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的定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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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的定义

书法的定义

　　书法是以中国传统笔墨纸砚为工具，以汉文字为对象，以书外功夫为基础，用以宣泄情绪、创造美感的艺术。

　　书法有多种定义，我查了《辞海》、《辞源》和其他资料，有的说书法是以汉字为审美对象的书写艺术，有的说书法是用毛笔书写汉字的法则，对不对呢？

都对。

但我觉得又都不全面，都没有打中七寸。

我对书法的定义是：

书法是以中国传统笔墨纸砚为工具，以汉文字为对象，以书外功夫为基础，用以宣泄情绪、创造美感的艺术。

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百家争鸣，大家可以探讨，可以争论。

那么，这里面对工具的限定，主要是针对书坛上的一些“杂耍”而言，什么发书、指书等等，还有电视上播出的,光着身子沾上墨,在地上打一个滚儿,那不叫书法，那叫“驴打滚”。

书法的前提必须是“以笔墨纸砚为工具”。

当然这里面有一个硬笔书法的问题，我认为,书法广义上包括硬笔书法，狭义上仅指毛笔书法。

对对象的限定，规定以汉文字为对象，则主要是把它与中国画相区别。

　　现代书法大家怎么看？

我认为基本分为三类：

第一类基本符合书法定义，比如书写的对象是象形字，代表人物有张正宇、李骆公、黄苗子等；第二类基本不符合书法定义，脱离了汉文字，比如刚才说的“驴打滚”；第三类完全不符合书法定义，完全脱离了“以笔墨纸砚为工具”、“以汉文字为对象”，如用剪刀剪裁、拼凑的所谓抽象作品。

总之，总体上现代书法还不成熟，处于一种鱼龙混杂的状态，有的有发展前途，有的无生命力，弄不好会误入歧途。

但我认为，对现代书法基本上应持宽容的态度，最终由历史和社会去检验。

书外功夫

　　什么是“书外功夫”？

我可以用六句话来概括：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经万件事、师万人长、抒万般情和拓万丈胸。

”除此之外，还要有一个前提，就是要有高尚的人格。

　　我小时读过范文澜在抗战时期写的一本书，书名叫《大丈夫》。

作者用通俗的语言写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几十位保家卫国、为国捐躯的英雄人物，比如岳飞、文天祥等等。

　　什么是“大丈夫”？

孟子说：

“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此之谓大丈夫也。

” 

　　这本书讲了很多人物，比如陆秀夫，他是江苏盐城人，在元军大举进攻时担起宰相之责，他同南宋政权被元军追赶到广东新会的崖山海边，浴血奋战后，他把夫人、儿子都赶进海里，自己背着八岁的小皇帝赵昺跳海。

