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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既迫使自己拓展学术视野，也迫使自己阅读前人论著。
现在，有的博士生或硕士生，采取非常实用主义的阅读方式，对于他人的论著只选择看与自己所需要的部分，甚至把他人的论著当作“资料转运站”，从里面转手抄撮一些文献，根本不理会它的全面论述。
更要命的，是从网络上截取电子文本，完全不顾上下文语境，很少体会他人的研究思路、资料取舍、分析立场。
但是，如果要写学术性的书评，要对他人的论著作评判，就不得不全面阅读各种国内外的有关论著，不可能只是寻章摘句、断章取义地乱读一气。
最重要的是，如果有严格的、认真的和专业的学术书评，就会使学界变得更有秩序、更加干净，不会像现在这样，良莠不分，泾渭不明，滥竽可以充数，鱼目可以混珠，整个学术界好像根本无法界定什么是好的研究、什么是坏的研究。
所以，下面我先来谈学术书评的意义。
一、学术书评的意义
首先介绍一篇讨论书评的文章：
张玉法先生的《如何评论一部史学论著》。
张玉法先生是历史学界都熟悉的前辈，他是近代史的专家，也曾是“中研院”的院士。
这篇文章前面很郑重地说明，它是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威卜（R.K.Webb）的讲义写的。
威卜说到，评论一本书，应当有几个标准：
一，这本书是写什么的?
有的人连这本书写什么都没有搞清楚，就胡乱评论，这不是写书评，最多是借题发挥自说自话。
所以威卜强调你要搞清楚，这本书特别的论题是什么?
有没有新发现?
二，这本书所用的资料是什么?
是否它用的是第一手资料，有没有借助其他人的研究结果，在书前面是否告诉了前面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
这就要考验你对这一行的资料、研究的熟悉程度了。
三，资料和结论之间的关系如何?
你要了解这些引用的资料，是否可以引出相反的结论，这些资料是否经过考证和选择，是否有先入为主的误读可能。
四，这本书给人的美感如何?
就是评论它的文体和文笔，有没有吸引力。
所以，张玉法先生说，如果你没有这些标准，“不是乱捧一阵，就是胡骂一番，使学术界没有一个是非”，他说得很严重：
“不了解一书的价值而对一书大加褒贬，乃是一种知识上的欺骗。
”
张玉法先生说到“学术界的是非”，其实就是我说的学术界的“秩序”。
前面我讲过，现在学术界对于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几乎没有是非，也就没有秩序。
现在学术生产力太发达，我用“生产”这个词，很多人也爱用，后现代主义者用，官方也用（我在大学里也看到文件中有这个词，是正面的意思）。
但是，一旦学术变成生产，甚至是批量生产而不是用心琢磨，虽然产量上去了，但质量就下来了。
现在你到书店去看，书太多了，你翻杂志，论文也太多了，可是，这里面90%都是“学术垃圾”，根本没有用的。
怎么办?
就要有“好”和“坏”的分别。
怎么才能有“好”和“坏”的分别?
就要有个说法，而且必须是“权威”的说法。
依靠有权威的学术的书评，把好的和坏的区分开。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学术界有了“舆论监督”和“公共批评”，这就像一个社会，有舆论、清议一样，有个关于好坏是非的公论，学界才有秩序，有秩序才可以是一个独立的学术界，否则你就要听官员的、听报纸电视的、听低水平的。
第二，如果有权威而内行的书评，一些假冒伪劣的产品，特别是一些“隐瞒证据”的论著，就会像“3.15”一样曝光。
大家要知道，有些看起来冠冕堂皇的论著，其实就是乱抄乱写，并没有什么严格的资料证据。
中国学界的弊病之一，就是这类“伪著作”太多，可这些情况外行是不了解的，需要内行才能指出问题。
第三，这样的书评出来，才能够省去读者选择的时间和精力——这些读者既包括非专业的，也包括专业的。
有了这样的书评，后来的专业研究者就可以按图索骥，很快找到有用的书籍。
当然对于硕士生、博士生来说，最重要的是，你学会这样去写书评，就等于学会了如何清理你这个领域的学术史或研究史，说到底，前面我说了，硕士博士论文的第一章，就是“研究史”。
研究史是什么?
