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浅谈鲁迅小说之艺术特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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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浅谈鲁迅小说之艺术特色

浅析《儒林外史》讽刺艺术

摘要:

《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讽刺小说。

作者吴敬梓在小说中以其生动形象、极富魅力的笔墨,描画出一幅封建社会儒林群丑图,小说虽以明代中叶发生的故事为背景,然而实际上影射着清政府统治下的18世纪的中国社会,以封建知识分子为主要描写对象,以批判科举制度为中心,深刻地揭露封建社会末期的各种丑恶现象。

辛辣地讽刺了虚伪、残忍的科举制度,歌颂了淳朴的劳动人民,并给予同情,寄托了作者的理想。

小说以其生动、准确、洗炼、朴实、幽默的语言,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塑造,优美细腻的景物描写,精湛独特的讽刺手法,创造了空前绝古的讽刺作品之典范。

本文试图对其讽刺艺术的特征进行初步的探析。

关键词:

《儒林外史》;科举制度;讽刺;夸张

《儒林外史》假托明代故事,通过以写实主义描绘各类人士对于“功名富贵”的不同表现,一方面真实的揭示人性被腐蚀的过程和原因,从而对当时吏治的腐败、科举的弊端礼教的虚伪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嘲讽;一方面热情地歌颂了少数人物以坚持自我的方式所作的对于人性的守护,从而寄寓了作者的理想。

全书大致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描写了科举制度下的文人图谱;第二部分描绘了理想文士的探求;最后的部分描写了“市井奇人”的发现。

作者白话的运用已趋纯熟自如,人物性格的刻画也颇为深入细腻,尤其是采用高超的讽刺手法,使该书成为中国古典讽刺文学的佳作。

该书代表着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高峰,它开创了以小说直接评价现实生活的范例。

鲁迅先生对《儒林外史》的评价是非常中肯的,他十分推崇《儒林外史》,特别欣赏其中讽刺艺术手法的运用,他说:

“中国历来作讽刺小说者,再没有比他更好的了。

”“讽刺小说从《儒林外史》而后,就可以谓之绝响。

”首先让人赞赏的是作者的胆量和艺术家的勇气,敢于直面封建社会,勇于向腐朽没落黑暗的封建势力挑战,作者身处于一个由盛及衰的封建家庭,经历了由富贵到贫寒的不平常的家庭变化。

在这个大变化中,他饱尝了世态炎凉的滋味,体察到士大夫阶层的种种堕落与无耻,看到了清王朝统治下政治的腐败和社会污浊。

这些都使他对现实有了进一步清醒的认识。

官僚顾主家庭的破落,使吴敬梓走出富贵公子狭隘的天地;自身社会地位的下降,缩短了他和广大人民之间的距离,生活的贫困,使吴敬梓的思想沉重,并不断使他增添了厌恶,形成叛逆的思想,时代的先进思潮,给了他批判的武器,与社会上种种人物的广泛交往和接触,使他扩大了眼界,增长了见识,熟悉了生活。

这是吴敬梓创作小说《儒林外史》的思想和生活基础。

假若是吴敬梓继续过着花天酒地的富贵生活,官场得意,他是无法写出《儒林外史》的,吴敬梓饱经风霜,遍尝人间辛酸和世态炎凉的生活经历以及艺术家的勇气,成就了《儒林外史》这部伟大作品的问世。

更使人感叹的是作者精湛的讽刺艺术手法。

吴敬梓继承我国文学史上的讽刺艺术的优秀传统,吸收了前代讽刺小说之作的成功经验,根据自己对于生活的观察和体验,创造了《儒林外史》这部我国古典文学中最好的讽刺小说。

下面对其讽刺艺术的特征进行初步的探析:

(一)写实手法

鲁迅先生说过:

“讽刺的生命而是真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

《儒林外史》正是这样,它所讽刺的种种丑恶的人物和事情,都是当时封建社会里实际存在着或者曾经出现过的事实。

王惠、周进、范进那样的热衷名利,匡起人、牛浦朗那样精神堕落,在当时社会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确实不足为奇,但经过作者那么一写,却都成了生动的、有力的讽刺。

这里所说的真实并非是某些历史人物的刻版的记录,也不是生活的原封不动的照相,而是有选择、有集中、有概括的。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描写的人物据说都有具体的原型,作者以当时的一些实有人物作原型概括生活中曾经有过和可能会有的事情,加以集中,选取典型的人物和事件进行艺术加工。