有一幅对联：

“宋灭无降将，陆沉有秀夫”，讲的就是他的事迹。

我们不去争论当时的历史背景，只谈论这种可贵的精神和境界。

　　还有颜真卿，很多人都练过他的颜体字。

他在安史之乱中被派去与叛军谈判，宁死也不投降，最后被叛军投在柴火中烧死。

　　巴曼子将军是战国时期巴国人。

当时，巴国出现叛乱，他向楚国借兵平叛，许诺事后送给楚国三座城池。

后来楚国出兵帮助他平定了叛军。

他既要信守诺言，又不忍出让国家城池，思想斗争十分激烈，最后将自己的头割下来送给楚国，以头抵城。

直到现在重庆还有一座巴曼墓。

　　范文澜在《大丈夫》中，写的都是过去的历史人物，对当代人物没有涉及。

在此，我特别想提一提张自忠将军。

根据我的掌握，作为一名武将，讲死讲得最多的就是张自忠将军了。

“民不畏死”、“慷慨赴死”，在抗战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他反复地讲这些话。

张将军最后在湖北枣阳与日军激战时牺牲的。

他本来可以不上前线，但他非要身先士卒，亲临前线指挥，最后一个人坚守阵地，弹尽粮绝，战死疆场。

在清扫战场时，日本兵发现牺牲者是一位高级将领，马上立正向他致敬。

　　还有一个有关他治军的故事。

一位与他有着生死之交、赫赫战功的部下，把驻地一名老乡的姑娘给强奸了。

老乡将这件事向张自忠告发。

这位部下也是追悔莫及，但军法如山，张自忠将这位部下就地正法。

这位部下在第一次枪毙后没有被打死，半夜醒过来爬出大坑，又追上了张自忠的部队。

张自忠将军将这名部下又第二次枪毙。

也许这名部下要的就是这种效果，换取张将军的英名，因为他对将军是十分了解的。

我想，如果我们今天每个执法者都能执法如山，我们的社会秩序就会变得更好。

　　我认为，有一个好的人品，是做一个好的书法家的前提条件。

在此基础上，再做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经万件事、抒万般情、师万人长和拓万丈胸”，就会具有真正的“书外功夫”。

　　“读万卷书”，我讲过要读文、史、哲这三本书，同时还要读两本书，一本是孔子的《论语》，一本是老子的《道德经》。

《论语》讲的是做人的一般准则，是中国人的普及型读物，“半部论语治天下”；《道德经》讲的是做人的最高准则，“道可道，非常道”，非大智慧者不能领悟。

如果能读好这两本书，就会对人生有透彻的理解。

　　“行万里路”。

过去念小学时我没有条件，就骑着自行车在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地走。

行不了万里，就行几十里。

后来有了条件，我就尽量“行万里路”。

我想说这里面有一个“身行”与“心行”的问题。

受客观条件限制，人不可能穷尽天下路，不能“身行”，“心行”也是可以的。

大家都知道，范仲淹写《岳阳楼记》的时候，并没有去过岳阳楼，也没有去过洞庭湖。

但是，因为他对当地的历史、地理、文化有非常透彻地了解，更因为他有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和境界，所以写出了这篇文章。

相反，如果一个人没有这种情怀和境界，就是去了岳阳楼也还是写不出来。

　　“经万件事”，也有一个“身经”和“心经”的问题。

经万件事，才能启发艺术灵感。

200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期间，当时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影响很大，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同志提出，不良贷款必须每年下降三个百分点。

在这种情况下，我猛然想到银行资产就是我们的“山河”。

因此，突发灵感，创作出“还我山河”这幅作品。

　　“师万人长”，三人行必有我师。

一次我的母校采访我时，他们问我最佩服的人物有哪些？

我当即信口开河，做了如下回答：

第一，我最佩服的是毛泽东；第二是华盛顿，他的故居和墓地我去过两次，亲身感受了美国人民为什么如此热爱他；第三，是诸葛亮。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是典型的德才兼备，不足的是事必躬亲。

中国有多少武侯祠，可能有九个，这九个我都去过。

诸葛亮到底是哪里人，到现在还在争。

河南说是南阳人，山东说是临沂人，湖北说是襄樊人。

反正好人都去争，秦桧就没人争，大家躲都躲不及，连他孙子都是“我到人前愧姓秦”，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籍贯，最近我才考察到秦桧是江西婺源人。

