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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全球化背景下社会福利理论发展新趋势

教学目的:

了解各种全球化的观点、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新右派思想对全球化的影响;掌握全球化对社会福利思想的影响。

明确社群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政治哲学理念,掌握社群主义的社会福利观。

教学重点:

掌握全球化对社会福利思想的影响与社群主义的社会福利观。

教学难点:

新右派思想对全球化的影响,社群主义的政治哲学理念。

全球化是当代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

全球化不仅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与政治进程,迫使传统的民族国家改变其经济体制和社会治理模式,让它的人民放弃其固有的生活方式,以一种所谓开放的态度来对待全球自由流动的跨国资本和国际金融财团,让大众消费文化取代曾经被本国人民和知识分子视为精神价值归依的民族文化。

全球化的意义还不止这些,它对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社会福利制度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全球化破坏了传统社会福利的政治道德基础,使人们所坚信的人道主义和公民权利的福利观,被追求资本自由和效率的利己主义所取代;各种新的社会福利思潮纷纷登场,要保障还是要效率的争论再一次成为政治争论的中心。

因此,研究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福利思想发展,就具有了重要的意义。

本章将要介绍的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针对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流行和全球化发展而出现的社群主义和新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思想。

第一节全球化与当代社会福利思想的发展

全球化是当代世界发生的重大事件,也是影响当代社会福利发展的基本因素之一。

从全球化的进程看当代社会福利的发展,并对其中呈现出的问题加以梳理,对理解社会福利的意义,把握其发展的新动向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也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

一、“全球化”的特征与趋势

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的一个总体性特征。

在世界各国的发展进程中,没有哪一个国家或民族不带有这一总体特征的印记。

因此了解全球化的特征与发展趋势,就是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

(一)作为一个过程的全球化

按照社会学家阿尔布劳(M.Albrow)的解释,全球化主要是指“所有那些世界各民族融合成一个单一社会、全球社会的变化过程”(科恩、肯尼迪,2001,p.34)。

这个定义部分地揭示了当代世界发展的基本趋势,但是,它却远没有揭示出全球化的全部特征。

融合为一个单一的全球社会,这是全球化发展趋势的一个特征,而对于当今的正在发生的变化来说,全球化不仅表现为各民族的融合,也表现为分化和冲突的复杂情况。

同时,全球化也是一个客观的过程,表现为不同国家和民族自我意识的发展。

作为一个客观的过程,全球化并不是自己本身具有明确目的和动力的,相反,它是由各种客观的和外在的力量所推动,如商品交换、自由贸易、人类行动超国界、超民族界限的发展等人类自发行为造成的。

从本质上说,全球化的动力源泉是人自身,是人类追求现代化带来的后果。

它把各种不同种族、文化、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民族与国家带到一个相互作用的“场域”之中,并引起了它们的一系列的社会转型。

而从主观方面或民族意识的发展来看,全球化把人们从单一的民族国家活动范围内释放出来,使人们能够从更广大的空间来审视和认识自己的国家与民族,从而造成更加明确和强烈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和社区意识。

所以,“全球化既联合又分化。

它的分化不亚于它的联合—分化的原因与促进全球划一的原因是相似的。

在出现全球范围的商务、金融、贸易和信息流动的同时,一个本土化的、固定空间的过程也在进行之中”(鲍曼,2001,p.2)。

而这种既联合又分化的情况就造成了全球化的复杂性,也使人们对全球化产生了诸多不同的理解与认识。

只有从过程论的观点来看,全球化的各种表现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二)各种全球化的观点

从西方国家理论界对全球化的界定来看,全球化被从不同的意义上来理解。

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杨雪冬,1999)。

1.全球村(globalvillage)的观点

这是20世纪60年代马歇尔·麦克卢汉在其《交往的探索》(ExploratioinCommunication)一书中提出的概念(罗伯森,2000,p.12)。

它从信息通信技术的变化提出了“我们时代共享传媒经验特别是电视经验的同时性”的问题,用—世界的“压缩”或“收缩”(shrinking)来描述传媒的发展所引起的人类世界意识的变化:

在一个克服了自然地理因素的限制、信息可以自由传递的世界,人们仿佛被带到了一个压缩了的世界。

而对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件的同步认知,使人们不再把世界某个地方发生的事情看作是与己无关的,它强化了一种全球共同体的意识。