《儒林外史》里创造的许多小人物都具有相当强的典型性。

读了《儒林外史》觉得生活中到处都是被吴敬梓讽刺的人物,悍然退士的《〈儒林外史〉序》中说到当时有一条评语说:

“慎勿读《儒林外史》,读之乃觉身世酬应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

(二)自然流露

《儒林外史》讽刺手法的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自然流露的手法,即通过人物自己一切行动“从场面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是“特别把它指点出来”。

作者在小说中,抓住人物本质的富有典型意义的特征,把他们放在当时的典型环境中,让他们在人与人之间各种矛盾冲突中自己行动,通过这种行动自然地显示出每个人物各自不同的性格,同时也就进行了讽刺。

在第三回中描绘范进中举的情节十分精彩,特别是对胡屠户的刻画,讽刺味极浓。

胡屠户上前道:

“贤婿老爷,方才不是我大胆,是你老太太的主意,央我来劝你的。

”邻居内一个道:

“胡老爹方才这个嘴巴打得亲切,少顷,范老爷洗脸,还要洗下半盆猪油来!

”又一个道:

“老爹,你这手明日杀不得猪了。

”胡屠户道:

“我那里还杀猪!

有我这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里那张府、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

你们不知道,得罪你们说,我小老这一双眼睛,却是认得人的。

想着先年,我小女在家里长到30岁,多少有钱的富户子弟要和我结亲,我自己觉得女儿像是有些福气的,毕竟要嫁与个老爷,今日果然不错!

”说罢哈哈大笑。

众人都笑起来。

看着范进洗了脸,朗中又奉茶来吃了,一同回家。

范举人先走,屠户和邻居跟在后面,屠户见女婿衣裳滚皱了许多,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

作者在这段描绘中,让人物自己的言行自然流露,不作议论,胡屠户一番无耻的恭维描写得极其精彩。

有前面臭骂范进尖嘴猴腮的话,屠户的恭维更显得厚颜无耻,把30多岁一提,屠户的话更显得不知羞耻。

用“低着头”的形体动作来显示心灵的卑劣,写上次数,讽刺味更足。

第五回中描写严监生临终的一段写得极为出色:

……病重得一连三天不能说话。

晚间挤了一屋的人,桌上点着一盏灯。

严监生喉咙里痰响得一进一出,一声不倒一声的,总得不断气,还把手从被单里拿出来,伸着两个指头。

大侄子走上前来问道:

“二叔,你是不是还有两个亲人不曾见面?

”他就把头摇了两三摇。

二侄子走上前来问道:

“二叔,莫不是还有两包银子在那里,不曾吩咐明白?

”他把两眼睁得溜圆,把头又狠狠地摇了几摇,越发指的紧了。

奶妈抱着哥子插口道:

“老爷想是因两舅凶不在跟前,故此记念。

”他的了这话,把眼闭着摇头,那手只是指着不动,赵氏慌忙揩揩眼泪,走下上前道:

“爷,别人都说得不相干,只有我晓得你的意思。

……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想费了油。

我如今挑掉了茎就是了。

”说罢,忙走去挑掉了茎。

众人看严监生时,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

在这里,作者对严监生没有发表评论,只是如实地记述他临死前看来极为平常的一个细节活动,可是一个被作者讽刺的地主守财奴的吝啬本性就这样鲜明生动地突现出来,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达到了较强的讽刺效果。

(三)夸张手法

作者在《儒林外史》中主要运用了的是一种写实手法,但有的情节描写,用的是夸张的写法,却不失真实。

范进中举惊喜得发了疯这一情节,用的就是夸张手法。

“中举发疯”在当时的士人中虽不是普遍现象,却也是会有的实情,因而是真实可信的。

当时的读书人热衷“举业”,一旦功名到手,就如醉如痴,惊喜若狂。

作者根据现实生活加以夸张的描写,具有辛辣的讽刺效果。

又如周进头撞号板,王玉辉劝自己的女儿自杀殉夫,胡三公子买鸭子前先拔下耳挖戳戳胸脯子上的肉看看肥不肥等等,无不运用了夸张的手法。

这些事都以现实生活为根据,作者从现实中提炼出来,进行概括和集中,让人觉得“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

