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意识形态性与意识形态的文化性.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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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意识形态性与意识形态的文化性
文化的意识形态性与意识形态的文化性
沈江平
意识形态概念和文化概念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基本范畴，从其伊始就成为学界重点关注和着力解读的对象，也是现实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难题。
对两者关系的解读往往关涉到能否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以及如何进行文化建设的问题。
以文化的科学性抵斥文化的意识形态性或用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否认文化的科学性是学界常见的观点。
将文化与意识形态看成是水火不容或者将文化与意识形态两者完全等同都是“懒汉思维”，没有正确深入地把握文化与意识形态之间紧密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关系。
显而易见，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四个维度是人类实践的主要场域，四者密切相关。
经济领域是人们的最基本的实践场域，经济生活决定着其他三个场域的存在和发展。
意识形态与人们的政治场域相关，文化则是与人们的文化场域相关。
现实中，政治场域与文化场域常常相互交织，这种现象反映在价值观层面必然是各自领域核心价值旨趣有相通之处。
以政治价值观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与以文化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由此就产生了勾连。
质言之，文化属性是意识形态的构成元素，意识形态性是文化的价值构件，生活中，人们无法在单一的意识形态即政治场域氛围里生活，也不能在纯粹的文化世界的精神文化场域中生存。
文化与意识形态不是两条平行线。
因此，合理审视意识形态与文化的辩证关系，在学理上厘清二者关系的有关争议，有利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设高度和谐有序的文化生态和人文环境。
一、意识形态的文化性
意识形态的文化性即文化性是意识形态的天然属性。
具体而言，作为一定社会意识的组成部分，意识形态映现着对应的社会存在，同时又是作为社会有机系统——文化这一精神产物的重要构成要素而呈现给社会大众。
在一定程度、一定领域内，意识形态能够彰显和发挥文化内涵、特性和功效。
意识形态的生成离不开一定的文化系统。
这点在列宁那里得到了印证：
“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1]P299意识形态要实现它对社会的影响力和支配力，就必须将自身所确证的价值、观念依托文化内在的向心拒异的凝聚和同化力量输送给全体社会成员，借助文化特色的渗透力和感召力形成普遍的话语塑造和政治共识，直至塑造成社会的主流文化，凝聚和整合社会的价值认同形成社会核心价值。
意识形态能动地映现一定的社会存在，构成了社会意识的基本单元，通常以文化（精神生活）面相成为社会有机系统中的重要组成要素而存在。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从文化向度讨论了意识形态和文化问题，借助“文化”、“观念形态”等概念，使意识形态理论得到了较为全面的解读。
他指出：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
那末，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
”[2]P663-664在毛泽东的解读中，意识形态的文化性相当于他所借用的文化概念，进一步而言就是指映射社会政治经济的观念形态的文化领域里的意识形态。
如果说葛兰西形成了一套适合于西方工业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理论的话，那么，毛泽东则提出了一套适合东方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理论。
特别是在晚年毛泽东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实际上就是他的意识形态思想的集中体现，只不过是通过“文化”革命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
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作为较高层次的社会意识，它是一种精神文化，只是阶级社会中文化的一部分，其本身的发展也会反映在文化的发展上。
同时，除了主流文化对意识形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之外，意识形态的发展还会受到非意识形态的文化的制约和影响。
在意识形态持续活动的社会里，人的精神生产得以产生，同时也塑造着一定时代的社会意识构成。
显然，意识形态成为人类文化发酵、生成的重要载体和场所。
意识形态和文化的生产常常交织在一起，在同一进程中共存。
文化理性抽象的结果必然会走向意识形态这一凸显文化生活和社会观念生活本质的东西，成为现实的人的文化。
一定的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之后，相应地会产生对应的意识形态——在原有文化地基上重新建构服务于新的统治阶级的制度化的思想观念体系。
继承与创新这种意识形态的特征，它不但是政治领域的思想上层建筑，还会像“水泥”一样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承担起“主流文化”的职能。
与之相反的是，失去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此时也不会彻底消失或消解，而会改头换面以“思想文化”的样态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之中，成为新的意识形态的素材与精神根源。
正如马克思所言：
“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自己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
