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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结论的意识形态性
试析“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意识形态性
在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的著作中，《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引起的争论最为热烈。
直到今天，围绕“意识形态的终结”这一主题展开的理论研究依然是中西学术界的热点之一。
《意识形态的终结》之所以引起广泛的讨论，其主要的原因是它触动了现代政治最为敏感的神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哪一个是现实可行的方案？
虽然这个问题本身具有形而上学性。
《意识形态的终结》一问世就受到了众多的关注，西方左翼知识分子认为现实并没有为“意识形态的终结”提供多少依据，它只是对资本主义作了意识形态辩护，其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而右翼则认为，“意识形态的终结”有其现实根据，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的“阴暗面”的暴露可以说明社会主义方案的不现实性。
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中，贝尔提出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趋同论”，其核心观点认为现实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化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趋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意识形态终结了。
这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断语，而是一个具有多重内涵的政治判断，任何一个关注现实政治的人都不可能对此熟视无睹。
一、“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理论氛围
《意识形态的终结》是冷战的产物，“冷战”是贝尔提出“意识形态的终结”的现实背景和理论动力。
二次大战以后，“西方一代代青年学生在具有十分充足的基金赞助的社会科学家们的教导下，相信意识形态已经被清除，已经完全被严格客观、可靠严肃的社会科学体系所取代。
这些鼓吹者们自身就具有一种罕见的意识形态的‘错误意识’，这种‘错误意识’武断地把它的对手看成‘意识形态家’，以至于通过定义便可以断言自己对意识形态的完全免疫性”。
在20世纪50年代，西方知识分子大多参与了“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斗争。
随着“冷战”的展开，在西方知识分子中，有人提出了“意识形态是否将终结”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参与了这一讨论，贝尔就是其之一。
在这一讨论中，最为集中的是关于苏联社会主义是否有前景的讨论，如果苏联社会主义大有希望，那就无所谓“意识形态的终结”问题；如果苏联社会主义没有前途，那就意味着“意识形态的终结”。
在这一争论中，萨特、布洛赫和卢卡奇等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有一定的缺陷，但它是大有前途和希望的。
而加缪、阿隆、贝尔等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没有希望，“意识形态的终结”不可避免。
在这场讨论中，有的人还经历了世界观的大逆转，比如曾经在1913—1917年担任过《群众》杂志编辑、1918—1922年担任《解放者》杂志编辑的马克斯·伊斯门（MaxEastman），曾是一名共产党员，但是他于1922年在苏联住了一年多后，旋即变成了共产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强烈批评者，出版了多部反马克思主义著作，如《俄国社会主义的末日》（TheEndofSocialisminRussia）、《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吗》（Marxism:
IsItaScience）。
1955年他出版了《论社会主义的失败》（ReflectionsontheFailureofSocialism），在该书中，伊斯门近乎疯狂地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及其实践，伊斯门认为，“不再死抱住社会主义这个字眼不放，不再光是想用形容词把它拖回原来的方向，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去探究那些把它送上这种奇怪和可怕的道路的人们的基本错误，这也许更好一些吧？
