
好像人在病中的时候往往会有很多的感悟，您当时在医院是怎么想的？
江平：
应该说是最主要的感觉就是大彻大悟了吧。
什么意思呢？
因为原来我还始终认为自己像一个完全健康的人一样的努力工作，而且我是希望能够工作到80岁甚至再多长一点，现在看起来不现实了。
因为如果你要想工作长一点，那么你就必须把健康放在第一位。
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工作和身体之间的最大的矛盾，也就是说，不能够像过去那样的以工作作为目标去进行了。
现在要把这个目标放在现实一点吧。
青年时代：
反对腐败，追求自由民主
奕奕：
我们先从您的高中时代开始说起，您的高中是在北京的31中学上的。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呢？
江平：
31中学那时候叫崇德中学。
崇德中学是一个教会学校，是一个中华圣公会办的学校，里面还有外籍教师。
当初在北京号称有“八大兄妹”学校，这就叫基督教办的学校，算比较开明的。
八大兄妹学校，像育英和贝满大家都很熟悉，汇文和慕贞这也是很有名的，当然崇德和笃志稍微不像前两个这么知名，都是属于这种基督教办的这种学校。
应该说在当时基督教办的学校有一个好处就是比较自由，不像市政府办的，像二中、三中、四中虽然也很有名，但是它在管理方面是过分严格。
这就便于我们在高中的时候能够更多参加一些学生运动。
奕奕：
所以当时您就参加了“民主青年同盟”。
民主青年同盟我们现在可能只能从它的字面上来进行理解，它主要是一个起到什么样作用的组织呢？
江平：
当时共产党在地下还有两个外围组织，或者说叫地下的青年团性质的组织，一个叫“民主青年同盟”，一个叫“民主青年联盟”，一个叫“民青”，一个叫“民联”。
这两个（组织）是属于分别的两个系统来领导的，在解放以后等于自然而然都变成团员了，所以这等于是地下党的外围组织。
奕奕：
那个时候实际上整个社会正在一种所谓的变革期，新旧交替的变革期，您那个时候的思想都受到哪些影响呢？
江平：
1945年到1948年，这三年期间，是中国社会剧烈变动的时期，1945年日本投降，或者说那个时候刚投降，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当时国民党和蒋介石还是威望很高的。
我记得蒋介石那时候到了北京来，那一次在太和殿的时候，很多人都慕名而去。
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当时的社会地位在国际的地位是很高的，但是这三年（1945年-1948年）期间，我们对国民党失望了。
所以我想这三年的变化就是我们从原来对共产党的不了解，现在逐渐逐渐变成了倾向共产党了。
我们这三年的时间就是在党的地下领导人的带动、帮助之下逐渐逐渐走向了一个新的道路。
奕奕：
那当时对参加青年民主同盟的人有什么样的要求吗？
江平：
当时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你只要愿意自愿写申请就算加入了。
我是在1948年6、7月份的时候参加的。
奕奕：
那个时候您18岁。
江平：
18岁。
奕奕：
还是很年轻的。
那个时候您对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
经过了1945年这些变革，时代的变迁后，对整个人生的感觉，梦想可能也都不一样了。
江平：
从我们年轻时代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我想第一个就是反对腐败，对于这些腐败的现象是很看不惯的。
国民党之所以最后民心全失散了，很大的问题是腐败的问题，当时看到解放区，共产党，看到的都是一个清廉的生活。
作为我们这一代的青年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或者所抱的理想，那还是人权、民主、自由的思想。
因为当时国民党最大的问题是专制，不自由，老百姓的权利没有。
所以当初愿意参加革命就是希望中国一个是（实现）物质上的富强，一个就是政治上的民主自由，这是我们的追求的目标——一个富强的中国，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
奕奕：
这个想法在当时来看是不是比较理想化，因为你们不知道为了这个后来要走很长很长的路。
江平：
是，所以后来出现的中国的政治生活就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也出现了很多的磨难，这是我们最初所没有想到的。
新中国成立：
没有中间的道路可走
奕奕：
新中国1949年10月1日宣布成立，那个时候您也是在北京的吗？
江平：
我在北京，我们在燕京大学。
我是1948年入学的，新闻系。
1948年入学的时候没多久燕京就解放了，我们是比北京城解放早两个月。
我们10月底就解放了，北京是1月31号（1949）解放的，所以提前解放了两个多月。
我们等于课也上不下去了，在准备解放北京的工作。
那个时候北京叫北平，我们跟解放军一起进的北京做宣传工作，所以（1949年）1月底我们是在北京参加的入城仪式。
奕奕：
都宣传什么呢？
江平：
没什么宣传的，主要就是唱歌、跳舞。
奕奕：
但是都是很积极的心态。
江平：
