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千古研经略失倡经方重法之要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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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病传论》又曰：

“有其在标而求之于标，有其在本而求之于本，有其在本而求之于标，有其在标而求之于本，故治有取标而得者，有取本而得者，有逆取而得者，有从取而得者，故知逆与从，正行无问，知标本者，万举万当，不知标本，是谓妄行”，说明治病必须瞅准标本缓急，整体权衡之后恰当选法，力求药敌于病，使邪去正存，人体回复阴平阳秘之势是为至当，特别要提醒的是，此之选法，绝不局限种类。

《素问·

异法方宜论》曰：

“故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

故治所以异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体也。

”这里的“杂合以治”，显然既在总结《黄帝内经》成书之前先民防治疾病的丰富经验，又可以说是其鲜明的综合防治指导思想，也可谓关于综合治疗方法应用的最直接性命题。

《伤寒论·

辨太阳病脉症并治》第12条在出桂枝汤方后注曰：

“上五味，父咀，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适寒温，服一升。

服已须臾，啜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

温覆令一时许，遍身謺浙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离，病必不除。

若一服汗出病瘥，停后服，不必尽剂。

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后服小促其间，半日许，令三服尽。

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时观之。

服一剂尽，病症犹在者，更作服。

若汗不出，乃服至二、三剂。

禁生冷、粘滑、肉面、五辛、酒酪、臭恶等物。

”明确揭示了中医服药法的真谛，也第一次完整地推出了中医护理学——首次公开地昭示了中药不仅可以一日一剂定时煎服，而且可以服一次中病即止，或一日二、三剂昼夜连服；

同时还要注意服药后的主要指标变化，从而确定是否继续服原方药，以及饮食宜忌，尤其强调服药后喝热稀粥，可以被看做是药疗与食疗结合的示例。

《伤寒论》共出113方，其中以桂枝为名的类方就最少有27方，而这些方后大多都是“余如桂枝法将息及禁忌”，可见桂枝汤煎服及禁忌法具有普遍代表性；

鉴于桂枝汤为“仲景群方之冠“、《伤寒论》之魂，本段经文所示的“桂枝法”在中医学中的崇高地位与临床指导价值即可不言而喻。

辨太阳病脉症并治》更有曰：

“太阳病初服桂枝汤，反烦不解者，先刺风池、风府，却与桂枝汤则愈。

”是说先以口服汤剂治疗，继以针刺方法配合，加强疗效，续服汤剂以收全功。

其实，在该书中围绕“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原则指导下，许多随证加减而变、尤其是误治之后随证救逆的治法，以及太阳病发汗后“胃中干，少少与饮之，令胃气和则愈”的饮水法，阳明病“蜜煎导而通之。

若土瓜根、及大猪胆汁皆可为导”的经肛门直肠给药法的运用等，都可以看做是综合治疗的实例。

再看《金匮要略·

胸痹心痛短气病脉症治》又云：

“胸痹心中痞气，气结在胸，胸满，胁下逆抢心，枳实薤白桂枝汤主之；

人参汤亦主之。

”在言胸痹病的治疗，一种方法是先用枳实薤白桂枝汤，继用人参汤（即今之“理中汤”），另一种方法是临证视其虚实而选用之，虽说同为中药汤剂口服，但也是以协同连用谋求理想疗效为特征的，当属另一种综合治疗类型。

《金匮要略·

杂疗方》最有代表性，例如其“救卒死而目闭者方：

骑牛临面，捣薤汁灌耳中，吹皂荚末鼻中，立效。

”即应用了骑牛的被动运气方法与中药从耳窍、鼻窍同时给入的救疗法；

“救卒死而四肢不收失便者方：

马屎一升，水三斗，煮取二斗以洗之；

又取牛洞（牛粪）一升，温酒灌口中；

灸心下一寸，脐上三寸，脐下四寸，各一百壮，差。

”出示了特殊药物与艾灸疗法合用的救疗方法；

尤其是救自缢死方：

“徐徐抱解，不得截绳，上下安被卧之，一人以脚踏其两肩，手少挽其发，常弦弦勿纵之，一人以手按据胸上，数动之。

一人摩捋臂胫屈伸之，若已僵，但渐渐强屈之，并按其腹，如此一炊顷，气从口出，呼吸眼开，而犹引按莫置，亦勿苦劳之，须臾，可少桂汤及粥清含与之，令濡喉，渐渐能咽，及稍止，若向令两人以管吹起两耳，罙好”，出示了人工呼吸、按摩、进服药物与饮食诸法合用的内科疾病救疗法。

