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卖合同纠纷案例答疑.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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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合同纠纷案例答疑
买卖合同纠纷案例答疑
篇一：
买卖合同纠纷案例范本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上诉人（原审被告）：
北京XX新技术开发公司。
法定代表人:
；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峰华，北京市首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
邵XX，1968年8月26日生，汉族，个体业主，住承德市委托代理人吕剑英，河北世纪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
承德XX冶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XX，该公司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
刘XX，男，1954年11月12日生，汉族，住承钢家属区
上诉人北京XX新技术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北京XX开发公司）与被上诉人邵XX、承德XX冶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冶金公司）、刘XX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前由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XX）承民初字第67号民事判决，北京XX开发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上诉人北京XX开发公司委托代理人张峰华，被上诉人邵XX的委托代理人吕剑英到庭参加诉讼。
被上诉人刘XX及XX冶金公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
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认定，1999年9月17日刘XX以北京XX开发公司的名义与邵XX签订《铁矿石买卖合同》一份，此后，邵XX依约定组织货源进行发货。
截止2000年5月邵XX计发铁矿石13603吨，合款1972435元（每吨145元）。
另查，1999年12月9日XX冶金公司与北京XX开发公司签订了《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一份，合同约定了铁矿石的价格是每吨90元，数量4000吨并约定了质量、运输方式等内容，供方有承德XX冶金冶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XX签字。
需方只有北京钢研XX开发新技术开发公司字样，既无公章亦无经办人员签名。
而北京XX开发公司向法院提交的证据《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从内容上看与上一份合同基本相同，只是价格是每吨87元，需方一栏盖有北京XX开发公司合同专用章。
另外，北京XX开发公司向法院提交的“1999－2000年北京钢研XX开发新技术开发公司与承德XX冶金冶金有限公司钒钛矿贸易一览表”表明，自1999年11月3日至2000年7月25日计收到矿石12587.5吨。
截止2000年4月25日北京XX开发公司只付货款120万元，尚欠772435元货款未付。
而XX冶金公司收到货款后只转付给邵XX货款50万元，其余70万元货款被XX冶金公司法定代表人刘XX占用。
原审法院认为，XX冶金公司与北京XX开发公司所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由于内容不尽一致，且实际发货时间与合同签订时间相矛盾，因此应认定该《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未生效。
北京XX开发公司称原告提交的《铁矿石买卖合同》及收条系伪造，要求对其进行鉴定，但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同期验材样本，致使鉴定工作无法进行，故此北京XX开发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而刘XX系北京XX开发公司下属单位的副经理，其代表北京XX开发公司与邵XX所签《铁矿石买卖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刘XX的行为具有表见代理的性质，而且在实际履行该合同过程中，北京XX开发公司既未制止该合同的履行，亦未声明刘XX代表公司签订的合同的行为无效，况且其他相关证据已形成证据链条，足以证明该合同已实际履行，故应认定邵XX与北京XX开发公司所签《铁矿石买卖合同》合法有效。
北京XX开发公司拖欠邵XX部分货款不予给付属违约行为，应承担给付货款并赔偿经济损失之责任；XX冶金公司及刘XX既无法律规定，又无合同约定而占有邵XX货款属侵权行为，应承担由此而引起的法律后果。
综上，该院判决：
一、北京XX开发公司给
付邵XX货款772435.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自2000年9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至全部贷款之日止）；二、XX冶金公司返还邵XX货款7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计算自2000年4月2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至全部贷款之日止）；
