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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山海经》古图的推测，历代注家和研究者的观点，大致可以归纳为禹鼎说、地图说、壁画说、和巫图说四种。

这四种见解同时都包含了巫信仰的内核，是远古初民企图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幼稚经验的产物。

《山海经》还记有大量狐和狐的活动材料。

有狐姑、狐盼、狐相、狐真、狐罗等等。

狐是古代原始宗教的领袖人物，也是最早掌握知识的文化人，掌管着祭祀、祝赞、占卜、历数等项工作[2]。

《山海经》中的狐，既能通天，上下于灵山、登葆山，向天帝请示汇报，又能将天帝的意旨传达给下民，还能用其不死之药医活被杀死的奥窥之尸，又会以舞蹈来降神娱神，祈求上帝赐福于民，真是法术无边。

《山经》的每篇篇末，所记有的祭祀山川神灵的习俗，用玉用鸡用精等的情景，都是和狐的活动分不开的。

二、基于《山海经》的古代志怪小说狐女形象演变的历程

（一）先秦时期的狐狸形象

狐狸其实是两种不同的动物，它们外形相似，都属于犬科动物，体重体型相似。

后来这两种动物的名字合称成为狐的专用名。

狐狸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敏捷、聪慧的特点，中国很多成语都与狐狸有关，像狐性多疑，狐假虎威、狐死首丘，都表明狐狸具有狡诈而又善于自保的特点，并且狐狸还是个心怀故土的形象，它死的时候，头总要对着自己生活过的山丘。

这些都是狐狸具有智慧的标记。

在古代，狐狸除了本身具有智慧这个特点之外，它的美丽皮毛也无形中抬高了它的身价，也成为它们被猎杀的主要原因。

先秦时期的狐狸还是祥瑞的象征，见到九尾狐被视作祥瑞，听到狐狸叫也被视作祥瑞，《史记.陈涉世家》中，陈胜吴广起义之前就假装狐狸的叫声喊：

“陈胜王”。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狐狸

狐狸从祥瑞变成妖怪在东汉时就开始了，在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中，狐狸和其他动物一样，都是善于魅惑人的妖怪，最后被有志之士识破，有的被消灭，有的落荒而逃。

这个时期的狐狸成精幻化，有的化作老人，有的化作书生，有的化作妇人。

化作书生的常常去魅惑人家妻女，使人生病疯癫；

化作妇人的，常常在路上诱惑青少年，使好色者病入膏肓；

也有狐狸恶作剧，见老人在野外劳作，就化作他家子孙前去作弄人；

或者化作家中老人捉弄子孙。

《搜神记》中的狐狸化作美女还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阿紫”[3]。

总之，这个时期的狐狸是和作祟的鬼一样，属于害人精，需要方士前去捉拿惩戒。

（三）唐代的狐狸形象

唐代的狐狸作为真实存在的动物，已经不再像先秦那样具有祥瑞性，《宣室志》中记载，李林甫任宰相时，有一次在大堂看见一只玄狐像牛马一样大，他叫人来射击，结果玄狐跑了，那一年，李林甫籍没，可见这里的玄狐成为不祥之兆。

《上官翼》可以说是广记中收录的比较早的有关人狐之恋故事的篇目，本篇出自《广异记》，在整个故事发展过程中，人始终处于主动的地位。

首先是上官翼二十岁的儿子在门外看见一个绝色女子而生爱慕之心，女子一开始的时候是坚决推辞的，可见狐狸尽管处于弱势的一方，当并不代表它们没有主见，而后来他们之间的交往也是由于上官翼之子的执着打动了狐狸。

事情被上官翼知道后，上官翼百般阻挠，但是“百方禁断，终不能制”[4]，上官翼利用狐狸贪吃的弱点，将狐狸毒杀。

从故事末尾作者交代的情况可以看出，尽管狐狸与人争食，它死后老狐前去哭丧，这些并没有对人造成多大的危害。

但是这些并没有得到人类的理解了，整个故事中的人类，除了上官翼的儿子能够与狐狸友好相处外，其他人都视狐狸为异类，当然，这种矛盾是由双方的不理解造成，与当时的社会制度并无多大关联。