”[3]P669在阶级社会里，意识形态与文化总是犬牙交错，文化传统为新的意识形态塑造和生成提供了无法割舍的文化土壤。
因此，意识形态必然会具有文化的烙印。
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明确提出“作为一个文化体系的意识形态”这样一个论断，其代表作《文化的阐释》突出强调了意识形态这一范畴的文化象征意蕴和性质。
意识形态自身所容纳的文化属性也决定了其必然要承担起教化、输出功效。
无论是主流意识形态还是非主流意识形态，其基本的价值认同也体现在文化属性的基本一致上，传统儒家意识形态必然以仁义礼智信为其文化内涵，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必然以无产阶级文化为载体。
同样，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也必然以所谓的自由、博爱、平等为其文化取向。
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文化脱离不了其特定的社会属性和阶级属性，它们在利益上的同一性也必然反映到文化认知的同一性上来。
实际上，文化作为一种“加工成人型”的“意识形态”，自始至终都蕴藏着人类对自身生活的热爱和不断的打造。
文化对人从自然存在境况中向人之为人的进化转变中具有天然的观照，正是这种观照不断牵引着人们日益走向人自身如何发展的正义与德性价值域，从而建构出更高的符合人发展的存在境域，这已达成共识。
在特定的制度框架里，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内在勾连确已难以区分，其政治属性和价值旨趣表征脱离不了特定社会和制度的烙印。
意识形态的宣传和灌输往往需要以文化为载体，披上文化的华丽外衣，意识形态的文化性也由此产生。
这是由意识形态概念的复杂多样性及特有的批判性、否定性等特性，文化相对中性所决定的。
意识形态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苦难史。
从拿破仑对意识形态的诬蔑和诋毁到贝尔把意识形态与犯罪相提并论，直至当下有人唯恐避之不及的荒谬形象，意识形态从最初的“科学”坠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用文化替代意识形态的言论就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大众视野中。
例如某些西方学者所宣扬的普世价值就被当成是一种摒弃了阶级价值束缚的全人类的精神财富——文化。
这种超阶级的意识形态观点其实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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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学者）打着文化的旗号行意识形态之实，历来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常用策略。
不可否认，价值观作为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核心旨趣，任何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都必然会指向相应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行。
资本主义国家同样有其对应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与其核心价值观价值旨趣保持一致。
所以，我们既要看到当前在捍卫和巩固主流意识形态地位、改进和创新意识形态宣传方式时对文化路径的依赖，也要清醒地看到，西方民主意识形态同样会利用文化外衣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和输入。
全球化的当下，意识形态的斗争越来越呈现为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核心价值观在东西方意识形态较量中的地位日益凸显。
所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影响力是目前中国意识形态建设中的重要维度，进而凸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性。
二、文化的意识形态性
意识形态属性是文化的重要特性即文化的意识形态性。
文化的意识形态性直指作为文化核心、文化形式和内容的呈现机制，意识形态是与观念和思想体系的价值规约关联的一种特殊社会意识。
在阶级社会中，文化作为现实社会生活的呈现，文化的存在样态、呈现形式、交流模式及其内容表现等都是某种意识形态在特定条件下的具体反射。
文化表征着意识形态的理论特性，意识形态则是文化核心价值的最终走向。
文化构成中的意识形态基因规导着文化外在的呈现样态，包括文化为了谁即文化为什么人而存在、文化怎么发展即文化发展的路径和方向、文化发展什么即文化发展构成等视域。
特定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文化行为，特别是一定的民族文化，表现着该民族的特殊价值理念，并且成为这个民族或国家的精神支柱和思想灵魂。
约翰·B·汤普森的代表作《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在考察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时就指出，“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对文化现象的研究可以视为对作为有意义领域的社会——历史领域的研究。
”[4]P122这句话道出了文化与意识形态最为本质的关联，因此，文化研究无法隔离意义的缠绕，甚至可以断言，以“意义”即价值观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既是文化的重要构成，同时又是映现、审视一定时期文化图景的视窗。
意识形态是一种凸显阶级意识的特殊文化，是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
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实际上起着定海神针的作用，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制约、规导着文化的存在样态和呈现方式。