不就是对你要研究的这个领域的一个一个论著的提要和评论，并且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叠加起来的历史过程吗?
我在读大学的时候，老师让我们仿照《四库全书总目》，写一本书一本书的“提要”，还规定在六七百字里面，要概括地说出这本书的大意、要点和不足，当时不觉得有用，但事后觉得这个训练很有意义，如果各位也能够看书的时候，随手写下一些书评，哪怕很短的，将来也是受用不尽的。
这个传统要在中国建立起来。
我们看到，国外的学术刊物，包括我们常常要用到的亚洲研究杂志，书评要占很大的篇幅，像《哈佛亚洲研究杂志》（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通报》（ToungPao）、《亚洲研究杂志》（TheJournalofAsiaStudies）、《美国东方学会杂志》（JournaloftheAmericanOrientalSociety）、《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ournaloftheRoyalAsiaticSociety），都有大量的书评或书评论文。
所谓“书评”（ReviewsofBooks或者BookReview）往往是一两页、两三页的短书评，更短的还有“简评”（Briefreviewsofbooks），大概是半页左右。
但是，“书评论文”或者“研究性书评”有的也很长，早的如邓广铭先生1942年在《中国青年》七卷二、三期上连载的《评周谷城著中国通史》，就长达20几页，近两万字[3]（PP.73-94），晚的像《通报》2008年的这一期，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HowardL.Goodman给J.MichaelFarmer2007年刚在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有关三国谯周的著作（TheTalentofShu:
QiaoZhouandTheIntellectualWorldofEarlyMedievalSichuan）写的书评，就有14页之多。
更长的甚至有几十页的。
书评论文的价值和影响，我觉得一点儿也不比论文差。
当然，国内也有一些书评类刊物，像《读书》《书城》《中国图书评论》《书屋》，但是，大多数是借题发挥的文化评论类文章，虽然写得很有意思，有的也有真知灼见，但大部分不能算是学术性的书评。
而学术刊物像《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国学术》等等，也有一些好的学术书评，但是，我觉得数量还不够多，质量也还不够好。
简单地说，中国的书评有几个问题：
首先，是吹捧太多而批评太少，批评性的书评甚至被认为是“吹毛求疵”或“酷评”。
虽然有一些酷评确实过分，但是，一些正常的、有证据的批评性书评，像葛剑雄等写了一篇《是学术创新，还是低水平的资料编纂》[4]，发表在《历史研究》上面，批评杨子慧主编的《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还引起轩然大波，觉得过分苛刻;
王俊义批评陈祖武的清代思想史研究，还被认为是“意气之争”。
当然，现在也有一些书评，尤其是批评性的书评，写得很好，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像揭发把孟子译成“孟修斯”、把蒋介石译成“常凯申”，就成了学界典故;
像陈引驰批评王晓路《西方汉学的中国文论研究》中的错误，高山杉批评张西平关于德国汉学的著作中的错误，就让人知道了这些介绍海外中国研究的书，看似涉猎很广，实际上有很多来自二手资料甚至还有以错误叙述误导读者的地方。
其次，太多泛泛而论或借题发挥的书评，而缺少专业的研究性书评。
也许是写这样的书评太累罢，很多人觉得，为了一本书，花这么多时间看，看完还不一定写得出来，是否划得来?
其实，看书和评书也是一种“智力较量”，你要看看，我是否能够看懂、看透、看到纸背后，和你在同一平台上较长论短，甚至要站在比你更高的位置，居高临下地评论甚至批评你，这也是很愉快的事情。
比如余英时评钱新祖的书评，不跟着在明代思想世界里走一趟，不检查一些原书的原始资料，不比原作者站得高一些看出背后的方法论问题，能写出这么一针见血的评论吗?