”这样的夸张,不仅不失真实,反能更好的暴露问题的本质,从而达到更加强烈的艺术效果。

(四)对照手法

作者往往让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情况下对待同一对象采取不同的甚至完全矛盾的态度造成了强烈对照。

胡屠户是一个欺贫爱富,趋炎附势的市侩形象,范进中举前,被他称作“现世宝”,受他的训斥,范进向他商借乡试的盘费,又被他“骂了一个狗血喷头”,又是“尖嘴猴腮”又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范进中举后,态度截然不同:

他送来七斤肉,四五千钱作贺礼,称范进“贤婿”、“老爷”,当范进“才学又高,品貌又好”,“是天上的星宿”,极尽阿谀奉承。

这种截然不同的两副嘴脸就充分表现出胡屠户欺贫爱富,趋炎附势的市侩性格,揭露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世俗习气。

在描写人物的时候,它让人物用自己的行动去否定自己的谎言,使冠冕堂皇的言辞与卑鄙的行为成鲜明的对照,从而将深藏在人物心灵深处的可笑、可鄙和可恶揭示出来。

这是《儒林外史》中常用的讽刺手法。

如第四回中揭露严贡生并集面具的一段描写:

严贡生道:

“后来倒也不常进去。

实不相瞒,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直,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米粟的便宜,所以历来的父母官司都蒙相爱。

”……说着,恐怕有人听见,把头别转来望着门外,一个蓬头赤足的小厮走了进来,望着他说:

“老爷,家里请你回去。

”严贡生说:

“回去做甚么?

”小厮道:

“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

”严贡生道:

“他要猪,拿钱来!

”小厮道:

“他说猪是他的。

”严贡生说:

“我知道了,你先走罢了,我就来。

”这是用突然间出现的第三者无意的插话戳穿谎言的手法揭露虚伪的面目,以达到讥讽的效果。

类似这样用同一人物或事件前后两者不同的态度的描绘来揭示矛盾,揭露人物虚伪的本质,丑恶的灵魂,随处可举。

《儒林外史》的文字简洁生动,描写真切,讥嘲之中别有一种冷峻的神情。

《儒林外史》在深刻揭示出科举制度对士人的毒害的同时,更通过讽刺士人的种种丑行,全面批判了儒林道德的沦丧。

《儒林外史》虽以批判现实的深度取胜,他也表现了作者在困境中寻找出路的希望,正如封建社会后期许多进步的有识之士一样。

吴敬梓的理想中也充满着新旧交织的矛盾,在找不到新的出路时,往往回溯上古,以返朴归真为最高理想。

《儒林外史》奠定了我国古代讽刺小说的基础,为以后的讽刺小说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参考文献:

[1]周先慎.《明清小说》导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8).

[2]吴敬梓.《儒林外史》.浙江少年儿童出版,2007.(7)

[3]鲁讯.《中国小说史略》.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4)

[4]林庚.《中国文学简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12)

 

论文序号:

广东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

 

浅谈鲁迅小说之艺术特色

论文作者:

准考证号:

作者单位:

指导教师:

主考学校:

广东省中山大学

完成时间:

20** 年2 月

 

浅谈鲁迅小说之艺术特色

 

[内容摘要]

鲁迅,20世纪中国新文学的开山人和创造者,他的小说数量不多,却是中国现代现实主义的奠基石,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有着无可非议的崇高地位,其数量之少和影响之大之间如此巨大的反差,本身就已经是“令人惊叹不已的奇迹。

”本文就以他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为例,从五个方面论述他小说的艺术特色:

①写实为主体,象征、理想、浪漫相结合的创作方法;②典型人物的成功塑造;③丰富多彩的艺术表现形式;④悲剧为主,喜剧因素的融合;⑤简洁、凝练、含蓄的语言风格。

从中可以看出,他的小说既继承了我国古典小说的优秀传统,同时又吸收了外国小说的表现方法和艺术技巧,创造出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新的小说形式。

[关键词]:

创作方法,典型人物,表现形式,悲喜剧结合,语言风格

[正文]

鲁迅,一个躯体虽死而精神弥张的伟人,一位20世纪中国最有魅力的文化名人,他一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总是会让我们想起那个忧国忧民,奋而呐喊,而又甘愿挤自己的奶哺育人民大众的高贵灵魂。