书品即人品。

没有一个好的人品，成不了一个好的书法家。

所以说要立足书坛，首先要立足人品。

虽然两者不能完全等同，但人品是立足书坛的必要条件。

孙中山先生写了一副对联：

“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我记得那是送给蒋介石的。

　　“抒万般情”。

我有一个爱好，每到一处，好发思古之幽情。

1999年我在庐山开会，内容是修改银行信贷的一部基本法规——《贷款通则》。

利用会议的空隙时间，我填了一首词《登庐山》。

后来，我根据这首词创作了一幅书法作品：

“奇峰天降，扼大江，取笑黄河兄弟。

看谁是中流砥柱？

”为什么说是取笑黄河兄弟呢？

因为黄河中有一座中流砥柱，但庐山比它要高得多。

“虢人悄然不语”，“虢”是古代一国名，在今天河南三门峡一带，也是中流砥柱所在地。

与这个虢国相关的还有一个“唇亡齿寒”的故事。

“虢人”就是三门峡那里的人。

三门峡的人无话可说了。

“一戏泰岱，二戏华岳，三戏医巫闾”。

庐山戏弄泰山、华山、医巫闾山。

“乍晴乍雨，宠得一身脾气”。

我们正参观的时候，忽然下起了雨。

“忽来北国游客，踏尽匡庐，觅得前朝迹”。

我们在庐山看了一些古迹，想起了很多古代的事情。

“太白俯首，陶潜甘居，一代狂人泣”。

李白曾经来庐山，写下了“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诗句；陶渊明也曾经在庐山脚下的彭泽县做过县令。

李白、陶渊明都拿庐山没有办法。

“狂人如此，遍寻天下，谁人能驾驭？

”这庐山还有谁能管得了？

“信步之间，却在双宁脚底”。

登山嘛，山自然在我们脚底。

我也是只有到了庐山那个地方，才有这种激情。

书法创作和诗词创作是一样的。

如果没有一种激情，一种胸怀，你的书法可能很工整，也可能很像古人，但肯定写不出自己的风格来。

　　“拓万丈胸”。

有一篇杂文，题目为《政治家的器量》，是从楚庄王开始写起的。

山东是齐国故地，我就想起齐桓公小白。

管仲曾一箭射中小白，但没有射死。

一种说法是射在胸镜上，另一种说法是射在裤带上。

齐桓公趁机装死，后来取得了胜利。

大家都知道“管鲍之交”的故事，管仲非常有才华，治国有方，人品也好。

齐桓公虽然差一点儿被管仲射死，但是后来他不计前嫌，仍任用他做宰相，由此可见齐桓公的胸怀。

没有这般胸怀，他能成为“春秋五霸”吗？

所以，从事艺术创作，一定要有胸怀。

“拓万丈胸”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

“没有比双脚更高耸的山峰，没有比思想更深邃的海洋，没有比眼界更宽广的平原，没有比胸怀更博大的世界。

”

书法鉴赏

　　我想起了毛泽东90年前讲过的一句话：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

我们不说，谁说？

我们不干，谁干？

”

　　书法鉴赏实际上是如何评价书法作品的问题，可分为形式上的鉴赏和本质上的鉴赏。

　　形式鉴赏的标准有八个字，就是“笔法、结构、笔意、章法”。

“笔法”指的是用笔的功力；“结构”指的是字写的正确与否，当然是相对的；“笔意”指书法作品的“势”的联结和“意”的走向；“章法”指战略上的谋篇布局。

笔法、结构是书法的技术性问题，靠书内功夫；笔意、章法是书法的方向性问题，靠书外功夫。

　　本质鉴赏的标准有三个字，就是“真、善、美”。

这是我的一家之言，有讲得不妥的地方，大家可以指正。

我认为，在思想文化领域，“真、善、美”是衡量精神产品价值的一般等价物。

我们知道，在经济领域，货币是衡量商品价值的一般等价物，这已被公认；在社会领域，品德是衡量人的价值的一般等价物，但这还没被公认。

有的人就会说，有的人品德一般，但权力很大，级别很高，无论走到哪里人们对他都是优礼有加。

我认为，那叫“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

”虽然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但受市场供求影响，有时也免不了波动一下，像当年君子兰一样。