对，等于说是一个很热烈的迎接解放军入城这样一个工作。
奕奕：
我看过一些对那些场景的介绍，比如说在做相关宣传的时候，有相当多的人是怀着戒心的，因为之前一直接受的是国民党的统治，后来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这两个党派之间，这两个党派之间有什么样的不同，很多人当时是抱着疑问的。
那个时候您的工作可能也相对来说难做一些？
江平：
中国那个时候的政治形势已经到了两个极端的地步了，要么你是走共产党，要么你走国民党，没有一个中间的道路，也就是说，走中间道路的这种思想已经破灭了。
其实那时候更多的知识分子是想走中间的道路，希望能够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们能够建立联合政府，我们能够走了一条和平的路线。
但是当时的政治形势已经到了非你就是我，只有我把对方打倒了，我才能够建立一个新中国。
如果真的在当时情况下建立一个联合政府，也是长不了的。
因为这个政治斗争，这个形势是很独特的，中国所独有的，中国所有的这种形势，和英国和欧洲有些国家是不同的。
奕奕：
您在大学的时候，您觉得过得充实吗？
江平：
我的大学生活应该说是时间很短，加起来也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因为你想，按正常来说，9月份开学，我10月底就解放了，我就上了两个月的课。
而且当时上课的心情也已经都不一样了，或者说有点像“1.29运动”的那句话“在华北这么大的地方连一张平静的课桌都放不下了”，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没有心思来上这些课了。
江平：
因为北京北平解放了之后，（我们）回到学校以后，就要考虑下一步怎么办了，到底是在学校学习还是出去参加工作？
因为当时北京是四野（第四野战军）了，四野当时跟所有其他野战军一样，在向南方进军的时候必须要有更多的干部，所以当时就提出来号召青年学生来参加南下工作团。
这个南下工作团需要大量的干部，我们当时高中的学生也好，大学的学生也好，参加了之后，很多都在湖北留下来工作了。
我当初也是积极参加了报名了南下工作团，而且南下工作团报名之后，第一个是改名字，特别是当时父母亲还在南方的地方，更应该改名字，以便不要暴露身份或者是什么的。
然后就是打背包、行装。
我在留下了决定要出发的头一天晚上，上级一个命令就是凡是参加过进城文工团宣传的人都不走了，有新的任务，有新的组织安排，这个新的组织安排就是建团的工作。
当初我们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平市筹备委员会，当初建立了建团的工作，而建团工作我留在团市委，结果搞了一个青年文工团。
我们从4月份开始到10月底，在北京有一个北平青年文工团。
这个青年文工团在团市委领导下，我搞了半年，这个半年可以说是我们第一次参加工作的一种体验。
青年知识分子都集中在一个大院子搞一些宣传工作，这个应该说对我们人生的经历是一大考验。
奕奕：
为什么呢？
江平：
因为60年以后我们又聚会了，这些青年文工团的人都已经是70岁、80岁的人了，大家在回去在当时这种参加革命时候的热情，还是很有感触的。
青年文工团半年之后我就到团市委的军体部工作了，那个时候政府没有体育工作，所以体育工作是由团市委来领导的，应该说我是经历了文艺工作跟体育工作的熏陶的。
江平：
在团市委的体育分会工作了一年多，突然间有一天他通知我被选派到苏联去学习。
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很突然的，我从燕京大学一年级出来参加工作没有想到又被派出国，又去学习。
当初团市委的人还提出来，你既然已经搞了体育工作，你去学体育吧，但是没有。
因为当时所有的学习的内容都是按照组织分配的原则，都是派你去学什么就学什么，所以应该说当初对于法律还是有选择的。
我们第一批派的是12个人，当初总共才400多个人，应该说按他在-整个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里面，他（法律）都占有相当的地位。
应该说，国家还是重视这个法律的，但是我本人对法律没有兴趣。
可是既然派你了，这就是第一任务了，所以我在留苏的这五年期间里面对法律也就产生了兴趣。
奕奕：
当时如果让您选择的话，您会选择哪个科目呢？
江平：
应该说新闻还是很好的，因为当时我们有一些人是去学新闻的，莫斯科大学新闻系，我觉得这些人学了都很好的，也有他自己的理想、志愿。
留学苏联：
6年课程5年学完
奕奕：
那您后来选择了法律，服从了组织安排，然后现在包括您的整个的人生都是法律人生。
您现在是一位法学家。
从1951年到莫斯科大学学习法律，那五年期间，您是怎么度过的呢？
江平：
在苏联是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在喀山（大学）。
喀山（大学）是列宁开始学习，从事革命的地方，所以喀山大学法律系有专门列宁的座位，上面写的“列宁曾经在这里学习过”，当时能跟列宁作为前后同学应该说是很光荣的。
但是到了喀山之后，又发现不满足，为什么不满足呢？
中国人到苏联来学习你总要挑最好的学校吧，（当时）最好的学校就是莫斯科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而这两个大学不去（还是很遗憾的），所以我们去了喀山不久之后，就向我们的大使馆提出来要求转学。