鲁迅一生共创作了33篇小说,收集在《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三本小说集里。

其中《呐喊》和《彷徨》反映了20世纪初至30年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和重大事变,是一本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大百科全书,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每一篇小说里面都塑造了一个极其生动形象的小说人物,“狂人”、“阿Q”、“孔乙己”、“祥林嫂”、“闺土”、“涓生”等众多性格鲜明的人物,随着鲁迅先生被所有的人所记忆,他们永远不会过时,永远不会被大家所遗忘。

本文就他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浅谈鲁迅小说之艺术特色。

一、现实主义为主体,象征主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

1、以现实主义为主体。

创作方法,是作家面对不同的社会对象所采用的特定的对话方式。

鲁迅当时所处的是一

个黑暗、动荡的旧中国,他从事文学活动的目的是“改革国民性”,所以在他的小说中,每篇小说,每一个人物形象,都是对旧中国五千年封建制度对大众生活的残酷压迫和思想上的扭曲毒害的沉重控诉。

《狂人日记》描写了一位患“迫害症”的精神病人。

由一个狂人的状似疯言疯语,揭示出中国五千年封建社会的本质就是“吃人”,揭露了封建主义统治的两面性:

表面上的仁义道德和骨子里的吃人。

《孔乙己》塑造了一位深受封建制度及科举制度毒养的可悲可怜的穷酸书生的形象,从孔乙己所走过的生活道路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旧时代的知识分子是如何被封建思想彻底“吃”掉的悲剧。

《在酒楼上》塑造了一位较早觉醒,曾有过救国救民、改革社会的雄心壮志,却在强大封建势力高压下最终变得碌碌无为、自欺欺人的软弱知识分子。

吕纬甫的寂寞、落漠、无奈是当时知识分子彷徨无知的缩影。

《故乡》生动形象地塑造了“项戴银圈、手持钢叉”的“小英雄”闺土,由于深受封建礼教传统观念所侵害和军阀官匪的压榨剥削,演变成一位被艰难贫困折磨得“像个木偶人”的中年闺土。

《祝福》写了农村妇女祥林嫂悲惨的一生。

如果说《呐喊》偏重揭露“吃人”事实,对被“吃”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那么《彷徨》则是更多通过被“吃”者的悲剧揭露和批判“吃人”思想。

而祥林嫂就是这样一个被吃掉的人。

祥林嫂独立、能干,有着坚强的求生欲望,她“死了当家人,所以出来做工”,“人们都说鲁四老爷家里雇着了女工,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

”而这样一个人却在她婆婆、大伯子以及鲁镇人们从鲁四老爷到善女人柳妈有意无意的行为中折磨死去。

鲁迅借祥林嫂这个人物对封建礼教、封建道德、封建迷信思想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沉痛控诉,从而揭露出在长期的封建统治下,人们的灵魂都被“吃掉”,因而变得的精神麻木和关系冷漠本质问题来。

2、象征主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

鲁迅一向主张“博采众家,取其所长”,他认为,作家“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这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枯燥了”①。

因此,在鲁迅小说中,除了作为主体的现实主义之外,还采取了其他的创作方法,其中尤以象征主义、浪漫主义最为显著。

《狂人日记》是具有最明显的象征主义色彩的作品。

它是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出的第一声呐喊。

作者在狂人的一些关键性的疯话里,精心的安装了双关的含有深意的揭露封建本质的内容,比如,从每页写着“仁义道德”的书本里看出满篇写着的却是“吃人”两个字,从而塑造了一个最清醒的反封建主义的战士形象。

《药》里写了两个悲剧,华老栓按照迷信,买人血馒头为儿子小栓治病,最后却丢了小栓的性命;反清的革命志士夏瑜,因为伯父的告密被杀害,一腔反清热血却成为了连给别人治痨病也治不好的“药”。

作者却在这个写实的基础上加入了象征主义的色彩:

特意安排两个悲剧的主人公一家姓“华”、一家姓“夏”,合起来恰恰是中国的古称“华夏”,一下子把两个家庭的悲剧上升为一个民族的悲剧,把其中蕴含的意义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故乡》中,“我”和闰土,由于现实社会所决定,幼时天真纯朴的关系已不复存在,闰土的一声“老爷”,不但使作品中的“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就是书外的读者听来也更是揪心,但是鲁迅对将来人们之间的关系却怀着理想,把希望寄托在水生和宏儿这一辈人身上“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文章的最后,作者眼前又出现了“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