这就是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全球化发展。

2.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观点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全球化是由经济活动的跨国界发展所造成的。

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各地区和各民族的经济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一个互相依赖、互相影响和制约的统一市场。

资本的流动不再受民族国家界限的限制,而是按照它自己的逻辑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而资源也不再是一个国家或地方共同体垄断的东西,而是被置于市场机制之下。

经济全球化的观点代表了主张完全市场经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跨国公司的观点,也是“自由派经济学家心目中经济发展的最终和理想状态”。

按照这个观点,所谓全球化就是建立全球性的自由经济体系,以使资本能够跨国界自由流动,并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资源的市场配置。

经济全球化构成了当代世界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主要趋势。

3.现代性的制度性扩张与全球化的观点

以吉登斯为代表的全球化理论认为,全球化是现代性的全球化。

所谓现代性是指由各种制度性的安排所构成的政治经济秩序。

现代性具有四个基本的制度性维度:

在竞争性劳动和产品市场情景下进行资本积累的资本主义制度、对信息和人们的社会行为进行控制的行政管理与监督制度、对在战争工业化情景下的暴力工具加以控制的军事制度,以及力图将自然的物质资源置于人的控制之下的工业化制度。

而从根本上讲,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的发展对其他现代性维度的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

资本主义是一种商品生产体系,它依赖于面向市场竞争的生产,并通过价格这个有意义的信号调节生产。

而工业生产和与之相关的持续不断的技术革命创造了效率更高和更为廉价的生产过程;劳动力的商品化在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之间建立起关键性的连接,使得“抽象劳动”不仅被直接列入生产的技术设计之中,而且作为对抽象劳动的雇佣的资本主义劳动契约关系,取代了传统社会靠暴力维持和控制生产过程的阶级剥削关系,暴力被逐出了劳动契约,集中到了国家权威之中,推动了现代性的其他制度维度的发展。

因此,全球化就是现代性的这些制度性特征由少数几个国家向世界范围的

扩展的过程(吉登斯,2000,p.56、p.54)。

4.文化全球化的观点

埃利亚斯(Elias)、罗伯逊和费舍斯通(Featherstone)认为,全球化被看作人类文明和各种文化要达到的目标,是一种文化的异质性或多样性共存的状态。

在他们看来,全球化是一个文化互动的过程,它是动态的、充满矛盾冲突的。

同时,全球化既是一个浓缩整个世界的客观进程,也是强化对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意识的主观进程。

一个新兴的全球化倾向,事实上正在迫使或激励各个文明、地区、民族一国家、国家内部的民族、跨越多个国家的民族以及土生土长的民族,重建他们自己的历史、特性以及传统,或是重新使之互惠互补。

5.“世界体系论”的观点

由美国学者沃勒斯坦(1mmanuelWallerstein)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三个层面,对现代世界的全球化特征和实质给予了最系统的阐述。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由两个基本的假设——“世界性帝国’’和‘‘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组成。

16世纪以前的世界体系仅仅是一些靠着暴力和征服的手段进行政治扩张而建立的“世界性帝国”,并不构成现代意义上的世界体系。

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体系必须是以世界经济体系的建立为基础,并且在政治上形成“多重国家体系”,即没有一个固定的政治中心,而是在不断变动的国际关系中形成新的国家政治关系和国际秩序。

在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经济从欧洲向世界扩张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当代资本主义的世界文明。

而所谓的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或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

从经济和政治的关系来看,“国家只有在世界体系发展的背景下才能发展,才能被人们理解”。

因而,现代世界体系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沃勒斯坦,1998)。

(三)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总结上述各种关于全球化的理论,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化是一个多维度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可以从不同侧面加以界定的概念。

因而,要把握全球化的趋势及其可能的后果,我们必须采取多视角的立场作全面的认识。

首先,所谓全球化是由各种所谓的全球化趋势构成的。

人们根据这些趋势,试图在理论上创造一个单一的世界社会,并对现代性在时空上超越地域社会的扩张进行解释。

正如吉登斯所说的,“社会学家们对‘社会’观念(在这里指一个以疆域为界的体系)的过度依赖,应该为这样一个起点所替代,它集中关注于分析时一空伸延的难题:

社会生活是怎样跨越时间和空间的。

时一空伸延的概念框架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这样一个复杂的关系:

现场卷人(共同在场的环境)与跨距离的互动(在场和缺场的连接)之间的关联”(吉登斯,2000a,p.56)。

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是人们对上述世界性变化的理论概括。

其次,全球化是一个在现代性的条件下,人类的活动同时在多重生存领域展开的多层面过程,它不仅存在于经济、金融、市场、技术、通讯和政治的层面,而且也在文化的层面展开。

其中,经济和技术层面的扩张,商业机构和跨国公司建立世界市场的努力,为全球化提供了强大的动力;而在政治与文化的层面,全球化既表现为西方的政治和文化霸权的扩张,又表现为各种地域的或民族共同体的政治认同与文化意识的不断复兴所形成的地方化倾向对普遍的政治和文化霸权的反抗。

正是在全球性与地方性(或民族性)之间存在着不断的张力,全球化在人类生存的各个层面才表现为普遍性和特殊性、一致性与多样性并存的局面。

再次,全球化既是一个不平衡的发展过程,又是一个冲突的过程。

作为一个发展不平衡的过程,不同国家和民族、不同地区会有不同程度的全球化。

“任何一个在全球政治秩序中的特定国家的影响力,都要受到自身财富(以及财富与军事力量的关联)的严格限制”(吉登斯,2000a,p.63)。

对于那些主导全球化的跨国商业集团和发达国家来说,全球化对它们是一个巩固自己霸权地位的机会和有效手段;对另外一些被动地卷入全球化的国家和民族来说,全球化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它们可能从中获得好处,也可能成为牺牲晶。

而从冲突的角度看,全球化牵涉到国家、地方或社区、个人、商业集团、社会团体与社会运动等各方面的利益与要求。

因此,在全球化过程中,总是不断伴随着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地方社会与全球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冲突,并产生各种反全球化的思想与社会运动。

最后,全球化也是充满不确定性和某些重大负面影响的过程,它会造成激烈的竞争,并使一部分国家处于比其他国家优越的地位,造成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它也会破坏人民的福利,加剧贫困,扩大贫富差别。

因此,如何看待全球化带给人类的后果,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

二、新右派与全球化

在当代西方各种福利思潮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盛行于西方、并影响当今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新右派思潮,对社会福利的理论与实践产生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一)何谓“新右派”

按照英国学者尼克·鲍桑奎(NickBosanquet)的说法,新右派乃是建立在经济学以及关于个人主义和自由市场的思想基础之上,它有别于建立在政治哲学和关于传统与等级划分的思想基础上的老右派。

就像安德鲁·盖姆博(AdrewGamble)所指出的,新右派是这样一个由三种思想成分组成的混合体:

传统的放任自由的经济学、极端的自由意志论和以舒姆皮特与哈耶克为代表的反社会主义的奥地利经济学思想(RuthLevitas,1986,pp.2—3)。

这一思潮的鼓吹者既有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也有主张“重新界定国家、市场与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各国政要。

尽管这些理论观点和政治主张不尽相同,但他们在反对凯恩斯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民主共识或福利共识(consensusondemocracyorweffare)方面有着惊人的一致。

因为他们都信仰这样一个基本的政治信条:

“市场是好的,政府是坏的。

”在这个信条下,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思想集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全球性社会政治思潮。

所谓新右派就是这两者的结合。

其中,前者承袭古典自由主义思想,把个人自由、市场机制和法制看作是实现社会经济目标的核心要素,并力图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恢复自由主义的传统,因而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或新自由派;而后者则更注重传统、社会整合、国家权威和爱国主义的价值,并力图通过恢复这些传统价值来避免社会秩序的混乱和无政府主义,因而被称为新保守主义或新保守派。

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在公民自由和社会秩序的关系上立场是不一致的。

对新自由主义来说,公民自由是最高的政治道德原则,国家的作用低于个人自由,并且是为保障公民自由服务的;而对新保守主义来说,国家应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限制公民自由以使国家能更有力地对付“无政府主义的冲动”具有更高的价值。

按照西方学者的分析,概括起来说,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在政治观点上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

(1)个人

(1)强有力的政府

(2)选择的自由

(2)社会权威主义

(3)市场安全(3)有序的社会

(4)自由放任(4)等级制和服从

(5)小政府(5)民族

从表面上看,这两方面的特征是互相对立的,但是,在新右派的意识形态里,这种对立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它们都反对左派主张的福利集体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试图建立一个既符合传统、有序和具有国家权威的保守主义观念,又符合资本主义的私有化市场经济理念的社会。