”
在上个世纪50年代关于“意识形态是否将终结”的争论中，右翼占主导在位，形成了“意识形态终结”的理论气候。
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是对“意识形态是否将终结”讨论的一个总结，对于这一总结的政治后果，贝尔在1988年为《意识形态的终结》再版写的“跋”中是这样认为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在今天再一次引起了某些反响，因为我们正处于新一轮打消对共产主义世界抱有幻想的时期。
20世纪30年代末，有过莫斯科审判和纳粹与苏联之间的互不侵犯条约；1956年，有过赫鲁晓夫的叛变和匈牙利的起义；1968年，有过布拉格之春事件，有过勃列日涅夫政府对杜布切克为提出‘带有人类面孔的社会主义’所作的努力的粉碎。
在目前情况下存在着一个显著的差异。
以前的幻灭是道德上的、思想上的和政治上的，而现在这种被迫承认的失败首先是经济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意识形态终结论”直接的批判对象就是社会主义的现实运动，是当时“冷战”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个世纪50年代，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学者中掀起了对苏联社会主义研究的热潮。
“实际上，人们为俄国革命及其后来40年的苏维埃统治而写的东西，比起他们为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断代史而写的东西都要多得多！
据说，有关法国大革命的目录索引已经占据了一整排法国国家图书馆索引的资料柜，而研究苏联问题的完整索引——它还有待于人们去编辑，而且有可能永远也编不完，因为它是按几何级数递增的……”贝尔认为，这些宏大的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获取有关苏联行为的可靠知识。
实际上，在这些研究中，绝大多数理论都是对苏联作“病理学”分析，指出社会主义的不可能性，贝尔认为，俄罗斯美妙而动听的召唤具有一种让人步人歧途的魔力，走出沼泽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中，贝尔概括了研究苏联的10种理论，这些研究都有政府或民间的各种基金组织的资助。
在研究苏联社会主义的五花八门的理论中，其运用的方法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精神分析方法，一类是社会学方法。
在20世纪50年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在西方十分流行，它几乎运用于所有对个体与社会现象的研究中。
在许多学者看来，苏联社会主义现实是一个病态的现象，精神分析方法有助于找出“病源”以及“去病”的途径。
玛格丽特·米德、杰弗里·戈尔、约翰·里克曼和亨利·V·狄克斯、纳森·莱斯特等人尝试把精神分析方法运用于对苏联的研究。
尤其是戈尔，“他得到了一个不太好的名声，因为怀疑论者将其学说斥之为‘尿布学’。
戈尔认为对俄罗斯这个新生婴儿用襁褓紧紧包裹起来的过分溺爱行为导致了满意剥夺循环。
这就预先把‘大俄罗斯’的民族特征设定为一个在低三下四的屈从和暴力激发之间、在冷漠和散布于各地的受虐性焦虑之间，以及在‘口’欲和禁欲之间的此消彼长的循环。
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俄罗斯成年人会服从于独断专横的权威。
”亨利·V·狄克斯认为，俄罗斯人最显著的人格特征是其好恶相向性，一方面，他们有一种兼容并包的品格，一种仓促行事且“一蹴而就”的倾向，一种及时且充分地获得满足的需要，一种对躁狂万能者的偏执依恋，一种取消所有束缚和限制的无政府主义要求；另一方面，他们又多愁善感地封闭而多疑、焦虑、无奈地顺从、道德上受虐和对强大而专横的权威的勉强理想化，那个权威被看作是能抵挡俄罗斯人性格偏执的惟一手段。
因此，权威，如果它是一个权威的话，必须是坚不可摧的、拥有生杀大权的、独断专横的和变幻莫测的；如果权威是软弱无力的．就没有人愿意去服它。
在贝尔看来，纳森·莱斯特的研究是相当激动人心的。
他的研究受到了美国空军的援助，其主要研究路径是运用精神分析方法研究布尔什维克的性格结构，这一研究充分暴露了精神分析方法的牵强附会的特性。
莱斯特认为，“布尔什维克精英的行为与19世纪知识分子的行为正好相反。
后者是喜怒无常的、神经质的、追求精神享受的、沉思的和内省的；‘布尔什维克’则是冥顽不化的、多疑的、坚强不屈的和永远富有攻击性的。
列宁的最初形象已经打上了这种性格的烙印，而且从精神分析上说，这种性格源于对死亡的恐惧和对潜在同性恋冲动的‘反叛’”。
莱斯特的胡说还不止于此，他认为布尔什维克对神圣事物保持着沉默，布尔什维克反对宣泄情感的罪恶，而颂扬节制的美德，“他们反对抑郁的消极性格、内向、神经质的敏感和躁动不安的古老俄罗斯倾向，反对对形而上学真理的持续追求，反对不断地去追问一些无法回答的问题。
与所有这一切相反，只存在着历史决定论、目的的确定性、对行动的承诺、敢于冒犯个人的勇气和行动上的‘当机立断’。