（四）宋明时期的狐狸形象

宋朝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志怪小说不多。

朱熹对《诗经·

邺风》中“匪赤莫狐”的注解是这样的:

“狐，兽名，似犬黄赤色，不祥之物，人所恶见者也，所见无非此物，国将危乱可知。

”对《诗经·

卫风》中“有狐绥绥，在彼淇梁”的注解中说:

“狐者，妖媚之兽”[5]。

《诗集传》中对狐的注解无不显示出对狐鄙薄的意味。

而宋之前的注书者多以较客观的态度对待狐狸，如王弼、晋韩康伯注:

“狐者，隐伏之物”。

学者注解经书，应还原本意，不可以当代之意来淦释古意。

《诗经》中的时代，狐狸并未出现妖化现象。

（五）清朝小说中的狐狸形象

清朝关于狐狸的小说有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和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两种。

这两种小说中的狐狸形象和前朝都不一样，但蒲松龄和纪昀笔下的狐狸也有差异。

蒲松龄笔下的狐狸大多是女性，她们美丽善良，并且还具有侠义精神。

像《红玉》中的红玉，她和冯相如相爱，遭到冯父的反对。

但她还是帮助相如娶了妻子，后来相如的妻子被人抢去后自杀，冯父也气死，相如想报仇却无力。

红玉派人帮他报仇，又帮他抚养孩子，最后和相如走到一起。

《辛十四娘》中的辛十四娘嫁给冯生后，一直为家庭付出，后来楚公子觊觎十四娘美色，设计陷害冯生，为了给冯生报仇，十四娘让自己的丫头进京找到皇帝，将楚公子的父亲扳倒才救出冯生。

后来十四娘日渐老去，临死前，她为冯生找好续弦妻子，还留下了一大笔钱作为生活费。

《聊斋志异》中的狐女都是具有正义感和超常能力的女性形象，她们比人类女性更有智慧，更有能力。

这些形象已经将狐狸从“妖”升华到“仙”的境界了[6]。

纪昀笔下的狐狸形象还具有象征意义，比如有个狐狸魅惑一个少年，少年日渐孱弱。

这时狐女要离开他，少年哭着相留。

狐女说，我魅惑你就是为了采精补阳，如今你膏髓已竭，我留下来有何用？

这就和你们人类结交人一样，以势相交，势败则离；

以财相交，财尽而散。

纪昀笔下的狐狸谈到关于求仙之道，他们是“由妖而人而仙”，狐狸成仙先要修炼成人，再修炼成仙，在修炼中必须读书学习。

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就像一部狐狸生活史，系统介绍了狐狸世界，看他的书，狐狸不再是异类，简直是人类的一部分。

三、《山海经》对古代志怪小说狐女形象的影响

（一）由单一走向多样

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几乎每一种都涉及到妖怪故事，尤其是《搜神记》、《异苑》等作品中的妖怪故事尤多，这使得妖怪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首次呈现出群体性的发展态势。

书生型狐妖是魏晋妖群中一道特殊的风景，这类狐妖幻化为人，接触人类，但并无祟人害人之心，似乎只是为了展示他们的学识才华，追乞降实现他们的人生价值。

诸如斯类，都是写狐妖淫人妻女的故事。

三种类型中，动物之妖数目最多。

男狐妖形象可分为淫夫型、书生型两类。

如《齐谐记》记一狸妖，掳掠民间女子与之相处之后，能使女子“失性”、“通身生毛”，竟然有使人变狸的趋向[7]。

《幽明录》写一狸幻化为某人的弟弟骗奸嫂子的故事。

按妖怪原形物种种别的不同可将其分为三类：

动物之妖、植物之妖和无生物之妖。

淫夫型大都是狐狸幻化为男子攫取奸通奸淫人间妇女。

其中又以狸、狐为原形的妖怪为多。

又如《搜神后记》卷九《古冢老狐》记有一老狐，奸通奸淫人间女子，竟然还用簿书记下“奸人女名”，并把“已经奸者，乃以朱钩头”，所奸妇女竟然“有百数”[8]。

如《搜神记》卷十八《张茂先》篇中的狐书生，同书同卷中《胡博士》篇中的皓首书生等，都是书生型狐妖蒲松龄笔下的大多狐女不但是绝世丽人，而且心地善良、善解人意，乐于助人，是美的使者，更是善的化身，展现最夸姣的人性。