清·

吴鞠通作为当代一大医家，后世多以其所著《温病条辨》相识，但因“是书仿仲景《伤寒论》作法”，故而从中也能见到些许的综合治疗踪迹，例如在安宫牛黄丸方后注中曾有“脉虚者人参汤下，脉实者银花、薄荷汤下”，在牛黄承气汤后载：

“即用前安宫牛黄丸二丸，化开，调生大黄末三钱，先服一半，不知再服。

”当然，这样的记述，难以让人真正信服，倒是其《吴鞠通医案》【1】尚可见其大观，有如在对一“冬瘟神昏谵语者”，初一日主用增液承气汤（汤剂）口服，配用牛黄清心丸（丸剂），初二日则“先与广东牛黄丸二、三丸，以开膻中；

继以大承气汤攻阳明之实。

”在对某氏的“瘈瘲”救治时，先以生地、羚羊角、阿胶等煎汤服，又“间服紫雪丹、牛黄丸。

”然最令人钦佩者，是在对中风不能言的陶氏，果断纠正前医之错，先“延郏七兄针之，针法本高，于舌上中泉穴一针，出紫黑血半茶杯，随后有物如蚯蚓，令伊子以手探之，即从针孔中拉出胶痰一条，如勺粉，长七、八寸，左手支沟穴一针透关，左手背三阳之络用小针针十余针。

以后用药（杏仁、桑枝、防己等——作者注）日日见效，……服至七十余帖而能策杖行矣，服九十帖能自行出堂上轿，诸症悉除。

”此既说明先师的医术之精与医德之高（他能主动邀请同道会诊合治），更显露出其对综合治疗的先觉先行，以及他谦恭协作的大家姿态。

二、时代呼唤“中医综合疗法”

长期以来，在中国及其曾予以诸多影响的广大地域，中医科学则与之结缘甚深，而且越来越多的重大发现与辉煌成果，都在不断地证实着中医理论的科学性和先进性，更多的临床救治实例都在有力地说明中医学术不但有效，尤其在相当一些病种的防治上独领风骚。

但是当人类社会步入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医学的不断发展与普及，人们一方面对其由被动适应转为主动迎合，另一方面也对各民族医学展开了更多的认识和思考，尤其是在对具有主流代表意义的中医学与现代医学的比较中，得出的结论是：

中医理论“博大精深”，中医学术“简便验廉”。

这一评价的出台，似乎给在近代以来备受艰难的中医学人注射了一支十分高效的强心针，使大家能够在此招牌之下顽强拼搏，以自己之长继续为广大民众的健康服务。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以解剖分析、大工业生产、注重机械应用、系列化治疗为特点的西方医学，在登陆中国短短的一百多年里，竟然迅速显现出压倒一切的强势，而曾经占据中国乃至周边国家的医疗卫生垄断地位几千年的中医学，则随着国家的对外开放（无论是被动性的列强侵入，还是主动性的开关入世），一次又一次地被逼近了存亡境地，原因何在？

诚如李振华先生所示：

“国民党政府下令消灭中医，未能得逞。

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但也替代不了中医。

可怕的是中医自己乏术，不能运用中医药治疗疾病，这将必然淡化人民群众对中医药疗效的承认和信赖，甚至日久将不知中医能否治病。

这是中医自身毁灭，较之以往最危险之路。

”【2】李老在这里语重心长地提示：

虽然不能否认一些时段政治的冷峻，一些国人文化观念的扭曲，乃至对中医声誉和地位每况愈下局面的不可推卸性责任，但最为可怕者，是在于我们自己的乏术问题！

“乏术”二字可谓一语中的！

然而，该“术”的含义，究竟是指治疗所需的基础理论、专病理论？

还是治疗所需的处方（乃至所谓“秘方”）、设施或材料？

似乎这些都可包括在内，又好象尚不在抓手之处，亦应是中医界长期以来似明似暗悬而未决的重大难题。

为此，学界曾在近年来设立了中医战略研究的系列方案，且已有诸多成果令人格外振奋，可是在战略与战术兼并领域，终然是比较渺茫。

究竟我们的攻关选点应该设在何处？

笔者积40余年学习与思考，认为把思路切入点选在中西医比较和经典研讨上，确系一大战略目标。

回望中医学长期以来的治疗主流，与现代医学相比，使用的单一方法，在显示出诸多优点之后，也暴露出了很多很大的弱点，这就不仅反映在操作比较粗糙、疗效显现相对缓慢之外，尤其从现代化中医病房治疗管理来说，单一的治疗模式之弊，一是往往保障系数偏低、风险度相应较大，难以满足一些重大疾病瞬息万变的病情的灵活应急与连续救治;