另外也有一个理由就是，苏联在斯大林逝世之后搞了一个全国大赦，全国大赦放出来很多人，而当时的喀山社会秩序也不算太好，经过了大赦之后，应该说秩序又差了一些。
所以中国学生有人人自危之感，觉得应该到比较安全的地方，中国学生比较集中的地方。
当时在喀山有中国学生学习的共有三所学校，学法律的，学航空的和学化工的，最后这三所学校都到了莫斯科，这是我们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就是剩下来三年是在莫斯科大学，我们知道苏联高等学校分学院和大学，学院是四年，大学是五年。
所以我们一转到了大学之后，如果加上头一年我们专门学俄语，那我们就要变成六年了，六年这个时间消耗太厉害了。
因为我们当时所有的留学生去了五年也好，六年也好，都不能回国，因为回来一次花费太大。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是极力希望尽量能够早学完回国来参加工作，来报效祖国。
我们去的这一批12个人，除了一个（学过）俄语，原来就是做过翻译的之外，他直接上了一年级，其他都有头一年作为预备班专学俄语。
后来的学生就不一样了，都头一年在国内先学俄语。
就是我们这一年，第一年是在国外学外语，这个花费是很大的。
我这个人因为原来在国内俄语没有很扎实的基础，但是自学了一点，语法、单词也稍微了解一点，所以我在第一年里面，我头半年我专门学了俄语，到了下半年我就插班进入了第二年的课程的学习了。
这样的话，我把第一学期差的那四门还是五门课我通过后来的两年把它补考完毕，所以我等于提前一年回国了，也就在1956年我又回国了。
就变成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最后我就抢了一顶“右派”的帽子，因为你到1957年的7月份回国的话，完全反右的形势已经都展开了，那就没有这个可怕的政治运动了。
所以有人给我开玩笑说“你努力学习的结果是抢到了一顶右派的帽子”。
中苏关系的三个阶段：
斯大林的问题是制度造成的
奕奕：
有些时候一些事情确实是特别巧，再回过头来看，当时苏联算是中国的老大哥，您作为中国留学生过去苏联，苏联人对您友善吗？
当时的苏中关系是怎么样的？
江平：
中苏关系就我的回忆来理解是分为三个阶段。
斯大林在的时候，对中国是持怀疑的态度，所谓怀疑的态度他始终认为中国是农民运动，这个农民不是真正的工人阶级的政党，所以他怕中国人走的道路是另外的一条道路，能不能跟苏联真正的和它的想法一样。
从过去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的不断的纠纷明显出来这个问题，斯大林并不特别信任中国，虽然后来对中国革命也给予了比较好的评价，但是在心中并不是这样。
我们去苏联那时候感觉特别明显。
比如说我们1951年去的时候，当时有一条，中国学生不能够在苏联搞任何的党的活动，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在苏联的政治生活中是非法的，你用别的名义可以，但不能用中国共产党的名义来进行。
奕奕：
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真的是无法理解。
江平：
它就认为你一个国家，你外国党在这儿活动怎么行呢？
所以，真正的中国跟苏联的关系更加密切了，是斯大林死后，1953年以后了，或者从1954年到1957年。
1958年这一段应该说是中苏关系最密切的时候，这样的话，中国共产党活动也公开了，我们也可以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跟苏联的党来进行交涉，搞一些活动。
这一段时间关系真正不错，赫鲁晓夫执政的时候是中苏关系最好的时候。
第三个阶段开始出现摩擦和纠纷，从1957年，1958年以后开始出现了，最厉害的到了60年代了，一直到珍宝岛武装冲突。
这是中苏关系的三个阶段。
从我们在苏联接触来看，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赫鲁晓夫在20大所做的报告，就是关于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报告。
这个报告开始时叫“秘密报告”，后来公开传达，外国学生也可以随便听了，而且还不断的来报告，或者来通过喇叭来广播。
当时我的印象很深的，当时苏联的学生很多人是很不能接受的。
因为原先看的斯大林是神一样，而听了这个报告了以后，斯大林实际上是变成了一个凶犯了。
杀掉了多少政治局委员，杀掉了多少党代表，应该说这是一个带有个人品行很罪恶的东西。
所以当时的苏联学生有些人喝酒、闹事，想不通，我们也想不通。
斯大林是这么样一个世界共产党人所崇拜的一个人，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
这个应该说在我的个人思想中也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也就是说，斯大林的问题究竟是什么东西造成的呢？