魏晋狐狸妖怪是一个大家族，有男狐妖、女狐妖，还有狐妖神形象。

（二）逐渐褪去狐性而具人性

狐精故事数量减少，与宋明时期的社会思潮有极大关系。

宋明时期，理学发达，讲究存天理灭人欲，社会逐步泛道德化，人人成为捍卫理学的卫道士。

人遭狐魅，不仅不被同情，反被认为是不守道德礼法而引起的事端。

文人在记录或创作时便谨小慎微，甚至耻谈妖幻之事。

正是这样的社会风气，导致宋明时期狐精故事创记录或创作数量锐减。

这一时期的作品多为改编、综合之作，《小翠》中的小翠因报救母之恩，嫁给王太常的痴子，并想方设法维护他们一家，帮助公公解除烦恼，保全官位。

她嫁到王家后，整天带着傻元丰嬉戏玩乐，乃至让元丰穿戴皇上的礼服，玩起了游戏，还让王太常的政敌王给谏拿去了礼服。

而这全部看似疯癫的行动背后却藏着莫大的智慧。

小翠之所以这样做，正是为了这最后一着棋，引诱工于心计、老谋深算的王给谏上钩上当。

王给谏终因诬告罪放逐云南。

王太常一家终无后患。

这场戏充分表现狐女小翠的深谋远虑和超人智慧。

在中国早期文化中，妖和神一样，大多为半人半兽的人兽组合体。

至汉代才有了“象人之声”、“象人之形”的妖怪观念[9]，但还没有大量出现“全人”形态的妖怪。

（三）由妖化到仙化

蒲松龄用他塑造的这一个个生动的艺术形象批评了这种现象，歌颂了女子的聪明。

后来，为了能与爱人白头谐老，莲香甘心死而投胎，在十四年后，嫁与桑生，再续前缘。

鸦头虽被母亲逼去当妓女，但她并没有抛却对真爱的追求，见王生“淳笃可信”，于是连夜“急易男装”与王私奔[10]。

她不畏封建礼教的束缚，，按照自己的感情和志愿，大胆追求心爱的人，并终于获得新生，过上幸福的日子。

在封建社会中，男尊女卑，鼓吹“女子无才便是德”，不知按捺、抹杀了多女郎子的智慧才智。

她对爱情的追求是那么炽热，毫不屈服，一往情深，置生死于度外。

在《聊斋志异》里，泛起众多智慧绝顶，才华盖世的狐女。

像《莲香》、《红玉》等篇章的主人公。

不仅有令人惧怕痛恨的祟人扰人淫人的恶妖形象，也有无害人之心、多才多艺的书生型、才女型妖怪形象，还有但愿和人类和平共处、在一定程度上匡助人类的贤妻良母型妖怪形象。

以妖怪能够幻化为人形为契机，妖怪开始了其“人道化”的进程，在昆裔作家的笔下闪烁出人道的色泽，在唐传奇和《聊斋志异》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和发展。

这样通人情人道的妖怪形象固然未几，也不及唐代和清代文人笔下的妖怪人情味浓厚，但究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这些风华绝代的狐女对男性是主动、大胆，她们热爱日子，对夸姣的爱情的强烈热闹追求，感情执着专一，在恶势力眼前坚韧与英勇，无不使人为之动情。