因此,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在政治上是一种互为补充而非互相矛盾的关系,它们既是在反对福利国家社会民主主义共识的旗帜下结盟的战友,也是在鼓吹个人主义,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共同立场上成长起来的孪生兄弟。

新保守主义强调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和国家的权威,把维护社会秩序放在第一位,但是它并不反对市场经济,也不主张政府对市场经济进行管制;而新自由主义虽然强调个人自由,但它也不否认维护社会秩序的必要性,因此它也强调法制原则,承认国家作为维护自由和市场秩序的工具的重要性,即承认国家对社会生活和市场秩序的权威和力量。

所以,新右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莫里斯·柯林(M.Cowling)说:

“尽管新右派是朝着各个分散的方向发展的,但在这样的一个焦点上汇合,即要求较少的政府干预而不是更多的政府干预,即使有时在实践中为实现这一目标而不得不有更多的政府干预。

”而另一为新右派的思想家诺曼·巴利(NormanBarry)则更直截了当地说,新右派主要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复兴,因而可以用新自由主义来代替新右派(王皖强,1999,p.89、p.85)。

(二)新右派对全球化的态度

由于内部组成的这种关系,新右派对全球化的态度在表面上是矛盾的。

从其内部的保守主义思想倾向来看,新右派重视现存的传统、秩序、等级和自由的价值;强调国家的重要性,个人只有通过国家这个传统的社会有机体才会有意义(俞可平,2000,Pp.189—191)。

因此它反对任何激进的政治理想,对全球化对社会权威和国家秩序可能带来的破坏充满疑虑。

然而,在新右派内部起主导作用的新自由主义却是全球化的积极鼓吹者和推动者。

它反对国家对社会经济事务的过分干预,并坚决反对国家大规模干预经济,反对福利国家的政策,害怕国家干预会破坏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对任何限制资本自由流动的政策和福利制度一概否定。

把为了社会的公正和平等而实施的税收制度和再分配制度看作是对自由秩序的破坏,而把全球化看作是资本主义再度复兴的希望。

它的理论在经济上是对福利国家的反对,政治上则是对新左派等激进政治运动的反对。

新右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而获得了它的称号。

从本质上讲,新右派强调的是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秩序和在资本主义的秩序下个人的自由与资本的自由流动。

因此,与新右派在个人与国家、公民自由与社会秩序上的观点相对应,它们需要一个全球化的政治经济环境,一个资本无国界自由流动的条件,来建立资本主义的“自由秩序”,使资本主义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实现资本主义的全球化。

正是在这样的动机支配下,新右派一方面强调社会秩序和国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鼓吹个人自由和市场的必要性,并为扫清资本自由流动的障碍而去鼓吹和推动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建立新的全球化的市场秩序。

而从历史的进程来看,自20世纪70年代末新右派的政治形态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分别在英国和美国出现以后,北美和西欧的意识形态集体向右转,全世界出现了新自由主义的高涨时期。

而与之相应的是,全球化也进入了加速发展的时期。

在整个的20世纪80年代,几乎是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等新右派思潮一路高歌的时代。

由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推动的否定福利国家和私有化浪潮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席卷了欧美各国,为全球化的发展开启了政治闸门。

总之,全球化造成了一种有利于新右派的环境与发展时机,而新右派的自由主义又积极地推动和促进了全球化。

在西方国家陷入福利危机和社会民主主义危机之后,正是新自由主义主导了全球化的进程,并试图利用全球化来重新恢复资本主义的活力,复兴经济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全球化互为动力,互相推动,俨然成为当代世界不可抗拒的潮流。

三、全球化的后果及其对新自由主义的挑战

全球化是现代社会对人类生活产生全面影响的重大现象。

它无孔不入地深入到个人、家庭、社区、种族和民族、社会阶层、阶级和国家等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对每一个社会构成单位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独立性的冲击

从经济活动方面看,所谓经济全球化,实际上就是工业的跨国化、自由贸易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等各种经济组织的活动,把世界各国经济联系为一个相互依赖的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不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强国还是弱国,它们的行为都不可能是孤立的和自成一体的,它们必须按照全球化的逻辑来决定自己的行动方向和过程,而不是按照一国的逻辑采取行动。

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强化了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联系,它使民族和国家的地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其中一个变化就是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影响并改变了传统的民族一国家的政治结构和治理方式。