不愿过一种没有任何追求的生活，不愿过一种充满着无法控制的冲动的满足的生活，那种满足引起了焦虑和罪过，从而导致众所周知的俄罗斯人对死亡的好奇。
”通过这种臆想式的阐述，整个苏联社会主义运动的所有现象似乎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而事实上，这种理论在方法上开始就受到了强烈的怀疑，连贝尔也认为，“纵使精神分析方法在人格研究上的有效性得到了认可，我们仍然必须追问它是否可以被合法地扩展到政治分析领域上去。
”在方法论上，精神分析理论试图将对个体的心理研究推广到社会历史研究领域，这样精神分析方法成了可以到处套用的教条，“但是，这就无异于接受这样一个公设：
个人的心理可以成为作出解释的万能的形式，可以成为人类生存的一切事实的现实基础。
而由此又产生一系列二级公设：
社会的心理化、心理的生物化、人的自然化。
这样，我们就面对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具有陈腐不堪的性质：
即企图用‘人类本性’论的一套非历史的术语来解释历史。
”其理论和政治上的目的是利用精神分析的神秘性质妖魔化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运动和历史，从而成为“意识形态终结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贝尔认为，由哈佛大学的三位社会学家雷蒙德·A·鲍埃尔、亚历克斯·英克尔斯和克莱德·克拉克洪完成的研究《苏维埃制度是怎样运作的》是当代社会学提供的最优秀作品。
他们受美国空军委托，花了5年时间来研究这个项目。
这一研究的方法和结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国军方对苏联研究的重视。
当然，对于美国军方和政府来说，为了对付社会主义，花再在的功夫都是值得的，“这个项目以同布尔什维克背叛者的系统交谈为根据。
素材来自329份扩充的生活史谈话录，包括详细的性格测试；435份补充谈话录，将近10000份有关各种特殊问题的问卷；2700份普通问卷，以及100次谈话和心理测试，这些资料还与一组相应的美国人作参照。
结果，总共收集到了33000页资料。
这些资料，加上在准备此书过程中所利用的50多个未出版的专题研究报告和这些作者打算编撰成书的35篇已经发表的论文，显示了他们搜集的资料的丰富性。
”之所以说这种社会学方法及其结论并不重要，因为，它是“以同布尔什维克背叛者的系统交谈为根据”，这个所谓的“根据”显然是不可靠的，最多得出一些以偏概全的、甚至是早已设定好的结论。
我们且看看运用社会学方法得出的具体结论是什么。
哈佛小组致力于探讨苏联社会具有典型意义的“核心模式”，这种“核心模式”起着调整被统治者的功能，“核心模式”的具体内容包括，“与明确的意识形态达成一致的需求；对允许有独立的权力源泉的抗拒；对所有计划和管理的集中；将资源过分集中在某些目标上；对恐怖扣强制性劳动的使用；把‘突击行动’作为达到目标的方法；对不能如期完成计划的推托的容忍（例如，信口雌黄，对非正式协议的广播）等等”。
哈佛小组认为，这种“核心模式”有明显缺点，主要表现在：
重工业的经济增长与消费工业的经济增长不成比例；持续不断的肃反运动和不安全事件。
这些结论的得出并不依赖于哈佛小组的宏大而烦琐的社会学研究，因为这些结论是业已存在的事实。
他们真正想要揭开的谜底是其进一步的推论：
上述制度上的缺点是由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造成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本身内在地蕴涵了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
在所谓客观的社会学研究中，哈佛小组的意识形态立场决定了其方法和观点，这种社会学研究模式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中同样存在。
贝尔为了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苏联实践中的困难和矛盾，对新经济政策作了这样的说明并引证了列宁的原话，“对于列宁来说，新经济政策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步骤。
因为他不得不承认，在‘旧书’中找不到为党的这个激进步骤作准备的任何东西。
这个步骤是向资本主义作出的部分让步。
在他去世前写的一篇文章中——这篇文章证明了曾经统治过列宁思想的一些条条框框——他忧心忡忡地声称：
‘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连一个字都没有提到过；关于这个问题，他没有留下一句话便离开了我们。
这就是我们必须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克服这个困难的原因。
’”在这里至少存在三个问题，第一，列宁在阐述新经济政策时，并没有“忧心忡忡”；相反，他始终充分信心，新经济政策并没有背离马克思主义。