三、刘XX对XX冶金公司返还邵XX货款并赔偿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上述款项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完毕。
诉讼费21510元，财产保全费8500元，其他办案费10500元，由被告负担。
宣判后，北京XX开发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理由：
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邵XX之间根本不存在铁矿石买卖合同关系，两者之间也从无业务往来，更谈不上拖欠货款。
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XX冶金公司于1999年12月9日签署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证明在1999－2000年上诉人与XX冶金公司进行的铁矿石买卖，且双方实际履行了铁矿石买卖合同，上诉人与XX冶金公司结清了铁矿石款。
该合同条款完备，且双方已实际履行，完全符合合同生效条件。
一审法院认定该合同未生效是完全错误的。
三、邵XX是XX冶金公司的财务出纳，还参加了公司第一界股东会，说明邵XX是公司的核心成员，XX冶金公司只有两个股东：
刘XX占60％，王XX占40％，王XX和邵XX是夫妻关系。
因此刘XX与邵XX之间存在密切的利害关系，刘XX为邵XX出具的关于铁矿石买卖的相关证明（个人签字的合同与收条），不具有证据效力，法院不应采信。
四、被上诉人邵XX明知1999年8月16日以后刘XX的法定身份是XX冶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经理，在无任何授权文件和公司盖章的情况下，邵XX在1999年9月17日没有理由认为刘XX有权代表另一法人单位（北京XX开发公司）对外签署《铁矿石买卖合同》。
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表见代理根本不成立。
综上，上诉人请求撤销原判，依法驳回邵XX的全部诉讼请求，并由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邵XX答辩称，上诉人北京XX开发公司与被上诉人邵XX签订的铁矿石买卖合同有效，且已实际履行。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刘XX及XX冶金公司未进行答辩，亦未到庭参加二审诉讼。
经审理查明，北京XX开发公司院新字（1999）第001号文件《XX开发公司所属经营部干部任命通知》载明：
1999年3月3日北京XX开发公司院新字（1999）第004号文件《关于下发XX开发公司经济合同管理制度的通知》载明：
代理人签订合同必须向总公司申请《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并持有证明书在授权范围和期限内签订合同，XX的合同为无效合同，从XX冶金公司工商登记资料看，XX冶金公司成立于1999年8月16日，刘XX作为股东占60％股份，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王XX（邵XX之夫）占40％股份，邵XX为公司出纳。
邵XX在原审期间出示的《铁矿石买卖合同》载明，合同签订于1999年9月17日，合同最后签有“甲方：
北京钢研XX开发新技术开发公司刘XX，乙方：
邵XX”字样。
本院认为，刘XX作为北京XX开发公司部门副经理，对公司经济合同管理制度应该是明知的，其未取得公司授权委托证明书的情况下，无权代理公司对外签署合同。
刘XX以北京XX开发公司的名义与邵XX签订合同时，刘XX已经是XX冶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此，作为XX冶金公司会计，又是股东王XX的妻子，邵XX应该是明知的；且刘XX在合同书上仅有签名，没有公司盖章。
在这种情况下，仅凭刘XX出示的北京XX开发公司工作证和任命书认定邵XX有理由相信其有权代理北京XX开发公司签订买卖合同，认定刘XX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理据不足。
邵XX与北京XX开发公司不存在购销铁矿石的法律关系，故其以北京XX开发公司作为被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关于邵XX与刘XX、XX冶金公司买卖合同纠纷，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应发回重审；原审法院应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据实确认邵XX与刘XX、XX冶金公司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依法判决。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决
如下：
一、撤销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XX）承民初字第67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邵XX对北京XX开发新技术开发公司的起诉；
三、邵XX与刘XX和承德XX冶金冶金有限公司的买卖合同纠纷，发回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篇二：
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审理指南
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审理指南
一、买卖合同的订立
（一）买卖合同订立中出现争议的主要类型与特点
当事人之间就买卖合同订立中出现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于合同主体的争议。