再次，对国外的学术著作，包括海外中国学论著，缺少平等而尖锐的批评，也许是这些年再次国门开启，中国学者又轮回到了晚清“视西人若帝天”的时代罢，我们看到“跟风”太多，以至于国内学者以为外面的一切都好，只有亦步亦趋鹦鹉学舌，而海外学者听不到来自中国的批评和意见，自以为掌握了解释中国的权柄。
所以，我认为现在中国就是缺乏
（一）批评的，
（二）专业的，（三）国际相互的书评。
二、学术书评写作的基本条件
那么，怎么才能写好一篇书评呢?
我再向各位介绍一篇前辈学者的文章，即杨联陞先生的《书评经验谈》，收在2004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杨联陞《哈佛遗墨》中，杨先生原来供职哈佛大学，曾是“中研院”的院士，他很重视书评尤其是专业的书评，并有深刻的体会。
我们知道，世界著名的汉学家伯希和（PaulPelliot）有“学术监督”之称，而杨联陞也被人称为“学术警察”，这是因为他们经常写严格而客观的学术书评，对学界的各种著作进行评论。
杨联陞用中英文写过几十篇书评，评论过很多著名的大人物的著作，像用中文写过吉川幸次郎《元曲选释》、寺田隆信《山西商人の研究》、戴密微和饶宗颐《敦煌曲》、刘若愚《中国文史中的侠》、郭廷以《郭嵩焘年谱》等书的评论，用英文写过王力《中国语法研究》、梅原末治《东亚考古学概观》、卡尔.沃尔夫冈与冯家升《辽代中国社会史（907-1125）》、JohndeFrancis《民族主义与语言改革在中国》、LucianoPetch《十八世纪早期的中国与西藏》、薮内清《中国の天文学》、仁井田陞《支那身份法史》、内藤湖南《中国近世史》、石田干之助《唐史丛钞》、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芮沃寿《中国历史上的佛教》等等的书评。
杨联陞写了这么多的书评，所以，由他来讲《经验谈》，就不是空论了。
我读了以后，觉得他说的“经验”里面，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写一本书的书评，要懂得这个领域的“行情”。
什么是“行情”?
就是这个领域的学术史和学术现状。
这个领域里面，无论是理论和方法的变化，还是新史料的发现，你都要大体上了解，否则你没法判断这本书的价值。
这就像一杆秤要有斤两准星一样，没有斤两准星的秤，是无法称出东西的轻重的。
比如，你看到一本书讨论宋代文学，如果你要评论它，那么，你可能要了解，除了现在各种有关宋代文学史的论著之外，
（一）当下国内外关于宋代历史和文化的研究，焦点在哪里?
有什么新进展，像国内逐渐发展起来的“活的制度史”和政治史研究，国外的地方士绅和区域史的研究，究竟这本书的讨论是否也在这种话题和问题里面?
（二）有关宋代文学的主脉、焦点和价值，从元代到晚清究竟如何变化的，现在这本书的讨论，与传统的说法有什么异同?
（三）新的宋文、宋诗、宋代小说的大规模编集、整理和真伪考证，这本书是否用上了?
它的资料范围和过去的研究论著相比，有没有扩大?
历史学界重视的碑刻、方志、笔记等等，它是否也关注到了?
所以，“行情”很重要，无论是伯希和还是杨联陞，他们都是非常了解“行情”的，所以往往写书评的人是一个“博学家”，否则不能写这么广泛、而且这么到位的书评。
这就提醒我们，你要对学术史、至少本行的学术史有总体的、广泛的了解，不光了解中国的，还要了解日本的、欧美的，因为现在是“全球学术”的时代，这是我必须强调的一点。
我自己也写一些书评，这个学期讨论到的四种书，包弼德的《斯文》、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沟口雄三的《作为方法的中国》、艾尔曼的《从理学到朴学》，我都写过书评，但是，我写出来的，可能只是有关书本身的一小部分，为了评论这些书，你得了解更广大的背景、更多的行情、更宽的视野。
比如讨论包弼德，你要了解“唐宋变革论”的来龙去脉，唐宋历史的研究状况，否则怎么能够了解和评价他的书里的那些叙述?