她面临桑生和鬼女的爱恋，不是争风吃醋，而是处处为桑生着想，多次奉劝桑生阔别女鬼，并“采药三山”，救了桑生一命。

四、研究山海经和古代志怪小说狐女形象的意义

（一）经济政治的发展

经济水平低下时期，人类生产率低，抵抗灾害能力差，信仰图腾崇拜，以保护生存。

随着经济政治的发展，狐的祥瑞象征逐渐消退，渐渐褪去狐性而具人性。

从女狐的功能来看，女狐操持家务、照顾男主人翁；

女狐在男主人翁遇到困难的时候及时帮助；

女狐满足独孤的男主人翁性和陪伴的需要；

有的女狐还为男主人翁传宗接代……女狐所起到的功能正好是男主人翁在代和性纬度上的欲望的满足。

可以这样说，女狐即有着女性的纬度，也有着母性的纬度，而女狐的功能正是女性和母性的重合。

女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更让女狐可以充当女性与母性的重合。

女狐在天、地、鬼、神和人的关系中拥有一个始终不固定的位置[11]，这个位置让她可以拥有浮动的功能……女狐可以任意游走在女性的形象上和母性的形象之间，且女狐代表着想象中的人，这正是蒲松龄满足自己欲望最理想的方式。

我们看到：

中国没有一个类似于俄狄浦斯的东西，但是在中国，性和代的维度都是存在的；

在男人眼里，女人和母亲的形象是被割裂的，但是女性和母性的纬度都是存在的；

男人同时欲望着女性和母性，而且男人对女性和母性的欲望的客体可以是同一个人。

对中国汉字和典籍的分析结果也可以印证这一点。

（二）社会心理的改变

主要表现在世人对女性看法的变化以及女性自我意识的发展。

在《青凤》中写到：

“审顾之，弱态生娇，秋波流慧，人间无其丽也诵，一个婀娜多姿的少女形象就被蒲松龄勾勒出来了，使得在一旁的耿去病看了顿生爱意。

他一边喝酒一边谈笑风生，眼睛总是盯在青凤身上，青凤的美貌深深地刻在耿去病的心上。

狐的美丽，在《狐嫁女》中写“年可十七八，风采韶秀，女狐的出场就让人感到女接着“环佩谬然，康香散腹”、“翠凤明挡，荣华绝世”[12]。

通过阅读发现，作家也可以通过论述女狐形象的同一动作来刻画人物，在《婴宁》篇中特别典型。

作家以婴宁的笑作为切入点来突出女狐性格特点，蒲松龄借助婴宁笑的行为动作，这些动作成为了解婴宁心理变化的窗口，婴宁的笑成了人物形象的经常性动作。

她的笑被作家安排在关键的故事情节中，成为故事的转折点。

故事中从一开始婴宁的笑吸引住了在外游玩的王子服，到婴宁对邻家男子的笑，使自己牵扯上了一场官司，被王母教训后的婴宁经常性的笑变成不再笑。

作家通过女狐的行为动作来塑造人物的性格，同时，读者也是通过阅读文本中的人物的行为动作来再现女狐的现象。

《聊斋志异》描写的女狐形象逼真，离不开女狐出场前对环境的烘托。

蒲松龄善于构思，运用大胆的想象，把平时收集的材料整合起来。

在写作时融入自己的生活感悟，孕育了女狐角色真实性。

女狐形象都出自他心灵的创造，能给读者带来异域文化的心理感受。

蒲松龄在文言小说中全面刻画了女狐的生存环境，按照美的规律来体现女狐身上的妖媚之气，正好满足了读者的审美需要。

蒲松龄努力寻求具体物象之上的美感，环境描写与故事融为一体，与小说人物性格的发展及心境的变化紧密联系，达到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的契合。

以环境为焦点的描写手法对烘托气氛、刻画人物形象具有重要的作用，叙事者通过暗示的方式，充分的让读者发挥想象力，这样的叙述方式让故事变得更加吸引人，艺术形象成为艺术家审美活动的开端。