把文化当成“是一种自足自决的过程，人们只能根据文化自身来解释文化”[5]P2的观点，无疑是对文化的误读，彻底否认了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有机联系。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人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作为观念系统成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一定的经济关系决定着文化的内容构成，生活在特定社会中的文化主体同样也受到意识形态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制约。
实践中，一定的文化生产必然受特定阶级或群体利益的支配和引导，从本质上说是由阶级、经济生产关系决定的。
一定社会中文化组成囊括了哲学、道德、伦理、法律、宗教等构件，而这些元素同样是意识形态在生活中的现实体现。
由是观之，意识形态借助这些现实元素成为文化的本质特征。
伊格尔顿无疑就认识到了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问题，他明确宣称：
“文化不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现实政治的问题。
”[6]P43所以，伊格尔顿认为，文化的重要载体——语言，从一开始就与特定群体、特定文化融为一体，具有特定的价值而非中立的符号表现，是“布满了政治历史的灾变留下的疤痕和裂隙，到处散落着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地方主义以及阶级斗争的废墟，语言学问题总是政治语言学的问题，在这个领域，进行着宗主国征服者与臣服者、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地方与全国、阶级与阶级之间的争斗。
”[7]P54在詹姆逊看来，作为文化重要呈现的文本绝非中立的自言自语，而是“每一个文本都在某种意义上内化了它的社会生产关系，每一文本都以其特殊形态指示着它的消费方式，都在自身中包含着一个意识形态的代码，说明它是由谁、为谁以及如何生产出意识形态”。
[8]P339
文化概念本身内涵的发散性、灵活性和流动性同样赋予了文化带有意识形态属性的可能性。
对文化的认知已经远远超越以往狭窄的原初定义，在今天文化与人权、贫穷、生态环境、战争、殖民、地缘政治、女权主义以及民族国家的兴衰等等都被有机地关联起来，甚至逐渐被用来取代这些语境中的话语形式——意识形态概念去诠释原有言说对象。
时空演进，与传统相异，祛除了先前的纯粹理性或传统认知，文化实现了某种超越，在物质与精神或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不再有清晰的界限。
某种意义上而言，“文化”就是“物质”，“物质”就是“文化”。
这个判断在伊格尔顿的描述中有所体现，“从词源学上讲，如今流行的‘文化唯物论’类似于一种统一反复。
‘文化’最先表示一种完全物质的过程，然后才能比喻性地反过来用于精神生活……用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文化这个词语使得基础与上层建筑在一个单一概念之中得到同一”。
[6]P1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的意识形态性的存在与文化概念的肆意使用存在着莫大关联。
意识形态是文化发展的导向，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路径。
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对文化主体进行浸透和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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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学者）文化客观上总是受到它们所属的统治阶级需要和利益的牵引及制约，它们只能在意识形态的框架内进行具有意识和社会实践意义的精神生产活动。
作为法定在先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模式，意识形态为人类物质与精神生产提供着无法回避的文化环境，制约着文化主体精神生产的方式。
同时，意识形态作为统治阶级意愿的表达，是社会中心价值观的集中表现，成为制约、指导和评价其他文化创造的价值坐标。
“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这一论断早已深入人心，就连最具审美特性的文学艺术同样具有意识形态的属性。
文学或文化文本作为对社会问题的一种想象性和可能性的解决，从这一视角出发，詹姆逊指出，“意识形态并不是传达意义或用来进行象征性生产的东西；相反，审美行为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而审美或叙事形式的生产将被看作是自身独立的意识形态行为，其功能是为不可解决的社会矛盾发明想象的或形式的‘解决办法’”。
[9]P67-68
文化的意识形态性是文化的众多属性构成之一，并非唯一属性。
某一时期中国经历了一段将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当成文化唯一特性的特殊时期。
文化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和手段，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占据了文化横向拓展和纵向深化的全部空间。
将文化问题简单意识形态化，由此带来的片面性既给文化的发展造成了巨大障碍，也给社会发展带来了惨痛教训。
矫枉过正，当前我国文化领域研究走向另一种极端，在文化问题上有意或无意拒斥意识形态的介入，特别是一些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学者几乎是集体性的厌恶和排斥意识形态的研究立场，追求所谓绝对的中立立场。
此种心理使得人们无法正确研究文化，也无法正视意识形态问题。
否弃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后果往往是背离文化背后的特定群体、特殊利益和意愿，进而衍生出“学术凸显、思想淡出”的非意识形态化论调。
三、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同一性”
文化和意识形态作为制约及引领社会精神生产和价值批判的核心范畴，有着天然的关联，有其同一性。
文化作为一个国家、民族、文明样式具有生生不息、持之以恒、深层次的国家、民族、文明的生存方式的内核，它并不是简单的思想观念和意识方法问题，具体的、瞬间的可生可灭的东西，而是植根于它的人民之所以为人的内在的质的属性上。
人们自始至终都无法摆脱它，人的各种生存活动都受它支配和约束。
马克思早就指出，意识形态构成社会意识的主要维度，天然反映着社会存在，同时也对社会存在产生作用和影响。