买卖行为是经济活动中最常见的一种，市场主体或因考虑交易的便捷、或因法律意识的淡薄，或因内部管理的不规范，在买卖合同的订立中多有通过口头方式，或者虽然有书面合同，但书面合同是业务员、经办人、代理人订立而在文本中缺乏明确的授权，或书面合同订立后，一方当事人在合同履行中指示相对方向第三人履行合同或指示第三人向相对方履行，相对方对此未保留相应证据。
前述情况下，双方如就买卖合同发生纠纷，往往对于谁是买卖合同的主体发生争议。
如未订立书面买卖合同，在履行合同时仅有买方工作人员在收货凭证上签名，卖方主张货款时，买方以双方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有关人员的签名不能代表买方等抗辩，导致双方对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发生争议。
又如在双方虽订有书面合同，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第三方参与了合同的履行收取货物，卖方主张货款时，买方往往以虽然订有书面合同，但合同并未履行，收货方与其无关，其不是合同的实际买方而抗辩，此时则出现谁系买卖合同的买方的争议，即第三方究竟是代买方收货，还是和订立合同的买方共同构成实际买受人作为合同的一方，或者独立于原书面合同的买方和卖方实际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
2、对于合同成立与否的争议。
在没有书面合同的情况下，主张权利一方据以诉讼的依据，往往仅仅是收货单、结算单、对帐函、债权确认书等，此时相对方往往以合同关系未成立作为抗辩理由，双方就合同成立与否发生争议。
在虽有书面合同，但合同系当事人采取传真方式订立，且未及时保留相关证据，事后也未对以传真订立合同事项进行确认，主张权利一方以传真件作为主张合同权利的依据时，相对方往往以未和对方通过传真订立合同等抗辩，导致双方对合同成立与否发生争议。
在虽然订立书面合同，但合同中约定了合同成立的条件，在一方当事人依据合同主张权利时，相对方往往以合同约定的成立条件未成就，双方之间合同未成立作为抗辩理由，由此双方就合同成立与否发生争议。
3、对于合同内容的争议。
在没有书面合同，或者书面合同经过变更，或者合同履行过程中开具的发票等凭证与合同约定内容不一致时，双方王易于就何为合同实际内容发生争议。
（二）认定买卖合同订立问题的基本原则
对当事人就买卖合同订立争议问题作出认定，应注意以下原则：
1、注意通过对书面合同的审查作出认定，在书面合同条款内容不明时，注意以合同解释方法对合同内容作出正确解释。
2、在缺乏书面合同的情况下，注意考察合同订立中当事人的认知内容以及合同履行的实际情况对相关事实作出认定。
3、在有充分证据表明当事人之间就诉争合同约定明确的情况下，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避免轻易以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或公平原则等对当事人争议的合同内容作出与当事人真实意思不同的认定。
（三）审判实践中常见涉及买卖合同订立的争议问题
1、有书面合同，但当事人就合同关系的主体、内容及成立与否提出不同于书面合同主张的。
对此首先应针对书面合同载明的合同主体、内容进行审查，并审查书面合同是否经过有效签署、是否符合合同中约定的作为成立条件的订立程序来确定合同的主体、内容及是否成立。
当事人主张内容和书面合同证明的事实不一致的，提出主张的当事人有责任提供足以推翻书面合同的证据以证明实际买卖合同关系与书面合同不符，当事人未能提供充分证据的，应当以有效成立的书面合同来认定合同的主体和内容。
2、没有订立书面合同，当事人之间就合同的主体、内容发生争议的，应当审查合同履行
过程中当事人在有关货物和款项交接中签署的送货收货凭单、收付款项条据凭证、税务发票等书面证据，结合当事人的陈述，对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内容等综合作出认定。
3、在订立合同的名义主体与履行合同的主体不一致时，应当考虑合同订立过程中相对人的认知，结合合同履行中的实际情况作出综合认定，不应简单以书面合同作出片面认定。
4、在有多份合同文本而当事人就合同内容意见不一的情况下，应首先审查多份文本是否均已经过有效签署并成立，在不同文本的合同均成立的情况下，应审查不同文本合同内容上的关系以正确认定合同内容，即不同文本的合同是相互涵盖而导致后一合同对前一合同的变更，还是不同文本的合同规定的内容不一，后一合同仅仅对前一合同作出补充而并非否定。
5、在当事人就合同是否变更存在争议的情况下，首先应审查当事人之间在合同订立后是否形成对合同条款变更的书面材料，对此主张合同发生变更的当事人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如其对合同变更的主张不能提供有效证据的，应认定其主张不成立。
合同订立后出现合同履行与原合同约定不一致情况下，应首先审查该情形是当事人违约所致，还是当事人以履行行为实际形成对合同变更的合意。
6、买卖合同中增值税发票的证明内容与证明力问题。
一般来说，增值税发票的开具、交付和抵扣反映当事人参与的经济活动，但不可回避的是，增值税发票有的时候会因当事人借以偷逃税等违规行为而与当事人的（:
买卖合同纠纷案例答疑）实际经济活动不相符合。
因此，在买卖合同中，不应简单以增值税发票的开具方和接受方作为认定合同主体的依据，在当事人就争议交易是否付款或货款数额发生争议的情况下，也不应简单以增值税发票记载作为认定依据，而应综合考虑当事人对于合同订立中的认知、合同履行中货物交收的主体与经过、款项支付的主体与数额等事实。
二、买卖合同的效力
（一）涉及买卖合同效力纠纷的主要类型与特点
当事人之间就买卖合同效力出现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于合同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是否因其违法而无效的争议。
合同因违法而无效的，所违反的法应当是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或国务院制定的法律或行政法规，实践中对合同法该规定的理解与适用是一致的，但是，由于立法技术的原因，这一范围的法中，哪些属于强制性规定并不明确，由此对于合同所违之法是否属于强制性规定存在争议，进而对合同是否因此无效，也存在争议。