第二，贝尔引证的列宁的这段话并非源于“去世前写的一篇文章”，而是1922年3月27日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政治报告，对于列宁来说1922年3月还不能说是“去世前”。
第三，贝尔引证的列宁的“原话”出自二手文献，《意识形态的终结》（中文版）第549页的第156条注释的内容是这样的：
“列宁：
《列宁选集》，第14卷，第338页，引自西奥多·德拉佩尔：
《美国共产主义的根基》（纽约，1957年）第249页。
”这个出自二手文献的“原话”在一定程度上是断章取义，已经偏离了列宁的本义。
列宁的原话是这样的：
“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我们的报刊和我们的党都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染上了知识分子习气，堕入了自由主义，自作聪明地来理解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去翻看旧本本。
可是那些书里写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写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没有一本书写到过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
连马克思也没有想到要就这个问题写下片言只语，他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可供引用的文字和无可反驳的指示就去世了。
因此现在我们必须自己来找出路。
如果像我在准备这个报告时所试图做的那样，在脑子里综观一下我国报刊上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论述，就会确信，这些文章完全看偏了，没有谈到点子上。
”在这里，列宁阐述了对待国家资本主义应采取的正确态度，从整个讲话看，列宁并不担心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更不会担心国家资本主义会吞没社会主义。
对于贝尔的上述“科学”研究，一位西方学者不无讽刺地说：
“这些就是所谓的非意识形态的、客观的、现实的、专业化的社会科学的真实水平。
由于这种‘科学’可以用魔法从阴影里召唤出它的意识形态的敌人，并使自己满意，它还可以十分容易地抛弃相当复杂的问题。
而意识形态则是这种‘科学’的对立面，它仅仅代表过去。
由于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快乐的‘后资本主义’的、纯粹‘工业化’的社会里。
因此，意识形态问题完全不再存在了。
所有的冲突和复杂性会毫无困难地被简单的可靠的‘社会工程’所取代，我们从此便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下去了。
”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历史的发展并没有为“意识形态终结论”提供足够的依据，相反，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理论在今天依然十分活跃，“意识形态的终结”只是一些“社会科学家”的一厢情愿而已。
如前所述，“意识形态终结论”是“冷战”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当时的国际政治形势，它将意识形态与极权主义等同起来，并急于同意识形态说再见。
那些聪明的“社会科学家”以为只要说声再见，便可以摆脱意识形态的纠缠。
他们有意识无意地忽视了意识形态的复杂性，更具体地说，他们对以资本统治为核心的现代社会的本质缺乏足够的认识。
当然，在许多“社会科学家”看来，这个“本质”根本就不存在，“他们的兴趣只在于坚持其一贯的立场，即认为意识形态是对社会科学的束缚”。
二、社会结构的变革与“意识形态的终结”
《意识形态的终结》主体部分并没有集中论述“意识形态的终结”这一主题，其结语以“意识形态在西方的终结”为题，对“意识形态的终结”作了较为集中的论述。
在1988年写的“跋”中，作者又作了辩护性阐发，进一步强调了“意识形态的终结”这一主题。
《意识形态的终结》的主体由“美国：
理论的模糊性”、“美国：
生活的复杂性”、“乌托邦的衰落”这相互关联的三个论题构成。
就具体内容来说，贝尔论述了美国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在战后的新变化及其二者之间的密切关联性。
贝尔的核心观点认为，独特的社会结构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特别是阶级斗争理论不适用于美国，社会主义在美国虽有发展，但它是以失败而告终。
所以，在美国比较早地形成了“意识形态终结”的社会条件。
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中，贝尔考察了美国统治阶级的变化，这一变化同财产制度和家庭制度之间原有关系的瓦解密切相关，贝尔将之概括为家庭资本主义的瓦解。