还有人说，甚至有的品德特别坏的人，比如秦桧，在任宰相的时候，权倾朝野，人家对他都是笑脸相迎。

这更是个别现象，属于“价格背离价值”。

如果站在历史的长河上来看，还是“价格反映价值”，人品最终还是衡量人的价值的一般等价物。

当然除了品德外，还要有水平，还要在历史上发挥作用，历史才能记住你。

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贤者为上，智者辅之，勇者做之。

三国时期，刘备是贤者，当皇帝；诸葛亮是智者，起辅佐作用；关羽、张飞是勇者，只有在前面冲冲杀杀的份。

　　那么，什么是“真、善、美”？

怎样体现“真、善、美”？

我认为，“真”是从创作角度来讲的，反映作者的真情实感。

张旭经常喝得酩酊大醉，以头濡墨，借书法抒发自己的真实感情。

岳飞书写《出师表》，也是真情实感的流露。

至于这幅作品是不是他本人写的，这里姑且不去争论。

面对徽钦二帝被掳北国，作为宋朝名将，岳飞激愤异常，加上书写的又是诸葛亮的《出师表》，他以泪拌墨，开始是行书，后来越写越激动，由行书变成了草书。

所以，书法作品一定要用真情实感去书写。

如果照抄，一味模仿，是写不出自己的风格的。

这里连带有一个临帖的问题。

我不反对临帖，但我很少临帖，大量的是读帖。

我读的最多的还是毛主席的帖，也读过张旭、怀素的帖。

通过读帖，吸取他们的所长，经过自己大脑的加工，形成我自己的草书风格。

因此，我的作品在每个字的取舍上，是集百家之长的。

大家都知道“你有你体，我有我体”的故事，讲的是郑板桥想创造新的书体，晚上睡觉时，经常在自己身上划来划去，有一次不小心划到他夫人的身上，他夫人说：

“你有你体，我有我体，干吗往我身上划？

”。

他夫人讲的“体”是指身体。

正是这句话提醒了郑板桥，促使他创造出了自己的书体——“六分半体”。

还有一个类似的故事。

“乾隆四家”中有个刘庸和翁方刚。

翁方刚的女婿师从刘庸学习书法。

有一次，翁方刚的女婿把他写的书法给岳丈看。

翁方刚对这些字嗤之以鼻，叫他女婿去问刘庸，这些字有哪一点像古人？

刘庸听到后，叫学生回去问他岳父，问他的字中有哪一点是自己的？

翁方刚无言以对。

　　“善”是从社会责任的角度来讲的。

书法只有产生向善的效果，才有意义，才有价值；“美”是从欣赏者的角度讲的，书法作品应该给人以美的享受。

我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集中体现了真善美，应该是今天创建和谐社会的精神基础，而书法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哪些内容呢？

我认为，完整的中国传统文化应由以下三方面构成：

以孔孟老庄哲学思想为代表的思想文化、以唐诗宋词为代表的文学文化以及以琴棋书画为代表的艺术文化。

我们今天当然要讲法治，但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法治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根本的还是要靠德治，而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德治的基础。

　　人是需要有一点精神的。

当然物质生活也很重要，但是，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已经差不多了。

我觉得无论吃什么好的东西，到了肚子里还不都是碳水化合物？

我们很多人缺的是信仰。

　　那么，应该信仰什么呢？

我觉得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是我们信仰的重要内容。

所以，我认为书法创作也要体现“善”、体现“美”。

对于三者的关系，我认为，“美”在认识论上，体现为“真”；在道德观上，反映为“善”。

你若写“造谣撒谎”，字写的再好也不美，因为不真；你若写“杀人放火”，字写的再好也不美，因为不善。

而真善美在表现形式上则应体现为“平衡”。

“平衡”分为动态平衡和静态平衡。

动态平衡指的是大美、壮美、阳刚美，静态平衡指的是小美、弱美、阴柔美。

所以，我常讲，我不反对唱《小路》，但我更喜欢《我们走在大路上》；我不反对《何日君再来》，但我更喜欢听《义勇军进行曲》；我不反对其他书体，但更喜欢狂草。

为什么呢？

就是这个原因。

我认为，狂草最能体现动态平衡，最能从审美角度给人以强烈的美的视觉刺激。

如果用楷书写毛泽东的《长征》诗，就不能给人产生那种强烈的刺激作用；只有用狂草写，才能将人带入这种境界，才能产生强烈的刺激作用。

同时，我又认为狂草最具有艺术价值，是书法艺术的皇冠。

　　什么叫价值呢？

价值是凝结在商品里的社会必要劳动。

与楷书比，与隶书比，与行书比，与其他书体比，狂草创作是最难的，所付出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最多。