另外，合同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还要考察该规定是管理性规范或效力性规范，只有违反属于效力性规范的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合同，才是无效合同。
同样限于立法技术，我国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中的强制性规定属于管理性规范还是效力性规范并不明确，由此对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因对于该强制性规定的规范性质不明，导致对合同的效力也存在争议。
2、对于合同涉及经济犯罪的，是否必然导致合同无效在实践中多有争议。
如买卖合同的标的物是赃物，是否买卖合同一律即告无效；买卖合同的目的是为实施犯罪行为准备条件，是否买卖合同因此即归于无效等。
有观点认为合同一旦涉及经济犯罪，则必然属于无效合同，甚至不属于民事争议的范围，应当通过刑事程序追究有关主体的刑事责任。
实际上，合同涉及经济犯罪的情形各异，其后果也有不同，对此应针对具体情形区别处理。
3、表见代理是广义无权代理的一种，即行为人的代理行为并没有得到本人的授权，如果不构成表见代理，则行为人以本人名义订立的合同并不能对本人发生效力，而相对人之所以通过行为人订立合同，是基于业务员、经办人、代理人等行为人所代表的主体的市场信用、履行能力等的信任，基于和行为人所代表的主体发生合同关系的意愿，因此在无权代理发生后，相对人多主张行为人构成表见代理，行为人以本人名义订立的合同对本人发生效力。
而在此情况下，本人因根本未授权行为人代其订立合同，其最常见的抗辩就是行为人的行为未经其授权，已不构成表见代理。
双方易于就是否构成表见代理而产生合同是否对本人生效的
争议。
4、对于以格式合同或格式条款订立的合同效力的争议。
对于以格式合同或格式条款订立的合同，如属于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的无效情形的，在实践中争议较少，但对于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即“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如未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或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时，该条款的效力如何长期以来存在争议。
合同法司法解释
（二）第9条、
第10条属于对合同法第39条所做的解释，从解释的文义上看，对于合同法第39条中规定的格式条款提供者未尽提示和说明义务的，当事人申请撤销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其中第9条未对合同法
第39条中规定的格式条款，如同时符合合同法第40条中无效条款情形的作出除外规定，但对于该情形，合同法司法解释
（二）第10条同时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条款无效。
（二）认定买卖合同效力问题的基本原则
对当事人就买卖合同效力争议问题作出认定，应注意以下原则：
1、主动审查原则。
合同效力问题是法律对于合同有效与否的评判，属于法院依职权审查的范围，对于合同效力问题，即便当事人无争议，法院也应当主动予以审查认定。
2、注意适时释明，保障当事人程序权利。
基于合同效力属于法院主动审查的范围，在法院审查的结果与当事人主张不一致的情况下，法院应适时释明，以使当事人有机会变更诉讼请求，避免讼累。
3、正确适用强制性规定，审慎稳妥认定买卖合同效力，避免不当否认合同效力。
（三）审判实践中常见涉及买卖合同效力的争议问题
1、鼓励交易是合同法的重要精神，人民法院审理合同纠纷案件不应产生阻碍合法交易的后果，应谨慎正确地认定合同无效。
实践中对于合同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中强制性规定是否一概无效长期存在争议。
对此，应当注意，一是只能依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认定合同无效，不能直接援引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作为判断合同无效的依据。
二是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中的效力性规范才能确认合同无效。
即以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而认定合同无效时，应注意并非合同违法一概导致合同无效，而应考察合同所违之法的性质，包括所违之法律规范是否强制性规定，以及该强制性规定属于效力性规范抑或管理性规范。
其中管理性规范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未明确规定违反此类规范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
此类规范旨在管理和处罚违反规定的行为，但并不否认该行为在民商法上的效力。
效力性规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该类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或者虽未明确规定违反之后将导致合同无效，但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规范。
此类规范不仅旨在处罚违反之行为，而且意在否定其在民商法上的效力。
因此，只有违反了效力性的强行性规范的，才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2、对于涉及经济犯罪合同的效力问题，不应当简单一概以涉及经济犯罪而认定无效，而应根据经济犯罪行为与合同的关系分别作出认定：
一是经济犯罪行为与合同行为不重合。
此时如合同无其他无效情形，则不应仅以涉及经济犯罪而否定合同效力。
二是经济犯罪行为与合同行为重合。