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发挥反作用需要一定的载体，而文化则是意识形态最显著和主要的载体。
作为意识形态共同特性，现实性和历史性缺一不可，离不开特定时代情境。
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文化重要性不可或缺，每个时代都演绎着相应的文化样式。
同样，任何一种思想观念也必然存在于一定的历史时代之中，是时代在观念上的诉求表达和映射。
无论这种表达或映射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是片面的还是全面的、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它们总有其孕育的土壤和生活基础。
另外，作为现实社会生活的理论化、观念化表述，意识形态不仅直接根源于一定的现实生活结构，而且与传统密不可分，是以往形式多样的思想意识和文化观念的传续。
因此，意识形态的冲突根源上是一定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经济利益的矛盾再现，从文化的视角而言，更为隐含的矛盾源于不同文化观念意识的对抗。
社会整合是意识形态特别是主流意识形态存在的根本目的，不能实现社会整合，意识形态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从生存论上讲，文化于人类的意义来说，不仅在于提供给人类一种物化形态的精神产品，更为重要的是在价值意蕴和生存导向上为人类的发展和未来进行了解读和引领。
因而，文化为意识形态提供了社会教化的载体。
而作为映现文化核心价值理念的意识形态，借助其“观念上层建筑”所凸显的独特思想方式与表达形式来标示、解读、反思、构建整个社会现实生活世界。
同时，它还依赖特定群体赋予一种同化的身份认同，以求达到塑造一种共同的价值诉求和奋斗目标。
由此，在现实社会文化领域和价值观念领域纷繁复杂中，在某一社会形态中，文化与意识形态往往因为对社会的认同、对事物意义和价值的认可等问题而形成共识。
一方面，全球化主导下分工和交往不断促使形式多样的文化之间的对立与融合，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在这种对立与融合中不断得到拓展，影响范围和深度日益加深，在不同地域、国家间输送着一种有别于自身价值认同的意义系统。
由此在文化共识基础上形成一种新的意识形态。
另一方面，随着媒介和通信技术的日益发达，多元社会思想和文化观念共存，社会成员在价值的理性选择上获得了诸种可能性和现实性，在各自文化、价值共识基础上为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提供了可能。
因此，文化共识在一定意义上就成为意识形态在思想观念层面塑造的前提。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利益的同化往往成为文化同化的标志，是意识形态渗透的载体。
而且在物质生活同化的同时也在进行着新的文化观念与思维方式的生产和再生产，为意识形态的文化认同注入新的活力和坚实基础，推动着更多的人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和认同同一价值观。
从这个意义上讲，意识形态强调价值共识、理念共识、观念共识、文化共识等。
共识的建构过程就是社会整体意识在碰撞、冲突中走向融合的过程，同时也是社会普遍的价值观念、普遍的价值凝聚、普遍的思想共识的进程。
在后发展境况中的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场浸透博弈与挑战气息的文化转型。
近现代以来的中国一直处在现代和传统之间碰撞和博弈中，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与向现代转型中的诸多殊遇在很大程度影响着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和作用的发挥。
由此来看，在当前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规约下，文化共识之路显得尤为艰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执政党的历史担当决定了文化共识的属性，必然从属于主流意识形态。
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存在与发展，已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对于文化全球化，无论是从实践还是理论层面看，都颇有争议。
文化全球化是在文化冲突与融合并存的基础上前行，甚至可以说文化冲突大于文化融合，更别说文化共识。
基于文化共识基础上的文化全球化究竟是否存在就成为一个问题，其性质又如何等等，学者们各执己见。
无论文化全球化存在与否，文化共识却是走向文化全球化的必经阶段。
文化的特定价值和属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是必然存在的。
西方现代文明依靠全球化实现了对人类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控制，渗透于全球各个国家的社会之中，由此引发的本土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激烈对抗和冲突。
人类发展已经证明，赋予自身文化的价值普适性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惯用伎俩，而非通常意义上“文化共识”，从而形成一种超越内部的文化共识走向外部的所谓的“普适性”的意识形态。
文化的多样存在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更是人类发展的未来。
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捍卫和延续民族文化的传承，穿透现代西方文明的危机雾霾，达成文化共识以求解决现代西方文化危机的可能路径，既是对普适性文化的回应，也是自身文化发展的诉求。
这种文化共识在此背景下也成为一种意识形态。
这既是意识形态局限性的表现，也是其各自对文化认知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意识形态层面的反映。
文化与意识形态具有内在必然的联系。
从广义上说，意识形态具有文化属性。
从内政外交而言，意识形态往往附着在一定的文化形态上，它可以表现为一定的文化产品、思想言论、对外政策等方面。
文化应从存在意义和发展旨趣上为人类提供一种导向性牵引。
与此同时，作为文化核心要素的意识形态，则以“观念上层建筑”的存在形式来反射、评议和透析整个现实世界，并借助一定群体或阶级的共有身份，以期在价值观念和目标认知等维度实现认同。