这种改变的最重要表现就是跨国公司越来越独立于国家的控制而自行其是。

正如人们所指出的,“60年代以前,人们还是把贸易公司界定为国境内政府控制的机构,它们在自由资本主义国家里至少有时还要对坦率直言的人们的意思负责。

60年代及其以后,跨国公司的发展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

跨国公司极为自治,而且随着自身的逐渐壮大,它们越来越躲避政府的控制,离开民族一国家,利用国家机器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并抛弃民族(即公民和公共空间的集合)而自行其是’’(三好将夫,2001,p.4)。

与这些跨国公司的自治和自行其是相比,国家的控制力越来越弱,而国际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对民族一国家的政府决策却具有越来越强的影响力。

一个德国记者就这样评论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面前,俄罗斯、巴西或印度等伟大民族的代表都变成了普通申请人。

他们不得不向它作出种种保证,“保证承当义务,要不断地推行严厉紧缩计划,大力精简国家官僚”,才有可能得到这个基金组织的“恩准”,向那些富裕的出资国提出贷款计划。

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国家政府的地位受到了空前的削弱(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1998,p.58)。

全球化使民族国家或国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陷入到一种两难的境地。

“在全球化进程加速进行的条件下,民族国家变得‘对生活的大问题来说太小,对生活的小问题来说又太大’。

,’因此,当社会关系的延伸超出民族国家的界限而进入全球化的过程的时候,社区自治的要求与地方文化认同的压力也随之增加。

这就使得全球化的问题日益显现出复杂性。

对此,人们也以不同的方式做出反应,形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意见。

正像后现代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说的,“全球化’挂在每个人的嘴边。

这个风靡一时的字眼如今已迅速成为一个陈词滥调,一句神奇的口头禅,一把意在打开通向现在与未来一切奥秘的万能钥匙。

对某些人而言,‘全球化’是幸福的源泉;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全球化’是悲惨的祸根。

然而,对每个人来说,‘全球化’是世界不可逃脱的命运,是无法逆转的过程”(鲍曼,2001,p.1)。

(二)全球化对社会福利的积极影响

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不仅在国家和民族生活的层面对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对各国和各民族社会的福利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全球化在促进全球经济繁荣的过程中也推动了社会福利的发展。

首先,经济的繁荣为保障人们生活的安全提供了物质基础。

对许多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使它们有机会参与世界经济的循环,进入到一个全球产业链中去,使自己的经济得到发展,并为人民提供更多的福利。

因而它们能够分享到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一些好处。

其次,全球化也激发了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对社会福利问题的关注,并使这一问题变成了各国政府必须考虑的政治、道德议题并上升为全球性的话语,进入到社会政治领域,影响各国的社会政治进程。

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和政党,如果不关心人民的福利,不把改进和发展社会福利当作政治目标来追求,它的执政基础或其政治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

社会福利作为基本的公民权利咸了国家必须承担的责任。

最后,全球化的发展对克服市场封闭的低效率和政治腐败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一种腐败和封闭的经济环境下,经济活动的收益更有可能为精英们所攫取,加剧经济的不平等”(梅希亚—韦尼奥,2004)。

而在全球化的时代,信息传播的便捷和多样化,使得经济和政治的活动变得公开和透明。

传统的基于国家疆域和边界封锁的信息控制和经济政治特权与垄断,逐渐被打破;而平权意识的发展和信息的公开化与透明化,使人们参与经济和政治活动的机会大大地增加了。

就此而言,全球化的发展对抑制国家或地方社会内部经济与社会的不平等,改变精英或特权阶级垄断、控制社会的资源和机会的状况,使穷人获得比较公平的对待,起了一种较为积极的作用。

(三)全球化对社会福利发展的消极影响

全球化在突破经济发展的国家和地方限制,提高人类物质和文化福利水平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对各国和各民族的社会福利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虽然从总体上讲,全球化不是贫穷的根源,但它对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却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首先,全球化的动力是经济自由化和自由贸易。

它试图通过建立全球性的自由贸易体系来使资本获得最大的自由,并获得最大的利润回报。

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是资本的全球化。

它试图通过资本的跨国界扩张来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

而资本的本性总是“趋利避害”的。

在资本自由流动和贸易自由化的全球化过程中,它的成功总是以牺牲人民的福利为前提的。

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处于世界经济体系边缘地带的发展中国家,也出现在那些被认为是处在中心地区的发达国家。

在激烈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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