此时除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善意第三人提起合同之诉，确认合同有效外，应一律认定合同无效。
3、在合同关系中，多有对有关人员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从而引起合同是否对当事人产生效力的争议。
对此在表见代理的认定上应当注意以相对人善意无过失为条件，即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
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考察时点应针对订立合同等行为当时。
实践中构成表见代理的情形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第一，因表示行为而产生授权表面现象的表见代理。
第二，因越权行为而产生的授权表象的表见代理。
第
三，因行为延续而产生的授权表象的表见代理。
因表见代理会导致本人在无授权的情况下要为行为人的行为对外承担责任的重大法律后果，对于表见代理的认定尤应慎重。
4、以格式条款订立的合同，除了适用与普通合同相同的无效情形规定之外，如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
同时，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关于提示和说明义务的规定，导致对方没有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对方当事人申请撤销该格式条款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
三、买卖合同履行中质量争议的处理
（一）涉及买卖合同履行中质量纠纷的主要类型与特点
当事人之间就买卖合同质量争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是否存在质量问题的争议。
买方就标的物提出质量异议后，标的物不存在质量问题或者买方提出异议的内容不属于质量问题是卖方最常见的抗辩。
此时，双方即产生质量问题存在与否的争议。
对此，买方应举证证明标的物存在其主张的质量问题，如需通过鉴定程序确定质量问题存在与否的，买方有申请鉴定和预缴鉴定费的义务。
2、质量争议对于质保金的影响。
质保金条款是买卖合同中常见的约定，在约定有质保金条款情况下，质量争议发生后，质保金是因质量问题的存在而直接归属于买方，还是作为卖方承担质量问题责任的资金担保，是常见的买卖双方争议问题。
3、质量异议期、检验期等期限超过后的质量争议问题。
质量异议期、检验期是买卖合同中常见的期限约定。
一般来说，买方应在在约定的质量异议期及时提出质量异议，或是在约定的检验期内及时检验标的物，对检验结果有异议的应及时提出。
但是，对于超过质量异议期或检验期发现或发生的质量问题，买方提出质量异议是否一概不予审查和支持，实践中多有争议。
（二）认定买卖合同履行中质量争议问题的基本原则
对当事人就买卖合同履行中质量争议问题作出认定，应注意以下原则：
1、注意审查质量异议是否当事人恶意履行合同所致；
2、注意审查质量争议中双方过错情况下的责任划分；
3、注意在质量争议中通过可预见规则等平衡双方当事人利益，避免利益失衡。
（三）审判实践中常见涉及买卖合同履行的质量争议问题
1、在产品已动用情况下，对当事人之间发生的质量争议问题进行认定时，应综合考察收货验收时的货物合格与否情况，以及争议质量问题是否属于易于发现的外观性问题，在当事人双方就此无法达成一致，又无其他证据可以直接证明的情况下，应向主张存在质量问题的当事人释明，征询其是否申请启动鉴定程序的意见，如其申请进入鉴定程序，则根据其申请适时启动鉴定程序以确定是否具有质量问题；如其拒绝以鉴定程序来确定质量争议，应告知其在没有有效证据的情况下，对其存在质量问题的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风险。
2、在就质量问题作出鉴定过程中，从鉴定程序的启动时即应严格遵守司法鉴定程序的规定，尤其是对于鉴定材料，应在确定鉴定内容和范围后，根据案情确定鉴定材料的提供义务人并限期其提供，在收到鉴定材料后，应组织当事人质证确认，对于鉴定报告，应及时组织当事人质证。
3、对于合同中既有质量异议期,又有保修期的，应注意质量异议期指的是当标的物不符合质量要求，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买受人可以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质量异议期是为了交易能正常进行；而保修期是针对买受人检验合格的产品,在确定的保修期限内发生问题的,由卖方提供维修等售后服务。
因此，在约定保修期时，卖方不得以已过质量异议期为由拒绝提供维修等售后服务，在质量异议期应提出而未提出质量异议的，买方以未过保修期为由要求卖方承担约定质量异议后果的，不予支持。
4、约定质保金的性质与处理问题。
对于买卖合同中常见的质保金条款，其作为特定化的
货款，可以是质量保修金，也可以是质量保证金。
如作为质量保修金，当标的物出现质量问题，即用于充抵维修标的物的费用；当标的物质量合格后，其给付条件成就，即应按约给付。
如作为质量保证金，在没有违约条款并存的情况下，其性质类似违约金，可以比照合同法的违约金规则来处理；在与违约条款并存的情况下，如果标的物质量不合格构成根本违约，违约方即无权请求给付质量保证金，如果不构成根本违约，违约方应当先按照违约条款承担违约责任，然后才能请求给付质量保证金。
四、买卖合同履行中是否属于情势变更而导致合同可变更或解除的认定问题
（一）买卖合同中涉及情势变更纠纷的主要类型与特点
当事人之间就买卖合同中涉及情势变更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合同所涉情形是情势变更事由还是商业风险。
如果合同所涉情形属于商业风险，则该情形属于市场主体参与经济活动的固有风险，因该情形导致合同一方处于不利地位的，该当事人不得以该情形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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