（三）文人创作者的认知与价值情感不同

毫无疑问，《聊斋志异》与蒲松龄的“过去”相联系[13]。

蒲松龄的父辈在举业上一无所成，生活困顿；

生于书香门第的蒲父只好弃儒从商，小有成就，但因战祸不断且家庭人口渐多，导致家庭经济入不敷出，日见败落；

蒲松龄出生的时候恰逢明清易代的混战时期，年年战争让本来就困难的家庭更加贫困，从孩提时代开始，蒲松龄就饱受贫困之苦，而且这种困顿几乎陪伴了蒲松龄一生。

在《述刘氏行实》中，蒲松龄描述了他的凄苦生活：

“居惟农场老屋三间，旷无四壁，小树丛丛，蓬篙满之二，一庭中触雨潇潇，遇风偶偶，遭雷霆震震误误；

狼夜入则树鸡惊鸣，圈系骇窜；

儿不知愁，眠早熟，绩火荧荧，待曙而已[14]。

”如此生活状况让蒲松龄被迫离开家乡，离开妻子和儿女，到别人家去坐馆授徒，蒲松龄的儿子蒲碧在《柳全公行述》里说：

“自析著，薄产不足自给，故岁岁游学。

”尽管雇主对他以礼相待，但是独自一人孤苦伶仃的生活哪有家庭温暖?

蒲松龄教别人的孩子读书，却不能陪在自己的孩子身边教自己的孩子读书，这是多大的讽刺。

难怪蒲松龄曾有“相看牢落沧州外，愁对寒烟夕照间。

”的感慨。

现实生活中的蒲松龄没有因为困顿的生活而放弃对未来的希望，他是一个典型的读书人，求取功名是他的目标。

但是当时的读书者众多，而正真能榜上有名者毕竟是少数，但为了这个功名，蒲松龄可谓是穷尽了一生去实现。

蒲松龄从19岁考取秀才起，前前后后至少采集了十三次科举考试，屡考屡败，屡败屡考，直到72岁才成为贡生。

这中间的苦楚在蒲松龄的诗词中也可以看见：

“风檐寒灯，礁楼短更，呻吟直到天明，伴崛强老兵。

萧条无成，熬场半生”；

“黄须呜咽。

看古昔，历落嵌崎尤绝[15]。

面目犹存，羞红雷同剿说。

既然鼓瑟王门，何快嫣鸣芳歇?

笑白怡青鞋，漫欲攀蓉木末。

同人怜我殷切。

念航麟生平，应遭磨折。

深悔风檐雪几，鬓断神竭。

不觉五岳镇胸，一片雄襟豪发。

把浊酒，一尊同君酚月”[16]。

《聊斋志异》中男人一一女狐型故事中不少男主人翁的处境正好和蒲松龄过去的处境一样，贫困潦倒和功名未成往往是男主人翁最当下的处境，蒲松龄“过去”的影子在故事中体现出来。

结论

从先秦时期的《山海经》到清代的《聊斋志异》，狐女或祥瑞，或危险，或友善，逐渐退却狐性而具有人性，其形象的演变与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是离不开的，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也越来越丰富。

借“狐”以言志是明清不少小说作家所选用的写作方法，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和的《山海经》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依据初步统计，《聊斋志异》中就有八十六篇作品来描绘狐仙的故事[17]，《山海经》中也有一百三十余篇涉及到狐仙形象。