又比如，讨论余英时先生关于朱熹的论述，你要研究过去对于程朱理学的研究，了解朱熹更多的活动，否则无法知道余先生的意图和指向。
再比如，关于沟口雄三的亚洲和中国研究的思路，你要了解日本中国学甚至整个东洋学的历史和现状，否则也无法知道沟口理论和方法的日本背景。
最后，你要讨论艾尔曼的清代学术研究，如果不知道自梁启超、胡适、钱穆、杨向奎以及余英时以来，学术界对清代思想与学术的研究，怎么讨论艾尔曼的得失?
三、书评的具体方法
所以我说，书评也许只是你背景知识的一个体现，伯希和、杨联陞他们之所以能够从容地评论不同领域的论著，是因为他们自己肚子里面有“货”，也就是说他们胸中的知识更广更博。
可是，具体到写书评上来，这种书评又必须针对要评的书本身，不能信马由缰乱发挥。
正因为你要围绕评论的书来写，所以，这本书的问题和内容，就是你讨论的边界，限制了你的边界，反而比自己的论文更难写。
我想，除了要有广博的知识和犀利的思路之外，还需要做到以下两点：
第一，检查史料和重复历史。
也就是说，对你要评论的著作或论文，最好要重复检查它，或者至少检查书里的一部分历史叙述，同时考察它所用的资料文献，追问它结论的证据是否可靠可信。
我举一个例子。
1935年邓广铭给柯敦伯《宋文学史》写评论，不仅指出这书十万字，“其中什九均是从各种诗文评话一类的书中抄撮而来，其中尤以抄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者为最多”，还具体举出第一章绪论，抄自风马牛不相及的《四库总目》“诗文评类小序，第二章第八节《晚宋的文风》开头五段抄自《四库全书总目》中有关《古文关键》《崇古文诀》《文章正宗》《文章轨范》《论学尺绳》的提要”，痛斥其“无聊的抄撮”之“荒谬”;
而且还指出他的子目与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卷八章节完全雷同，论述也大同小异，指出“柯君虽将一切无用的材料都抄来了，却单单缺少了文学史中所最不可缺少的那些”。
[5]看了邓广铭的书评，你就知道柯敦伯这本书没有价值了。
现在，很多论著都是抄袭拼凑而成的，虽然我不赞成给这些烂书写书评，但是总得有人去当啄木鸟，把这些书给揭发一下。
特别是一些似乎很高明很宏大的著作，乍一看很绚丽，但是经不住你把材料一一对比，一查对，你就发现它靠不住了。
再举一个例子，我们看陆扬给《贵霜佛教政治传统与大乘佛教》写的书评。
古正美教授这本著作是1993年台湾允晨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它讨论的是贵霜王朝的月氏王丘就却（约50-78年在位）所奠定的、身兼圣者与王者（类似现在的政教合一）的佛教政治传统，以及这种传统如何在其去世之后被印度化，而后贵霜时代（187-244）色腻色迦及此后几世，又如何引用佛教政治治世传统，并遭到亡国命运。
由于作者认为，这一佛教政治传统，因为佛教传入中国而影响中国，所以非常重要。
这本书长达670页，讨论的是一个一直不很清楚的历史，需要的又是很多种语言文字的文献，所以，很不好判断其是非。
但是，是否真的是这样呢?