当时意大利共产党的总书记陶里亚蒂说过一句话，他说“斯大林的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是制度造成的”。
我对这句话也很欣赏，我觉得不能怪罪到一个人的身上，是这个制度形成的。
评论苏联的法律：
宪法精神从本质来说是被践踏
奕奕：
那么当时苏联的这种法律制度在当时世界来说算是先进的吗？
江平：
我觉得苏联的法律制度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不要因为我们跟苏联关系好的时候我们认为它很好，我们跟苏联关系不好的时候我们就认为它很坏。
我觉得苏联的法律制度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它有好的一面，这个好的一面是什么呢？
就是苏联的法律制度始终没有中断，没有像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文科都要取消或者是类似这样的东西。
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了以后，废除的只是土地的私有。
它的两个宣言，一个是《土地宣言》，一个是《和平宣言》，也就是说，它并没有把旧俄罗斯的法律全部废除。
连民法它也没有废除，民法典也没有废除，所以它有一个“继受”。
它只是在1923年通过了民法典它把原来的民法典废除了，而我们国家一开始就废除了所有国民党的法律。
奕奕：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新中国所有的法律是……
江平：
全部废除了，全部空白了。
奕奕：
一个国家要运行，没有法律怎么办呢？
江平：
都是在无法的情况下存在的。
苏联的法律教育制度也可以说是没有废除。
你看莫斯科大学，这应该说是典型的了。
我在莫斯科大学学习的时候，还学拉丁文，还学罗马法，因为他认为罗马法是法律的根源，他还是这个体系不能够废除。
你可以批判旧俄罗斯的法律，旧沙皇的法律，但是你不能批判罗马法。
罗马法是母法，它是根源。
在这个意义上，它还有一定的历史的这种传统。
所以我可以说，在苏联学习法律里面特别是像民事法律这样的一些，它基本的体系还是跟德国法律，跟罗马法律差不多。
这就造成一个很荒谬的现象，就是我们去到苏联去学法律的时候，当时领导上说了一句话“旧法的书一律不能带”，到苏联去学崭新的法律。
可是旧法，那些法律在苏联的体系仍然是德国民法典或者是罗马法的那个体系，所以它基本的法律的体系的思想应该说还保留着原来的东西。
说苏联的法律有问题在哪里呢？
我觉得关键就在于它的意识形态。
当然它讲了法律的理论也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或者说我这个法律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是专政的工具。
斯大林（时期）的《宪法》也有，但是斯大林（时期）的《宪法》有，但是它并不代表着它的先进的法治。
有宪法并不代表有宪政，所以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很突出的。
这边斯大林宪法还有“宪法节”，每年要纪念宪法节，但是那边的宪法精神从本质来说是被践踏的，没有什么真正的个人的民主自由的权利。
只要是反对现政权，对现政权有不同的意见就把你抓起来，这哪里叫宪法精神呢？
所以这一部分是比较差的。
尤其是维辛斯基（原苏联外交部部长）当了苏联法学界的最高代表人物后，维辛斯基那是最破坏法制精神的，迫害那些反对派，迫害那些人，所以应该说，他的实践和其理论所代表的那个思想是不一致的。
奕奕：
那么就是说，经历了这些，你自然而然的会有一种怀疑。
那个时候方向还是那么明确吗？
比如说回国之后，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江平：
那当然还是很明确的，那个时候还是对苏联的法律不怀疑。
虽然个别一些东西我可以来纠正，但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法律来做为你的治国的方式也好，其他的一个管理的一种方式也好，这是不可动摇的。
留学归来：
抢到了一顶“右派”的帽子
奕奕：
您1956年提前学成回国，“抢了一顶右派的帽子”，当时把您打成右派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您有什么样的罪状呢？
江平：
我们知道右派是各种的原因，有的是因为历史上的，一直是跟共产党意见不一样，有的是因为个人利益的膨胀，我其实就是写了一张大字报，是20个老师助教写的大字报。
当初回国后，都鼓励年轻人向党提意见。
因为当时是整风时期，要帮助党整风，我又是5年一直出国，不知道国内的情况，所以校党委也是希望我更带头了，给党来提意见。
给党提意见过程中，我们20个教师就酝酿了一个大字报，这个大字报有5点内容，成立整风委员会，鼓励中层干部，向党来提意见，然后还有什么工会选举等等，五条。
这个大字报写出来后，当时很轰动，因为这是教师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活动。
当初书记副书记（北京政法学院）来看的时候都说不错，大字报写得很有水平。
但是到了反右斗争开始的时候，就把这个大字报叫做反党的大字报，所以其中参与策划的，我是积极分子，我是带头写的，就被划定为右派。