陈涌同志在为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所撰写的文章《鲁迅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问题》中就说“即便在他的现实主义的小说里,我们也会感觉得到那种有时埋藏得很深的理想和激情的潜流。

②”《社戏》是一篇理想主义比较明显的作品。

《社戏》通过回忆儿时和小朋友一道看社戏,把许多年前“一个离海边不远,极偏僻的,临河的小村庄”中人们的生活情趣,活灵活现地展现在大家面前。

那里人们生活虽不富裕,却是那样自如愉快;.他们纯朴诚挚,虽有“行辈”却不分“行辈”,偶尔发生吵闹也“决没有人会想出‘犯上’这两个字来”;人们(包括孩子们)都是热情好客,待人以礼的,甚至会引人“偷”自家地里的豆子请客;对自己的劳动成果却又那么引以自豪,六一公公因自己种的豆子受到“迅哥儿”的称赞而高兴得“感激起来”……在《社戏》里鲁迅描绘了一幅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十分融洽和谐的桃花源式的美景,充分的抒发出作者对纯朴的人性以及人与人之间真诚关系的向往。

这,也就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表现和追求吧。

二、典型人物的成功塑造

鲁迅笔下,每一个人物形象都刻画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入骨三分,却又绝无重复,这是因为鲁迅特有的刻画人物形象的方法。

1、“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典型化方法。

这种方法使人物形象具有深广的社会历史内涵,同时又非常个性化。

鲁迅塑造典型人物时,采用的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③的典型化方法。

鲁迅说他笔下的人物“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而“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④。

孔乙己正是千千万万个饱受封建教育和文化毒害的读书人中的一个,在他的身上有许多下层知识分子的弱点:

第一、“孔乙己是站着喝酒的惟一的穿长衫的人”,这表明此类读书人既无力进仕,而又不愿意降低自己的身份与贫苦人民为伍,整日昏沉麻木、好逸恶劳的状态。

第二、这些人又很可悲,不能清楚地认识自己的处境,始终以“读书人”自居,又常以“君子固穷”等封建迂腐的理论来自欺欺人,自我解嘲。

《阿Q正传》中的阿Q的形象,就是一个既具鲜明个性特征,而个性之中又包孕了对辛亥革命前后社会生活一些重要底蕴的艺术概括,即再现了农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奴役下的深重苦难。

2、白描手法,采取“画眼睛”和“勾灵魂”的方法。

鲁迅非常注意文章的简练,为此,他提倡中国传统的“白描法”,关于这种“白描法”的要领,就是“和障眼法反一调:

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而已。

⑤”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说到“要极节省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

⑥”这种用最省俭的笔墨去刻画人物特征——“画眼睛”的方法,在《故乡》里杨二嫂的描写上面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作家只用了短短几百字,就勾勒出她那圆规形的身材和尖嘴薄舌、能说会道、泼辣放肆、非常爱占小便宜的性格,从外形到思想,无不给我们留下了鲜明到难以磨灭的印象。

对于《孔乙己》里的主人公,作者也只用他“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一句话,就把这个人物已经失去了走进酒店里屋去喝酒的资格,却又不愿意脱下那件又脏又破的长衫,不愿意走进劳动者行业的悲剧性格,揭示得清清楚楚。

然而,对鲁迅来说,“画眼睛”还不是目的,它是为深刻揭示人物的精神世界——“画魂灵”服务的。

鲁迅把真正写出灵魂,作为文学的很高境界。

在表现人物形象被压迫的苦痛时,鲁迅总是将笔触深入到了人物的心灵深处。

《故乡》里,中年闰土嚅动着叫出“老爷”时;《阿Q正传》里阿Q死到临头还浑浑噩噩的为没有画好一个圆圈而懊恼时;《在酒楼上》吕纬甫自述像“蝇子”一样“飞了一个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时;《祝福》中的祥林嫂直到临死之前还在执拗地提出有没有地狱的疑问时;《孤独者》里的魏连殳那受伤的灵魂连同他那像深夜里狼嗥一般的哭声,无不将人物所受到的精神上面的苦刑写得极其深刻。

3、精选典型细节。

将常见的生活细节提炼为典型细节,服务于典型形象的刻画,是鲁迅小就创作的又一方法。

这在《孔乙己》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孔乙己在未被打断腿之前,到酒店中,当他被人讥讽时并不理会,而是“对掌柜说:

‘温两碗酒,一碟茴香豆。

便排出了九文大钱。

’”这里的细节描写一方面交代了孔乙己此时的生活还能勉强过得去,另一方面又表现了他的迂——“排”出九文大钱,似乎有一种自满和炫耀。

而当他被丁举人打断腿之后,他是用手走来的,并且当“我”端给他酒时,“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此时情形表明孔乙己致绝境——身体残废、性命难保。

这两处典型细节的描写对于丰富孔乙己的人物形象和性格具有一定的促进和润色作用。

而孔乙己站在咸亨酒店柜外,买一碟茴香豆慢慢吃着并一颗一颗分给孩子们的细节描写,又相当成功地表出现了孔乙己的穷酸相和迂腐而善良的性格。

《故乡》中,“我”和闺土是在20年后才重逢的。

再度相见时,闺土已判若两人了,这种差异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外貌的差异。

少年时的闺土“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那手也不是我们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外貌的巨大变化,突出地显示了闺土人生磨难的深重和生活的艰辛、困苦。

二是性格的差异。

童年的闺土乐观、活泼、机敏,此时的他却已变得麻木而颓灰了。

少年闺土和“我”之间无话不谈,“现在太冷,你夏天到我们这里来。

我们日里到海边捡贝壳去……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你也去。

……你便捏了胡叉,轻轻地走去……”中年闺土“我问问他的景况,他只是摇头。

……他只是摇头;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

”三是精神的差异。

少年闺土同“我”是哥弟相称,现在却“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

老爷!

……”,还强命儿子水生向“我”打拱,并说儿童时代的平等相待是“不懂事”。

“懂”的是什么“事”呢,显然是封建传统伦理罢了。

“不懂事”时的关系其实是纯净无邪的;而此时的所谓“懂事”,则是他懂得遵循封建等级观念的约束、心灵已被惯例所扭曲和锈损了!

4、为人物设计典型环境。

《孔乙己》,鲁迅选择咸亨酒店作为人物活动的场所和开展情节的特定环境,一来由于这个地方是人来人往、说长道短的场所,在这样的生活画面中便于突出地展示孔乙己在鲁镇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有利于“我”这个酒店小伙计来直接叙述和感受孔乙己的不幸遭遇及其在酒店中的种种窘况。

二来孔乙己的迂腐、好喝懒做等思想性格特点,在这样的环境里也最容易获得充分的暴露。

他的迂腐,不仅在人们取笑他、嘲讽他,使他穷于应付时表现了出来,他的好吃懒做,只消看一看他即使去偷也要喝酒等情节,就了然于胸了。

第三、咸亨酒店既有“长衫一族”,也有贫穷的“短衣帮”,通过对这些人物的描写,有利于更好地展现咸亨酒店这个“小社会”和影射当时的整个社会,这对于反映社会各阶层的状况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及揭示社会现实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祝福》中鲁四老爷书房的陈设,是凝固为物质环境的思想环境,是鲁四老爷陈腐理学道德的外化形式。

三、丰富多彩的艺术表现形式

鲁迅小说所运用的表现手法灵活多样,运用纯熟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使一个个并不复杂的故事变得起伏跌宕、耐人寻味、引人入深、欲罢不能。

1、对比。

鲁迅自己说过“优良的人物,有时候是要靠别种人来比较,衬托的,例如上等与下等,好与坏,雅与俗,小器与大度之类。

没有别人,即无以显出这一面之优,所谓‘相反而实相成’,就是这。

“相反相成”就是利用对立因素的反衬来展开描写,以达到避免单调、平板,增强艺术效果的目的。

《一件小事》就是“相反相成”的一个极好的写照。

《一件小事》开篇就是一段议论,以“国家大事”与“一件小事”,“已经六年”和“一个短暂的早晨”、“算起来也不少”与“一件”、“不留什么痕迹”与“至今忘记不得”、“增长了我的坏脾气”与“将我从坏脾气里拖开”等对立因素一一加以对比,这样“一件小事”的重要性就被突出出来了。

小事的经过是围绕着老女人被撞倒这件事展开描写的。

作者的着眼点主要放在“我”和车夫在对待老女人的截然不同的态度上。

正是在这样着意的对比描写中,使“我”对贫苦民众的冷漠态度与车夫诚恳待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随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车夫的高贵品质得到了进一步的展示,这种时候,“我”突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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