我们看陆扬的评论，他的评论很长，指出的问题也很多，我们只看他的第一个驳论——
古氏先把“月支”或“月氏”说成是意译“月之支护”，是崇拜月亮的民族。
又把支娄迦讖所译的《伅真陀罗王所问如来三昧经》中“伅真”还原为梵文candra（月），把“陀罗”还原成梵文Dhara（支持），所以伅真陀罗其名为“月支”。
然后，她又把“香山”当作犍陀罗（candhara），而这部经典中有记载“伅真陀罗”和“犍陀罗”两部，伅真陀罗是外来的统治者，犍陀罗是本地土著，伅真陀罗王就是外来的、建立贵霜王朝的丘就却，他就像这部经典中所说的，从外而来，建立了佛教帝国。
但是，陆扬经过梵文、佛经的对比，指出这根本是错误的，因为“伅真陀罗王”的意思是“大树紧那罗王”，梵文的drumakimnara就是“树”，因为“真陀罗”是不可分的一个词，而《伅真陀罗王所问如来三昧经》刚好有一个异译本，就是鸠摩罗什译的《大树紧那罗王所问经》。
因为《伅真陀罗王所问如来三昧经》是支持“月支”和“丘就却”论述的唯一文献，这一文献依据被推翻，那么，这本700页的大著就站不住脚了。
难怪他会这样批评：
“（古）的种种观点全都是建立在错误的认识之上，而绝大部分的关键性错误，是由于他的历史方法、佛教文献学、和印度中亚语文方面缺乏基本训练所造成的。
所以，我建议写书评的人，最少要把这本书的某一章，最好是关键的一章，重新核查一下它的文献资料，看看它是否断章取义，是否隐瞒证据，是否张冠李戴。
特别是有的时候，作者为了表示自己的独特发现，常常隐瞒对自己不利的证据或者湮灭某一说法的来源，你就更要细心了。
像谢无量《中国古田制考》讨论古代中国的土地制度，谢是一个写了好多书、什么书都能写的人，吴志慎就看出他有匆匆抄撮的特点。
虽然吴志慎在关于《中国古田制考》的书评里面说得很客气，但是，他绵里藏针地说，你的新意见，好像都和日本人加藤繁的“英雄所见略同”呀，他把两种书的相同处一一列举出来，还说得很妙，说也许不应该怀疑谢的人格，不应当说这是“取法奸商，假造国货”，但如此雷同，是不是证明了日本人的著作译得还不多呢?
如果译出来了，恐怕谢无量先生“看见自己的心得早已被人说出，也许就要搁笔，比较省一点力”，批评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了。
这种功夫是“挖墙脚”的功夫，你书写得再花哨再漂亮，只要指出你的史料错误，就像是沙堆上建大楼，地基一垮，就土崩瓦解了，这叫“釜底抽薪”，是写书评的人要注意的，更是写书的人要注意的。
第二，理论基础和方法检讨。
对要评的论著，要检查其整体是否站得住脚，尤其是要检查它的理论观念和研究方法上的问题，不仅要追根溯源看它的理论方法，而且要看它是否“原原本本”。
这里也举一个例子。
余英时先生曾经写了几十页的评论，讨论狄百瑞的学生钱新祖的英文著作《焦竑与晚明新儒学的重构》（ChiaoHungandtheRestructuringofNeoConfucianisminLateMing）。
钱新祖的这本书，研究明代学者焦竑，用了很多西方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像“诠释学”、“对话理论”、“语言分析”等等，简单地说，他的结论是，焦竑的三教合一思想是对国家正统思想程朱学说的反动（Revolt）。
但是余先生指出，首先，钱的“重构”方法和“对话”途径是有问题的，他所谓与焦竑“对话”的方式，越过了历史背景和现实策略，走上“六经注我”的路子，余英时指出，当你把古人当作一个“沉默不语的伙伴”时，常常可以任意解释，尤其会把新儒学当成语言游戏，这是反历史的推断。
余先生的意思是，你研究思想史，必须把研究对象放置在历史中间，这和斯金纳的思路是一样的，绝不可以把对象从它的位置上任意抽取出来，把本来无法说话的古人当作对话的对手，把自己的想象强加在他的身上。
其次，当你把古人放置在历史中间的时候，你就要恢复历史语境了，可是恢复历史语境靠什么呢?