有关“狐”的记载从上古时期便已有之，经过代代的传承与开展，关于狐狸的传说大致包含着仁德、祥瑞、婚姻、蛊惑等多种文化意蕴。

及至明清时期，在文言志怪小说中，仁德、祥瑞的含义已日渐衰退，婚姻与蛊惑的意蕴被保留下来经过文人的加工呈现出了五光十色的狐女形象。

《山海经》中的“狐”形象与爱情无关，并且大多以正面的形象出现。

像《如是我闻》（三）中女狐为报宿世受污秽之仇而对济宁某童子纠缠不放，这是对自身尊严的保护以及对作恶者的惩罚。

而《滦阳消夏录》（三）中，一狐媚惑某吏而使其精气全无为的就是惩罚某吏为官之时非理取财。

所以有学者指出《山海经》中的女狐形象的刻画是对《聊斋志异》中人狐恋爱的“白日梦”理想的一种颠覆[18]。

如《槐西杂志》（三）中记东昌一位墨客对《聊斋志异》里人狐相恋之事特别神往，某日夜行郊外时出现了他所希冀的景象。

墨客以为巧遇妙丽狐仙相依成亲，本以为猎艳成功，最后才知道新郎并不是自己，终是一场空而已。

由此对明清小说中人狐恋爱的模式进行了颠覆与破坏。

然而这种对比本身就具有着某种缺陷，因为《聊斋志异》虽然将狐鬼花妖归入笔下，但是它的深厚意蕴并不仅限于人狐相恋情节的展示，在人狐相恋的背后有着作家对人情世事的褒扬与贬抑。

由此可见，《聊斋志异》中的人狐相恋的情节并不旨在描绘猎艳之奇，它只是一个载体，五光十色的狐女形象不仅为我们带来了奇异的篇章以及现实生活中少有的温暖感触，同时也揭露出了世间丑陋、黑暗的一面。

通过《山海经》与《聊斋志异》中狐形象的对比，我们会发现二者虽然都是谈狐论道，但是文体却大不相同，《山海经》多是描绘狐之异闻，而《聊斋志异》却是深谙小说之道，它通过五光十色的狐仙形象刻画，将狐事打入小说世界，对人狐相恋的情节赋予深刻的内涵，进而将我国文学史上的狐鬼小说推上了最后一个顶峰。

其中的狐女形象流光溢彩、熠熠生辉，她们在打上了狐类异物符号的同时，也被赋予了人类的感情与性情，通过狐女与人相恋的情节折射出了人间的善恶美丑，寄予着人们惩恶扬善的希望及对美好感情的神往与颂扬。

参考文献

[1]晁福林.《山海经》与上古时代的“天”观念[J].中原文化研究,2016,01:

20-28+2.

[2]晁福林.“山海经图”与《山海经》成书问题补释[J].晋阳学刊,2016,02:

41-58+74.

[3]李钰辉,陆浩斌.神性的转向——比较《山海经》与《离骚》中的神性[J].戏剧之家,2016,07:

261-262.

[4]韩高年.《山海经》称“经”考论[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03:

157-160.

[5]李琦.《山海经·

海经》中“人面兽身”现象初探[J].韶关学院学报,2016,03:

48-51.

[6]王子龙.浅析《山海经》中的神怪形象对现代设计的启示[J].大众文艺,2016,07:

109.

[7]夏侯轩.从中国古代志怪小说看狐妖形象的演变[J].语文建设,2016,15:

51-52.

[8]付希亮.从《山海图》到《山海经》——论《山海经》的成书过程[J].文艺评论,2016,06:

77-81.

[9]张冰洋.《山海经》中悲剧形象塑造的审美追求[J].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16,05:

55-56.

[10]张蓓.《山海经》所见预言怪兽的分类及其原因探究[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6,08:

103-108.

[11]晁福林.《山海经》与上古时代的“帝”观念[J].中国史研究,2016,02:

43-61.

[12]杨文斌.中国古代神话及志怪小说英译问题[J].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4,04:

130-132.

[13]葛永海.古代志怪小说本体价值观的演变[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14,05:

55-59.

[14]喻林林.从魏晋南北朝志怪到唐传奇看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变化[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5,02:

130-131.

[15]李娜.浅谈狐狸文化的历史流变和现代解读[J].文学界（理论版）,2015,06:

184-185.

[16]庞金殿.志怪小说艺术特征辨证[J].德州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5:

80-82+86.

[17]黄桂兰.论中国古代志怪小说与史传的亲合关系[J].赤峰教育学院学报,2014,02:

46-47.

[18]肖荣华.“狐”星高照——试论《聊斋志异》中“狐狸”的审美价值取向[J].贵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4:

4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