家庭资本主义在欧洲大陆是持续存在的，它对外来资本进入其企业往往持有谨慎、保守和恐惧的心态，有的研究者认为，这是欧洲大陆经济增长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一开始，美国的情况就有所不同。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美国，几乎所有土地都具有被无条件继承的不动产权，而这一点在欧洲是被禁止的。
相比较而言，家庭创始人没有能力把自己对保留财产的愿望强加于下一代人身上。
另一个原因是，在美国．由于一些复杂的原因，一直存在着这样一个传统或一个神话：
儿子不是继承了父业，而是自己创出了一片新天地。
这两个因素，即一个历史的因素和一个社会心理的因素，是阻碍着美国家族资本主义体系全面发展的重要因素。
”[3]（P.29）贝尔认为，导致家庭资本主义瓦解的是主要的原因是20世纪金融资本主义的出现，是投资银行家在实质上摧毁了家庭资本主义的社会根基，“通过设置专职经理，银行家实现了财产和家族的彻底分离，那些专职经理在企业没有股份，因此不能把其权力自动地传给子女，并对外在的监督负责。
”而这些新的管理者缺乏一个受传统支持的阶级地位，“这个事实引发了他们对于意识形态的需要，以证明他们的权力和威望。
没有一种资本主义秩序能够像美国资本主义秩序那样具有如此强制性的对意识形态的渴望，在其他秩序里，这种渴望要小得多。
从哲学上讲，私人财产总是与一个自然权利体系相联系，因此财产本身提供了一个道德证明。
但是私人的生产性财产，尤其在美国，大部分是一个假定，很少听说将它作为一种企业主管的权力的道德资源来追求。
当我们在企业里使所有权关系向管理层的管理关系发生经典转变时，我们于是在象征性层面上使得‘私人财产’向作为权力之证明的‘企业’转变。
在某种意识形态之下，这种象征本身有时变成了一股强制性力量，而‘绩效’本身成为推动美国企业巨头前进的驱动力。
”贝尔认为，上述变化导致了权力获取模式的变化，其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财产继承权已经不再是决定一切的因素；二是技能和政治地位而不是财产成了权力得以确立的依据。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在这个变化面前似乎已经失去了其理论的解释功能，贝尔甚至认为，在美国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统治阶级。
尽管贝尔竭力证明财产关系在权力获得模式中的退场，而事实上，财产关系始终是一个决定性因素，现代企业中的管理精英只是一个中间阶级，它具有两重性，即它既受压迫又压迫别人。
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中，贝尔也分析了企业家阶级—财阀阶级的主导作用，这个以资本为依托的阶级实际上就是统治阶级，“到20世纪初为止，成长起来的企业家阶级已经取得了经济上的巨大胜利。
随之而来的是试图通过发展一种普遍的政治意识形态来瓦解集团利益的结构；……另一个比较成功的努力表现在把资本主义等同于民主方面。
早期的商业阶层惧怕民主，把民主看作是‘贱民大众’（伯克的用语）用来为激进的专制统治开辟道路的政治工具．而胜利了的工业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则几乎完全以一些令人愉快的经济学术语来定义民主：
民主是缔结契约的自由。
即使主导的企业家阶级无力实施对社会的直接政治控制，它也将建立起意识形态的霸权。
”贝尔认为，这种意识形态霸权随着经济与政治关系的颠倒而趋于消亡，这是因为，“通过政府而得到执行的政治正日益成为确认社会决定和经济决定的工具。
在这里，个人不是作为市场中的独立活动者，而是被迫通过一些特殊集体来实现他的愿望。
因为在一种受到管理的经济中，是‘政治’而不是货币决定着主要的生产，政府的干预不仅会激化压力集团的认同过程，而且会迫使每—个集团都要去采用能同‘国民利益’概念相符合的意识形态，以便能够证明其主张之正确。
”
列宁说：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如果将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政治与经济的本质都不可能得到正确的认识。
贝尔过分夸大了政治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甚至将政治说成是决定性的因素，这就正好颠倒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
现实的经济实践表明，绝大多数的企业集团并非是采用能同“国民利益”概念相符合的意识形态而证明其主张的正确性，实现利益之最大化仍然是众多企业集团首要的发展动力，政治的发展往往受这一动力的驱动。
无论政治涂上了多少迷人的意识形态色彩，离开了经济利益这个支撑点，它便黯然失色。
所以说，贝尔所说的“是‘政治’而不是货币决定着主要的生产”是一个明显的误判。
直到今天，这种误判还经常统治人的头脑，不是从经济上，而是从文化、宗教上理解现代工业文明的本质。
马克思为我们说明了现代工业自身的狭隘性，这个狭隘性常常以其野蛮的形式出现，不克服工业文明自身的狭隘性，实现人的解放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在地狱的油锅里沸腾的资本的自发势力，从大大小小的战争中寻求着出路。