全球化导致多元文化表象下西方文化的普世和渗透，文化与意识形态因各自民族不同、价值理念不同等问题也存在一种全球化一体化中的多样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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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学者）现实中，以矛盾形式出现的这种存在往往被西方普世文化的意识形态本性所遮蔽。
文化与意识形态就这样由于众多现实问题被勾连在一起。
文化作为意识形态的主要载体，取决于文化具备从整体上持续展现意识形态支配功能的属性和能力。
在现有话语语境中，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功能日益被放大，过往的以政治方式为存在常态的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吸引力逐渐转变为借助以文化为核心载体的综合方式表达。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全球化使得文化与意识形态的问题尤为突出，文化日益成为一种软实力，彰显着一个民族、国家的综合实力。
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化，国与国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在经济利益日益难以区分的当下，意识形态就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文化软实力的效能越来越明显。
正如葛兰西建构的“文化霸权”：
“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
[10]P38其中后者即社会主体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文化霸权或曰话语权，文化霸权主要是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或曰话语权。
文化领导权是软实力的主要体现。
软实力的建设离不开群体对国家主流文化的认同，即达成文化共识。
软实力建设实际上是坚持一个国家文化感召力、凝聚力的建设，形成文化共识以达到国内和国外对国家整体性的自觉认同。
一个软实力不强甚至缺乏软实力的国家，就像一盘散沙，没有凝聚力，一击就垮。
文化共识在一定程度上是意识形态建设的一种科学化表述，弱化了意识形态概念的政治性，但起到了意识形态某些无法具备的功能。
只有达成文化共识的文化力才有竞争力，一个没有文化共识的文化不可能得到大众的普遍认同，进而不能形成普遍认同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功能也无从谈起。
结语
“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意识形态。
”[11]P326意识形态总是试图将一定利益群体的利益、思想、要求通过理论的逻辑演绎，有意识地普遍化为整个社会的目标追求，进而上升为国家意志。
当前，文化输出已成为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一种常态，文化软实力和文化经济已是大势所趋。
在约瑟夫·奈看来，软实力主要包括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念感召力等。
西方国家通过实施“文化帝国主义”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侵略和意识形态的渗透，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
文化输出话语霸权在国家实力的支撑下大行其道，通过文化输出、话语霸权和网络技术于无声处推广其文化和生活方式，这也是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新趋势。
西方资本主义将自我经验无限度地普世化为全体人类的共有经验，有意识地占领精神生产和文化输出的制高点，进而向其他非西方国家及广大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倾销、灌输其意识和文化产品。
“费尔巴哈打破了黑格尔的体系，简单地把它抛在一旁。
但是简单地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
像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来消除的。
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
”[12]P276恩格斯在这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待思想、理论、观点和思潮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方法论原则，这就是在保持批判理念的同时，要善于甄别包含在错误形式中的有价值的新内容，从而实现本来意义上的扬弃。
今天，中国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和竞争的环境中，经济全球化带给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各种形式的文化思潮、理论形态以及隐含政治价值的意识形态理念也随之涌入。
文化交流、价值碰撞这是一个文明国家必然的选择。
两种社会制度的现实存在，意识形态交锋也不可避免。
依上所述，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者联系紧密，但又并非可以等同；有所区别，但又并非水火不容。
因此，在实践中，既不能把文化完全意识形态化，又不能将文化与意识形态人为地割裂。
前者必然会导致文化人文价值的丧失和泯灭；后者必然导致意识形态成为空洞的教条，使其现实运行的载体坍塌。
当文化日益与意识形态交织缠绕难分时，意识形态的文化面相不断映显，社会解读的意识形态范式就无法拒斥文化的渗透，甚至还需依托文化哲学来寻求社会存在的新的价值和意蕴。
在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现实境况里，文化背后的意识形态旨趣随着全球化反而愈发坚挺，分析和指认文化的意识形态本性就成为文化软实力建构不可或缺的一环。
与此同时，文化尤其是主流文化对意识形态的导向和建构同样无法摆脱和忽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有效运行同样也离不开文化模式的依靠和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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