当时我因为刚从苏联回来，而且回来之后，由于苏联有司法代表团到中国来访问，所以我还被抽调去专门接待苏联司法代表团，回到学校已经差不多11月份了。
我在学校的时间很短，有的人就怀疑，就说江平划为右派这到底社会基础是什么呢？
因为什么被划为右派呢？
为这个事专门在我们学校的礼堂还搞过一次辩论，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我之所以成为右派，是因为资产阶级民主自由而形成的。
为什么呢？
分析我的历史原因，中学是在教会学校，一天到晚想着民主自由。
你到了大学，燕京大学，又是号称“自由、民主”的学校。
对于这个结论，我本人应该说又接受又不接受。
接受的一条是，大体我的思想的根源是民主自由的思想。
但是不好接受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当时实在也是老觉得这个问题不好解决，在我的思想中始终是一个疙瘩，就是为什么民主自由就是资产阶级的？
我们怎么不讲社会主义民主自由呢？
好像一说民主自由人权这都是西方的观点。
和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也讲人权，现在我们也讲民主。
这个是关键的问题。
人生三大打击：
政治、情感、肉体
奕奕：
当时对那种形势的判断是怎么样的呢？
江平：
当初的右派是性质是“敌我”，但是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是这么一个提法，而且是越来越升级。
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很难接受的，因为你等于说把它划到了人民之外了，但是我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
对我来说，应该说打击是很大的。
当初是按很优秀的知识分子派到国外去学习的，在国外五年期间根本没有想到什么很可能是敌我矛盾，我回来自然（认为）我是红色的，所以这一点是完全出乎我自己的意料。
我的打击是三个，一个是政治上的打击，从人民内部变成了敌我了。
第二个就是紧接着与新婚的妻子离婚。
在苏联认识了不准结婚，因为纪律不允许，回国之后我马上结婚。
她是1957年回来的，结婚之后，没多少天我又被划为右派，对方就提出来要求离婚。
那我怎么办呢？
那我只能答应，不能够妨碍人家的政治前程。
第三个就是被火车压断了腿，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在西山劳动的时候，因为那个地方正在修桥，我们去拿钢丝绳，突然火车滑行下来压断了腿。
这三个打击应该说对人生来说是非常大的打击，但是在当时还是可以忍受。
奕奕：
为什么那个时候人的韧性可以这么强呢？
江平：
可以忍受的一个原因就是我还是属于右派里面处分比较轻的，或者说几乎是最轻的一类。
我们知道右派处分分为“极右”和“右派”。
“极右”是一类二类三类处分，这要是到校外去劳动改造去，只给了生活费十几块钱。
作为“右派”处分的，就是四类、五类、六类。
四类的处分是降两级（工资），五类的是降一级（工资），六类就是免于处分，就是不降级。
在学校统统只有两个人。
我是第五类处分，工资降了一级。
奕奕：
那您那个时候工资拿多少钱？
江平：
原来是78块。
奕奕：
在五几年您就能拿70多？
江平：
因为我参加过工作我又是留苏人员所以比国内的正常的毕业生要高两级。
所以降一级处分生活上没有太大的影响，还是可以的。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四类、五类、六类都留校，工作要变化一下，你不能再教法律了，法律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刀把子，你不能再讲课了，哪怕民法你也不能讲了。
所以就把我调到了外语教研室，教外语。
我想教外语也好吧，也终究是老师，我是在这种情况下留校的。
所以我在划右派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基本上从事的主要的从事的就是外语教学。
奕奕：
那期间不是有一段，您是到五七干校下放的？
江平：
五七干校已经进入到文化大革命了，也就是说我从57年到66年这一段期间主要是留在学校教学。
奕奕：
是北京政法学院吗？
江平：
对。
奕奕：
当时北京政法学院在国内是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
江平：
当时号称几大法学院，北京政法学院也是其中之一，所以应该说还是我们国家在培养法律方面的重点的学校。
文革期间：
卖掉法律书，对中国法制建设完全悲观
奕奕：
三年的自然灾害，那个时候您在北京，您是怎么过的呢？
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吗？
江平：
这一部分的时间，我也区分为两段，一段就是劳动的期间。
右派都要参加校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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