经济的不平衡的、恶性的发展，甚至就是在普遍上升的阶段，也保持着极端紧张的状态；由这种发展所造成的经济兴奋，无形地操纵着千百万人命运的垄断集团的沉重压迫，对现代城市混乱的痛苦不堪的恐惧——这一切反映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并使社会感染了足以引起各种流行的精神疾病的道德冷热症。
由于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一个人即使在饱暖无虞之中亦不得安宁，犯罪、吸毒和酗酒的增长成了人的通风口、人的个人自立的替身。
从卖弄肉欲到抽象艺术的闪耀着广告光彩的各种离奇古怪现象，这整整一个新的巴比伦，穷极无聊的时髦生活，为大众制造的醉生梦死的幻影——全都来自一个根源，它的名字叫做：
化为泡影的期待”。
美国人常常为自己拥有强大的政治而自豪，而这个强大的政治正是源于强大的经济。
一般情况下，这两者的关系并不难认识。
但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复杂性便会出现。
比如，“9·11”事件以后，美国曾出现过一个非常微弱的反思性的疑惑：
“美国为什么如此遭人怨？
”原因正是其“强大的经济”，但是绝大多数美国人并不这么认为，而宗教、文化的因素被认为是“9·11”事件发生的原因。
于是乔治·W·布什提出了伊斯兰法西斯主义这一意识形态概念，他不知道近代以来的资本法西斯主义才是许多重大灾难的罪魁祸首。
恩格斯在1886年9月17日的提醒对美国人仍有意义，他在致帕·马尔提涅蒂的信中说：
“美国是一个独特的国家，它是沿着纯粹资产阶级的道路发展起来的，没有任何封建的旧东西，但在发展过程中却从英国不加选择地接受了大量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意识形态残余，诸如英国的习惯法、宗教、宗派主义；在这个国家里，对实际活动和资本集中的需要导致了对任何理论的普遍轻视，这种轻视理论的态度，只是现在才在最有教养的知识阶层中有所克服，——在这样一个国家里，人们只有通过自己接连犯错误，才能认识清楚本身的社会利益。
”
贝尔对美国工人阶级状况以及影响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理论作了社会学的考察，有些分析对认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特别是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状况有较大的启示价值。
贝尔认为，美国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理论主要是工联主义，它有两个方面的功能，在政治上，它可以引导以工人为主体的社会运动；在经济上，它是一种经济力量，可将这概括为市场联合主义。
“社会运动是由知识分子想象而形成的一个意识形态观念，它把劳动者看成是挑战既定制度的历史趋势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市场联合主义是一个经济概念，一个功能和作用的界定，它受制于由工会所处的特殊工业环境。
”工会运动的特点是对社会变革的希望变得有限了，它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眼前的事务。
所以工会运动对未来的社会主义思想、激进的意识形态根本不感兴趣。
这种工联主义理论及其实践对工人直接的影响是，从1940至1955年，工人们失去了对意识形态的兴趣，其具体原因主要是，大工业工会对工联主义的认可，并且从1947年起，工会开始攻击共产主义者并最后消除了他们的影响。
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言人，工会领袖逐渐丧失了斗志并失宠于公众，“以目前的状况而言，劳工运动比25年前发生得更少，现在的头面人物都是以前劳工运动的发起者。
然而，他们已不再年轻——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促进会执委会的领导人都已有60多岁——他们失去了干劲，组织中的工作人员年纪也大了，再也没有年轻时在工厂里散发传单的那种激情。
……劳工运动的基本激进传统已经消失殆尽，……今天工会的头头们都没有干劲去开展政治活动或者期望成为政治领袖。
在中层领导中，他们大部在州或市里而不是在国家级舞台上表现自己，许多较年轻的领导人用尽办法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和权力，这有可能使这些人在民主党中更加活跃起来，为了使自己得到承认而步入政治舞台。
”美国工联主义的发展正好印证了恩格斯和列宁的判断，恩格斯认为：
“旧工联保存着它们产生的那一时代的传统；它们把雇佣劳动制度看作永恒的、一成不变的制度，它们至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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