当然就是靠历史文献，但是他指出，钱新祖对于焦竑思想的表述，依赖的却是黄宗羲的叙述及一些二手资料，忽略了同时代人对焦竑的记载和叙述，甚至连同是万历年间人的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的资料都没有用上。
余指出：
（一）作者忽略了“历史重构”的过程，“没有认真把思想作为对过去的重构”，而是过于主观地想象历史;
（二）作者没有认真考虑明代三教合一观念的起源和发展，尤其是王阳明、王龙溪的三教观，脱开了王龙溪这样的重要环节，必然不能正确了解焦竑思想;
（三）把焦竑和戴震、章学诚的思想关联起来，缺乏证据。
所谓“气”的哲学与考证之学有关的说法，根本是没有根据的“揣测”。
换句话说，如果把焦竑当成古今可以随意隔空对话的抽象“人”，而不是生活在晚明历史环境中的具体“人”，晚明就变成抽空的时代，而不是具体的历史了。
这样研究好像可以很随意也很惬意，但那只是主观的形上玄思。
也许，有人会说，这好像是历史学家批评哲学家，用历史尺度来衡量哲学论著，但是，在学术上面并不存在汉宋之争，无论什么研究，都先要回到历史语境，不违背历史，也不违背逻辑，是最重要的。
当然，这种批评也有可能落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执一词的麻烦中，很多书评尤其是观念性的书评，常常会这样变成立场之争。
但是一般来说，一种观念需要有资料作基础，如果是历史著作就更需要有文献证据，如果证据不足，或者证据根本错误，那么你的观念性分析也就站不住脚。
这是一个通例，比如前面我们说到的，余英时先生对钱新祖的批评中，最让钱氏无法正面回应的，就是第二节里批评他在描述焦竑“这个人”的时候，主要依靠了《明史》和《明儒学案》，“这两本书已经被证明通常是不全面或不精确的”，余先生指出，钱新祖并没有去寻找“当时的一些原始资料”，比如谈焦竑的《养生图解》，就依据了后世的《明史》，却忽略了同时代朱国祯（1557-1632）的《涌幢小品》，谈焦竑和李贽之间的关系时，就依据了晚出的黄宗羲《明儒学案》而没有重视同时人沈德符（1578-1642）的说法。
余先生重重地说，“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在方法论上重视二手资料而忽视当时人的记述，是说不过去的”，特别是他由于忽略了这些资料，也忽略了1597年焦竑遭致贬斥并流放福建，最终结束政治生涯这一重要的历史背景，甚至连焦竑写给释鲁庵的信中提到的“修业”，本来应该是“修科举业”，也被钱新祖误解为“修因果业”，以便自己对焦竑佛教思想作发挥和解释。
因此，我们就知道，在这种文献基础上得到的思想史结论，就很难让人相信。
四、从书评到综述：
如何写博士学位论文的首章?
现在我们要从学术书评，进入到研究综述的写作。
其实，说白了，研究综述就是“集束式”的学术书评，就是要在整个问题领域的历史综述中，对论著加以学术史的定位。
这个方法对于我们的博士生、硕士生来说，是最为重要的。
为什么?
因为你的学位论文前面的研究史，就是一个你从事的研究领域的学术史综述。
而你看到的每部论著，都必须搞清楚它在这个领域的地位和意义。
它是否是这个问题领域的开创性著作?
在这个问题领域中它是否在史料上有发现?
它的结论是否推进了这个问题领域的深入?
或者反过来说，这部论著在这个领域是可看可不看的吗?
这部论著是一本抄袭或剪贴的东西吗?
这部论著是没有任何创见和新意的吗?
如果你不是在做学位论文，当然也许不必看这些没有价值的书，可是如果你是在严格地按照规范在做学位论文，你就不得不看这些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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