二是难以满足患者全天候医疗护理操作的心理安慰需要，所以就较难被他接受。

我们不能否认在诸多西医疗法均无效验之际，中医的某一疗法、某一着往往可以出奇制胜，然从整体评价，毕竟不能算作全部，而在为数不少的场景下，“简（单一）便（粗陋）”之弊实在害人不浅！

而要有效解决这一重大漏失，出路就在于积极推行多法合用的“中医综合疗法”。

而如前所述，先贤在经典著作中早已为我们圣点秘诀，只在我辈如何继承发扬了，何不快哉！

有鉴于此，笔者曾先后将实践与思考的体会以《关于“中医综合疗法”的学术思路与意义探讨》、《试论“中医综合疗法”》、《“中医综合疗法在中风病治疗中的运用体会》、《临证当重“中医综合疗法”》等文的形式在《中国中医药报》等刊物上发表，旨在抛砖引玉而已。

三、对既有经方研究方法的体悟

纵观中医经典著作的成气候性研究，当起自于唐宋，渐浓于明清，高潮实在当代，但究其原本，尚可谓张仲景又为先师（首先研究传承《黄帝内经》，又新开伤寒杂病辨证体系），皇甫谧承袭之（出《针灸甲乙经》开针灸专学先河），叶天士、吴鞠通又在研究继承《黄帝内经》、《伤寒论》的基础上，新开温病学，均可谓最有成效者;

其余的研究大家，则是重在转介、解经、发微上，例如：

晋·

王叔和重编伤寒论而成的《脉经》，唐·

王冰所注的《黄帝内经素问》、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宋金·

成无己编注的《注解伤寒论》，明·

张介宾所作的《类经》、赵以德所作的《金匮方论衍义》，清·

叶霖的《难经正义》、吴谦等集体编著的《医宗金鉴》，到了清代和民国，研习经典蔚然成风，新中国以来，相关的专著及论文更是盛况空前，鉴于篇幅，代表者兹不赘述。

观其所长，正如熊曼琪等著的《伤寒论》所评：

“这些注家或循原书之旧而加以阐释（如张隐庵、张遂臣、陈修园），或打乱原书之序而重新撰次（如方有执、喻嘉言、周扬俊），或以法类证（如尤在泾），或以方类证（如徐大椿），虽仁智之见各异，然皆能阐发仲景学术而有所成就。

”【3】毋庸置疑，他们的辛勤劳动委实使得中医学保持了一脉相承永不叛道。

然而，同时也不可忽视的是，虽曰随着时代传媒科技的快速发展，经典著作自唐宋以来，逐渐摆脱了“秘而不传”的古老传习，代之以开放式教学和文化人大举研传经典，发皇古义启迪后来，使得经典奥义不断得以彰显和弘扬，但也由于这些大家多是文理之功远胜于临床水平，高谈阔论多止于书房，即使是临床家，也是限于当时的社会整体惯性（包括私有制下的大而公性医院的缺如），使之造成了一定的思维缺陷，以致眼界仅局限于普通门诊，很少有系统的急重症临床救治，即使有，也多是单一治疗，特别是绝大多数病人仅以能否口服进药作为生死之界，故而在解析经方时，往往只在乎玩味自己所能参会的正文，却对其方后嘱、附篇等真正有重大价值的内容多有忽略。

关于这一推论的立基，仅从第一部分的经典复述与当今现实的脱节，就足够说明了；

又从《伤寒杂病论》即已总结出多法系列化治疗，而越往近代看，此类迹象越发淡味的历史现象，更能证明最起码近一千多年来（包括当代），诸多研究者所犯的错误最起码有：

①注重一经的专门研究，忽视诸经的横贯彻悟；

②思维模式僵化，学术思路狭窄，限制了自身就应该主动扩充的战略空间；

③重视了上层的治疗大法和下层的具体方药研究，忽略了中层的疗法系统组合研究。

正是这种种失略，竟致精粹遗失于股掌之间，不可不谓遗憾之至！

由上述追溯，我们应该说找到了近代中医长期被动、困惑的原由，也提示出今后研究经方应有的基本姿态：

既要坚信经典著作内涵的无穷潜力，更要尊重和继承历代贤者通过无私奉献，为我们探索总结的丰富成果，其间也要注意探究历代大家所处的环境与个人特质优势对其研究方向与方法的影响及其得失，“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多闻博识”，才能取得中肯、完整、高效的成果。

【参考资料】

【1】《吴鞠通医案》：

吴鞠通著，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年10月第1版第4次印刷。

【2】《中医战略·

序八》：

中医古籍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39页）

【3】《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年1月第2版，2008年1月第15次印刷，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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