所以，历史上的书圣，都是写草书的，张芝、王羲之、张旭、怀素，今天的于右任、林散之、毛泽东，都是写草书的。

只有草圣，没有楷圣，没有隶圣，也没有其他圣。

　　以上我说这些，是说书法鉴赏的标准。

产生“真、善、美”的作用，应该是鉴赏书法作品价值的标准。

但是，目前我们事实上采用的是哪些标准呢？

我认为，目前有这样几种标准：

　　第一种是领导标准，就是领导说好就好。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领导说好不一定就好，包括专业部门领导说好也不一定就好。

某个领导在政治上或者在某一领域是内行，但不是在每个领域都是内行，他的话不能当作一个通用的标准。

另外，我们现行的干部体制很复杂，专业部门的领导不一定专业就强，很可能在组织领导能力方面擅长，也可能是论资排辈的结果，还可能是其他因素。

所以，领导标准是不成立的。

　　第二种是大众标准。

这种标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市场标准，就是大家都说好。

这可以是一个标准，但在美学知识尚未普及的情况下，也不尽然。

比如，现在很多中国人喜欢看小品，也可能很多中国人不喜欢听交响乐，但不能因为很多中国人目前不喜欢听交响乐就认为交响乐不如小品。

　　第三种是功底标准。

我认为，在这方面，要讲两句话：

首先要讲功底，但功底不能作为第一标准，只能作为第二位的标准。

你临王羲之的字临得再好，充其量也只能是王羲之第二，不会超过王羲之。

现在书法已经从集工具与艺术于一身转变为纯艺术。

书法作为工具的职能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

如果仍然以功底作为第一标准，今人就永远不可能超过古人，在功底上谁能超过王羲之？

以功底作为第一标准，实际上是一种倒退的标准。

　　第四个标准是专家标准。

专家标准也是主要的参考标准，但仍然不能作为唯一的标准。

比如说，对于张旭的古诗四帖，近代几位九十岁以上的鉴定大家，意见上就存在分歧，有的人说是真迹，有的人说是赝品。

这就说明专家的意见也不一致，你要以专家的意见作唯一标准，那究竟古诗四帖是真迹还是赝品？

那么，到底什么才能作为唯一标准呢？

那就是“真、善、美”。

　　如何看待名人书法的问题。

我将名人书法分成了五类：

第一类是人字双辉，人好字也好，比如毛泽东、颜真卿、岳飞。

第二类是书以人名，字写得不怎么样，但由于人有名气，书法也跟着出名。

这方面的例子不好举，我当时就举了乾隆的例子。

乾隆的字确实写得也不错，但严格说来没有自己的特点，主要是学他爷爷康熙。

第三类是人以书名。

比如怀素，如果他不会写草书，今天大概不会有人知道怀素是谁。

第四类是书因人废。

书法写得很好，但人品不好，最后书法被人忘掉。

比如蔡京、秦桧、严嵩、康生。

这些人的书法确实很好，但今天还有谁知道他们是书法家呢？

或者是知道了也不屑提起。

第五类是书补人缺。

人格上有缺陷，但由于书法很好，可以得到弥补。

比如赵孟頫，他本来是宋朝宗室，却在元朝做了官，这就是人品不足。

但由于字写得好，人们还是原谅了他。

再比如王铎，他本来是明朝的官员，最后却投降清朝，做了清朝的官。

虽然人品有缺陷，但由于他草书确实写得不错，人们仍然认为他是书法家。

王铎、傅山都是同时代的人。

从技术水平来说，傅山的书法不如王铎。

但是，在我看来，傅山书法的价值却高于王铎的价值，因为傅山宁死不做清朝的官。

　　今天，经济发展，政治宽松，社会稳定，文化繁荣，历史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机遇。

历史走到今天，历史不能停止前进，历史要发展，书法也要发展，我们应该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新。

罗纳德·里根的一句话：

“假如我们不做，谁做？

假如这个时候不做，什么时候做？

”由此我也想起了毛泽东90年前讲过的一句话：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

我们不说，谁说？

我们不干，谁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